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相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
——回归20年澳门学的发展与未来之路
于茗卉 郝雨凡
［摘 要］ 澳门，是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看世界、世界见中国的窗口，也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重要节点。东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在这里接触、交汇、碰撞，乃至重新迸发出独具本地韵味的澳门学研究。澳门学拥有自身独特的、鲜明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展示了跨越地理空间的文明交汇，是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时至今日，以“文明互动”为范式的澳门学研究，应当将澳门的发展置于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推动构建一个有广度、有厚度、有高度的跨学科文明发展范式，这既是澳门学的学术发展意义，也是澳门在区域融合和全球化发展中的独特定位。
［关键词］ 澳门 澳门学 全球史 文明互动说
近四百多年来，世界局势的风云激荡形成了独特的澳门文明，也在漫长岁月中为澳门地区积累了丰富而浩瀚的史实材料与文化遗存。这均奠定了澳门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无限的拓展可能性，也逐步发展出——“澳门学”——这样具有范式化探索意义的学术内涵发展方向。自20 世纪80 年代倡议提出算起，①澳门学虽仅有短短30 年的历史，但澳门学界不遗余力地在“澳门从哪里来”“澳门是什么”及“澳门要向何处去”等问题上进行了全方位的积极探索，在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建设中做了有效积累，也给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发展提供了诸多智力支持。
该方案的缺点为：将车站结构和高架桥基础作为整体结构考虑，其受力较复杂，车站相对沉降及不均匀沉降对桥梁产生不利影响，可借鉴的经验和技术较少。
正如吴志良指出的：“澳门学从提出之日起，就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现实取向，以研究澳门、服务社会为己任，天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情怀”。②值此澳门回归祖国20 周年之际，回顾澳门学的起源与发展史，总结澳门学的成果与实践经验，探讨澳门学的范式化发展，对澳门学乃至澳门特区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1912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来法国度假，下榻蒙地卡罗大饭店，艾考夫负责为他供膳。他的厨艺使威廉二世大为赞赏。这位皇帝临归时，将艾考夫请出来，告诉他：“我是德国的皇帝，而你是厨师之王。”这话一传出去，使艾考夫名声大振。一个吃过美食万方的皇帝称艾考夫为“厨师之王”，那还了得，后来这句话演绎成：“国王的主厨，主厨的国王”。
一、从澳门研究到澳门学
澳门，本名濠镜，曾是珠江三角洲南段的珠江出海口的小渔村，能聚焦成“澳门学”这样一门独特的学术体系，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邃的知识体系的。自16 世纪起，澳门凭借其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欧亚海上贸易枢纽和集散地。繁荣的贸易给澳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东西方独特、丰瞻而浩瀚的文化与文明的交汇。著名历史学家季羡林先生曾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就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③一方面，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将内地的文史经典、文学艺术、园林建筑、中医中药等特色文化传入欧洲；另一方面，在“西风东渐”风潮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技术等先进文化和制度也通过此节点进入内地，澳门也成为内地新思潮、新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毫不夸张地说，澳门曾一度是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的窗口，也是大航海时代中东西方文明互通的“独木桥”。
澳门学的特殊性也取决于其文化发展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这也是澳门学发展的核心要义。澳门的发展，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基础上，不断融入了西方不同文化文明。在这种冲突和对抗的大环境中，中华传统文化展示了极大的包容性，与西方多元文化文明和平共存，并得以保存和发扬光大。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在极大程度上也恰是得益于不同统治者。正如吴志良所指出的，“非常引人深思的是，中葡在澳门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基本上在不舍弃自身传统、不失去自我意识的前提下，努力地试图了解、认识、尊重对方，尽可能自我调适、避免冲突”。⑲早期，葡萄牙政府特别“授权澳门华人事务检察官可依据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做出相应的修改”，并正式宣布，凡在澳门居住并已加入西洋籍的华人，其遗产可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处理，而加入西洋籍的中国人“欲照中国风俗择立继子、养子，亦无不可，但大西洋国内，并无中国风俗事例，是以继子、养子承受继父、养父遗下之物业，所有关涉转易物业规银之例，自应遵照缴纳，一如外人办事无异”。1909 年澳葡当局正式颁布了一部依照两广民风民俗撰写的《华人风俗习惯法典》。回归后，在《澳门基本法》的保障下，尊重和保障不同族群的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也被纳入法律规定。目前，澳门不同族群之间交往频繁，形成了独特的“多言多语”和具有本地特色的澳门式葡语和澳门式粤语。在历届政府推广下，澳门人接受了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等不同宗教和妈祖、朱大仙、三婆神、黄大仙、关帝等多种民间信仰。澳门这座小城还拥有我国境内保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地域最集中的名城传统文化区（澳门半岛南部）、多座历史悠久老教堂的西洋传统文化集中区（澳门半岛中部），西方与中方并立，传统与现代交融，淋漓尽致地昭示着澳门浓厚的文化魅力。
西方学者对于澳门的学术研究，主要起源于19 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澳门主权归属的历史考证和探究。1828 年弗雷塔斯（José de Aquino Guimarês Freitas）著成的《名城澳门史实记录》，拉开了西方学者研究澳门的序幕。1832 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基于大量澳门当地档案资料和葡萄牙文原始档案，著成《早期澳门史》一书，对“葡萄牙是否拥有澳门主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大量的史料整理也给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⑤之后西方学界关于澳门研究的专著层出不穷，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法兰萨(Bento da França)的《澳门史初探》⑥、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的《历史上的澳门》⑦、科龙班(Eudore de Colomban)的《澳门史概要》⑧、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澳门及其教区》⑨、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的《葡萄牙在澳门的影响》 ⑩、白乐嘉(J.M.Braga)的《西方开拓者及其发现澳门》⑪、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的《澳门历史大事记》⑬等。需要指出的是，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澳门的论述大部分带着“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判断。这种文明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澳门乃至中华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客观判断。这也致使这部分研究作为历史记载，在价值判断上始终有失偏颇。
可以把节目安排得具有间隔性、变换性等错落有致的风格特色，导演必须首先了解每个晚会节目，并能精准地掌控节目的整体编排。像歌唱和说话之间的间隔，静态和稳固之间的间隔，视觉和动态之间的间隔，简单和复杂的间隔，以及节目的多样性、风格的转换、表演区域的转换、节目语调的变化等，可以带领观众思想情感的沉浮，活跃现场氛围，促进整体发展，在节目尾声发展至高潮。
②吴志良：《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澳门：《南国学术》，2019 年第1 期。
表10显示，虽然回归模型显著(p=0.000<0.01)，但是系数b2，b3相应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185，0.344，它们均大于0.05，这两个变量在模型中不是重要变量，因此要删除X2和X3再进行回归.操作步骤就是在上面的计算程序第(3)步中，只将X1、X4送入<自变量>小框中.然后计算，结果见12，表13.
从学科成就上看，澳门学是一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包含范围较广，涉及历史研究、跨文化研究、文明互动研究、区域发展研究、社群研究和城市研究等诸多方向。总体来看，澳门学内部不同学科方向发展参差不齐。其中以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从宏观的角度构建了澳门学的发展宏图，其标志是收录了大量历史档案文献的汇编——《澳门编年史》，以及由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葡萄牙以及多位其他国家学者共同撰写的《澳门史新编》。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合作的大型专题系列《澳门丛书》，出版了国内外学者对澳门历史、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学术专著，也给澳门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此外，法学研究也颇有建树，存有《澳门法律汇编》《澳门法律丛书》《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法律比较丛书》等一系列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著作。相较之下，澳门学在政治、社会及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则较为零碎，成果也深浅不一，尤其是在涉及移民、华人社会、语言等专题方面研究不多。
不难发现，澳门学自其诞生开始，其定位和发展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出现史学研究一枝独秀，其他研究各成一体，且相互连接较差；另一方面是地区学的特点明显，但长期停留在地区学的层面。不能与其他地区学区分，也就不能进一步提升。澳门学(Macaology)是由希腊语澳门(Macao)和科学(logy)组成，即这是一门研究澳门的学问。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学，必然应有其规范的学术范式(paradigm)，这也是形成学术共同体和搭建学术传统的基础平台。只有在一个规范的、科学的、各方达成共识的学术范式里，跨学科的学者才可以展开真正的研究与探讨。因此，澳门学如果希望有所突破，那么必须要站到一个更高更广的研究视角，寻找到一个跨越多学科、可以足够包容的学术范式，突破地区学的限制，从全球视野的高度去看待16 世纪至今在澳门所发生的一切，并探索其中的学理奥妙和知识财富。
二、全球史观下的澳门学契机
澳门学的提出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史尤其是“文明互动说”的影响。史学界过去一直盛行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是几百年来世界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而东方则更多是跟随者，世界文明的传播在更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带有明显的“只有西方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意识与史学”的预设⑫以及强烈的西方——东方的二元分析范畴，这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史的思想体系。20 世纪中叶后，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首次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他认为应当将西方历史学重新定向，侧重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相互作用和影响⑬，同时应当关注“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即“在考虑不同民族组织自身社会的独特方式的同时，世界历史还格外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⑭
“全球史的‘魅力’首先来自其核心理念——‘文明互动说’”。⑮早期，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探讨了“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文明在时间的接触”，以此阐述文明在接触过程中的兴衰发展。而在其后早期的文明接触、文明相遇理论中，往往都包含暴力色彩和所谓的“文明冲突”，即文明本身是遵循独立发展原则的，而少有的文明接触总是伴随着一个或者多个文明的灭亡。对此，麦克尼尔否认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独立发展的观点，提出“各自独立的文明之间并不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宣称的那样不能相互交流，事实上，只要文明之间发生了接触，互动就会产生”。⑯阿纳森则在《理解文明际相遇》中分析了印度历史上与西方文明的三次相遇，希腊—印度相遇、印度—伊斯兰相遇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文明的相遇可能意味着暴力与毁灭，也可能存在和平与互利。这将文明相遇论带向了“文明互动”这样一个更为中性的视角。
澳门恰恰是东西方多元文化互动的典型存在。澳门学即是全球史观下的“文明互动共生”的印证。澳门一地经历过明朝的大一统、清朝的盛极而衰、民国军阀割据混战、日本侵华到近现代新中国成立，也经历了葡萄牙殖民帝国在全球扩张到“康乃馨革命”后陆续放弃其殖民统治。激荡的国际风云和深刻的家国命运，都在澳门的每一步发展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也使得澳门在殖民管制、封建治理、商人自治、社团自治当中寻求生存之道。早在16 世纪初期，葡萄牙人被允许进入澳门，在香山县与澳门（城北）之间建置“关闸”，与明朝政府订立租地合约,采用租赁（每年500 两白银）而非以武力占领的形式获得居住和管理澳门的合法权。最初20 年，居澳葡人实行商人群体自治形式，由选出的驻地首领、法官和四位有威望的商人组成管理组织。而该自治组织逐渐演变为经葡萄牙政府授权的澳门议事会，是澳葡当局行政管理组织。在澳门整个近代发展中，存在三个事实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组织，葡萄牙政府、明清政府（中国）和澳葡当局。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葡萄牙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包括1887 年《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在内的一系列条约中，并未征求澳葡当局的意见。此外，海上路途遥远也极大地削弱了葡萄牙政府对于澳葡当局的实际控制能力。因此，居澳葡人为了保护居住权和商业圈权，与中国朝廷保持了一定的良好关系。从事实意义上说，居澳葡人是在中国政府政治、法律制约的大框架下，行使一定的政治行政权力，形成“既效忠于葡萄牙国王而又不得不听命于明清官员的特殊情况”⑰。这就使得澳门具有明显的多民族融合的自治特色，即“华洋共处分治，葡人双重效忠”。根据《香山县志》《澳门记略》等文献记载，澳门华人的事务、涉及外国人与华人之间的纷争只能由中国地方政府处理，外国人之间的纷争由葡人理事官处理，但要报中国地方政府备案⑱。可以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正式的行政权力体系，但其实际控制权和管治权却始终是不完整的。澳门华人、居澳葡人在各自的交往中都兼以忍让和妥协，并智慧地摸索出一种和平共存的相处之道，这也使得双方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且孕育出新的独特魅力。
进入近现代，中葡两国政府针对澳门的特殊情况，也不遗余力地希望用特殊方式来解决。1986 年两国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落实“一国两制”构想。“一国两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设计，更是对澳门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和而不同”的有效保障，在指明统一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充分认可和尊重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差异与不同。《澳门基本法》还明确了土生葡人作为澳门居民的一分子。
澳门的早期繁荣发展必然带动以历史考证为主的学术研究的兴盛。清雍正末至乾隆初期，清政府开始拓展沿海地区的窗口功能，极为重视澳门地区。在清政府组织下，第一部关于澳门全面研究的著作——《澳门记略》——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由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完成。该书系统性地描述了澳门的历史、地理、民族、人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宗教、风俗及语言，并配有各种图像数据，成为当时研究澳门的重要参考。另外两部重量级的关于澳门地区的文献分别为《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和《葡萄牙东坡塔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前者主要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澳门满汉文档案2197 件以及近400 余种多国文献资料，时间跨度为288 年；④后者则收录了18 世纪中叶到19 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与葡萄牙的公务往来文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澳门历史文化档案是包括世界各地十多种语言的各类收藏档案，数量有150 万～200 万件，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澳门在各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汇点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总体来说，该阶段的澳门研究都非常注重对历史的考证与叙述，这是在明清时期综合国力且经济文化发展较好的状况下投入庞大的财力和人力完成的，不仅是澳门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也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浓重一笔。
唐河北四门堤自与唐河左堤交汇处西涝淀开始至与唐河左堤交汇，堤顶高程10.7～12.8m，平均11m，一般堤高4～6m。堤顶高程11m以上堤段占70%。堤身土主要为粉土、砂壤土，以中粉质壤土为主，其次为轻粉质壤土和重粉质壤土；关城分洪口门及关城排闸附近表层揭露粉砂和粉土。
三、澳门学范式的未来之路
澳门是中国看世界的一扇窗户，也是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流入之地。东西方不同文明在这里碰撞、互动、共存，并孕育出东西方文明融合且又具有澳门本地特色的本土文明，这就决定了澳门学拥有其他“地区学”所不具有的宽广和深邃的知识体系，而其学术内涵量也早已超越了澳门本土。
全球史观下的澳门学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互动相生”，是将澳门的文明发展与世界文明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学者应当见微知著，从澳门的个案中寻求世界文明发展的答案。一般意义上，历史微观学存在表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现象，对整体宏观事物的把控薄弱，缺乏与整体历史的联系和贯通，使得澳门学受制于区域研究的范围内，无法实现与其他地区和学科的对话。全球史观则是将宏观与微观考察有效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以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⑳这就跳出了以往建构宏大体系与理论的框架和过于繁复的微观实践，将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相结合，开辟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试图通过微观个体的行为、微观的历史来实现宏大历史的研究，做到澳门学“立足澳门、研究澳门”和“跳出澳门、研究澳门”两条路线并重。
“互动相生”的澳门学更是一种由历史映照现在，由现在延续将来，且生生不息的学术研究，“其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价值，乃在于它的现实性和可持续发展性”。㉑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对外交往过程中，澳门见证了“中国与西方交往、角力的全过程，从侧面清晰折射出中西文明交锋冲撞的轮廓”，㉒且在这种交流、融合、斗争、抗拒、调试、尊重中，形成了澳门多元开放、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互相尊重的社会，塑造出澳门人特有的“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特性。在数百年间的发展历程中，澳门容纳、吸收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语言、多元的节庆民俗、多元的饮食文化、多元的宗教文化、多元的建筑文化和多元的族群和谐共处的局面，并发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这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相支撑发展，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交融互动发展，交织着东西方鲜明的文明元素，并最终形成生生不息的独有的澳门。
从某种意义上，澳门模式更是一种文明互动的模式，是对世界文明互动的一种补充：“不是在征服中求胜利，而是在多元中求和谐；不是在冲突中被毁灭，而是从多元中求大同。”㉓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多元的文明互动中寻求更为和谐的发展之道。凭借其庞大而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及卓越的学术价值，澳门学应当承担其重新认识、解读和拓展中国史、东方文化史乃至世界史的学术任务，也为如何理解乃至引导不同文明的接触和相处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未来，如何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下，推动一个基于丰富的文献档案和文化遗产，一个以澳门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政治发展为具体考察对象，通过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研究，从而提炼具有启发性和范式意义的“澳门学”，并从中探寻人类社会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正是目前澳门学者的研究方向。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澳门学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一是围绕澳门回归问题展开，此阶段更多是基于历史研究，探讨中国、葡萄牙两国内政、外交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当中澳门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二是在2005 年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澳门学开始逐步转向深度挖掘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包括其形成发展过程和世界独特定位；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面对澳门产业多元化的内在发展要求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外在机遇，澳门学再次蓬勃发展，如何深度挖掘澳门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优势，如何以“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原则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而又如何在融入中不失自身魅力，如何更大发挥澳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作用等都成为目前澳门学探究的重点。
澳门学的诞生本身就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进入20 世纪80 年代，澳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发生剧变。然而，澳门学的知识体系虽历史优秀，但总体建设不健全，相关研究停于表面，尚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足够智力支持。对此，陈树荣、黄汉强等学者提出“澳门学”概念，刨除澳门历史发展和演变的独特性之外，更多是基于对澳门如何顺利回归的考量，以及寻求澳门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也标志着澳门研究开始正式转变为澳门学，且从历史文献研究的单一学科开始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等多学科转型。澳门学的范围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民族、社会、语言、美术、音乐等各个领域，亦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杰出学者，如澳门史学家白乐嘉（J.M.Braga）、澳门史学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门葡萄牙教育家潘日明(Benjamin António Videira Pires)，澳门本土著名学者陈树荣、黄汉强、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等。
①20 世纪80 年代，陈树荣等人提出建立澳门学的倡议。
2.4.1 核探测器选择依据及检测原理 测量放射性的核探测器主要有气体电离探测器、闪烁计数器以及半导体探测器3种。其中气体电离探测器包括电离室、正比计数管以及盖革-弥勒计数器3类。闪烁计数器根据闪烁体的形态不同分为固体和液体闪烁计数器两类。
在企业中全面采集与预算编制有关的历史资料，明确财务预算对企业各项资产运转程度与效率产生的具体 影响，进而估测企业在后期发展中可能达到的预算值。
课前预习的学习相较于课堂学习，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从哪开始，怎么开始，如何预习，都是能够由学生来主导的，不会受到教师和同学的影响。学生在一个尤为自由的学习状态和环境中，在发现问题时，通过动脑和动手，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独立解决，这个过程的不断反复，就是学生自主、独立学习的过程，有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究学习的习惯。
辅料对胃漂浮缓释微丸的成形性、圆整度、收率等影响较大，而上种3指标将影响丸剂最终能否达到预期的胃漂浮效果，从而避免突释现象的发生或被胃迅速排空[11]。因此，本试验就枸橼酸莫沙比利胃漂浮缓释微丸的辅料处方进行优化，为完善该缓释微丸制备工艺提供参考。
④《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http://www.lsdag.com/nets/lsdag/page/article/Article_464_1.shtml?hv=，最后访问时间：2019 年4 月25日。
避免将宝宝带入人多的公共场所和与有呼吸道感染者接触。家长注意自身的清洁卫生，宝宝餐具每日煮沸消毒1～2次，防止腹泻发生。
⑤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⑥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1992.
⑦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 ，Kelly&Walsh，Hong Kong，1902.
⑧Eudore de Colomban，Resumo da História de Macau ，Macau .1927.澳门文华印刷1980 年再版。
⑨Manuel Teixeira，Macau e a sua Diocese，16 Vols，Macau.1940-1979.
⑩António da Silva Rego, A Presença de Portugal em Macau ,Lisboa,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1946.
⑪J.M.Braga,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 .Macau.Imprensa Nacional,1949.
⑫ Micol Seigel,“World History’s Narrative Problem”,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4,2004,p.431.
⑬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5.p.10.
③季羡林：《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看法》，季羡林、张光凌主编：《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第2 页。
⑭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公元1000 年之前）》（第5 版），魏凤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⑮刘新成：《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北京：《历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
⑯William H.McNei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 ,Vol.34(1995),p.13.
⑰吴志良、张中鹏：《澳门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阐释》，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1 期。
⑱参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嘉庆五年刊）；黎熙元：《难以表述的身份——澳门人的文化认同》，香港：《21 世纪评论》，2005 年12 月号，总第92 期。
⑲吴志良：《中华文化在澳门的传承和发展》，澳门：《行政》第十八卷，2005 年。
⑳蒋竹山：《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书写试论晚近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全球转向”》，北京：《新史学》，2012 年第3 辑。
为了肃清市场环境，围绕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公安部等9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特殊食品专项整治，整治对象涵盖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全过程和全环节。
㉑郝雨凡、汤开建、朱寿桐、林广志：《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澳门范式——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广州：《学术研究》，2011 年第12 期。
㉒季羡林：《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看法》，季羡林、张光凌主编：《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第2 页。
㉓郝雨凡：《澳门学：中西文化互动共生的范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3 月21 日。
Interaction and Symbiosis:A New Paradigm of Human Civilization-Macao and Macaology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Their Prospects
Yu Minghui,Hao Yufan
Abstract: In modern history,Macao served as a window for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ee each other and also a bridge for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Different cultures have encountered,co-existed,exchanged and collided with each other here,giving birth to Macaology,a home-grown field of studies.Macaology is based on unique and distinc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and shows the exchange of cultures regardless of geographic boundaries,presenting a typical case of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vilization.Today,the studies of Macaology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cultural interaction”should look at Macao’s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even the world civilization history,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oss-disciplinary human civilization paradigm with admirable breadth and depth and a panoramic view.This is where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Macaology lies and reflects the unique position of Macao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Keywords: Macao;Macaology;world history;the theor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中图分类号］ D6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19）03-0017-07
作者简介： 于茗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郝雨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广州610640
［责任编辑 孟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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