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的社会文化观与现代管理会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社会文化论文,管理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知识经济问题的社会文化观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识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注：参见余绪缨：“论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中国经济问题》（双月刊），1998年第4期。）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不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富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注：参见余绪缨：“论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中国经济问题》（双月刊），1998年第4期。）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而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注：参见余绪缨：“帕乔利对复式簿记的历史性贡献为此后会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财会通讯》（月刊），1994年增刊（中英对照）。）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许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觉。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注：大文学家、翻译家、世界著名记者、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先生临终时说过：“解放之后，要知识分子做驯服的工具，我当时听了，心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都成了驯服工具，我觉得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未必有利。……我觉得言论堵塞是很可悲的。一个国家如果只有齐声歌颂，而没有舆论监督，我觉得很可怕。”参见丁东：“世纪的告别”，载《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语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认为，肖老上述临终的谔谔之言，对我们今后的安邦治国，无疑具有深刻的教益。）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注：参见余绪缨：“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经济问题》（双月刊），1999年第4期。）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 Democracy 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 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注：参见余绪缨：“柔性管理的发展及其思想文化渊源”，《经济学家》（双月刊），1998年第1期。）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 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注：参见余绪缨：“试论现代管理会计中行为科学的引进与应用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为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 man)、社会人(Social man)和文化人(Cultural 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注：参见余绪缨：“试论现代管理会计中行为科学的引进与应用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注：参见余绪缨：“再论现代管理会计的特性”，《财会通讯》（月刊），1999年第6期。）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 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 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我在1994年写的为纪念帕乔利“复式簿记”发展500周年题为“帕乔利对复式簿记的历史性贡献为此后会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的文章中，曾把会计体系比作是“一棵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的树”。（注：参见余绪缨：“帕乔利对复式簿记的历史性贡献为此后会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财会通讯》（月刊），1994年增刊（中英对照）。）现在再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展开。我认为，从会计结构的发展看，可以这样来说明：农业经济社会的会计，作为“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好比是一棵生长在山上或平原上的树，它的各个部分——树干、树枝、树叶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增减变化是简单明了的。
到了工业经济社会，情况就不同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成分少了，经济的社会化程度高了，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了，资产可以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不仅可以保值，还可以增值。（钱被埋在地下是静止的，只能保值，而资本则可通过运动）——循环周转而增值），于是出现了许多如产权、利润和债权、债务等抽象化概念。采用“二维结构”的复式簿记即由此而产生。再以树作比喻，“二维结构”的复式簿记不同于“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在于它不是一棵生长在山上或平原上的树，而是生长在河边或湖边的树，既有岸上的树的本体，还有水中树的“倒影”，资产有如树的主体；负债、资本有如树在水中的“倒影”，于是有了“资产＝负债+资本”的公式。资产作为树的本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负债和资本作为树的“倒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如股票作为一张“产权”的凭证，是看得见的，而股票的价值是100元、1000元、还是10000元，所写的只是一个符号，是摸不着的，因为它们代表的不同价值摸起来都一样，毫无差别）还有一点，树体和水中“倒影”的关系，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树体和水中的“倒影”是一致的；当风暴一来，波涛汹涌的时候，水中的“倒影”就完全变形了。这也可以用来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投资、借债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再说，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情况又会怎样呢？知识经济之所以不同于工业经济，在于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它是以知识作为企业创造新的价值，从而增强企业巨大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源泉。再以树作比喻，在知识经济社会，管理会计又怎样表现为“三维结构”呢？大家知道，知识从总体上看，都是“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它好比生长在河边或湖边的树的根部。树根埋藏并扩展于地层的深处，为整个树的发育、成长吸收和输送养分。一棵树根深才能花繁、叶茂。在知识经济社会，管理会计将以其特定的方法（不同于财务会计的方法）着重进行知识资源（包括显性知识资源和隐性知识资源）的研究。仍以树作比喻，意思是说，它研究的领域，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树的本体的研究，也包括看得见、摸不着的树在水中的倒影的研究，还包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树的根部的研究，从而由“二维结构”扩展为“三维结构”。我们这样来论述这一问题，也可以简称为会计演化的“树形理论”。还有一点，即使是现行的管理会计，从研究的时间跨度上看，也和财务会计不同，是属于“三维结构”，即“既研究过去，也研究现在和未来”（特别是其中的决策研究，都是面向未来的，而财务会计则主要研究历史记录）。
（四）“知识资源”（包括显性与隐性知识资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大家知道，知识资源是深藏于人的大脑中的。因而知识资源，并不象物质资源、财务资源等那样，可以直接进行量化，并按照一定的规则纳入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的。人，作为“社会人”乃至“文化人”，其学识、经验、修养、能力、心理等因素是极其繁杂、多变，难于甚至无法进行量化，进而纳入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的。因此，对有关对象的量化问题，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量化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决策研究人员为决策者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相关的参考信息。数量信息只是信息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对于难于量化的对象，决策研究者只要将有关情况较完备地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并据以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洞悉其中所隐含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和基本规律，亦足以为决策者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而且即使是可以量化的对象，如果脱离活的情况，而只提供死的数据，其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涉及的越是属于高层次、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决策，越有赖于决策研究者全面提供相关材料（包括量化和非量化的相关材料），为决策者最终有效地进行高屋建瓴式的综合判断服务。由此可以看到，对知识资源的研究，要求充分做到数量因素与质量因素并重、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数量计算与综合判断相结合。显然，这是与财务会计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的。
管理会计要在知识资源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决策研究人员要大力提高自己的对相关信息的洞察力与感悟力，并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贯穿于信息处理过程的始终。
这里所说的科学性，主要是指要破除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坚持用系统观、长期观和动态观来分析、研究有关问题，对多样化的相关信息所显示的各种数据、信号和征兆获得深层次的规律性的认识。
这里所说的艺术性，是指决策研究人员对多样化相关信息所显示的各种数据、信号和征兆，能善于慎思明辨，触类旁通、见微知著，从整体上加深对有关信息的认识。
以上两个方面的结合，最终使信息处理的结果，能成为科学精神和艺术修养相统一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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