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学案”带来的两个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困惑论文,两个论文,学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困惑一
1933年1月30日新当选的德国总统兴登堡授权希特勒组阁。德国建立了由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领导的政府。
1933年3月1日，贫苦出身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并于3月27日当上了校长。一年后辞职而去，但他的党费一直交到1945年。尽管积极参与“纳粹”活动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同“纳粹”的纠葛却给其整个人生蒙上阴影。英美法联军占领西德之后，海德格尔的朋友、学生们和他的思想的追随者、解释者，以及受到其思想影响的学者们，纷纷企盼着海德格尔像其他人一样忏悔自己，检查自己的“纳粹”罪行。但人们等来的却是他的沉默。这些关心着海德格尔的人为他的沉默感到羞愧难当。这导致不少人反感海德格尔思想，特别是在北美，把海德格尔哲学等同于“纳粹”哲学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在西方人看来，犯了有违人道的错误还沉默，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从来有“不因人废言”的古训，加之对日耳曼法西斯的仇远不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恨那么深，那么切肤，所以，海德格尔的政治污点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此相比，同胞周作人的命运就差多了：他的著作只是近几年才得以印着自己的真名实姓与普通公民见面。
中国现代哲学家中，也有沉默的。洪谦先生早年是维也纳小组的唯一亚洲裔成员。回国以后，致力于分析哲学的研究与传播。1949年滞留在大陆。但在50年代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之后，便沉默了（注：洪谦先生与其同姓的学生洪汉鼎在1999年于北京举行的小型现象学讨论会上披露，洪谦曾经在五十年代被迫属文，批判“维也纳学派”。洪谦先生为此终生抱憾。）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他才打破沉默，去英国讲学。
洪谦先生的沉默与海德格尔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从本质上看，二者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洪谦是为自己的学术立场而沉默，海德格尔是对自己的政治错误而沉默。记得我还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占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教育革命”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某同志在某次给学生的例行训话中指名道姓的讲，洪谦是逻辑实证主义者，顽固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北美的学生听到海德格尔坚持“纳粹”立场时的反感情绪，同当时“左”倾情绪笼罩下的工农兵学员听到“洪谦坚持资产阶级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感觉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也有不沉默的。挪威有位著名作家叫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高尔基、托玛斯·曼和辛格等大文豪都称赞他为“文学巨匠”。他出身贫穷，当过工人，饱尝饥饿之苦。后来他把自己对饥饿的亲身体验演义为一部小说《饥饿》，并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欧洲新浪漫主义的带头人，1920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将。可是恰恰这位出身贫苦的作家在纳粹占领挪威期间和许多挪威人一样，成了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他自己因此还受到希特勒本人的礼遇。纳粹倒台之后，过去与希特勒相安无事、甚至十分交好的挪威人，不论贫富纷纷出来指控希特勒，成为“纳粹”的批判者，甚至反对者。这位86岁高龄的老作家、顽冥不化，不识时务，不管在私下还是在盟军的法庭上，公然“仗义执言”，为希特勒辩护，维护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
与此相反，有些思想家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多次修正自己的错误思想，以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有的不得已而为之，有的本人自愿而为之，情况各异，不一而同。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在西方国家也如此。在德国思想家中追随过“纳粹”的决非海德格尔一人，大部分都改过自新，成了民主制度的支持者。
说心里话，我佩服那些顽固派，因为顽冥不化要困难得多，也危险得多。这难道不是为支持反动立场的人张目吗？但是，巴尔扎克也不是革命派，我记得好象有人说，巴尔扎克揭露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立场是地主贵族阶级的！如果这是传说，英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是保皇党应该是没有错的。黑格尔也不支持当时的民主革命，还公开鼓吹警察镇压教师和学生。他在《法哲学》导言中公开攻击学生运动的领导，莱比锡大学教授弗里斯，说弗里斯“恬不知耻地说出了下列观念：‘在真正的共同精神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一切共同事务的执行，其生命力来自下面的人民，借友谊的神圣链条，牢不可破地结合着生气勃勃的社会，将致力于国民教育和为人民服务的每一件工作’”。（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6页。）并且告诫专制政府，对这种拿着政府工资却支持学生运动的教授决不能宽容。
例举这些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每个人都不同，他这样生活，他那样生活，各自都有他特殊的原因和动机。这里难道有什么共性可言吗？我知道，这是不合逻辑的，可是，我的问题仍然在心头索绕，挥之不去：到底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有独立见解的作家应该从善如流，追求革命进步，还是应该顽冥不化，坚持保守反动呢？这种问题的提法是正确的吗？
困惑二
海德格尔是崇尚生命，崇尚真诚、自然生活的哲学家；他支持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完全是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可以打碎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虚伪”的工业文明，建立一种率真的、像大地一样朴实、粗旷、自然的生活方式。他的政治态度是他的哲学立场所致，是坚持实践这种哲学立场的结果。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听起来十分美好的政治理想、这种十分合理的生活哲学，却在一种野蛮的政治运动中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哲学家在政治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
瞿秋白是理论家，曾于1920年至1923年访问社会主义俄国，翻译撰写了大量马克思的理论著作。王明也是如此：他1925年留学苏联，1930年才回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自然十分熟悉。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1930年回国。他也翻译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李立三曾留学法国，并数次去苏联学习工作，1931年至1945年在苏联学习，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张闻天1925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
至今我没有见到关于毛泽东去延安之前读过资本论的记载，更不用说关于毛泽东研究德文马克思原著的消息了。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的熟悉程度而言，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而言，瞿秋白、王明、博古、李立三、张闻天他们肯定都比毛泽东高出不少。列宁根据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农民尽管因为贫困而支持革命，但实质上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而没读过《资本论》的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越穷越革命”，所以，提出了违背列宁学说的“农村的贫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我不难想象，在莫斯科熟读过列宁原典的学者对毛泽东“贫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的论断作何感想。可是，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斗争，节节胜利，而熟读马列经典，有较高马列理论水平的人领导政治斗争的，没有一个不是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毛泽东在延安专门著文反对本本主义。
往古时候看，柏拉图反对民主制，提倡贵族寡头政治，据传，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去叙拉古，最后落得被当奴隶弄到市场上去出卖。如果不是被他的学生赎回来，我们也就看不到今天的柏拉图对话了。
普列汉诺夫要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学问大。恐怕布哈林和托洛基都比斯大林有学问。但是成就了政治大业的均为后者而不是前者。
哲学家、理论家一旦从事政治，大多数会失败。为什么？这同哲学家、理论家的生存方式有什么关系吗？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经读到列宁说的一句话，政治斗争是一门艺术。但是，今天却找不到它的出处。不管列宁是否说过，我仍然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蒙蒙胧胧感到它在指引着什么：艺术不是理论：纯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以真理为归宿。艺术却是以技艺高超、实践有数为特征。
应该重读柏拉图的《泰阿太德篇》172-177。苏格拉底为我提供了一些解决困惑的指示，尽管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