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布朗综合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朗论文,综合征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业面临五大挑战
挑战之一：农业污染触目惊心，成了污染大户。历时两年多，动员57万人、普查近600万个污染源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污染是“大户”，成为水环境的主要破坏者。农业污染源是化学需氧量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农业源是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其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96％、38％和56％。此次的普查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污染一直都是与工业密切相关的。农业环境污染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不仅已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体系造成了巨大破坏，同时还将长期影响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到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挑战之二：过量的化肥施用。虽然中国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实际上我们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农药。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达每平方公里40吨，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的安全上限。自1981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年产量从3.25亿吨增长至5.29亿吨，增长约六成；氮肥消费量却从1118万吨增加到3292万吨，增长了近2倍。过量使用的化肥作物吸收不完，会渗入到地下或通过生活污水流入水体产生二次污染。禽畜粪便中大量的氮和磷也会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污染严重，浪费也很严重。
欧洲的许多国家规定不能直接向土壤中施用化肥，必须根据作物的营养需求进行包衣，量身定做，以防止过量的化肥吸收不完会污染地下水。但我国却缺乏相关政策。多年来我国的农业政策主要目的是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量，唯产量的结果是粮食、蔬菜、肉蛋奶等产量上来了，但各种污染排放也大大增加，造成极大的污染。我国的农业污染已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挑战之三：过密化养殖带来重大安全隐患。过去的传统散养有不少弊端，但目前小农户追求“过密化”饲养更危险，许多养殖场普遍存在饲养密集度过高的现状，成百上千的动物被关在狭小拥挤的围栏内，缺乏消毒清洁，恶劣的生长环境使许多家禽疫病抵抗力越来越差，容易暴发传染性疾病。而笼舍狭小，卫生标准偏低并缺乏消毒清洁措施的状况普遍存在。有的养殖户还搞家禽混养，成倍地增加了动物疫病快速、大面积传播的机会。“过密化”饲养埋下了禽流感传播的重大安全隐患。小农户面临大的龙头企业没有谈判力，只能靠低廉的价格与数量取胜。
挑战之四：抗生素与食物添加剂的滥用。高密度的养殖牲畜容易生病，为了防病治病又使用大量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最终又通过食物链残留在人体内，引发细菌的耐药性，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侵害。比如，近年在欧洲等国家出现的“超级细菌”就是如此，目前医学上对它还很陌生，由此产生了新的医学难题。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挑战之五：“未富先肥”现象。我国的超重和肥胖问题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递增，呈现“未富先肥”现象，“将军肚”成一奇观，而这与食用速生食品不无关系。中国人曾经是世界上最瘦的国家之一，而目前中国肥胖的流行持续增长如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增长迅速。据我国第四次营养调查的数据，我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两者相加已超过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估计人数分别为2.0亿和6000多万，10年间中国成人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在我国近五年来城市儿童肥胖增长率是160％，农村儿童肥胖增长率是400％。根据超重和肥胖的流行趋势，我国的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将很快赶上西方国家。肥胖率飚升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西方国家已在下大力气进行治理，但我国肥胖奇观一直没有引起重视与治理。
国际安全型农业发展经验
意大利——为何有机食品比例奇高？意大利发展有机农业从娃娃抓起。去意大利参观考察时，发现他们实行的“农校对接”挺好。意大利规定中小学的午餐必须在学校吃，而且必须吃有机食品。从市场上采购有机食品不靠谱，容易出现假货，所以意大利采取“农校对接”，也就是说由学校对周边的一些农民进行招标，中标的农民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的标准以及学校每天的采购量来进行生产，每天学校的采购车统一来农场运输。一个农场靠给学校直供菜蔬等，就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学校对这些中标的农民会不定期地派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抽检，一旦发现不合标准，就会被取消直供资格，对农场的损失会很大。所以农场都是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意大利人对有机农业很狂热，他们号称整个国家的食品80%以上应该都是有机农业的产品。
丹麦——为何成了全球猪肉出口大国？丹麦一直追求养殖不用抗生素，提高动物福利。丹麦虽为小国，但在猪肉出口上却是大国，在2009年时丹麦的猪肉产量约160万吨，其中90%用于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猪肉出口国，出口到140多个国家。丹麦并没有学习美国模式搞速生肉，而是追求动物福利，追求养殖质量、食品安全与可追溯性，这也是丹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的原因。
丹麦的养猪业曾经也走了一段弯路，在2000年刚开始禁止使用抗生素时，丹麦养殖的猪也曾出现大量病患，尤其是刚断奶的小猪。在不使用抗生素情况下，丹麦养猪业开始重视猪的生长环境及卫生问题，通过改善猪的生长环境来提高猪的自身免疫力，达到抵抗疫病目的。当然还通过给猪洗澡、保暖、住单间，完善科学饲养体系，对小猪进行全方位的照料等使丹麦养猪业摆脱了抗生素。随着经验的积累，照料猪还变成一门学问，培养幸福猪是他们的目标。消费者在购买猪肉产品时，也会选择那些享受过更好福利的猪肉。
美国——“吃草牛肉运动”。工业化农业使美国成为全球粮仓，但由于过分地迷恋技术，使美国人成为世界最肥胖的，肥胖率近年来飙升并居高不下，因肥胖而带来的社会成本每年高达1470亿美元。
美国人也开始反思工业化农业的代价。美国人的主肉是牛肉，我国的主肉是猪肉。过去美国的牛是养在草原上的，靠吃草生长。后来工业化的速成牛，因为可以使用荷尔蒙，加上催肥剂、抗生素等技术，其成长速度迅速把传统养牛业击垮。传统吃草的牛被塑造成落后、愚昧的形象。后来随着美国人的体形迅速膨胀，肥胖成为美国人的最大一块心病，才发现原来那些速成食品是罪魁。于是一个回归传统的运动兴起了，那就是回到养殖过去吃草牛的时代，重塑“吃草的牛肉”运动。这个运动声势浩大，中产阶级认同度极高。在一般的超市，吃草的牛肉、有机奶的价格比起那些速成牛肉、激素奶价格要高出不少。市场区分的结果是：中产阶级收入高、健康意识强，承受能力强，可以买得起吃草的牛肉与有机奶，而低收入百姓只能跟着价格走，什么便宜买什么。这种购买习惯长此以往的结果是，美国人往往单从体形上就可区分出所属阶层，那些巨肥巨胖，基本上是社会低层百姓，因为吃了太多的速生垃圾食品，胖得可怕。而中产阶级以上阶层收入高、健康意识强，体型基本上正常。
另外美国消费者组织很发达，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抵制对违法企业进行制约，保证了本国的食品安全。
韩国——如何生产出安全的食品来？有人认为中国有2亿多小农户，数量太多，不可能监管，所以提供安全的食品是不可能的。但是韩国也是小农，土地也有限，为什么韩国的食品能够安全呢？近年来我国蔬菜小杂粮价格屡现价格暴涨暴跌，韩国就很少出现此现象。韩国小农都必须加入农协，农协可以在城市办超市，农协把分散的小农联合起来，从田头到餐桌都有农协的组织。每天城里需要多少就种多少，基本上不会出现卖难问题，更不会出现暴涨暴跌乱象。韩国农民在村庄生产的蔬菜会立马被送到农田附近设立的加工厂，加工厂的人都穿着消毒服，进行加工分检，然后经过冷链系统配送到全国各地。农协在全国设了很多超市，这样农民的产品就通过进入农协的加工厂，经过加工进入全国各地。一旦食品安全出事就找农协，农协承担所有的责任。从田野到餐桌都由农协内部组织运行。
我国新型安全型农业的发展
中国目前出现了很多的食品安全事件，其实也隐藏了很大的潜力，说明我国的农业必须升级，必须对产业链进行重塑。我国过去生产目的是满足自己的温饱，是粗放型农业，现在有大批的中产阶级希望吃的东西是健康安全的，而安全型食品必须要按新的生产流通标准来生产。新旧农产品模式的区别：旧的模式拼价格，新的模式靠安全质量品牌。安全型农业应该包括以下特色：
其一，旧模式的产地模糊，新模式具体到人或者产地。从产地来讲，旧的农产品是看不出在什么地方生产的，仅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新的农产品必须要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其实欧盟的农产品早就是这样的格局，即农产品越是标志具体的生产地，其价格就越贵。而可以追溯到生产该食品的人的农产品，一定是价格最贵的。那些只是标注了什么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没有更具体的标注，价格便宜。主要是由于农产品首当安全第一，具体到人可以建立名声约束机制，可以追溯，也是安全放心的保证。
其二，旧模式产地环境不知道，新模式要求产地环境好。产地环境很重要。那些山青水秀风光好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应该是质量安全的。而土壤污染严重，空气差，水质差的农产区，其产地环境恶劣，不可能生产出质优价美的东西。所以在市场上这个价格信号也应该标识出来。
其三，旧的流通模式要经过数个环节转手，新的模式更倾向于直销。现在的果蔬流通模式是这样的：农民在田间种了之后，有专门的中介上门收购，然后拉到产地批发市场，再由产地的批发市场运到销地的批发市场，大的产地批发市场如山东的寿光，大的销地的批发市场如北京的新发地。而产地的农贸市场、超市再到批发市场购买，消费者一般到家附近的农贸市场或者超市购买。这中间的环节太多，生产者与消费者基本上是无法知道对方是谁。消费者购买的菜不知道是谁生产的，而菜农也不知道蔬菜是卖给谁的。所以美国等地兴起了一种社区农业，或者叫做社区支持农业，那就是本社区周边的菜农种菜，直接拉到社区卖。社区农贸市场相当于直销，消费者与生产者能够在社区市场面对面。这种形式既缩短了中间的环节，又能够产销直接面对面，但价格比超市上购买的要贵出不少。主要是能够确保消费者可追溯，对生产者也是一种约束。我国近年来社区支持农业正在快速发展壮大。未来这也是一种替代传统不安全农产品供应链的新的供应方式。
产销直接对接，至少让消费者知道是谁在生产这些农产品，出现问题就可以追溯。对接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北京、上海等地兴起的直接配送是一个模式，褚橙的电商配送也是一个模式，文科状元直接在北京开专卖店也是一个模式，山东胶州产地直接向用菜大户配送也是一个模式。中国是熟人社会，陌生人容易被坑害。而直接配送，就把陌生人转变成了熟人，坑人问题迎刃而解。
长远来看如果真正解决该问题，还是必须让农民专业协会把整个产业链组织起来。也就是说那些产菜大县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不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蔬菜，更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到城市的农贸市场去租柜台销售，或者直接配送，实行“农农对接”，让产地的农民专业协会与销地的农贸市场直接对接，这样既减少了流通环节，又能保证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