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新发现的西域佛教石窟壁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佛教论文,石窟论文,壁画论文,新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2)03-0083-04
2006年8月，四川大学博物馆新入藏了一方可能出自西域“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石窟寺的古代壁画残块。据壁画的捐赠者、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小野寺育德会”主席小野寺直先生介绍，这幅壁画是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中亚和新疆一带进行“考察探险”活动的过程中收集到的，后来辗转传入小野寺直手中珍藏多年。此次借四川大学学术访问团访日之际，他决意将其捐赠给四川大学，作为庆祝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纪念的珍贵礼物。这方壁画的现身，立刻引起学术界对其来源及相关问题的关注。①本文拟就有关此方壁画的一些情况略作介绍与探讨。
这方壁画残块尺寸为36×61厘米，系用利器从壁面上切割下来的局部画面。从切开的断面上可见壁画残存的地仗层厚4～6厘米，用肉眼可以观察到其组织结构：最底层为掺有粗草节的泥层，其上为掺和有细麻纤维的泥层，再上为细泥层，最上层为绘制壁画的白灰层。白灰层质地细腻，白灰涂抹匀净，色泽洁白，壁画便绘制在这层白灰面上。
壁画以红色为地，从左至右绘有并列的三人，三人均有圆形头光，头光各以一道黑色墨线和红彩勾边。三人的衣著具有共同特点，即均穿著翻领、折襟、镶边、窄袖长袍，内著各色小衫，头部均扎系头巾，头巾尾部下垂至肩。其中，右起第一人衣色为绿色，衣领带有三角形小翻领，衣领及袖口处均用其他色彩作为镶边，腰系带，身佩长剑，两手一手扶剑、一手扶持刀鞘；中间一人衣襟为折襟直领式长袍，衣色为蓝地红点纹，衣襟及衣领用绿色镶边，腰系用圆环结成的腰带，身佩长剑，两手似执有一条红色的帛带，并且这条帛带从腰带下穿过；最左边一人衣色为浅红色，上饰有红色联珠纹样，衣襟及袖口带有红色和天青色的镶边，右手扬起，左手因壁画漫漶不清已无法辨识。由于壁画从人物的大腿处切割开来，所以对人物下半身的装束无法知晓。从总体风格上看，壁画的线条简洁流畅，设色粗犷大气，构图均匀协调，显示出画匠已具有一定绘画程式和成熟的绘画技法。
这方壁画所绘人物形象特点，与古代龟兹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十分接近。在古代龟兹壁画中所绘制的供养人像大多是站立的，如克孜尔石窟第104号窟左甬道左壁和右甬道右壁上均绘出这样站立姿势的供养人像，他们身著翻领、折襟、窄袖长袍，腰束衣带，披发垂项，有的手上托着一只盛满食物的碗，有的手持一支荷花。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左甬道左壁残留的一幅龟兹供养人像也是身穿翻领、折襟、镶边、窄袖的长袍，头上扎巾，巾尾垂肩，腰束衣带，腰间左右各佩有宝剑和匕首，他一手按住宝剑，一手托着一盏燃灯，②与上述这方壁画中的供养人像从造型上看很接近。类似的人物形象还见于库木吐拉石窟第46号窟左甬道左壁、右甬道右壁所绘龟兹供养人像，他们也身著翻领、折襟、窄袖的长袍，腰束衣带，在衣领和衣襟上镶以各色的边，他们大多一手按着腰间的宝剑，一手举着一只燃灯。另在克孜尔石窟第189号窟左壁上也绘有三尊龟兹供养人像，服饰特点一如上例，与本文所述壁画人物更为接近的是他们所著长袍上也饰有团花花纹，在长袍的衣襟、衣领处镶以各色花边，装饰富丽华贵。在他们的腰间左右各佩有一把宝剑和一把匕首，双手合十，双脚著靴。③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俗断发齐项，唯君不剪发，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壁画中所出现的古龟兹供养人像与文献记载中的国王、贵族形象非常接近。
再从绘画程式与技法特点上对比分析，这方壁画与古龟兹壁画具有明显的共性。例如，古龟兹壁画人物形象的面部特点是其脸形圆润丰满，具体可分为扁圆、长圆、圆形等不同形状，人物的眉毛高挑，眼晴浑圆，眼角斜长，嘴部小巧丰满，嘴唇较厚，鼻梁挺拔修长，项下为了表现人物肥美丰满绘出二至三道下颔线。现流传海外，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内的两幅古龟兹壁画，一幅残存三尊可能为菩萨像的头像，另一幅残存两尊菩萨像头部，其人物面部及五官的画法与本文所述壁画都可观察到同样的技法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方壁画与上述流传美国的两幅古龟兹壁画都是被利器从原壁面上切割下来的残块，尺寸大小也很接近。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争夺与划分势力范围，先后有从印度、中亚进入到新疆地区的沙俄、瑞典、英、德、法、日等各国“探险队”侵入古龟兹地区开展所谓“考察”、“探险”活动，古龟兹壁画遭到大肆盗窃和破坏。④从过去有关资料披露的外国“探险队”从新疆、敦煌一带盗窃切割的壁画来看，这三幅壁画残块属于当中尺幅较小的一类，比较便于随身携带盗运，适合规模不大的团伙作案。这与小野寺直先生提供的这方壁画残块来自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情况相吻合。
综合上述因素分析，这方壁画应该是我国新疆古龟兹国地区(今克孜尔、库车一带)石窟中被盗割的某幅壁画之局部，其上绘制的应是古龟兹壁画中的国王、贵族一类供养人像。⑤
关于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的活动，大致情况如下：1902年8月，大谷光瑞率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等人自伦敦出发，经布哈拉、萨马尔干、越帕米尔，到达新疆喀什噶尔。后大谷光瑞因其父病故回国，队员渡边哲信、堀贤雄二人则前往叶城、和田，于1903年北上阿克苏，东行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石窟等做了约四个月的考古调查，然后到吐鲁番发掘古墓，两人于1904年5月携带大量收集品回国。“大谷探险队”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是在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二人再次前往中亚，于同年11月抵达吐鲁番，在吐鲁番、库车、于阗、罗布淖尔和敦煌等地进行所谓“考察”活动。第三次探险在1910年，橘瑞超经西伯利亚入新疆；1911年，大谷光瑞又派遣吉川小一朗到新疆，1912年两人在敦煌相遇。1914年，第三次探险活动结束。在上述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探险活动中，第一次所得多系在新疆库车周围石窟遗址发掘所获；第二次和第三次之行所得，则是以吐鲁番为中心，包括库车、于阗、罗布淖尔、敦煌的出土文书、文物等。⑥
在各国“探险队”对我国石窟、佛寺等进行的所谓“考察”活动中，剥取盗割壁画成为其恶劣行径之一，“大谷探险队”也不例外，如在其第三次“中亚探险”活动中，橘瑞超就曾剥取过米兰遗址的壁画。⑦从日本人后来发表的资料来看，除了在克孜尔发掘文物、汉文写经之外，克孜尔第224号窟等壁画也是被“大谷探险队”切割取走的。⑧由此可推测，本文所述的这方壁画应当就是“大谷探险队”在这三次“中亚探险”活动中于新疆克孜尔、库车一带石窟中采用同样手法切割盗窃得来。
“大谷探险队”将其“中亚探险”所获文物运回日本后，又因为财政困难，使收集品不得不分散各地。⑨我们分析，由于大谷光瑞本人曾继任本愿寺第22代宗主(镜如上人)，与日本佛教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些收集品后来流传到小野寺直先生所属的小野寺，从情理上讲也是完全可能的。
西域佛教石窟壁画之所以能够入藏四川大学博物馆，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与该博物馆近年来为搜集和展示古巴蜀地区在欧亚陆路交通与交流中的地位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巴蜀也曾是中国内陆通往欧亚大陆的一个前沿地带，这种影响上可追溯到秦汉，下可延续到唐宋明清。众所周知，蜀地所产的“蜀锦”曾经远销西域吐鲁番及其以西。⑩1944年四川大学修筑校内道路时曾在一座唐墓中出土唐印本陀罗尼经咒，冯汉骥先生对此研究指出，早年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盗走的文物中也有与此类似的经咒印本，(11)很可能系成都印制之后销往敦煌，由此亦可见成都与敦煌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中古时期盛况之一斑。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曾在多篇文章中论及巴蜀地区的北面，有一条通过川西北岷江上游抵达甘肃、青海，再与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相沟通的道路，史称“羌中道”、“甘青道”或“河南道”，极为重要。岷江上游的茂汶曾出土过有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纪年的佛教造像，(12)霍巍教授在岷江上游调查时也在这里发现过埋藏在窑穴中的南朝佛教造像，(13)近年来陈良伟博士通过实地调查，又找到不少确凿的证据可证明这条古道的久远历史。(14)因此，对于西域文化和西域文物的关注与收藏，在成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学术背景。
近现代以来，成都由于地处西南、西北两片区交通要冲，曾有不少出土自西域或与西域有关的文物流散到此。例如，解放前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的壁画有相当数量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内；在四川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以及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科研机构还收藏有一批敦煌写卷，(15)都是研究西域“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是，作为佛教艺术遗存的西域壁画真迹过去还从未在四川地区有过收藏。此次由日本小野寺直先生赠予四川大学的这方壁画，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四川省首次入藏的西域古代壁画，更为“丝绸之路”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这些西域文物从一个侧面见证着四川的古代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封闭的文化，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沟通南北、桥连东西的枢纽作用。
这方壁画残件入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壁画本身所反映的古代文化背景，其复杂的流传经历，即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文化侵略而痛失海外，而在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今天失而复得，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回归祖国，使其成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在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之际，这幅壁画曾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公开对外展出，海内外人士闻讯踊跃前往参观，成为四川大学这所百年名校的一幅世纪珍藏。
①有关此幅壁画基本情况的介绍，可参见申长成：《一幅西北丝绸之路古代壁画回归祖国》，《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18日第二版。
②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3页。
③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第244页。
④据陈香苓、魏长洪：《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纪年》一文统计，此文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366页。
⑤四川省内部分专家也对这幅壁画的真实性作过研究鉴定，一致认为其为一幅出自中国西北地区“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内的壁画真迹；另外申长成先生也提出过与笔者相同的看法，请参见申长成：《一幅西北丝绸之路古代壁画回归祖国》。
⑥有关大谷探险队的活动情况可参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8-140页；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第7-8页。
⑦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139页。
⑧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140页。
⑩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1)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12)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
(13)霍巍：《岷江上游新出南朝石刻造像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4)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科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5)如四川大学博物馆内便收藏有敦煌写卷数卷，内容主要为佛教经卷写本。再如四川省图书馆内收藏的敦煌写卷中有关于奴婢马匹价目残纸，张勋燎先生曾据此写成《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一文，刊于其所著《古文献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第115-190页。其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在其所著《口马行考》一文中也注意到四川省图书馆内所收藏的这份敦煌残纸及张氏的研究成果，认为其确为“研究唐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甚有史料价值”，参见池田温氏此文中的附录“张勋燎氏有关奴婢马匹残纸的研究”，刊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中国史·陶瓷史论集——佐久间重男先生退官纪念》，东京，198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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