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认知的影响：启发式还是分析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发式论文,认知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上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将权力引入心理学研究范畴，以French和Raven(1959)的权力五分法为代表。近20年来，权力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社会心理学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全面考察权力(大与小)对个体在各种社会情境中心理与行为的影响(Maner,Gailliot,Butz,& Peruche,2007)。其中，权力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已经成为权力领域研究的新焦点与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对权力的心理学研究也在逐渐兴起，但相比于国外的研究，我国权力心理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双系统模型这一具体的视角来探讨权力对信息加工方式的影响，以期对权力本质有更清晰的理解。 心理学中权力一般指个人提供或占有重要资源或实施惩罚的能力(Anderson & Berdahl,2002)。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结果的能力(Keltner,Gruenfeld,& Anderson,2003)，对资源的不对称控制(Fiske,1993)。由于对资源和行为结果控制的不同，高、低权力者以不同信息加工方式建构着自己的世界。然而从双系统模型的视角来看，权力对信息加工方式影响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着较大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权力引发简单的信息加工取向，高权力者采用更多的启发式信息加工(Fiske,1993; Keltner et al.,2003)，另一些研究者认为，高权力者面临复杂的决策情境，其决策结果对社会和组织有着重要影响，而仅靠直觉启发式是不能完成复杂任务的，因而高权力者需要采用有意识的分析式加工(Mumford,Connelly,& Gaddis,2003)。 2 认知的双系统模型简介 近年来，很多学者相继提出了信息加工的双系统模型，如穷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启发式—系统式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双系统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推理、决策、说服、态度改变等领域。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两个系统有着不同的命名，如启发式(自动化加工、直觉式、冲动、无意识加工)，分析式(控制加工、系统式、深思、有意识加工)，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信息加工系统，即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heuristic system)和基于理性的分析式系统(analytic system)。启发式系统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并行加工且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模块化封闭运行，反应自动化，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影响，通常我们只能意识到其加工结果而意识不到加工过程。分析系统更多地依赖于理性，串行加工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非模块化，但分析系统不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干扰，主要基于规则进行，其加工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被意识到(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个体使用两个系统进行推理、决策，启发式系统常先于分析式系统做出分析判断，只有当个体意识到有必要干涉、纠正或支持启发式系统做出的决策判断时，分析式系统才会被激活(Evans,2008)。分析式系统通过加工启发式系统所忽视的信息来更正启发式的决策判断，以提高个体决策质量(Epley & Gilovich,2006)。 为了便于理解和阅读，全文将统一采用启发式、分析式指代两种不同的信息加工系统。 3 权力对信息加工方式的影响 研究表明，权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建构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就信息加工方式而言，学者们对其与权力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从双系统模型的视角来看，主要可以分为权力引发启发式认知和权力引发分析式认知两种对立的观点。针对这一矛盾，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理论模型，统合了现有的研究结果。 3.1 权力与启发式认知 一般认为，权力使得个体减少对他人和环境的依赖，进而引发简单化的信息加工取向，高权力个体常采用启发式信息加工策略，知觉他人时也更多地依据刻板印象。 Fiske(1993)在案例分析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由于对资源控制的不同和注意资源分配的不同，高、低权力者在人际知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高权力者往往采用启发式加工策略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对低权力者进行知觉。Goodwin等(2000)研究发现，高权力者更多的关注与目标有关的刻板一致性(stereotype－consistent)信息，忽视刻板非一致性(stereotype－inconsistent)信息，以使其刻板性判断有充足的理由。结果高权力者对他人知觉时更加的刻板和消极(Goodwin,Gubin,Fiske,& Yzerbyt,2000)。 Keltner,Gruenfeld和Anderson(2003)认为，与低权力者相比，高权力者的环境中有着更多的资源和奖赏，他们有着较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在社会知觉时往往采用更多的启发式。其具体的表现有，高权力者更倾向于刻板他人，在判断他人态度、兴趣等方面更加不准确。而低权力者更加仔细的观察他人行为，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进行推理。 De Dreu和Van Kleef(2004)研究了谈判情景中，权力对个体信息搜索策略及印象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和竞争性对手谈判时，低权力个体使用更多的诊断性(vs.引导性)问题策略，以保持对谈判对象意图的准确、真实的知觉。高权力者常使用引导性问题策略，这种问题策略使其获得的信息与其原有观点更一致，导致对信息理解的偏差。 Guinote和Phillips(2010)通过研究现实情境中旅店管理者和员工信息加工过程的差异，证实了权力能够引发更多的刻板性认知。实验中，分别让旅店管理者和员工判断目标个体是否适合某项工作。结果表明，员工对内、外团体的目标个体进行判断时，都更多地关注个体信息，较少受传统角色的刻板效应的影响。而管理者在评价外团体目标个体时较多地采用刻板信息；而在评价内团体成员时，较少使用刻板信息。 Weick和Guinote(2008)研究表明，权力增加个体对易得性启发式的依赖，高权力者在决策、判断时，更可能依据其当前的主观经验(momentary subjective experiences)，而不是其核心态度或先前的知识经验。实验中，高权力个体更多地依据信息提取的难易程度来指导其决策；而低权力者有着更加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较少受易得性启发式的影响。 Weick和Guinote(20lO)研究表明，高权力者对环境中的次要信息更多采用启发式加工，进而失去环境中有效的时间估计线索，其时间估计存在着更大的偏差。实验在排除了乐观、自我效能和情绪对时间估计的影响效应后，得出权力将通过注意分配引发更大时距估计偏差。 Galinsky,Magee,Inesi和Gruenfeld(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权力者对他人意愿、情绪多采用启发式加工，对他人如何理解、看待问题知之甚少。具体而言，权力不利于观点采择，高权力者很少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高权力者存在着更大的知识偏差，在判断他人情绪时更加不准确。 3.2 权力与分析式认知 Mumford等(2003)指出，仅依靠直觉启发式加工是不能完成复杂任务的，还需要有意识的分析式加工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相较于低权力者，高权力个体面临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其决策结果对社会和组织的影响也更大，故其需要采用分析式加工，以便做出较好的决策(Mumford et al.,2003)。 社会知觉方面，Overbeck和Park(2006)指出，领导需要下属形成个性化认知，以便更好地领导团队，实现组织目标。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工作，高权力个体需要对员工进行个性化知觉，以实现人和工作的较好匹配、较好地动员员工、提高工作效率。另外，领导者不仅要实现生产的任务，还包括解决与人有关的问题和决策，组织联盟时也要关注他人的需要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领导者对下属知觉时，不能简单依靠刻板印象等启发式，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式加工，形成对员工的个性化认知。 Willer(2009)研究表明，高权力者对组织有着更加积极的态度和团体认同，也有着较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得个体在工作时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约束、抑制非理性冲动，有着更高的工作卷入度。为实现组织目标，高权力者常要更加高效地工作，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为下属树立好的榜样。这种成功自我管理和高效工作都需要个体投入较多的认知资源，启用更多的分析式加工。 C
té等(2011)在实验研究和测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着亲社会取向高权力者，能够准确地知晓他人情绪，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较好的共情能力。权力增加了个体的独立性和行为自由，个体更多地依据其内部特质和动机来行动，有着亲社会取向的高权力者，常启用分析式认知来判断他人的需求、情绪等，因而他们有着更好的共情能力，能够更好地服务他人、满足他人需要。 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中的相关理论认为，领导活动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复杂工作，影响制约领导活动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变动性和复杂性等特点。领导者需要合理制定工作计划、分配工作任务，与下属建立良好关系并能有效激励下属以实现组织目标。这些有效的领导行为都需要领导者有效利用其注意资源，在评估和决策时反复思量与斟酌，启用更多的分析式加工。 3.3 权力与启发式、分析式认知 针对以往研究结果间的不一致，一些学者试图寻找新的变量、建构新的理论模型，以探讨权力产生启发式或是分析式认知的更深层的机制，统合现有的研究结论。 Overbeck和Park(2006)提出的目标导向理论认为，高权力者具有很强的目标性，其注意的焦点和信息加工方式都有助于其更好地实现目标。他们的注意更具灵活性和选择性，当他人或信息有助于其目标实现时，高权力者将使用有意识的分析式加工；无关时，高权力者将转移其注意。在对他人知觉和判断时，其认知方式的选择亦受到当前目标的调节。当知觉对象和其当前的任务相关时，与低权力者相比，高权力者启用更多分析式认知，能够更好地记忆他人的个人信息；当新增的、较重要的组织目标出现时，高权力个体会将时间与精力转移到相关的组织目标上，对于知觉对象信息的加工时间减少，记忆效果也随之变差(Overbeck & Park,2001)。类似的，DeWall等(2011)认为，高权力个体要完成许多工作任务，而他们的时间及精力有限，因而会先对工作任务进行评估。当高权力个体认为当前任务有价值时，他们会表现出较好的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对任务投入更多的努力(包括认知努力)，以更好地实现目标；而当工作任务无价值时，高权力者将不付出努力，其工作表现相对较差(DeWall,Baumeister,Mead,& Vohs,2011)。 Guinote(2007a)提出情境聚焦理论(The Situated Focus Theory of Power)，从引发权力情境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权力对个体认知方式及行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高权力个体的注意、记忆及推理和情境中驱动认知的首要因素相一致。情境中驱动认知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环境线索、期望、具身或经验性信息、经常或最近使用的图式、目标和长期可接近性的图式。不同情境中，某个认知驱动因素将被激活并占据主导，高权力者更多地加工与该因素相关的信息，忽视并抑制对次要或无关信息的加工，表现出更多的信息加工的选择性。同时，随着情境的改变，驱动认知的首要认知因素亦发生变化，高权力个体能够根据情境的要求灵活转变信息加工方向，表现出较好认知灵活性。对于权力引发更多的启发式或分析式认知，情境聚焦理论认为，高权力个体能够依据情境的要求灵活转变认知方式，即当情境要求个体对事物形成准确、清晰的认知时，会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和意识努力对当前的信息进行加工；当情境激活个体长期可接近性的图式时，如刻板印象等，高权力者会更多地依据启发式进行认知。以往关于权力对认知方式影响的研究结果间的不一致，是因为不同研究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激活了不同的认知驱动因素，进而引发了高权力者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 综合分析这些理论，可以认为，权力既可能引发起启发式认知也可能引发分析式认知，但都是更受当下情境影响，更与当下情境中所蕴含的目标相一致。高权力者有着较好的认知灵活性和选择性，能够根据情境的要求灵活地转变认知方式。 4 权力对信息加工方式影响的调节变量 权力对信息加工方式的影响受到个人变量和情境变量的调节。 4.1 个人变量 双系统模型研究领域的成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个体其双系统的作用差异很大。个体的工作记忆负荷、判断时的直觉信心等调节着双系统的相互作用模式。 4.1.1 认知繁忙 De Neys(2006)采用“第二任务”范式研究工作记忆的认知负荷对双系统相互作用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认知负荷过高常引发个体认知繁忙(cognitive busyness)，个体无法对相关信息进行充分地加工，进而在决策判断时更多地依据直觉启发式，分析式系统很难纠正启发式系统的非理性偏差。高权力者常面临复杂的决策环境，大量的事物竞争着他们的注意资源，因而高权力个体更可能处于认知负荷过高的状态，进而引发启发式认知。Fiske(1993)研究认为高权力者更多使用刻板印象知觉低权力者，部分是由于认知负荷引发的认知繁忙，无法对低权力者形成个性化知觉。 4.1.2 解释责任 解释责任(accountability)是指个体需要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并且个体的行为将受到他人的监督和评估(Paolini,Crisp,& McIntyre,2009)。当高权力者对其行为负有解释责任时，他们启用更多分析式加工，行动前也会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利益和行动的后果(Keltner et al.,2003)。类似的，Anderson和Galinsky(2006)指出，权力会增加个体感知危险时的乐观性，高权力者较少考虑环境中的威胁，有着更加冒险的行为决策，然而，当个体对其行为负有解释责任时，个体会采用更多的分析式认知，思索各种不利条件，更加谨慎地进行决策判断。 4.1.3 直觉信心 Simmons与Nelson(2006)认为，直觉信心是调节双系统相互作用模式的关键。启发式自动跃入意识并伴随着主观的难易程度，当启发式系统产生的直觉判断越容易，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越强，这时如果产生偏差，就越不容易被分析系统克服；启发式系统产生的直觉判断越困难，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越弱，这时如果产生偏差，就越容易被分析系统克服。权力影响个体的直觉信心，高权力个体对其最初的判断更有自信(See,Morrison,Rothman,& Soll,2011)，并且，高权力者更倾向于证实自己最初的观点，忽视情境中的观点不一致信息(Brinol,Petty,Valle,Rucker,& Becerra,2007)，因而在决策时，高权力者更可能采用启发式信息加工方式。 但是认知懒惰、解释责任和直觉信心这三个因素对高权力者信息加工方式影响的具体作用模式尚不可知，需未来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4.2 情境变量 权力对信息加工方式的影响均是建立在权力个体占据着重要的社会资源、有着更多的安全感、行为更加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当高权力者这种行为自由受到限制时，将会采用不同的信息加工策略。 4.2.1 权力等级稳定性 Higgins(1997)指出，权力等级不稳定时，高权力者害怕失去权力，因而对周围环境更具防御性，以避免他人的威胁。高权力者控制感和安全感的丧失，对其注意焦点和注意范围产生巨大影响(Friedman & F
rster,2010)。具体来说，当权力等级稳定时，高权力者有着全局性注意聚焦(De Dreu,Nijstad,& Baas,2011)，能够有效地利用定向的线索(orienting cues)对目标信息进行加工(Willis,Rodríguez－Bailón,&
,2011)，并能根据目标的改变，灵活性转移注意焦点(Guinote,2007b)；当权力等级不稳定时，高权力者采用局部注意聚焦，对环境中的信息平等对待(Sligte,DeDreu,& Nijstad,2011)，启用更多的启发式加工，更小心地注意和观察他人。 4.2.2 权力合法性 权力合法性和权力等级稳定性紧密相连，它决定了高权力者制定的决策和行为准则是否被接受或执行。Lammer等(2008)指出当权力获得或使用不合理时，高权力者会体验到内疚和害怕的情绪，这些情绪体验将对高权力者的信息加工方式产生影响。高权力者将小心地关注者环境，对信息启用更多的分析式加工(Lammer,Galinsky,Gordijn,& Otten,2008)。类似的，Smith,Jost和Vijay(2008)探讨了对实验角色分配有无给出解释以及解释的合理性对高、低权力个体情绪和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实验者未对实验的角色分配给出解释时(即权力不合法时)，高权力者不知为何拥有权力，表现出更多的冲突倾向。被赋予高权力角色的个体，通过独断的、趋近相关的行为申明其权力，却也更多体验到内疚和不适，这些消极的情绪体验将引发高权力者更多的分析式加工。 4.2.3 文化取向 权力距离反映了一个社会对于权力分配不公平现象的接纳程度。Keltner,Gruenfeld和Anderson(2003)指出，高权力距离文化设定社会的权力等级是合理的，个体需按照等级规定的标准来合理行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获得权力后，常表现出行为接近系统相关的认知模式，即更多地采用启发式信息加工；低权力距离文化，提倡平等与合作，高权力者的行为自由常受到限制，这种文化背景下权力会引发更多的分析式认知。 Torelli和Shavitt(2011)指出文化塑造的不同的权力概念和不同的目标相联系，进而会对个体的信息加工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其跨文化研究显示，横向—集体主义文化从社会角度定义权力，认为权力是为他人利益服务的(Torelli & Shavitt,2010)，该文化下的高权力个体能够启用更多的分析式加工，更好地记忆他人非刻板一致性信息，对他人采取更多个性化知觉；而纵向—个人主义文化从个人角度定义权力，认为权力是为了个人利益、提升个人地位服务的(Torelli & Shavitt,2010)，这种文化下的高权力者常忽视刻板非一致性信息，更多地使用刻板印象知觉他人。 5 评论与展望 权力引发不同的思维模式，其产生的影响效果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效应包括：人际互动中，高权力者常采取压迫和强制行为，给自己分配更多的利益，贬低低权力者的工作成绩；权力会降低个体换位思考的能力，进而阻碍对他人的同情和理解，实际上，高权力者常物化他人、视其为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韦庆旺，俞国良，2009)。积极的效应包括：权力引发抽象的思维模式，因而高权力者眼光更为长远，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高权力者有着更多的目标导向性行为，并且在目标实现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自律等(De Wall et al.,2011; Smith & Trope,2006)。因此，加强权力对认知风格影响的研究，发挥权力积极作用的一面，并对其消极影响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充分回顾、总结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该领域的研究有几个方面尚待完善。 5.1 认知机制的深入探讨 权力对双系统相互作用模式的影响，其潜在的机制尚未明确。权力是直接对信息加工方式产生影响还是通过其他的中间变量如情绪、动机等对其产生影响，需要未来研究深入探讨。 首先，权力的高低影响着个体的情绪，相较于低权力者，高权力个体有着更多的积极情绪(Keltner et al.,2003)，而情绪会对双系统的相互作用模式产生影响。在情绪和信息加工方式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在消极情绪状态下，人们会有更多的分析式加工，而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人们有更多的启发式加工(Sinclair & Mark,1992)。权力、认知、情绪三者的作用模式及作用过程如何，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其次，个体在信息加工时的不同动机调节着双系统相互作用模式。目前双系统模型领域主要关注三种动机：精确动机，防御动机及印象动机(Chen & Chaiken,1999)。不同的动机既调节着个体决策中启发式的影响作用，也影响着分析式信息加工的过程。有着精确动机的个体，会采用更多的分析式加工，较少受到启发式的影响；在防御动机的指引下，个体启用与当前态度相关的启发式，并有选择地进行分析式加工，以支持个体当前的判断；当个体受到印象动机的驱动时，会采用有偏差的分析式加工，相关的启发式将被应用到个体决策中(Nidhi & Maheswaran,2005)。权力、动机、认知三者的作用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究。 5.2 信息加工方式的进一步区分 关于权力引发的启发式认知，有的学者认为其能产生较好的决策结果，有的却持反对意见。如Smith,Dijksterhuis和Wigboldus(2008)认为，高权力的人有着较好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复杂的决策情境中，依据其直觉启发式思维，能够做出较好的决策。而See等(2011)认为，高权力者决策时更多地依据其最初的判断，对其决策结果也更加的自信和独断，较少采纳他人意见，因而产生较差的决策结果(See et al.,2011)。研究结果间的争议，可能源于没有区分决策过程中的启发式类型。Gl
ckner和Witteman(2010)认为启发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有着不同类型和认知机制的启发式。直觉启发式可划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基于样本学习—检索过程的关联式直觉(associative intuition)；二是基于原型比较的匹配式直觉(matching intuition)；三是基于证据积累的积累式直觉(accumulative intuition)；四是基于心理表征结构的建构式直觉(constructive intuition)。未来研究可区分不同的情境中，权力引发的启发式类型，并分析其影响效果，以便更好地理解高权力者的认知方式。 5.3 研究方法的改进 首先，目前权力对信息加工的影响研究多采用实验研究，其在权力的操作及权力感的测量方面都存在着缺陷。例如，实验中，未对个人权力操作和社会权力操作做出很好的区分，Lammers等(2009)指出，权力是多属性结构的，不同的权力形式将引发不同的认知方式。(Lammers,Stoker,& Stapel,2009)；在对权力操作的测量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工具，实验中权力感的测量工具多是研究者自编的简易问卷，且表面效度较高；在研究对象方面，实验多以大学生为被试，然而学生缺乏真实的权力经验。这些使得实验所得结果有失偏颇，进而影响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实验中权力操作水平及权力类型较单一。实验中，权力操作等级多为两级，缺乏更多层次关系的探讨；操作的权力类型多为法定权和奖赏权，对其他类型的权力如参照权、专家权力研究较少，对不同权力的联合效应的研究也较少。再次，实验角色分配上，多采用随机法，未考虑参与者属性权力(dispositional power)和角色权力(roles power)的匹配问题。Chen,Langner和Mendoza－Denton(2009)研究表明当个体属性权力和角色权力匹配时，个体有着较多的自我表达，这和分别操作两种权力感所得出的结论，即高权力者有者更多的自我表达(Anderson & Berdahl,2002)，是有出入的。因此，个体属性权力和角色权力的匹配程度对个体认知风格的影响是否会不同，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5.4 本土化研究的需求 如前所述，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调节着权力对信息加工的方式的影响。我国有着独特的权力(距离)文化，加强对中国文化背景下权力对信息加工风格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尚玉钒等(2011)采用因素分析和质性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中国企业中权力基础的维度，发现中国企业中的权力来源除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职位权力(法定权力、强制权力和奖赏权力)和个人权力(专家权力和参照权力)之外，还存在着独特的、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权力。这一独特的权力基础是否会对个体的认知模式产生独特的影响尚不可知。加强权力的本土化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权力本质的理解，进而提高对我国高权力者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尚玉钒，富萍萍，荘珮雯，2011)。 5.5 动态研究的稀缺 目前，权力对信息加工方式影响的研究，多涉及静态的权力效应。而社会生活中，权力等级常发生更替变换，而这种权力的动态变化对信息加工影响的研究则较少。Sivanathan,Pillutla和Murnighan(2008)采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s)和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s)范式，模拟现实中高低权力者在获得和失去权力时行为表现上的差异。结果表明，高低权力者在获得权力后都会表现出更多的自利行为，而在失去权力时却表现出适宜性行为。这种动态的权力得失对其行为影响的潜在机制是什么，个体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权力变化的不同阶段，个体信息加工方式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以后的研究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因此，未来应加强权力的动态变化对个体信息加工方式影响的研究。 权力作为社会、组织生活的基本现象，对权力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双系统模型的视角，对现有的关于权力对认知影响的研究进行总结，对把握、理解和改善不同权力等级个体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同时可指导个体利用权力引发的不同思维模式来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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