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与技术创新：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与金融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性论文,不确定性论文,技术创新论文,金融创新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中国的技术创新力度较低。创新企业能够获取的金融支持也较少，急需通过技术、制度和金融创新，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作为一般性商业金融的补充，政策性金融和具有部分政策性功能的政策金融，理论上能够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技术创新中发挥充血作用，通过提供信贷等模式弥补商业银行在高科技创新中的缺失。 但值得注意的是，创新活动与一般的金融活动存在着明显冲突：科技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性的“冒险”活动，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其重要特性是高风险高收益；而一般的商业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通常追求风险较低的业务，与“冒险”特性差别明显，所以商业银行在高科技企业和行业的介入通常较少，所发挥的作用有限。由于两者之间的隔阂较大，很难期望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会真正意义上促进技术创新。由于这种风险特性，创新活动中，企业家通常会发现存在着较为普遍和严重的金融和信贷约束。如何破解这种约束，为技术创新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将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同时，技术创新的重要性，特别是通常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整个社会经济长远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又有必要对技术创新加以金融支持。 因而，需要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及政策金融的介入方式加以研究，将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需要结合技术创新的内在特性，对高科技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及不确定性等造成的高风险必须同时加以有效管理和控制。 本文结合科技创新的内在特性，挖掘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相互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可行性，对政策性银行在促进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有效信息管理和风险控制作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相应的可行性政策建议。 一、创新的紧迫性：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及两者的结合 (一)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要求通过创新推动转型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整体实力明显提升，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居民的收入和物质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很大的转型压力。原先通过数量扩张、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将受到限制，仅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需要更多地从质量和制度层面，探讨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模式。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受开放程度提高及全球化的影响，家庭对社会的预期也越来越高，改革的呼声及需求会越来越强。 1.转型的必要性及内涵 社会经济发展是不断变更的动态过程，需要根据实际状况不断地自我适应及调整。 首先，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主要依靠扩大劳动力参与度、资本深化、自然资源的使用等投入为主导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发展水平较低、离均衡水平(定点状态水平)较远时，通常比较有效。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自然环境恶化等状况的出现，这一模式已经难以持续，更难以带来可持续的发展。因而，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及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居民非物质方面的需求将提高。改革政策实施初期，我国更多的是通过制度外围的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推进经济发展，部分地推进了社会体制的变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参与社会政治的需求越来越高，而且部分和局部的改革也难以满足企业家创新才能之需，要求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制度创新。 此外，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通常能在短时间内见成效，因而在市场不完备的状况下，往往被视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但这种模式也有低效率和难以持续等弊端。相比而言，市场更容易试错，对资源的配置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效果，在短期内未必能奏效且波动较大，但通常在长期内能稳定地发挥其作用。因而，需要深入探索并处理好政府宏观调节与市场微观调整的关系。 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转型的压力可能会不断呈现，包括在增长模式上，从规模推动向内涵提升的转轨，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在社会体制上，从政策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政府转变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功能。 2.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成为重点 创新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通过创新对资源进行再配置，从而改进社会福利。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变更过程中，靠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终究存在着一个限度，只有创新才能持久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创新驱动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成为最主要的两种模式。首先，技术创新能维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主要的驱动力来自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技术创新。即使是技术创新，更多的是对既有技术的吸收和应用，而领先的技术并不突出。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尚未到达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阶段，而采取将外来先进技术吸收转化的方式更具有效率。但模仿最终不能形成持久的创新优势，反而会使技术创新的驱动能力下降，而无法维系持久的经济增长。其次，我国存在制度创新的空间。制度创新意味着对生产的组合方式进行再改变。在生产领域，对流程的改变有可能提高生产的效率。 3.具体政策选择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具有一致性。首先，在技术创新层面，很少有技术或者行业是仅靠政府的扶持政策而生成的，幼稚产业可能在扶持下会变得更加幼稚。在政策选择上，要谨慎地使用税收或者补贴政策。因为，在使用这些政策时，政策决策者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克服外部性问题。一旦信息有限或者严格不对称，政策可能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技术创新恰恰具有较为严重的不确定性及信息不对称特征，而政府部门对于技术层面的具体研发活动了解甚少。因此，对技术创新的主体降低进入的障碍及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成为政策和制度创新的首要选择。政府对少数行业的支持存在着风险，而且并不见得公正，而减少干预意味着对企业家才能限制的释放，有可能使得技术创新得以实质性生成。具体而言，减少行政干预特别行政层面的垄断，成为制度创新的重点。减少事前审批，加大事后监控，应成为政策的落脚点。 其次，从制度创新层面看，增加公共政策和制度的透明度成为创新的主要着力点。提高它们的透明度，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积极、更有创新精神。同时，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也将更为明确，减少不必要的博弈行为和交易成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及创新之中。在制度设计上，简单而单一的规则，应成为制度创新的方向。过于复杂的制度和规则，使整个社会为之付出太多人力和物力。一方面，政策设计者为设计政策，花费大量的精力，政府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在规则层面，也花费大量的精力，部分群体为规避管制及规则，采取应对措施，使得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会造成“老实人吃亏”的现象。政府与社会之间如此这般的“互动”，将使政策变得越来越复杂。简单的规则或许更能满足中国复杂的经济状况、社会发展及创新所需。 结合到金融领域，金融机构作为资本配置的载体，也需要对自身进行相应的创新，发挥更好的金融服务功能，以此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而金融业本身的创新也构成社会转型与创新的一部分，这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存在二元格局下尤为明显。 (二)中国经济的现实——技术进步较缓慢，创新能力较低 中国在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更多的是通过资本积累、劳动力的转移等方式实现的，相比而言，技术进步的贡献和力度有所不足。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特别是熊彼特增长模型中，所强调的是技术创新活力和创造性破坏，而这却没有构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下具有的潜力和后劲是值得注意的。 关键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而这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只有在吸收别国的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从而获得“创造性破坏”效应；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持久的增长。这并不是否定通过资本积累方式获得增长的过程。客观地说，资本积累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准备阶段，而最终才能到达以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为主要特征的持久增长，这种观点也见于Herber Giersch(1984)和Matsuyama(1999)。实际上，对东南亚的发展和增长过程的评价中也同样存在类似的观点。但必须注意的是，以资本积累为主要形式的增长未必必然导致熊彼特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持久经济增长过程，前者在数学上说来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否从简单的资本积累逐渐过渡到技术研发(创新)阶段是经济增长保持持久的关键，而且在初始阶段可能更多地采用技术引进模式，但必须从技术引进过渡到自身对原创性技术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拓展自身潜力——提高所谓的“定点状态的水平”，实际上也就是增长的空间。 直接的启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强化技术创新力度。即使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在技术吸收的同时要有所创造，否则只能获得一些扩散效应，而不足以造成“创造性破坏”效应，也就不足于真正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更难以支撑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身地位的目标。更现实地看，如果无法实现从资本积累模式向技术创新方式跳跃，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值得担忧。客观来说，中国的增长模式与东南亚国家的增长模式很相似，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达到增长的目的，而且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引进方式实现增长，而不是技术创新。中国必须尽早开始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市场换技术看来并不能算成功的模式，通过开放市场在短期内能够具有扩大就业和丰富市场等效应，但未必能够换得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应该更多地考虑提升自己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从中国的历史看，对于技术创新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就当前看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要获得持久增长所应该解决的，关系到长时期是否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从另一个层面看，中国经济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格局。导致二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无法顺畅流动。如果资源能够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如果顺畅流动，那么不会存在二元经济特征。在二元经济的背后，技术因素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较低，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获取的，而技术研发水平较低是阻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二元金融客观存在及金融创新急需推进 金融作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元金融也就难以避免(曾康霖，2008)，因而客观上，政策性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同时，二元金融和二元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发展中国家金融二元化既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也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从缩小差距的角度来讲，消除二元化的金融结构是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途径。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格局存在，客观上为政策性金融(包括政府主导金融和政策主导金融)的存在提供了外部环境。 在完全市场状况下，系统通常可以较快实现自我调节，但事实上，导致部分行业和区域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市场失效或者发育不健全。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不是最有效的。比如在落后的产业堆积了诸多资源，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由此导致部门之间的差异不断延续。在区域层面，如果市场不完备，要素无法实现跨区域的流动，通常会导致不同区域的资源配置不完全一致，有可能使得落后区域资源配置进一步恶化，从而形成刚性，与发达区域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客观上形成二元格局。 Daron Acemoglu(2008)简单地刻画了金融市场的不同发育程度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主要考虑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分析表明，不同的管理水平和成本对最终的资本积累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而影响最终产出并导致收入上的差距。 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同时为现代部门的大中型企业和传统部门的小规模生产单位提供服务是促进经济结构转换的必要条件。传统部门在得到金融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水平等途径，就可以实现向现代部门的转化，最终消除一国内部的二元经济状态，实现经济整体的现代化。 (四)政策性金融需要进一步发挥其职能，以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顺利转型，同时，政策性金融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市场化转型 市场主导的金融与政策主导的金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其本质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相辅相成(曾康霖，2008)。由于市场的长期有效和稳定性，市场导向型金融通常作为主导方式存在；而政府行为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弥补，在市场尚未完全发挥其作用时，对市场的一种暂时替代，因而政府导向型金融是重要的补充形式。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基础行业建设通常需要“先行”，但市场导向型金融在初期积极性不高，因而需要政府导向型金融的扶植，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导向型金融再次提供了生存空间。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国民经济二元格局仍然存在。市场导向型金融以经营效率和利润为目标，会进一步加剧二元经济格局。这就需要为落后行业和相对劣势群体等提供必要的帮助，由此产生了政府导向型金融的需要。 政策银行也需要进一步拓宽其业务，抓住经济增长的最核心要素——技术进步，通过积极的金融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在此同时，也进一步实现国开行自身的转型与发展，更好地实现市场化运作目标，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创新活动的特征、高风险特性与政策性金融结合的可行性 (一)创新过程及其复杂性 熊彼特早年(1912德文版，1934英文版)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创新”理论，对创新理论和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认为创新是对“循环流转”的突破，只有创新才能真正意义上形成经济的发展。同时，他定义了5种创新的形式：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市场、新的原料来源和新的制度。创新可以打破原先循环流转的社会而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创新是发展的关键。 创新是复杂系统的复杂特征，很难预测下一阶段的创新将是什么，更难以预测创新产生的时间，简单地设定创新来临遵循Poisson分布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创新又会明显改变系统的特征乃至改变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说，创新是系统的突变。对系统的演化含义的创新和突变过程引起了复杂系统研究的兴趣。专门从事复杂性研究的国际机构圣菲研究所(SFI)将生态系统的创新、技术系统的创新和市场的创新统称为演化系统的出现和创新，将此作为五大研究主题之一。作为SFI的项目负责人，John Padgett(2006)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进行了深入研究。佛罗伦萨在西方文艺复兴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在组织上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并具有引导作用，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演化起了重要影响。客观看，对创新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理论上对创新具体产生的过程分析不足，产生的机理研究不够透彻，同时，一项技术如何演变为有效的产品并有效地演化为较大的市场乃至有规模的行业等整个过程在研究中有待更细致的研究。由于研究和认识上的不足，通常情况下，有效的公共政策就难以得到恰当的制定和实施。尽管各方都有创新的动机和相应的政策需求，但政策的客观效果并不明显。《Science》杂志在2007年的展望中强调，当前对创新产生的过程和相应的政策有待进一步研究。Andrew Dearing(2007)对欧盟的创新政策进行回顾中提出，要更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和私人部门的资源，促进欧盟创新能力提高。 (二)技术创新的特性 技术创新存在着很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贯穿创新活动的整个过程：第一，创新的产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特性。一般而言，很难预测创新产生的具体时间，甚至具体的领域也未必能够事先预测。无论投入多少，事实上都难以预测最终能够形成多少实质性的技术创新。在一般的经济学模型中，通常设定了创新的概率，认为这种概率随着投入的规模扩大而相应增加，这种处理方式在总量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对于单个产品或者单个公司的创新而言，难以符合实际。在很多时候，无论投入多少，都未必能产生预期的创新，相反，有些创新是无意中的产物，完全出乎初始的预期，或者说是“额外”的产物(by-product)。 第二，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的研发者、企业家及外部融资者等存在着种种信息不对称，这导致了风险可能会不断加大。 第三，信息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逆向选择问题更加严重。由于在贷款模式上，可能会对规模有所强调，这有可能导致企业规模过度扩张，忽视内部的经营管理，而试图通过规模扩张形成“大而不倒”的格局，以此来获得更大规模的银行贷款。但企业本身的经营绩效有可能变得很低，乃至负债过重。在创新之后，企业家的职能更多地体现为市场开拓及内部经营管理，而本身的创新活动可能有所减弱，所以存在着企业家的行为与原先的创业精神有所偏离，而有可能更多地变为投机特性。 (三)信贷约束与企业家创新活动 早在20世纪初，熊彼特就认识到，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企业家在从“循环流转”突破到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只有那些有创新和改变精神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实施新的创新。 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通常会面临信贷约束，需要寻找资本用于技术创新及后续的市场开拓。 宏观上，技术创新需要人力和资本，如果金融服务不能恰当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特别是企业家无法获得创新活动中需要的资本，那么显然会降低对技术的研究活动及成功的数目，因而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政策性金融在此过程中，如果能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比如对研发活动进行相应的支持，为具有创新才能的企业家提供信贷支持，那么有可能提高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从微观层面看，对于高科技的企业家的研发活动，由于企业家通常会较为缺乏资金，没有恰当的担保物，并且出于创新活动的风险，商业导向的金融在高科技创新中参与意识可能较弱，这意味着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有可能会较为不足。 从商业银行角度看，创新过程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逆向选择问题，使得商业银行不可能过多介入高新技术的创新活动。同时，创新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部分创新活动可称为高风险的投资，因而存在着风险与可能的收益率之间的替代与折中关系，所以商业银行在介入过程中通常会比较谨慎。 (四)政策性金融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可行性 从更长远看，在具有不确定性而同时具有战略意义和长远社会效应的高科技创新过程中，政策性金融也可以发挥弥补市场缺失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技术创新及社会经济发展。 从必要性看，政策性金融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效应。首先，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能够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因而作为政府政策，可以对技术创新给予相应的支持。其次，技术创新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风险较高，商业金融往往不太介入技术创新类型的业务，从而政策性金融需要在该领域发挥替代作用，以弥补科技创新中的金融服务。特别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发育通常较为迟缓，创新过程中能够获得的金融支持更为缺乏，因而需要政策性金融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发展中国家出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有可能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战略性的技术和产业加以扶持，这些技术和产业在短期内经济利润可能不是很高，但作为国家长远利益，需要加以支持，因而政策性金融能够在其中发挥支持作用。 从可行性看，作为具有政策性功能或者政府背景的政策性金融，在长期战略性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支持作用，与政府的职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通过对战略型技术和行业的支持，能够更好地实现预先设定的目标。同时，通过对技术创新的长期支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扶持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从而获取长期的回报，进而使得政策性金融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此外，政策性金融较一般的财政补贴，对技术创新的支持覆盖面会更为广泛，同时又能发挥一定的监督和约束职能，从而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如果只是采取补贴政策，政府的补贴资金通常存在规模限制；而通过政策性金融，能对更多更大范围的技术创新加以扶持。同时，政策性金融的贷款模式较一般的补贴，对从事创新的企业和企业家约束力也会更强，从而更好地推进技术创新。 因而总的来看，技术创新过程中，政策性金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政策性金融能够弥补商业金融的缺陷，为重要但风险较高的技术创新提供替代性的金融服务。因而，通过对科技创新的更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创新，有可能推动技术创新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政策性金融在技术创新中的职能及介入模式研究 (一)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金融服务模式研究 跟踪国内外主要市场的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模式及金融服务需求，比较各种金融服务的效果，在此基础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等金融方式的效应进行重点分析。 国际层面，成功的高新技术的金融服务模式具有多种形式，最主要的形式为风险投资。在技术创新的初始阶段，通常都是企业家依靠个人有限的财富，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一定的技术发明，然后逐步投入生产。在该阶段，通常企业家能够获取的金融服务有限，主要的原因在于，企业家难以证明项目的盈利能力。 随着企业创业逐步成功，企业的市场逐渐打开，企业家部分证明项目的盈利能力及企业家的能力，风险投资有可能根据项目进行，同时设定相对较为严格的条件投入相应的资本。在风险资金进入企业之后，风险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监督及约束功能。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风险投资会通过公开上市等模式，将持有的股份加以出售，从而退出项目和企业，从中获得较高的回报。 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个人资产较少，金融服务相对也较少。在部分国家，政府通常会提供一些政策性补贴，以此缓解资本约束和信贷约束。由于政府政策存在着一定的软约束，并且政府决策部门对高科技行业信息掌握甚少，也难以有足够的激励去监督企业的运行，因而所获得的效果通常会较低。但除了政策性金融之外，商业金融更难以有充足的激励参与此类创新活动。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不太参与企业创新活动之中。在创业初期，企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企业的获利能力，商业银行通常难以对企业进行评估，无法对企业的收益能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这样对该类项目会以风险较高为由而不参与其中，因为商业银行需要关注稳健性，不愿意承担高风险。 因而，对于高科技行业的技术创新，通常只能依靠以政府担保的形式对高科技企业进行信用贷款，力图从长期层面获取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其项目的盈利能力通常会较低，整体风险也会较高。 (二)政策性金融在高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介入方式：立足信息和风险，前程监督，进行金融创新 作为政府信用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在理论上有可能在政府直接补贴与商业银行信贷之外开辟一种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如果能对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行甄别，将能有效地弥补商业金融的不足，发挥政策性金融的独特作用。 第一，对前沿性技术创新进行研究，甄别市场前景大、应用前景强的技术并进行恰当的金融支持，主要的金融服务形式要为创新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第二，对政策性金融如何实现市场化运作进行研究，对其盈利模式及金融服务内容进行恰当的创新，包括股权投资、信用贷款等形式的创新。 第三，政策性金融可以尝试部分引进风险投资职能，通过信贷换股权方式，更多地介入技术创新的环节，从而对创新过程做更深层次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定价能力提升。在企业上市之后，再通过恰当的方式退出企业。 第四，尝试通过参与部分公司的内部治理等方式，更加强化金融监督及其服务，比如可以通过参与董事会等方式，对其中的管理环节进行监控。 政策性金融在参与高科技行业和领域业务中存在着诸多风险，需要对其进行恰当的管理和控制。由于高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不确定性，而风险控制是银行的根本，对政策性金融同样如此，因而，在进行恰当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同时，需要对风险的容忍度进行研究，对可能的风险进行预警，对部分风险过高的行业和领域进行规避。 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1)高科技创新的风险；(2)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收益率和风险之间的折中关系；(3)政策性金融对风险的容忍度，确定最优风险容忍度；(4)抵押贷款、担保贷款、信用贷款及股权等创新形式贷款的金融服务及创新蕴含的风险比较；(5)高科技企业的风险程度与获得创新成功概率预测及相应模型，对高科技行业的风险进行定量研究，侧重对行业、企业、企业家等重点特征进行评估；(6)高科技金融服务的风险预警，对高科技创新的各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所蕴含的风险进行汇总，并得到整体风险程度，从而进行预警及合理控制规避。 四、政策性金融在科技创新中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及科技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推动技术创新也是各国长期发展的基本政策主张，政策性金融作为中长期贷款为主要载体的金融形式，自然需要不断推动金融创新，以更好地将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在获得经济效益和自身获得不断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一)积极研究科技创新的新趋势：长期趋势与短期市场空间 加强对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一方面，研究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跟踪研究，对重点领域进行重点关注。在关注国开行目前重点领域基础上，还需要动态增加新的支持领域，比如除了能源领域外，可以考虑医疗服务、生物制药等领域。另一方面，对市场，即需求层面进行跟踪，掌握技术研发成功之后在3-5年内能够形成产业化经营及有获利空间的技术领域。 对长期趋势和中期发展的恰当把握，可以部分克服技术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部分行业和技术既有长远的发展前景，但可能受制于技术研发及市场规模限制，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真正的产业化经营，对于这类技术和行业，可以更多地支持技术研发为主，而在发放贷款上采取谨慎态度。 (二)加强金融创新，探索介入模式和促进技术创新与政策性金融的有机结合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信贷支持之外，可以进一步探索金融创新的模式，以便更有效地介入技术研发及创新过程。 尝试风险投资的具体模式，通过灵活定价，获取更高的回报率，以弥补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加强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金融服务，健全创新型企业的内部监督与管理，并在此过程中，提供财务建议等金融服务。 对于部分成熟的创新公司，可以推动其公开上市，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三)加强风险防范及风险管理，促进政策性金融的持续发展 政策性银行内部设定风险容忍度，加强整体风险的监控。设定对高科技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支持的规模。需要特别考虑高科技创新过程中不良贷款存在的概率，从中确定信贷规模的上限。加强对信贷风险的信息收集及分析处理，预测出现不良贷款的概率。 对具体项目，强化监督与管理，获取企业运营的相关信息，尽量减少不对称信息。 重点关注科技创新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及其职业道德水平。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家的行为在理论上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有可能偏离股东最大利益，因而需要对企业家的职业道德水平进行重点考察，防止企业家在获得金融支持之后变为“投机家”和冒险家。 加强退出机制建设。在少数创新失败之后，防止无限制地被套牢，需要事前建立退出机制。即使创新成功的企业，也需要事先安排退出模式，因而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通常创新的水平会相应下降，而不再是创新型企业，政策性金融需要在适当时候退出该企业。标签：金融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创新论文; 技术风险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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