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31个省2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数据的分析_收入差距论文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份2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问卷调查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农村居民论文,省份论文,居民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4)08—009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总体上持续增长，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研究几乎没有涉及。本文从农户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农户人均收入等方面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对于揭示收入差距适度性本质，寻找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提出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一般而言，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小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降低经济效率。适度性是介于“过大”与“过小”之间的均衡性。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将经济增长和公众主观承受力作为判断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基本原则。[1]樊丽淑等认为，判断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否适度，应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收入差距的阶段性与社会承受力等方面进行考虑。[2]顾海兵和王亚红认为，适度的或者安全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指不因差距过小而损害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不因过大而超过农村的承受范围，影响到经济社会稳定的收入差距程度。[3]孙敬水和黄媛媛则将适度性概括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与实现社会稳定的居民收入差距。[4]关于收入差距适度性测度指标，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常见方法有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Henderson根据密度函数是单峰还是多峰来判断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5]刘长庚和王迎春对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行扩展，分解出构成总收入的各类收入基尼系数及其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6]孙敬水和汪庆芝构建了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测度方法——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数。[7]

      对于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否适度，学者们观点各异。王祖祥等利用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湖北省农村、城镇、城乡加总等人口范围内的收入差距不平等与两极分化问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内部的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目前并不严重，但城乡加总指数却很大。[8]王亚峰研究发现，无论是城乡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典型的两极分化现象。[9]孙敬水与董立锋研究结果表明，1990-2010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处于不适度或基本不适度的状态。[10]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还没有涉及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前者，理论界观点各异，分歧较大。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学界比较认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Goh等研究发现，教育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1]Fleisher等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12]从物质资本角度看，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家庭生产性用地与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Wan和Zhou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其贡献率由1990年的2%—4%增加到2002年的24%。[13]赵亮等研究发现耕地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其解释能力超过一半。从政治资本角度看，政治资本作为一种与人力资本类似的非物质资本对居民收入具有一定的影响[14]。Morduch与Sicular研究结果表明，拥有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能够获得额外收入，而拥有党员的家庭并不足以从改革中获得额外收入。[15][16]张东辉等研究结果表明，政治资本是造成非农收入差距的第二大因素。[17]

      除此之外，有的学者还从农户地理环境、家庭基本特征、收入结构、劳动力流动、经济政策等方面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Dwayne等研究表明，地理因素导致了一半的农村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因素随着农业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小，其影响作用也将越来越小。[18]Otto认为男性收入差距主要是固定收入的差距，男性收入更加稳定但固定收入差异较大；女性收入不稳定但固定收入差异较小。[19]岳希明等研究表明，年龄与收入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20]Azam等采用基尼系数分解发现增加边际农业和工资性收入将导致农村收入差距现象加剧，而增加边际劳动收入将降低农村收入差距程度。[21]Hamori和Hashiguchi认为金融发展减小了收入差距。[22]

      综上可知，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1)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主要影响因素，需要高质量的调查数据，但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获得，即使获得也是多年以前的，时效性不强。(2)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多是基于针对某地区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样本规模普遍偏小，单独讨论某一特定影响因素较多，很少同时考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的影响。(3)在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及其影响因素中，不仅要重视客观指标的作用，还要考虑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心理和主观感受，否则会出现偏差。而现有相关研究缺少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进行主观评价的问卷调查，还缺少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份2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提出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现有相关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本文分析的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31省份，样本容量大，有效地解决了以往计量模型所面临的样本容量少、自由度较低、时效性差等问题的困扰，提高了模型系数的估计效果。第二，本文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客观评价指标，而且考虑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心理和主观感受，重视主观评价。第三，本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从农户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农户人均收入等方面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是没有涉及的。

      二、计量方法与调查样本

      (一)计量方法。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行统计测算。基尼系数采用Sen提出的计算公式[23]：

      

      在此计算过程中，首先需要将样本组中个体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列，之后生成序列i(i=1，2，…，n)，

为排序后第i个样本的收入值，μ是样本组收入的平均值。

      泰尔指数采用Shorrocks提出的广义熵指数[24]，计算公式为：

      

      由于本文使用的变量——对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基本判断(用变量mod表示，取值1、2、3、4、5)，属于有序离散选择变量，因此本文可以通过构建多元选择模型中的有序选择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构建如下有序Probit模型[25]：

      

      其中，x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因素行向量(x'为x的转置列向量)，B表示待估计的参数列向量，假设ε为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ε～N(0，1)，其分布函数为F。

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mod的潜在变量，mod与

存在如下关系：

      

      

      (二)问卷调查方法与调查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2012年对全国31个省份的农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本次问卷调查是通过课题组成员、有关专家多次充分讨论、结合调查所需信息设计完成的。问卷设计包括两部分：一是被调查者的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二是对被调查者对当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的判断、认同态度等方面的调查。问卷形式包括填空题、单选题、多项选择题和量表题，涉及主观判断问题时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Likert scale)，其五种答案形式如“1、2、3、4、5”，能够使回答者很方便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农村居民，问卷涉及数据观测点105个。课题组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问卷4783份，回收率95.7%。从所回收的问卷中，剔除其中基本信息缺失，收入、资产等为0以及答案不符等无效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852份，有效回收率57.04%，各分组样本数及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

      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统计测度

      从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统计结果看，2011年全国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为20666元(以下简称人均收入)，度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别为0.568、0.634，人均收入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将2852份样本进行分组，计算不同组别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结果如表1所示。

      (一)农户基本特征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就性别而言，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的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为22571元和15951元，两者之比为1.42︰1；从收入差距指标看，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76和0.528，表明男性户主家庭人均收入及收入差距均高于女性户主家庭。就民族而言，户主为汉族的农村居民，其家庭人均收入为21069元，高于少数民族居民(8560元)，两者之比为2.46︰1；从收入差距指标看，汉族居民和少数民族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65和0.542，表明汉族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远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前者收入差距也大于后者。户主年龄与其家庭人均收入呈倒“U”关系；从收入差距指标看，户主年龄在51—60岁之间的家庭，其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为0.596)。收入、收入差距与户主年龄呈现倒“U”型关系意味着农村养老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严重性。就家庭人口而言，家庭人口数越多，人均收入越低。其中，家庭人口为3人及以下的农户，其家庭人均收入最高(26098元)，而家庭人口为7人以上的农户，其家庭人均收入最低(8912元)，前者收入是后者的2.93倍；从收入差距指标看，家庭人口为4—5人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569，收入差距较大。就家庭劳动力数量而言，家庭劳动力越多，其家庭人均收入也越高，家庭劳动力为1个、2个、3个及以上，其家庭人均收入依次为15489元、19872元和24779元。从收入差距指标看，家庭劳动力为1个、2个、3个及以上，其基尼系数依次为0.595、0.608和0.543(见表1)。

      

      (二)物质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从家庭生产性用地看，人均生产性用地在0.5亩以下的农户人均收入达到最高(24959元)，在1—1.5亩的农户人均收入最低(14728元)，之后在2亩以上的农户人均收入达到次高(16752元)。可见，人均生产性用地较多并不能保证农户获得较高收入。从收入差距指标看，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在0.5亩以下、1.5—2亩、2亩以上、1—1.5亩和0.5—1亩，其农户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70、0.563、0.554、0.534和0.531，可见组别之间相差较小。从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看，当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从0.5—1万元、1—1.5万元、1.5—2万元增加到2万元以上时，对应的家庭人均收入依次从14050元、16796元、17808元提高到26459元，可见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越多，其家庭人均收入越多。从收入差距指标看，收入差距排在前两位的是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为0.5万元以下和2万元以上的家庭，其基尼系数分别为0.565和0.553；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在1.—1.5万元之间的家庭，其基尼系数为0.455；而收入差距排在第三、四位的分别是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在0.5—1万元和1.5—2万元的家庭，其基尼系数分别为0.478和0.463(见表1)。这表明，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适量地积累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对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意义。

      (三)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从人力资本看，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家庭人均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而言，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由小学及以下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其家庭人均收入分别由14342元提高到66500元，户主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家庭，其人均收入是户主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家庭的4.64倍(见表1)。从收入差距指标看，除了大学文化程度以外，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基本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而缩小，即户主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家庭，其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最高(0.607)，而户主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家庭，其人均收入基尼系数较低(0.402)。可见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四)政治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从政治资本看，家庭成员中有担任村干部、担任乡镇干部和家庭成员均为普通农民的家庭人均收入依次为28565元、27807元和19567元，可见，有担任乡村干部的家庭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家庭。从收入差距指标看，农户人均收入差距从高到低依次为普通农民家庭、有担任乡镇干部的家庭、有担任村干部的家庭，其基尼系数分别为0.566、0.563和0.543(见表1)，这表明普通农民家庭不仅人均收入不高而且收入差距较大。

      (五)地理环境、地区差异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从三大地带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户人均收入分别为28826元、8480元和8356元，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是中部、西部地区的3.4倍和3.45倍。从收入差距指标看，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为0.533)，西部地区次之(基尼系数为0.461)，中部地区较小(基尼系数为0.363)。从居住地看，城郊和海岛的农户人均收入分别为26805元和26159元，高于其他居住地的农户人均收入，其中农户人均收入最低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7603元)；从收入差距指标看，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基尼系数为0.4)，而其他地区的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5以上(见表1)。

      四、对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基本判断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26]根据问卷调查数据，以下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给出整体判断与分组统计评价。

      (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整体判断

      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基本判断，从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可知，被调查者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非常不适度(取值为1)占比为39.62%，选择基本适度(取值为3)占比为30.01%，选择非常适度(取值为5)占比为0.95%，介于非常不适度与基本适度(取值为2)、基本适度与非常适度(取值为4)之间的比例依次为26.86%与2.56%(见表1)。这表明，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合理的界限。

      (二)农户基本特征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

      从农户基本特征看，少数民族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71.74%)高于汉族家庭(66.3%)；女性被调查者选择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68.33%)高于男性选择比例(65.73%)；从年龄角度看，年龄在6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所占比例最大(87.5%)，其他年龄段选择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在65%—69%之间。从家庭人口看，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倒“U”型关系，即家庭人口3人及以下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为61.47%，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选择不适度的比例在提高，家庭人口为6—7人时被调查者选择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最高，达到72.96%，之后选择比例降低至63.34%。从家庭劳动力数量看，随着家庭劳动力增加，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也在增加，即家庭劳动力为1人、2人、3人及以上的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依次为61.66%、66.8%和67.75%(见表1)。

      (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

      从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看，拥有1.5—2亩人均生产性用地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72.23%)最高，排在第二位的是拥有0.5—1亩人均生产性用地的被调查者，选择比例为69%，而拥有2亩以上人均生产性用地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56.3%)最低。从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看，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呈现倒“U”型关系，即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为0.5万元以下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为69.64%，0.5—1万元的被调查者选择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最高，达到71.27%，之后选择比例随着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增加而降低至55.26%。

      从人力资本看，文化程度越低，被调查者中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越高。具体而言，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依次为76.79%、66.87%、61.87%、52.63%、58.18%和50%，总体呈下降趋势。具有研究生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比例最高，达到50%。此外，从政治资本看，家庭成员均为普通农民的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68.48%)明显高于家庭成员中有担任乡镇干部、担任村干部的被调查者比例(53.62%和49.6%)。

      (四)地理环境、地区差异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

      从居住地看，居住在城郊与海岛地区的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较低，在55%—58%之间，而居住在平原、山区、丘陵、少数民族地区、老区的被调查者选择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较高，在65%—74%之间。从三大区域看，中部地区被调查者选择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为70.51%，高于东部和西部的被调查者的选择比例(64.06%和69.56%)。

      五、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因素分析

      在以上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适度性进行统计测度和主观评价基础上，本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影响程度。

      (一)变量的选择

      根据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选择的解释变量有：农户人均收入lny(取对数形式)、户主个人及农户基本特征(户主性别male为虚拟变量：男性male=1；民族han为虚拟变量：汉族han=1；年龄age、年龄的平方

；家庭人口数pop；家庭劳动力数量lab)、物质资本(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ass、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land)、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edu)、政治资本(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担任乡村干部cadi为虚拟变量：担任乡镇干部

      

      

      其中，

是回归系数，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mod取值为1、2、3、4、5的概率。

      (二)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估计方法，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借助于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6.0的ML-Ordered Probit(Quadratic hill climbing)方法，从微观角度对有序Probit模型估计后，得到表2估计结果。在表2中，LR statistic统计量较大，对应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序Probit模型显著成立。模型1为基础模型，模型2—4是在模型1基础上依次加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变量得到的，模型1—5依次反映了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农户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

      1.收入水平、农户基本特征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模型1结果显示，农户人均收入、劳动力数量和户主年龄在1%和10%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显著影响，农户人均收入和劳动力数量对应系数分别为0.1645和0.0448，说明农户人均收入越高、家庭中劳动力越多，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概率越高；户主性别与民族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户主年龄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呈倒“U”型关系。模型1表明，农户人均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核心因素，而农户基本特征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2.物质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模型2结果显示，农户人均收入、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与模型1结果基本类似。物质资本在5%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正向作用，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应系数分别为0.0111和4.71E-07，这说明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越多、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越多的居民，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概率越高，且前者正向影响大于后者。

      3.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模型3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0392)，即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概率越高。

      4.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模型4结果显示，政治资本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正向作用，担任乡镇干部、担任村干部对应系数分别为0.4977和0.3105，即家中有担任乡镇干部或担任村干部的居民，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概率高于家庭成员均为普通农民的居民，且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正向影响远大于农户人均收入对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正向影响。

      5.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模型5结果显示，在地理环境中，相对于家庭居住地为山区的居民而言，家庭居住地为丘陵、海岛、少数民族地区和老区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而家庭居住地为平原和城郊分别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正向影响，对应系数分别为0.1211和0.3204，表明家庭居住地为平原和城郊的居民，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概率高于居住地为山区的居民，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正向影响也大于农户人均收入对差距适度性的正向影响。地区差异变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六、结论、建议与展望

      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份2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以下给出本文的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基本结论

      1.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人均收入及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不同，以及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表明，我国农户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物质资本看，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拥有量与其家庭人均收入及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从人力资本看，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其收入差距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而缩小。就政治资本而言，有担任乡村干部的家庭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家庭，而后者收入差距大于前者。从家庭基本特征看，男性户主和汉族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收入差距均高于女性户主和少数民族家庭；户主年龄与其家庭人均收入及收入差距呈倒“U”关系；家庭劳动力越多、家庭人口越少，其家庭人均收入越高。从三大地带看，东部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远大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也较大。从居住地看，城郊和海岛的农户人均收入较高、收入差距较大，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收入差距较小。

      2.对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基本判断，60%以上的农村居民认为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从农户基本特征看，少数民族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高于汉族家庭；女性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高于男性；年龄在6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选择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比例较大；家庭人口与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家庭劳动力增加，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也在增加。从物质资本看，拥有1.5-2亩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较高，而拥有2亩以上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较低；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与被调查者选择农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呈现倒“U”型关系。从人力资本看，文化程度越低，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越高，具有研究生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比例较高。从政治资本看，家庭成员均为普通农民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明显高于家庭成员中有担任乡村干部的被调查者比例。从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看，居住在城郊与海岛地区的被调查者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性的比例较低，而居住在平原、山区、丘陵、少数民族地区、老区的被调查者选择不适度性的比例较高；中部地区被调查者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适度的比例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以上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女性居民、少数民族居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家庭人口较多、家庭成员均为普通农民等所代表的相对弱势群体，以及中西部地区居民、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老区的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不适度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

      3.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人均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人均收入越高，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概率越高。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看，除了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家庭基本特征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从物质资本看，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和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正向影响大于后者。从人力资本看，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选择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概率越高。从政治资本看，家庭成员中有担任乡村干部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正向影响大于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从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看，地理环境(家庭居住地为城郊和平原)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大于农户人均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正向影响；而地区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从各种主要影响因素看，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农户人均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核心因素。

      (二)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重视中等教育，增加多样化的农业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者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力资本看，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人均收入越高，其收入差距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而缩小；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偏低、中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投入不均衡。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形成政府教育投资为主，家庭、社会、企业等多方面筹资作为补充的投资结构，以保证农村基础教育的开展。特别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偏远地区、山区与老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力度，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其次，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政府应重视衔接农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逐步扩大农村职业高中的数量和规模。政府应根据社会需求，举办各种农业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班，重点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这既可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克服结构性失业，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又可以逐渐消除贫困，增加收入，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2.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增加土地收益，加强农用机械等物质资本投入，加大农户资金扶持力度。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均生产性用地和人均固定资产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农户土地按人口数平均分配，所承包的土地过于狭小且土地碎化，使得先进农业技术难以在农村普及应用、农户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因此，首先政府部门要支持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租赁、入股、转让、抵押、置换等方式，放宽农村土地和房屋的使用范围，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和房屋使用权，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政府部门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搭建流转平台，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村土地流转收益。其次，加强农用机械等物质资本投入，加大农户资金扶持力度，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投资激励机制，实施优惠政策，加大农业机械补贴力度，让大部分农户有能力自主购进农业机械等生产工具，形成适度的物质资本累积，提高规模经营效率。

      3.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帮扶力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居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的居民、家庭人口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家庭等相对弱势群体，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理环境较差的山区与老区等绝大多数农户人均收入明显偏低，且普遍认为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不适度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农户人均收入以及收入差距与户主年龄呈倒“U”型关系意味着养老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与老区，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素质较低，摆脱贫困的机会和能力有限。因此政府应加大帮扶力度，建立健全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体系，让农村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对于农村特困居民，政府应适当减免其水电等费用，提供农具、种子、化肥、农药补贴等，保障其农业经营收入。医疗负担是低收入农户较为沉重的负担，有些贫困家庭刚脱贫可能又因病返贫，并且带来持续几十年不能解决的收入差距问题。[27]因此，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农村医疗救助体系，防止因病致贫与因病返贫。在重视生活救助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加快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步伐。为了缩小由于地理环境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收入差距，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地理环境条件恶劣地区的交通、农田水利、住房、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步伐，通过必要的政策扶持，引导资本和人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28]

      4.建立健全乡村干部收入保障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促进乡村干部收入信息公开透明。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成员中有担任乡镇干部或担任村干部的家庭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家庭；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担任乡村干部的家庭收入较高有其合理的成分。尽管乡村干部所占比重较低，但这些乡村干部却占据着一定的资源，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些权力能够显著地影响人们获取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因此，要合理界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权力、界定个人权力与市场权力的范围，防止利用权力谋取不正当收益。由于基层乡村干部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对乡镇干部，特别是条件比较艰苦的边远乡镇干部而言，其工资福利待遇应略高于县城同级干部。对村干部而言，要建立健全工资财政保障机制，切实把村干部的工资补贴纳入财政预算，确保村干部付出与所得相符、贡献与收益相称。同时要建立收入分配的民主监督机制，建立乡村干部个人资料、收入、财产、住房等信息在内的收入信息数据库，将乡村干部的收入及家庭负担情况“晒在阳光下”，以减少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发生，缩小政治权力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29]

      (三)研究展望

      由于调查问卷等方面的局限，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判断可能还不够严谨，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设计调查问题来完善，另外本文主要考虑户主和家庭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影响，而对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和家庭社会关系等其他因素考虑相对较少，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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