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兴衰六十载——国外斯坦贝克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克论文,斯坦论文,兴衰论文,荣辱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是20世纪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剧作家和随笔作家；其作品的题材涉及到 文化、政治、战争以及社会等诸多方面，深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欢迎。斯坦贝克生 前曾经荣获多项荣誉，先后当选为“国家文艺学院院士”和“美国文艺研究院院士”， 并且荣膺普利策奖(1939)和诺贝尔文学奖(1962)。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一股斯 坦贝克热潮，成立了“国际斯坦贝克学会”(the International John Steinbeck Soci ety)，创办了《斯坦贝克季刊》(Steinbeck Quarterly)。斯坦贝克是较早被介绍到中 国的美国作家之一，其公认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1939)早在1943年就被译成中文。 现在他重要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都有中文译本。
斯坦贝克研究是一个复杂而且诱人的领域。几乎他所有的虚构或者非虚构作品都曾引 起过批评者的关注，研究的话题、方法和批评的视角可谓五花八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 斯坦贝克研究表明，学术界对斯坦贝克的评价存在巨大分歧，也就是说斯坦贝克研究话 语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性。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虽然斯坦贝克在读者大众中享有持久的 声誉，但是却不是批评家和学者热衷于研究的对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相当复杂，其 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批评界对待斯坦贝克其人其作的片面性与简单化倾向。有鉴于此， 本文旨在通过对以往斯坦贝克研究成果的梳理，以说明那些批评话语如何决定了过去60 年间斯坦贝克在文坛上的荣辱兴衰。
一
当批评者们开始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斯坦贝克的作品时，他已经在文坛坚持不懈地耕耘 了10年之久。1935年出版的《煎饼坪》是斯坦贝克第一部受到论者注意的小说。随后的 几年间，尤其是“工人三部曲”出版后，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出现了大量有关斯坦贝克的 书评。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有许多批评家称赞这些社会小说是“无产阶级小说”， 因为它们主要“是从劳工的角度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社会问题”(注：Jr.Tedlock et al,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xx xiv,p.250,p.225,p.120.)。而另外一些批评家则攻击这些小说对资本主义根本性的颠 覆，说它们的产生源于其作者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这些早期的评述大多集中在 《愤怒的葡萄》上。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莱宣称，《愤怒的葡萄》“属于像《汤姆 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angry book)的范畴，曾经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难 以忍受的屈辱”(注：Joseph R.McElrath et al,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 ry Review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p.xv.)。艾德华·维克斯曾说 ，《愤怒的葡萄》“标志着已有18年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巅峰，小说中的饥饿、激情和诗 意是对过去7年间我们良知中的愤怒情绪的直接回答”(注：Warren French,ed.,A Comp anion to The Grapes of Wrath,New York:Viking,1963,p.109.)。约瑟夫·沃伦·比 奇认为这部小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生产的在30年代被称作无产阶级小说的最好的范 例”(注：Jr.Tedlock et al,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University of New Me xico Press,1957,p.xxxiv,p.250,p.225,p.120.)。麦克尔·马奇指出，“这是一部伟 大的无产阶级小说，一部辛酸、痛苦、残忍的家史，充满人的渴望、斗争与失败；书中 的人物栩栩如生，表明作者对他们的深刻理解”(注：Joseph R.McElrath et al,eds.J 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p.xv.)。正是在对其作品的这种僵化、简单化的评述的基础上，斯坦贝克迎来了其文 坛声誉的第一个高峰。
然而，好景不长。当《愤怒的葡萄》的流行给斯坦贝克带来巨大成功的时候，针对他 的攻击也开始出现了。当时美国文学批评界泰斗级的人物艾德蒙·威尔逊指责说：斯坦 贝克“几乎总是在小说中描写要么是低等动物要么就是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 …斯坦贝克先生没有能够像劳伦斯或者吉普林所做的那样，浪漫地将动物提升到人的地 位，而是将人比作了动物……斯坦贝克的这种动物化的倾向是他表现人类的手法中最大 的败笔”(注：Edmund Wilson,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Notes on California Nov elists,San Francisco:Colt Press,1941,p.42,p.50.)。在这最初的批评论争中，威尔 逊的话可谓一锤定音，将斯坦贝克推进了最拙劣的自然主义作家的行列。这导致了一种 批评倾向，认为斯坦贝克不仅“缺乏艺术创新”而且“太依附于政治和现实”。(注：F rederick Hoffman,The Modern Novel in America:1900-1950,Chicago:Henry Regener y Company,1951,p.160,p.153.)于是，批评家们不失时机地指出，斯坦贝克“习惯性地 将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并置……对自然景色和动物的生活的兴趣超过了对人的兴趣” ，而他没有能够“对笔下的人物做出令人信服的界定”，其原因就在于他将“界定的标 准降低到了他们的动物性上”。(注：Testumaro Hayashi,ed.,Steinbeck's Literary Dimension:A Guide to Comparative Studies,Scarecrow Press,1973,p.150.)
在那些倡导艺术只能服务于艺术之目的的批评家看来，斯坦贝克的作品存在美学上的 缺陷，只能作为“宣传品”阅读。此类否定性的批评不仅对斯坦贝克作品的主题大肆攻 击，而且针对其文体风格发难。威尔逊曾说，《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的字里行 间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空话”。(注：Edmund Wilson,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Not es on California Novelists,San Francisco:Colt Press,1941,p.42,p.50.)克劳德— 艾德蒙德·玛各尼认为，“因为其句法的断裂和语汇的不准确性，”斯坦贝克“措辞的 范围令人奇怪地受到限制”。(注：Jr.Tedlock et al,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 s,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xxxiv,p.250,p.225,p.120.)约翰·肯尼 迪则指出，斯坦贝克“能够写出许多页美妙而有影响的文字，但在其前后却是一页页的 垃圾，它们空洞无物，只是穿插了一些伪原始主义的字眼”(注：Jr.Tedlock et al,ed 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xxxiv,p.25 0,p.225,p.120.)。豪夫曼在评价《愤怒的葡萄》的嵌入式章节时断言：“对这15章的 风格、修辞以及非情感性内容的研究表明，斯坦贝克的文笔在这里是最糟糕的。”(注 ：Frederick Hoffman,The Modern Novel in America:1900-1950,Chicago:Henry Rege nery Company,1951,p.160,p.153.)斯坦贝克的声誉在这一片非难声中一落千丈，尽管 读者大众阅读他小说的热情未减。
二
斯坦贝克研究的这种沉闷局面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1958年出版 的比特·利斯卡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 化。在这本专著中，斯坦贝克的书信第一次被用来印证他的创作。作者在利用以往批评 论述的基础上，力求避免斯坦贝克研究中的社会学乃至批评性的倾向，对斯坦贝克的小 说作品进行新批评式的“细读”。尽管利斯卡著作中的具体分析与评价常常遭到后来的 批评家的非议，其影响却不容低估。在某种程度上，他超越以往在社会抗议的文学样式 之内考察斯坦贝克作品的局限，试图改变否定性的批评潮流，以确立斯坦贝克在文坛上 应有的地位。通过对斯坦贝克主要作品中自然主义倾向与生物性主题的考察，利斯卡指 出：斯坦贝克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赋予了文学自然主义的题材一些新的维度。这位批 评家还认为，斯坦贝克在哲学意义上超越了文学自然主义，拥抱的是非目的论的思想， 其独特之处表现在他在自然的语境中阐释社会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使得斯坦贝克能 够让大萧条的题材获得了一种恒久的美学意义，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注：Peter Lisca,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 58,p.294.)。在某种意义上，利斯卡那颇具洞察力的见解预示了一种从生态学的角度观 照斯坦贝克作品美学价值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在后来的斯坦贝克研究中占有极为突出 的地位。
20世纪50、60年代极盛一时的神话-原型批评也影响到斯坦贝克研究领域。根据神话— 原型批评家的观点，斯坦贝克的作品运用神话和象征说明了这么一种观点：所有的生命 都是神圣的，每一件造物都值得珍惜。范腾罗斯认为，上述观点不仅说明了斯坦贝克的 感伤情绪，而且揭示了他作为作家的力量之所在。在其批评专著《约翰·斯坦贝克：评 介与阐释》(1963)中，这位批评家追根溯源地考察了《胜负未决》与“堕落的天使”、 “地狱中的论辩”和“撒旦的高谈阔论”这些场面的一一对应。但是，他又指出，由于 斯坦贝克缺乏“真正的社会理论”，其作品中的“生物学取代了历史、神秘主义与人文 主义的地位。”(注：参见Joseph Fontenrose,John Steinbeck:An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3,pp.42-53.)亨特尔证明，《 愤怒的葡萄》的结尾“暗示了《圣经》关于净化的秩序的三个主要象征：旧约里的大洪 水、新约里的马厩和持续的圣餐仪式。”(注：David Wyatt,ed.,New Essays on The G rapes of Wra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7.)对于许多严肃的学者而言， 这种批评倾向似乎将斯坦贝克“从变动不居的批评声音中拯救了出来，那些声音仅仅将 他看作是一名新闻记者，只能与道尔顿·图姆博、詹姆斯·法雷尔和汤姆·科鲁玛尔同 日而语”(注：Richard Astro et al,ed.,John Steinbeck:The Man and His Work,Ore 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2,p.2.)。
斯坦贝克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兴趣陡增，出现了在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未曾有 过的研究热潮，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除了学术期刊上连篇累牍的研究其具体作品的文 章以外，还出版了许多批评专著和论文集。利斯卡的影响在这些出版物中占有突出地位 ；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斯坦贝克的非目的论哲学上，考察他如何将人刻画为“宗教的造物 ”和生物性的存在或者“集群动物”(group animal)。据此，批评家们认为斯坦贝克的 著作是对神话传说和他的哲学思想的阐释，而将文学资源看作是其虚构世界的架构手段 。
与这种非政治性、非历史性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至60年代还有些批评家仍然 出于政治的原因将斯坦贝克列为“无产阶级小说家”。他们这样做的依据通常是斯坦贝 克社会小说中所表征的社会与政治斗争。约瑟夫·布劳纳指出，《愤怒的葡萄》是一部 无产阶级小说，而《胜负未决》本质上是一部罢工小说，因为前者讲述了大萧条年代贫 困者的经历，后者“表现了共产主义者对罢工的操纵……其强调点是流动农业工人的经 济与社会困境。”(注：Joseph Blotner,The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Novel:1900 -1960.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6,pp.8-9.)戈登·麦恩认为，与辛 克莱·刘易斯和多斯·帕索斯一样，斯坦贝克参加了一场“关注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内 容”的左派运动，表现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威胁。”(注：Gordon Miln,T he American Political Novel,Norman: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6,p.1 05.)斯坦贝克作品的文学性显然不在这些批评家的学术视野之内。
霍华德·勒文特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之批评研究》(1973)被认为是斯坦贝克研 究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沃伦·弗伦奇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部专著“开辟 了斯坦贝克研究的新领域，是最近刚刚开始兴盛起来的一种批评方法的范例。”这种所 谓的新的方法指的就是70年代极盛一时的结构主义。作为一部典型的结构主义的批评论 著，勒文特的话语建立在以下假定之上：“令人可悲的是，约翰·斯坦贝克著作的流行 却使批评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斯坦贝克是个有缺陷的艺术家。”通过考察斯 坦贝克长篇小说的结构，勒文特发现斯坦贝克在创作中“一贯并且不断变化地寻找结构 与题材之间的和谐”，可是，这种和谐却很少达到：
斯坦贝克小说中典型性的缺失在于，其结构——无论何种类型——只为结构而发展， 丝毫也不顾及题材，以至于结构与题材往往是脱节的。这种缺失在斯坦贝克的大多数小 说中都显而易见，但是当他依赖于寓言性的要素或者手法来支持或者加强任何一种结构 方式时就尤为明显。(注：Howard Levant,The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A Critical Study,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4,p.x,1,7,and pp.2-3.)
《斯坦贝克书信集》(1975)的出版将批评者的眼光重新聚焦于斯坦贝克本人的创作观 、创作原则和写作目的。杰克逊·本森所作的传记《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真实历险》 (1984)讲述了斯坦贝克如何以职业作家的身份写作的经历。本森认为，“对斯坦贝克作 品的大部分批评毫无道理地流于平庸”；在批评家们的眼中，斯坦贝克最大的问题就在 于“他的政治或政治的缺乏”。本森的目的似乎是要重新解读斯坦贝克，呈现出一个活 生生的、复杂的人，这个人度过了生动而且多有变故的一生。本森笔下的斯坦贝克既是 作家又是思想家；他“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生观，这样的倾向简直是独然卓步的。” (注：Jackson 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Vi king,1984,p.184,224.)在这种意义上，这部传记可以看作是对斯坦贝克思想历程的纪 录。
三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斯坦贝克研究虽然规模不及从前，但却在更大的范围内 得到发展。许多批评家开始关注到斯坦贝克首先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作家这一事实，讨 论的中心也转向在他的意识中可以感受到的东西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欧文斯在探 讨斯坦贝克对边疆经验做出的反应时指明，他的作品“隐含着对加利福尼亚在美国意识 之中所占地位的敏感性的深深迷恋”。(注：Louis Owens,John Steinbeck's Re-Visio n of America,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5,p.5.)理查·阿斯特罗这样 写道：“约翰·斯坦贝克是一个西部作家。他优秀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深深扎根于美 国西部，界定了美国西部经验的独特性，并且赋予这种特性以意义。”(注：Golden Ta ylor et al,eds,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Texas Christian Unive rsity Press,1998,p.424.)这可以说是神话-原型批评的深化与发展。斯坦贝克的艺术 性仍然是批评家的重要话题之一。通过研究斯坦贝克虚构作品中的艺术手法，约翰·蒂 莫曼展示了斯坦贝克是如何历经曲折而终于成就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下面是他的一段论 述，对于理解斯坦贝克的创作很有启发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斯坦贝克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著作正处于转变之中，从写作主要旨在 详细阐述抽象主题并构思情节表达这种主题的虚构作品，到根植于现实并且让现实支撑 其主题的虚构作品。实际上，他的艺术视野当时正从一种内在的、理智的幻想转变为一 种外在的、客观的、经验性的幻想。(注：John Timmerman,John Steinbeck's Fiction :The Aesthetics of the Road Take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p.136.)
此外，批评家们还对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之后的著作、他的非虚构性作品以及短 篇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部分地源于为斯坦贝克辩护的批评意图，以证明他作为作 家的地位取决于他用所尝试过的文学样式都写出了优秀作品。于是，过去几乎完全被忽 视的斯坦贝克写于二战期间的作品，也引起了批评者的关注。人们认为，这些作品大多 质量低劣，生命力难以持久，它们的产生与其说决定于斯坦贝克自己的创作冲动，倒不 如说受制于外部的影响。无论是就斯坦贝克的创造力而论，还是考虑到批评界对他作品 的反应，战争中的这几年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注：Roy Simmonds.John S teinbeck:The War Years,1939-1945,Lewisbe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94.)
批评家们对斯坦贝克的非目的论哲学始终充满好奇。瑞尔斯拜克用达尔文主义的视角 解读斯坦贝克的作品，试图展示“斯坦贝克表面上在政治派别之间、希望与绝望之间、 现实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的摇摆所掩盖的一种统一因素”，以及他为了揭露“偏见乃是 毁灭性的梦想与自欺之基础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注：Brian Railsback,Parallel Ex peditions:Charles Darwin and the Art of John Steinbeck,University of Idaho P ress,1995,p.10.)戴维·明特尔从人类行为的社会生物决定论的角度重读斯坦贝克30年 代的作品，指出斯坦贝克的长处在于“描写具有人性的自然景色”和“刻画对自然力的 理解比对社会机构的感受更为深刻的人物……与其说他对人是感情用事的，不如说是极 度客观的，因为他最显著的忠诚在于生命的过程。”(注：David Minter,A Cultural H 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4,p.190.)
斯坦贝克研究领域近些年可谓门庭冷落。早在80年代，多纳尔德·奴贝尔就在《斯坦 贝克问题》的《引言》中对这种现象提出疑问。本森的解释也许道出了个中缘由：“在 我们的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悖论：如果一个作者的作品没有流行过一次，他就难以被媒 体关注，但如果老那么流行，那么批评家们就会怀疑作者写作意图的严肃性。”(注：J ackson Ben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2.)近来虽然也 有学者试图用诸如女性主义、跨文化理论和新历史主义一类的当代批评理论研究其作品 ，但是，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也许斯坦贝 克作品“表面的简单性和原则上缺少反讽使之难以适合任何批评手法。”(注：David W yatt,ed.,New Essays on The Grapes of Wra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 .7.)离现在最近的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斯坦贝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1997)是一本 论文集；它的出版标志着批评家们将斯坦贝克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所作的努力。令 人遗憾的是，这种努力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其中所有的论文各自宣称采用 了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它们全都验证了“斯坦贝克是一个像生态主义者一样思考的小说 家”这一理念。(注：Beegel et al,eds,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disci plinary Approaches,Tusscaloosa:U.of Alabama Press,1997,p.19.)也就是说，这些 论文的观点几乎仍然停留在50年代末利斯卡的层面上，没有太大的发展。
总的来说，对斯坦贝克作品的误读和误解，导致了现有的斯坦贝克研究中存在的种种 极端现象。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批评家们在评价他的文学创作时就往往是以谬误 与偏见为依据的。一些人只注重斯坦贝克在作品中表现的历史题材，而另一些人则走向 另一个极端，用他的科学知识和非目的论思想作为阐释其作品的基础。斯坦贝克确实在 作品中使用了宗教、美国传统、生物学的隐喻和意象，可是如果脱离了作品得以产生的 政治历史条件，这些隐喻和意象就变得毫无意义。由于斯坦贝克写于30年代的社会小说 的广泛流行，有些批评家就简单地将他归类为“通俗小说家”，这意味着其作品的文学 价值也往往因此而贬低。
当然，还有些批评家试图将他从这种标签下拯救出来，把注意力转向其晚期的作品， 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作品与社会历史语境没有任何联系。对于那些将斯坦贝克当作“抗议 ”作家看待的批评家而言，其作品要么是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真实反映，要么是下层人 生活的生动表现。但是在那些倾向于对斯坦贝克作无政治性、无历史性解读的批评家看 来，他的小说只不过是对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阐释。这些批评家没有能够认识到斯坦贝 克作品中的科学与哲学思想是如何与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服务于斯坦贝克的艺术的。可 以说，上述所有的倾向都应归咎于有关斯坦贝克的作品缺乏艺术性的种种指责。这些极 端性的倾向正是人们在以后的斯坦贝克研究中应该力图避免的。惟其如此，斯坦贝克研 究才能摆脱目前的这种冷落局面，取得堪与其作品的重要性相匹配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