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之争的由来和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由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每当一种社会统治秩序侵害了社会成员的利益或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时候，社会变革的愿望就会产生；而当这种侵害的对象是社会的主体力量或者这种不适应已变成沉重的桎梏的时候，社会变革便会成为现实。可是，变革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还是温和的方式，却是社会变革从愿望变成现实的过程中须臾不可离得的问题。哪一种方式在哪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这与不同的变革在不同的阶段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于是，伴随着变革派与保守派的反复斗争，在变革派内部的激进主义者与温和主义者之间也出现了复杂的分歧和交锋，革命与改良之争由此而来。
革命是对现存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激进的、根本的变更和重构，改良则主张以现实的存在为基础，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渐进的、逐步的修正和改善，进而达到根本改造的目的。自然，这里的革命是指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暴力或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不包括纯粹争权夺利式的宫廷政变、武装叛乱以及因一些偶然因素而激发的社会反抗；这里的改良也是指着眼于根本的社会改造而着手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非暴力的社会进步措施，不把那种为了满足一时需要而随意采取、甚至无原则牵就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政治策略包括在内。也就是说，革命不提倡滥施暴力，改良也不意味着迷失方向。
然而，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却往往失误于此，相互之间既有意忽略对方的现实长处又无限夸大对方的潜在缺憾。革命者被改良者斥为鲁莽的空想主义者，缺乏承担现实责任的勇气和能力；改良者则被革命者骂作怯懦的实用主义者，鼠目寸光，胸无大志。这种偏激的争论几乎存在于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时期，可历史的发展轨迹却每每沿着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轴线运行，而且更多地偏向改良一边。一切思想理论的争执无不最终让位于现实力量的较量，革命与改良之争也不例外。激进的革命有时会把历史的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但整个社会并不完全踏着革命的节律演化，它总是固执地依循着自己的规律，并把革命所导致的超前部分拉回来，重新纳入改良的轨道。17世纪中期的英国从克伦威尔内战到光荣革命，18世纪的法国从雅各宾恐怖到拿破仑执政，莫不如是。
因此，革命与改良之争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并不独与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只不过，伴随着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相对于古典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的兴起，这一争执变得更加激烈和典型罢了。尤其是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横广大发展时期以后，时代特征的变化及现实运动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发生冲突，革命与改良之争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界最敏感的胶着点，并进而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时候，两者的争执已不再是单纯的社会变革的两种手段之争，它被赋予了浓厚的极端意识形态色彩，仿佛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分歧比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分歧还要大。所谓“中派比右派更危险”的理论便由此而来，同一条反保守主义的阵线被一分为二，互相对立。
二
为什么革命与改良之争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显得尤其突出呢？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是以资本主义社会里两大产业阶级的明显分野和尖锐对立为基础展开的，缺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因复杂多极的阶级结构而形成的利益缓冲带。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根本上达成有效的妥协，并以此作为自己整套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前提，认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①，“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方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②但是，现实运动的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渐渐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理论推断。
首先，运动的客观条件“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③。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地位的完全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原则逐步取代了封建专制秩序在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垄断地位，各种具体的民主制度日益走向完善，并逐渐成为一切社会力量在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民主意识不再为某些特定的阶级所独有，它已作为一种全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如何通过现存的民主程序（即通过改良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以取得更大实效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晚年的恩格斯已清醒地认识到：“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和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④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灵活地运用合法的选举权已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有效斗争方式。恩格斯坦率地承认，1848年的突然袭击和1871年的轻易胜利都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下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因此，只要斗争的目标明确，在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应成为原则性的分歧，“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⑤在这里，恩格斯委婉地肯定了合法改良的积极效用，但他把改良的效用限定在实现目标的斗争策略方面，而不与目标本身相混同，因而同后来伯恩施坦那种“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改良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不管怎么说。恩格斯晚年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强调合法改良的思想的确为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夸大和利用，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激烈争论乃至组织分裂的一个重要分歧点。(2)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垄断化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巩固，民族主义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欧洲各国日益成为国民意识的主宰。19世纪在民族国家的格局内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经济变革（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确立了现代大工业在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而现代大工业所要求和推动的各种经济结构、政治管理和普及教育，又都建立在国家体制的基础上，经济的发展状况、公民的生活水平及受教育程度，都直接与本国国力的强弱相联系。换言之，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把法律、教育和社会福利都集中在一个统一体系内的唯一组织，这样的组织及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在工业革命以前甚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人们的公务和私事都受着国家法律的管理，从儿童识文断字到成人掌握谋生手段都离不开国民教育，生病、失业、养老等等无不依赖于国家福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就成为一种强烈的感情，抵制着对王朝、宗教乃至意识形态的信仰。政府也总是以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名义，要求人们为“富国强兵”作出必要的牺牲，忍受暂时的痛苦。各民族国家内不同社会阶层在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而互相接近和谅解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得到加强，日益形成相对缓和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氛围。这既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改良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广泛实施奠定了基础，又为后来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屈服于“爱国主义”压力而卷入帝国主义厮杀提供了必然的理由。
其次，运动的主体——工人阶级的力量、素质、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阶级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但在于它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而且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肯定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绝对权威，从而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随着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陆续成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目标应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一观念已成为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共识。如然，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及其必然带来的阶级斗争方式的改变（激烈的或温和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革命的或改良的）就将在根本上模铸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形象。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人阶级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壮大，素质不断提高，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已成为现存政治经济结构中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资本同劳动的关系再也不可能象早期那样表现为强有力的雇主对愚昧、分散、贫困、无依无靠的雇工单方面地无限制地欺凌和压榨，而是日益广泛地体现在劳方同资方对等的谈判、斗争和妥协的各种机构和过程之中。一方面是阶级意识已经觉醒的工人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权益不断地给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议会民主制的确立和工人自身力量的壮大则为此提供了合法而有效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迫于压力不断地在政治、经济、社会立法诸方面适时妥协，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又使资本家有足够的能力在一些非实质性问题上对工人作出让步，如适当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等等。这样，工人的斗争往往由于在温和的经济的斗争阶段就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而失去了向激烈的政治的斗争阶段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一般而言，对参加斗争的工人来说，他们更乐于优先使用温和的经济的斗争。只有当这种形式不能奏效时，才会把激烈的政治的斗争作为最后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本无实质性的区别，温和的斗争和激烈的斗争也至多是斗争方式不同而已，什么方式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就采取什么方式。代价最小的胜利，哪怕是暂时的胜利，总是最吸引人的。温和的经济的斗争及其有效性，无疑有助于劳工运动中改良倾向和合法倾向的滋生和增长。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为表明自己独特的身份、意识和力量，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工会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这些组织从本质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共生的，他们把早期带有明显反制度色彩的工人运动逐步纳入了有限而更重视实际收入的改良主义轨道。工人阶级通过这些组织被接纳进现存的社会结构，获得了合法而有效的政治表达能力，进而半是被迫半是自愿地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形象，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由于在经济上分沾跨国垄断资本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在政治上享有适合自己成熟程度的足够的民主权利，在社会生活中依赖国家所组织的包括义务教育、失业救济、医疗服务、养老保险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其阶级意识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励下不断地受着国家意识的威压、诱惑和消蚀，甚至完全屈服于后者。因此，伴随着力量的迅速增长和素质的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却是逐渐走向温和，合法的改良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主要社会变革要求。既然工人阶级已在思想观念上认同了改良主义，以它为主要力量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就难以继续保持自己的革命色彩。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理论上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实际活动中却不得不屈服于“工会中立”的压力而一步一步地走向妥协和改良，忍受着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鸿沟；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则通过米勒兰主义和饶勒斯主义而主动迎合着工人阶级中的改良倾向；至于英国和北欧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力量本来就十分弱小，更是被强大的受工联主义传统影响的工会运动所包容和消化。结果，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各成员党中迅速蔓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为改良主义者所把持。
然而，运动的水平和方式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在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东西欧国家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者面临着由于落后的经济、专制的政治和扭曲的民族关系所导致的种种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工人阶级的发育水平也很低，环境之恶劣，斗争之严酷，是他们的西欧同伴根本无法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切改良的主张都不过是痴人说梦，只有革命暴力才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变革手段。于是，在东西方社会主义者之间，一场持久而激烈的革命与改良之争爆发了，它所导致的力量分裂迄今仍规定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格局。在这场争论中，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不顾俄国实际，谴责布尔什维克式革命主张为制造“恐怖”和“独裁”；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则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把主张改良的社会民主党斥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视之为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比资产阶级更加危险的敌人。理论和策略的论争由于世界大战的催化而衍变为各自政治行动的指南，在战时和战后纲领的制定过程中，东西方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并将分歧最终落脚在组织分裂之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针锋相对的两派力量，革命与改良之争由此被蒙上了偏激的意识形态尘埃。在共产党人看来，主张西欧式改良无异于机会主义叛卖；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主张俄式革命则是地地道道的对人类理性的扼杀。并且，彼此都从自己的角度责骂对方缺乏改造现实社会的勇气和责任感。现在看来，双方都是有失偏颇的，既忽略了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背景，又在根本上缺乏探索真理的宽容精神，因而都不同程序地陷入了宗派主义的误区。
三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但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加剧了彼此的矛盾和分歧。革命与改良之争不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流派之间继续存在，而且深入到共产党内部，成了划分敌友的一块重要的试金石。苏南冲突中批铁托的修正主义，中苏大论战中批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无不带有这种烙印。革命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谁要是一沾上改良主义的边，便被当作人民的敌人。甚至在一党一国内部也是这样，如中国的冒进与反冒进之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出笼，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贯彻等等。其结果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发起了一场又一场既“劳其筋骨”又“触及灵魂”的运动和斗争，致使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社会频频陷入混乱。
与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动荡起伏相反，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在种种有利条件的促成下，稳定渐进地推行改良主义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到70年代中期，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参政执政，其力量影响和行为模式还向非洲和拉美迅速扩展，社会党国际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政党联合组织和社会政治运动。一时间，瑞典模式人人称道，奥地利道路举世皆知，职能民主、集体谈判、共同决定、伙伴关系、社会契约、战略工联主义等一系列以改良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专用词汇流行于东西方理论界。尽管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自80年代末以来已面临深刻的矛盾和困境，力量有所下降，但以它为代表的灵活的改良主义战略在西方国家的一度成功，的确反衬了东方国家“革命”实验的僵化与失败。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涌起正是共产党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理性反应，它发轫于50～60年代的苏联东欧，而由80年代的中国推向高潮。改革的关键是摒弃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心转向全面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改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使社会进入一种稳定发展的良性轨道。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实质上体现了一个社会正力图实现一种完善自身的进步性改良。当然，这种改良决不是社会主义史上改良派行为模式的翻版，也不应该是忘却未来目标的纯实用主义妥协，而是共产党人在克服教条主义之后真正解放思想、勇于开拓的现实实践。它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为革命与改良的有机结合，因而是一种高要求的改良，或者说革命性的改良。
从目的和功能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同革命具有一定的共性。“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⑥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⑦不过，这种革命性主要体现于“解放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这一具体目标，若就改革本身而言，它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⑧，不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改造。但是，由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系统，它的各个方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只能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⑨同时，改革对于某些被实践证明确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的思想观念和具体制度，必然要进行根本的改造，而不是形式上的修补。这样，改革的结果尽管不会带来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变，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⑩，并最终引起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系列全新的变化。改革作为一种新型的改良，它的“高要求”和“革命性”由此得到充分的体现，改革也因此而成为整体改良与部分革命的有机结合，该改良的地方改良，该革命的地方革命，对哪一方面都不要排斥，对哪一方面都不要恐惧，同时对哪一方面都不要盲从。
中国共产党人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以其巨大的现实成就证明了这种革命性改良的非常价值。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纷纷拉开调整的架势，以适应因新技术革命而必然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成为广泛改良的时代，改良及其策略也因之逐渐抖落了它身上长期积淀的意识形态偏见，被务实的改革家引入自己的社会变革实践之中，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普遍要求和主要趋势。
注释：
①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第22卷第603页，第22卷第603页，第39卷第47-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⑥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135、142、237、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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