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领导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执政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是指导执政实践最基本的理论观念、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执政理念是政党执政过程中一个带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原则问题，是执政党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执政的立场问题和执政的价值取向问题，不仅直接决定着执政的目标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影响和左右着执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时代的变化，提出要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不断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等思想，使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理论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抓革命、促生产”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转变过程。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执政理念，在经历了30年的实践发展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党执政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执政理念。同时，结合改革开放后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执政理念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即从“抓革命、促生产”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理论上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道路。面对7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党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执政理念。在实际的执政事业中，以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经济建设，以抓阶级斗争为主，抓经济建设为辅。这一理念的贯彻实施，使党和国家遭受了惨痛的教训。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执政理念，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理念。随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阐述中，把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定位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依据这一新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在执政任务方面，邓小平把直接消灭三大差别发展为“大迂回”、“大包抄”战略，即实行改革开放，实行先富带后富的波浪式前进方式，以最终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在执政内容方面，把“抓革命、促生产”和群众政治运动式的“大民主”变革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党的执政理念的这一历史性飞跃，迅速带来了党执政事业的新局面，促使了党执政能力的新飞跃，也使我们党进一步迈开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坚定步伐。
二、执政基础
党的执政基础，揭示的是党执政权的来源问题，回答“源”是什么，也就是说党执政有什么依靠，靠什么执政。执政基础，首先是人民基础。只有人民的拥护、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支持，我们党才可以执政，才可能执好政。党执政的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认可、拥护与支持，是民众对党执政的政治认同。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我们党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建设和改革最基本的动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而集中的社会力量。邓小平指出：“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因此它的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活动与整个进程，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广大农民不但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强烈要求改变贫困落后状态的广大农民，表现了可贵的创业革新精神，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村改革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繁荣了农村经济，而且促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者向工人阶级转化。邓小平十分重视和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创造性。他多次指出，联产承包、乡镇企业都是农民的创造。他还说，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依靠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关系国家发展大局。我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邓小平一贯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他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他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他提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同时，他还强调，知识分子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汉族和少数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执政方略
所谓执政方略，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时期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在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上，为实现执政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指导原则、大政方针和战略策略等。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执政规律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用体现本阶级意志的法制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共产党的执政方略问题。
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究竟怎样治理国家，是以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国民党是以党治国的典型。因此，早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邓小平就坚决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对我们党的影响。同时，他要求共产党员要带头遵守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严格依法办事。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他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12、236页。）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同时，我国现行宪法也规定任何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这样，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就成为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的一条重要方针。
四、执政体制
执政指的是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而执政体制就是政党掌握公共权力过程中处理和协调其与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政治组织关系的机构设置和权限划分的制度总称。我国的执政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时，把“党政分开”作为首要问题提出，以解决这个执政体制的核心问题。
我国目前依然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前原有政治体制的重大弊端。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求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邓小平曾经指出，党政不分或以党治国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12、236页。）。通过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正确发挥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和前提。因此，不管有多么复杂、有多大难度、多大风险，都要加以解决，而不能绕开它和回避它。在处理党与人大、政府的关系方面，在“党权”与“法权”上应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改进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同时，党必须也只能在宪法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党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在宪法的范围内“法权”大于“党政”。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党应强化政府权威，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国家行政机关的作用，不搞包办代替。
五、执政方式
执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对于执政方式，邓小平认为应该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理顺党政关系。理顺党政关系，是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又能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强调要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正确划分党政职能，理顺党政关系，要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是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后，这种领导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种领导体制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发挥国家机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党组织包办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指出：“加强党的领导，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把纯粹行政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应有的界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12、236页。）但是，后来由于党在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党在领导方式上的这种转变没有能够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再次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他指出，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怎样理顺党政关系，改革和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呢？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论述很多：第一，要理顺党委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执政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也就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第二，要理顺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就加强了。因此，党委要保证政府部门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能。第三，要理顺党同司法机关的关系。其中关键是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六、执政资源
办什么事情都要有资源，执政当然也不例外。执政资源可分解为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范围极为广泛。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也是资源。我们要珍惜资源、恰当地使用资源、精心地保护和爱惜资源，同时还要更多地创造资源、扩展资源、积累资源。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积极探索和开发党的执政资源问题。在政治上：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制度来规范权力的行使和运作，并大力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经济上：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允许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组织上：明确知识分子的政治属性，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吸收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同时，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选拔“四化”标准的干部。在思想文化上：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这些做法，极大地开发、丰富了党的执政资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七、执政环境
执政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我们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邓小平同志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是能够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的。
在处理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362、177、328、128、330、282、360、236页。）他强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41、51、211、146、333、329、328-329、318-319页。）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确定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人民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