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套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基论文,旗帜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词语。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最早用了这个词语。实践证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经历，最具本质性的问题就是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确定什么样的制度。先进的旗帜、正确的道路、科学的理论、鲜明的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根基是决不能动摇的。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中华民族前途。
一、在改革开放实践推进中凸显的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作出的自主选择，因而有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之说。回过头看，改革开放这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决策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结局促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反省，政治波折、经济贫穷的窘境呈现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死胡同，不改革死路一条；二是东欧一些国家表现的改革动向使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角度看还是从世界范围的角度看，自苏联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历了六十年一个甲子期的实践之后出现了危机，十字路口向何处去的拷问摆在社会主义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面前。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涌动的现实下，中国选择改革开放充满着风险。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一直到苏联解体，改革都以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力、社会主义改弦易辙为最后结局。中国选择改革开放起步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时期，来自世界的压力和国内的困惑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空前的执政考验。会不会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翻船摔跟斗，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存在这个可能性。这就决定了党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慎思而行，以求规避风险，在探索中找到一条新路。
改革就是挑战传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向传统挑战从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是冲破僵化思想的束缚，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科学；其次是摆脱苏联模式的局限，使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国情。由此，思考和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挑战传统、走出困境的根本问题，正是在思考和回答这个根本问题的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建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逐渐形成告别社会主义传统的新道路。邓小平用“中国特色”加以阐释，既是以此区别于中国原先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以此区别于东欧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挑战传统并非意味着否定一切，改革开放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起炉灶。传统的合理性维护与非合理性的剔除，构成挑战传统的辩证法则。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立国之基”，确定它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重要内容，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合理性的维护。而改变单一公有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打破平均主义、发挥市场配置作用等举措，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非合理性的剔除。改革开放挑战传统的实践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副合理性维护与非合理性剔除的博弈局面。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思想斗争。总结起来，围绕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三十多年里经历了4次关键时刻下的思想斗争。
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初。从结束“文革”走向改革，党在思想路线上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怀疑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是以改革开放为由放弃社会主义。前者是思想僵化的“左”倾表现，后者则是原则动摇的右倾表现。邓小平适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鲜明地提出来。1979年3月，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1](P499)他强调：改革开放绝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2](P166)。这就以坚定明确的态度为解决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定下了基调。
第二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步实践中。农村和城市改革起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变化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展现，另一种是从变化中引发了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倾向。思想震荡的结果是右的思潮涌动，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发生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张贴大字报的学潮，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潮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3](P1160)。邓小平十分敏锐地观察到社会思潮的动向。1984年4月，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4](P158)1987年2月，邓小平强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 (P206)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为党和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第三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之际。八九十年代交替的环境十分险恶。1889年6月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使共产党经受了执政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利益格局调整中的某些失衡、权力运作中腐败现象的滋生、社会变化中的思想困惑，再加上国际大气候的外部压力，构成“六四”政治风波的复杂原因。这场政治风波提出的是改革开放能不能再坚持下去的问题，其实质是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4] (P311)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两年，曾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榜样的苏联宣告解体，曾经辉煌的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垮台，震惊世界。一时间“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终结论”喧嚣弥漫。西方国家有人扬言马列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将在地球上消失，一些政治家、理论家甚至预言，苏联垮台后下一个就轮到中国。在这个世界冲击波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动摇。1992年春邓小平巡视南方的谈话，向国内外传送出坚定不移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4] （P382－383）在社会主义实践遭遇阴霾笼罩、逆流翻滚的恶劣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对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再一次表明了立场。
第四次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实践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使命，改革开放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进一步向攻坚阶段发展。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时代环境下，中国面临着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显著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尖锐的矛盾。继续前进的历史脚步又一次向人们提出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面临两种思想倾向的干扰：一种认为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私有经济膨胀等事实表明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变质，甚至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为理由，反对再改革开放下去，主张倒回传统；另一种认为中国发展前进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由改革开放不彻底造成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既定的立场、路线和原则，走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路，其实质就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搬用到中国。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主张议会制、多党制的观点，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时常出现。针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思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规定了中共十七大的历史任务：必须明确回答“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和国家怎样往前走，党将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5](P90)。中共十七大郑重宣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5](P93)，“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5](P98)，以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作出了回答。
由上可见，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问题的纷争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解决好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问题的重要性就加深一层。党和人民也正是在一次次思想斗争中不断提升对旗帜和道路问题的认识。
二、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概括的思想发展脉络
历史表明，搞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形成的思想观念。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表明党中央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然而，由于缺乏经验以及思想束缚等各种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照搬苏联模式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脱离了本国国情，为此付出了一系列沉痛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P3)，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重新提出走自己的路，既是历史思想的延续，又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启。
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再到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后形成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完整概括，思想历程的延伸显示了党的理论成熟过程。对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思想发展脉络进行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对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意义。
查阅文献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关于旗帜的创新提法最早出现在中共十五大。这次大会将原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确立了它的指导思想地位。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十五大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要求“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6](P1-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致力于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在历史反省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以科学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实践中，高举的还是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树立为新的旗帜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体现，与中共七大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具有同样的意义。中共十五大对党的旗帜创新有非常详细的阐述，其主要精神是：树立邓小平理论这面新的旗帜，并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以客观事实为根本，立足于发展变化的实际，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价值。“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6](P13-14)中共十五大关于旗帜问题作出的详细阐述，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党的文献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提“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旗帜”[7](P6)。
从树立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中共十五大到十七大思想概括的新发展。这期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思想概括的一个中间环节。中共十五大至十六大世纪之交的五年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使命。在此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新成果。中共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评价，并像十五大一样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但是，有一个区别值得注意，即在提法上没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旗帜进行概括。中共十六大主题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提法没有变，后面加上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此后在党的文献中使用的都是这个主题中的标准提法。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关于旗帜的概括出现了新的变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代替了“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提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思想统领，列入大会主题内容之中。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5](P1)中共十七大以后，党的文献中规范的表述是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跟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后，不再单独使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提法。
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发展脉络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面旗帜构成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足迹。这里需要指出，认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重要的不是旗帜名称的形式变化，而是旗帜内涵的价值提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体现，但中共十六大没有从“伟大旗帜”上加以定位，现在看来是有一种战略考虑的。毛泽东、邓小平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都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这与特定的时代环境有关，具有合理性。但从反对个人崇拜、避免突出领袖个人的角度看，党的指导思想如果在持续发展中继续与领袖个人相联系，不符合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从这个角度上理解，中共十七大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新概括显示了极其深刻的意义。它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虽然呈现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创新，但又具有统一性、稳定性、连贯性发展的特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适用于一个较长的时期，必须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在继续前进的征途上，不断涌现的重大战略思想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最新成果归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可以更加显示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内涵的价值提升集中表现在其概括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从中共十七大开始，对于这面新旗帜的认识不断深化。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比较完整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出了概括，着眼点是将它与道路、理论体系相挂钩。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5](P9)这个概括的亮点是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崭新概念，体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党所有理论创新成果进行系统化的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产生、发展、成熟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过程，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几届党中央共同创造的成果，是反映新时期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要求和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上的思想结晶。中共十七大形成的概括成为新的思想命题，党中央要求“引导人们加深对‘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理解，深刻认识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不是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能够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5](P178)。党中央的思想发展没有到此为止，进一步的概括是在2011年7月纪念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总结党的成就。这就在原先“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概括基础上，又增添了“一套制度”的新内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早就形成的一个概念，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胡锦涛2011年“七一”讲话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意义上概括内含的制度要素，与以往所提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涵义完全不同。它们的区别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前面加上“特色”两字，而是赋予了制度在旗帜意义上的要素涵义。前此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侧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层面，概念内涵比较简单，认知比较单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纳入旗帜的要素，则突出了它的总体意义。胡锦涛指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8](P8)从体系性的角度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匹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概括更加全面更加完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内涵的价值提升还表现为党的思想理论形成了严密的逻辑，将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鲜明特色。”[9](P13)从相互关系看，旗帜是统领、灵魂，是指引方向的标识，旗帜举错了、举歪了，道路就会走偏、理论就会迷失、制度就会落空；道路体现旗帜，是旗帜落实到行动的经由，也是旗帜验证的途径，道路越走越宽广旗帜色彩就越来越鲜艳，道路越来越延伸旗帜内涵就越来越深刻；理论体系是旗帜的思想基础，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体系越丰满道路就越亮堂、旗帜就越清晰；制度是旗帜的保障，是思想和实践的规范，制度越完善、越科学，道路就越可靠、理论就越发展、旗帜就越坚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紧密依赖、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规定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行动逻辑。
三、“三个自信”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自信
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归结起来就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政治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已经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局面，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经济自信，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也提高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与之相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中，政治自信也不能缺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依赖于党和人民坚定的政治自信。作为系统工程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两个指向相联系：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实现现代化。这两个指向体现着全体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表达了全社会共同奋斗的愿景。以民族复兴推动现代化，在现代化中实现民族复兴，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的机能，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蓬勃向上的生机，这是坚定政治自信的深厚基础。
中华民族靠什么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社会靠什么实现现代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探索已经有了结论：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社会主义使中国富强发展起来。从事实逻辑推理，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在的问题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创造现代化成功范例的都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先例，而且还发生了不少半途夭折的样本。社会主义之路能否在中国成为通向现代化之路，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之路，确实是一个需要历史进一步验证的问题。在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尚未成为事实之前，对党和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树立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高度的政治自信。
政治自觉是指对国家建设的历史方位、发展现实、优势所在、前进障碍、困境难题等方面的思想觉悟，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上就是要对这项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一，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前人没有做过，既没有别国的榜样，也没有现成的经验。这就意味着机遇与挑战、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将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相伴随。第二，必须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建设起步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发展于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环境，受制于13亿人口和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困扰于生态污染和资源瓶颈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充满荆棘。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飞速发展的成就还只是初步的，与成就并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一系列问题和困难，警示着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不允许有任何精神懈怠。第三，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方位告诉我们，阶段性的特征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改变，阶段性的矛盾也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不能滞步前进，又不能盲目冒进，必须科学部署、谨慎决策、扎实做事、稳步向前。第四，必须充分认识国家建设模式和发展道路选择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的问题终究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的发展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国提供的方案上。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也没有标准化的道路，“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发展的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模式”[7](P64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有历史经验垫底，有现实需要支撑。如果不顾党领导人民付出的心血和积淀的经验，轻易地改变自己的选择，放弃已经形成的道路、理论、制度，机械地搬用别国的模式和道路来束缚自己，这是政治糊涂，甚至是一种政治上的弱智。第五，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是事业成功的内在要求。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我们自己，创新最大的困难也根源于我们自身，思想惰性是改革创新的大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体制改革的协调发展，才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功。第六，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把握各种规律的必要性，科学处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这三大规律对应政党、国家、社会三个维度，既有各自独立的特殊性，又有相互关联的普遍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但不能割裂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联系。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是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体现特殊性，又要积极吸取国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一切先进成果，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体现普遍性。
政治自信是指国家、民族和社会从自我能力层面把握发展前途的态度，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上就是有朝着预设目标努力奋进的勇气和底气。自信是国家和民族自我砥砺意志的表现，缺乏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是看不到希望的国家和民族。要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政治自信必不可少，提出政治自信问题有重要意义。现实中，因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前进中出现的困难而陷于悲观，是缺乏政治自信的表现；担忧改革挫折，畏惧创新风险，不思进取，墨守成规，是缺乏政治自信的表现；情绪化地挑剔实践中体制机制上的不足和缺陷，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主张搬用西方议会制、多党制以及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也是缺乏政治自信的表现。
当代中国政治自信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一，中华民族政治智慧卓越的自信。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极其丰富的优秀思想。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秉性，在世界文明中显示出卓越的智慧。中国人民相信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完全能够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第二，人民主体力量强大的自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3亿中国人民的事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中国人民充分相信自己勇于改革创新的创造能力，充分相信自己克服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充分相信自己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第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先进性的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10](P143），中国人民信任党，服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功的根本保障。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社会主义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具有更大限度发展生产力、激发广大人民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共同理想和统一意志等制度优势，对于动员组织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强大凝聚力。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正确的自信。党领导人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用了更长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树立的旗帜、找到的道路、形成的理论体系、确定的制度，都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凝结着党和人民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值得百倍珍惜和长期坚持。
高度的政治自信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自觉基础上，高度的政治自觉必然体现为高度的政治自信，两者紧密联系。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树立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是保障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需要。国内外形势不断发生深刻变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坚持改革创新，又要保持稳定有序，在变动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蹂躏和封建主义压迫制造了中华民族的苦难，战争频发、经济凋敝、民生凄凉的惨景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领导人民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又经历了失误和曲折。在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社会动荡的时候太多，中国人民被折腾的时间太长。谋求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痛定思痛后的普遍愿望。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期，任何一点折腾都是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任何一些干扰都是社会发展所不能允许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形成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凝结着党和人民长期探索的心血，是高度政治自觉的体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党和人民必须始终保持的政治自信。只有树立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高度的政治自信，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越走越宽广。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