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政党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5)04-0090-05 意识形态不仅是观念的体现，还具有实践性特征，它所指向的并非是空洞之物，而是现实的生活，它包含着丰富的形式(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伦理、哲学、宗教等)，是指导我们从事实际活动的前提。而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存亡与发展。政党之所以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为其执政合理性提供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功能，通过使不同的人实现思想上、价值观上的共鸣，从而掌握并扩大其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还具有整合及社会管理功能，是政党执政地位得以巩固的重要法宝。可以说，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软实力，它是政党政策、观念、制度等一系列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关节点在于这些思想主张得到被管理人员的认同与支持，内化为其意识，并外化为符合政党所要求的行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切实贯彻和提高执政党执行力，即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并为之服务的能力。可以说，政党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执政所必须具备的内在设备，有利于凝聚人心，整合利益。[1]对于维护和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实现政党统治的合理性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政党都把意识形态建设置于重要地位。而当下的世界，发达国家借助网络等媒介享受着全球文化的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挑战，本文旨在回顾前苏联意识形态解体这段历史，并分析当前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反思、借鉴并探明方向。 一、回顾历史：苏联政党意识形态模式的解体 对苏联这座社会主义大厦的解体，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相关文献研究，如：左凤荣的《苏共败亡的关键何在》、周尚文著《苏联兴亡史》、美国学者彼得.施魏策尔的《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这些文献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其中，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苏联政党意识形态的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重大原因。 在列宁时期，通过适时地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保卫着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列宁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2]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进程。然而，自斯大林时期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共政党意识形态开始崩溃。一是因为苏共领导人背离了自身坚守的意识形态，使之僵化。正如法国学者托尼.德烈阿尼指出，建立在高度集中管理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隐藏着危机，教条主义、怀疑主义、宗派主义、体制弊病都与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和首创精神。[3]对此，美国学者保罗也认为，苏东剧变是因为在斯大林乃至以后的苏共领导人的推动之下，马克思理论的灵活性、人道主义和对自由的关注不复存在，反而代之以僵化、形式化、教条化的体制。[4]可以说，在苏共领导人实行的高度集中文化管理体制下，国家的意愿其实就是领导者个人的意愿，领导人本人成了真理标准，这其实也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表现。[5]二是苏共领导人放弃了自身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使之虚幻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6]对此，张骥、张爱丽在《论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及其启示》中也谈到，斯大林去世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却逐步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打起了抽象人道主义旗帜，提倡“非意识形态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可以说，由于苏共领导人上层的信仰转移，导致了普通苏共党员信仰的崩塌，从而使得普通民众信仰泯灭，最终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坍塌，苏联的解体也在所难免。[7] 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是苏联政党对马克思主义非科学化运用的结果，而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对此美国学者保罗也强调，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那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被变形。[8]而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挖掘其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在于吸取教训，并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发展性，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二、立足当下：国外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现状 (一)典型分析：新加坡政党意识形态建设 作为“东南亚各新兴国家中政治最清廉稳定、经济最繁荣进步、社会最和谐安定的国家”，[9]“新加坡之谜”受世人瞩目。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已从各个不同侧面研究超乎寻常发展的“新加坡之谜”，而本文重点梳理新加坡政党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孙景峰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一文中指出，人民行动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其理论意义并非十分看重，而重视其实质上意义，即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意识形态，侧重于把意识形态作为凝聚人心、整合利益的有效工具；李文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及其借鉴意义》一文中也指出，人民行动党没有拘泥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教条，而是根据新加坡的国情，对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民族主义改造。可以说，新加坡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成就源于：第一，人民行动党具有很强的执政意识，其秘书长李光耀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家素质，具备很强的执政意识，执政的目标明确，行动力强。[10]第二，政党建设带动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李光耀的“人比制度更重要”的观念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管理理念的思想基础，李光耀认为，好的领导人是好政府的关键。[11]第三，人民行动党善于处理党群关系，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建立了“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组织以便更好联系群众。[12]第四，人民行动党善于推进德育教育，重视培育人民的归宿感。[13]第五，积极推进执政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据1995年的资料显示，新加坡全国7万多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的仅9人。第六，人民行动党善于吸收和借鉴别国先进经验。自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就注重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广泛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信条中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14]第七，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理念。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李光耀经常强调：“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15]可以说，新加坡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经验，体现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各个环节，依赖于人民群众对其意识形态广泛认同，挖掘并抽象其执政经验，也许会带有难以避免的“中国特色”，但“洋为中用”，吸收先进也是促成我们进步的重要原则。 (二)把握规律，审视当前西方主要国家政党意识形态新变化 第一，政党意识形态现代化。一方面，政党意识形态根据时代发展做出合乎时代特征的调整。例如：1997年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以后，就“根据形势的变化，强调要在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前提下，不断地对思想理论、纲领政策进行改革与创新，实现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为此提出‘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张”。[16]另一方面，强调政党意识形态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讯卫星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及网络的普及，为政党传播意识形态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便利条件。据统计，自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时政党建立第一个网站起，到2000年中期，世界上大约有1250个政党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单在欧洲和北美洲，平均每个国家就有大约40个政党有自己的网站。[17]与此同时，李海在《当代西方政党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与回应》一文中也谈到，当代西方政党意识形态传播途径十分灵活。可以看出，西方主要政党在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中，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以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介，而是以更加灵活多样的媒介来扩大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二，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18]这是西方主要政党意识形态新特征最为集中的体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籍德国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尔就提出了“全方位政党”的概念，认为政党正在削弱或放弃意识形态，寻求超阶级的支持。[19]如：英国工党和美国的两大党积极推行和实践“第三条道路”，德国基民盟则明确提出建立“中间大众党”的主张。可以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西方政党削弱自身意识形态的趋势愈加明显，政党意识形态呈现中间化特征。对此，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认为，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就是政党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完全相互排斥向相互借鉴、吸收的方向发展。[20]于海青在《国外政党现代化的观察与思考》一文中也谈到，西方主要政党尽可能地模糊党的意识形态特性，奉行意识形态“中间化”，这一观点在王蔚《国外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倾向》一文中也有体现。而中间化的过程从根本上促进了政党意识形态向兼容化方向发展，有助于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21]同时，也有助于实现政党意识形态的灵活性。[22] 第三，政党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国外政党在调整意识形态、争取执政资格时，总是尽可能地表现出大众性和亲民性，强调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以便获取选民的好感与支持。对此，范树成在《当代国外政党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启示》一文中谈到，政党组织大众化实质是指群众化，主要指政党广泛吸纳社会新生力量，由阶级政党向群众政党转变。徐觉哉在《国外政党执政方式初探》一文中也谈到，西方主要政党打全民族利益的旗号，开始出现从“阶级党”向“全民党”转变。而对于如何实现政党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李海指出可以通过改进表达与传播方式来推进，并强调表达和传播方式的改进应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讲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形成一种准确、朴实、直白、生动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 第四，政党意识形态的工具化。这里强调的工具化即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性。对此，雷青松在《试论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特点及启示》一文中，指出西方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而当今英国新工党，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李美玲在《国外政党意识形态观述论》一文中强调，确立政党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维持政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意识形态更多地表现为实现政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在新加坡，意识形态的实用性体现也十分明显，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李光耀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强调推进意识形态建设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和睦团结为重要指导原则。 对于西方政党意识形态中发生的变化，不少学者也谈到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于海青在《国外政党现代化的观察与思考》一文中指出了五个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新科技革命浪潮。范树成则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党自身发展需要、谋求执政合法性需要以及政党凝聚民心、获得民众“位置认同”三大层面对此进行论述。而王蔚《国外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倾向》一文中谈到，新型媒体的冲击推动了政党运作范式的改变。可以说，随着西方中产阶级力量的扩大，社会结构的重组，政党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断融合中产阶级的利益，扩大其代表的社会基础，使得意识形态出现现代化、中间化、大众化以及工具化的新特征。 与此同时，研究西方主要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我们更重要的是把握其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一是推进意识形态包容性建设，扩大了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对此，雷青松在《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目标及启示》一文中谈到，政党作为联系公共权力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必须使自己的社会基础范围不断扩大，力量不断增强，形成广阔的生存空间，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二是坚持科学严谨的法治保障。[23]强调在法律的管理下，在久远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下，政府机构主要依靠法律来对各部门之间进行适当的控制和平衡，保证国家权力和公众福祉得到有效行使。三是规范严格的教育来引导。西欧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主要有“六重”：重视隐性教育，重视神性，重视个性发展，重视功利，重法外控，重视政府指导调控和地方分权管理。四是对文化与舆论传媒的灵活有效掌控。李春耕在《国外政党社会工作经验及其启示》一文中谈到，西方政党利用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等各种现代技术形式来对群众开展工作，已经是一种普遍趋势。当然，关于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不仅局限于此，在这里，笔者仅对其中主要的经验进行了梳理，吸取西方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三、吸收借鉴：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第一，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李海在《当代西方政党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与回应》一文中谈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淡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范秋迎在《国外政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特点及启示》一文中谈到，我们要坚决抵制西方社会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于春江在《论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中指出，我们需理性看待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思潮；韩健鹏则在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过程中，提出通过树立全球意识，增加中国文化的“势”能来抵制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的迫害。可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的需要，是反“和平演变”的需要，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 第二，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与包容性，扩大其群众基础 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我们不能故步自封，重走苏联的老路，应根据变化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一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建设。对此，李海在《当代国外政党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启示》一文中提出不断创新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与时代化的主张：雷青松指出，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应该遵循与时俱进，注重连续性这一原则，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调整与创新，使之顺应变化了的实际，更好务实化；[24]二是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建设。姜跃在《外国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与调整》一文中以古巴共产党为例，指出其在苏东剧变后调动党内外积极性走出困境集中体现了其政党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并强调在国外执政党的政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石本惠在《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启示》中也谈到，借鉴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经验，应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纲领政策的涵盖面，增强其包容性，扩大和巩固社会基础。三是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保障其生命力的完美展现。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推进了政党意识形态包容性建设，旨在为执政党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此，俞伯灵则强调，意识形态只有贴近实际、贴近人们的生活，才能更好地赢得优势。 第三，净化与改善网络舆论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建设 舆论平台对宣传政党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主动放弃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拱手让出舆论阵地，导致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主宰了苏联的整个意识形态阵地。[25]而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网络这一舆论平台成了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关节点。于春江指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无国界趋势的进一步强化，使得国际间意识形态“短兵相接”，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6]对此，郑元景在《网络时代文化软实力竞争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文中也谈到，西方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其意识形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灌输和渗透，实质是网络时代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应对这一困境，一是出台“网络法律”，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实现依法治网、以德治网，使媒介网站、网民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27]二是顺应网络特征，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对此，梁刚在《论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中特别强调，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要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由抽象式转向形象式、由单一式转向立体式。郑元景则表示，网络时代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关键在于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三是在网络技术条件下，正确对待社会意识多元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28] 四、展望未来研究前景 对于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从总体上把握其新动向和新趋势，这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相应的专著成果还较为缺乏。在笔者看来，研究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下工夫，这也是未来研究国外意识形态应关注的课题。一是应增加国外意识形态典型性分析成果，推进国外意识形态的深入性研究；二是在应把握国外主要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现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国外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问题，推进国外意识形态的广泛性研究；三是应弄清楚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的联系和区别，更好地推进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四是应关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加强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力度；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大众化“三化”建设研究，巩固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及其影响力。总的来说，研究国外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能让我们更好地知己知彼，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并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 [收稿日期]2014-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