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警务危机谈判中攻心型谋略运用①
曾婕
(湖南警察学院警务指挥与战术系 湖南长沙 410138)
摘 要: 警察谈判人员处理警务危机需结合事件特点与发展形势,采用各种克敌制胜方法、技巧、计谋才能达到谈判目标。攻心型谋略是警察谈判过程中的常见方法,强调用最小的代价达到理想的效果,对谈判人员、判断目标、人质产生直接影响。常见攻心型谋略有劝导式、攻击式、妥协式攻心。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警务危机谈判中攻心型谋略的应用方法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警务危机谈判 攻心型谋略 应用方法
攻心型谋略的应用有助于掌握谈判主动权,减小危机后果、降低损失,正确武力处置获得先机。谈判过程中需注意谈判目标的情绪状态、保持和谐、相互信任的态度,结合谈判状态应用谈判计谋,采用有助于警方发展的为调动性谋略。通过语言、行动让对方犯错误自己获利的为诡诈型谋略。或者制造假象混淆对象视听达到控制效果。这些谋略有助于谈判人员处理各种警务危机,以影响对方心理为路径达到战胜对方的攻心型谋略。
1 攻心型谋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1.1 对谈判人员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提供处理条件。攻心型谋略是谈判人员通过与谈判目标的交互摸清地方的底牌,为事件处置提供便利条件,分为和平解决警务危机、为诉诸武力创造条件。因为谈判过程中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要求谈判人员趋利避害、权衡利弊,科学处理。第二,争取处置时间。攻心型谋略能够稳定对象情绪,谈判对象情绪变化显著,谈判人员结合对象情绪采取不同的战略方法,掌握其利益诉求。经过心理攻势使谈判人员占据主动地位,占据心理优势与主动权,满足谈判目标需求争取处置时间,制定处理措施[1]。
1.2 对谈判对象的作用与影响
第一,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安全、爱、尊重、自我时间。谈判对象心理单纯,情绪与心理变化有一定规律。不管谈判目标提出任何要求,其最终目的都是满足自我要求。为此,采用攻心型谋略能够在满足谈判对象要求的过程中减轻负担、减少不安,让谈判人员与谈判目标创建良好的交流环境,为后续危机谈判创造条件。第二,在面对不同谈判目标时,攻心型谋略效果良好。人在紧张的条件下求生欲强烈,谈判人员对不同谈判目标中单个个体的不同性格以分化瓦解,制造成员内部矛盾,减轻目标整体的抵抗心理,为任务处理创造便利条件。此外,攻心型谋略的应用还要注意使用目标,决定着谋略应用的成功与否[2]。
1.3 人质的作用与影响
危机谈判时,人质是谈判的焦点。自身心理状态与谈判进程有着直接关系,因而攻心型谋略既适用于谈判对象也包含人质。人质在恐惧的环境中无法对警方行动做出反应,适当的攻心有助于警务危机谈判工作开展。第一,安抚情绪,防止对抢劫者产生影响。人质的态度与行为时刻影响着生命安全,错误的抵抗会引火自焚,需保持镇静。谈判人员结合人质状态进行正确引导,通过适当的形式安抚人质情绪。切忌要求人质和谈判目标迎面而上,也不可窜动人质做无把握的自救,防止刺激到谈判目标。第二,鼓励人质配合谈判工作。谈判人员尽可能让谈判对象与人质在控制范围,尤其是人质,谈判人员采取攻心谋略能够保证其安全性,平复情绪。此外,通过对人质适当的暗示有助于配合警方工作。警务危机谈判必须要以人质安全为保证。不管是谈判人员或是谈判目标,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人质身上。所以,采用攻心型谋略应以保证人质安全为原则,同时用最小的代价得到理想的处理效果。此外,谈判时存在很多影响要素,即使应用攻心型谋略也难以保证全部在控制之中。所以,谈判时不仅要注意攻心型谋略的运用还要辅助各种方法的保证攻心型谋略作用发挥,确保谈判工作的顺利进行[3]。
古董车队从海防发车经越南广宁下龙湾、越南首都河内,经越南老街进入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再经蒙自市到达终点站昆明市,行程达1000公里。
2 警务危机谈判中攻心型谋略的应用
谈判过程中,谈判对象处于被动地位,情绪不稳定、敏感警惕心较强。为此,警察谈判人员可出示身份、明确目的改善目标不安情绪。降低敏感性,保证有效的交流。常见攻心型谋略包括劝导式、攻击式、妥协式,不同的谋略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因此,需要结合实际环境选择适合的谋略方法[4]。
例如:一名生意失败的半醉男子产生自杀的念头。当时在巡逻中队任职的陈绍丹赶到现场。“看他表情很痛苦、绝望,又喝了酒,是真的想自杀。”陈绍丹没有上前喝止或谴责男子,相反,他跟男子聊起了人生经历。事后得知该男子是借助酒精的麻醉而产生错误念头,警方成功地挽回一条生命[6]。
2.1 劝导式攻心谋略
第一,明确身份并说明来意,让谈判人员清楚谈判人员是代表政府与其交涉,这对问题的处置具有重要作用,使谈判对象对谈判人员产生依赖。第二,减轻防备心理,让谈判对象知道谈判是为了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谈判的最终目标是保证环境安全、人员安全并解决问题。所以,谈判人员尽可能地让谈判对象放下戒备、抗拒情绪,给谈判对象信任感。随后,分析谈判对象所处环境,明确利害,使其意识到谈判人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分析问题,愿意与其共同商议解决办法。第三,提供出路,打破心理防线。当谈判对象情绪稳定、冷静后,谈判人员引导其保持理性的思维想一想自己未来规划或者家人,打破心理戒备从而放弃错误行为,做出正确选择。
针对性护理措施干预能够确保患者生命安全性,降低治疗风险性,减轻对机体创伤性,用于实施CRRT患者中,能够保证血管通路通畅,避免血栓、管腔堵塞率,快速解除危重症状,改善肝肾功能各项指标,挽救患者生命安全,且能够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酸碱平衡,顺利替代肾脏功能,控制氮质血症,快速清除体内炎症介质,进而避免VAP发生率,提高护理质量。除此之外,通过针对性护理干预,还能够提高抢救成功率,保证CRRT顺利进行,提高医务人员判断、处理能力,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从而降低治疗风险性,增加患者对医务人员的满意度,促使疾病更快恢复。
2.2 攻击式攻心
该攻心形式指的是谈判人员迫使谈判对象做出让步的心理战术。第一,让谈判对象付出代价才能满足诉求,增加谈判对象的成交欲望。第二,在细节问题上向谈判对象做出让步从而让谈判对象在更大的利益面前做出让步。第三,在原则问题上坚持原则,在态度与待遇方面尽可能地满足谈判对象需求。第四,选择谈判对象可以立即接受的时间或优势做出让步。例如:公交车应男子在盗窃时被乘客抓获,在送往公安部门的路中歹徒趁人不备拿出匕首将一名小学生劫持到花园,企图以该种形式与警察谈判逃避法律。谈判人员通过谈判掌握劫持者约20岁左右,手部抖动严重。为此,谈判人员脱掉了警服,从一名家人的角度与劫持者进行了2h的对话。最终,劫持者放下匕首和小学生痛哭流涕。这样既保证了人质安全又挽救了劫持者[7]。
在MTM模式下,医师为患者做出诊断和最初的治疗决策后,药师为患者提供用药教育、咨询指导等一系列的药学专业服务,与其他医疗服务者合作,共同管理患者的药物治疗问题。该模式需要药师具备一定的临床专业技能,才能达到“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调整药物治疗方案”的要求。
2.3 妥协式攻心
谈判人员采取心理战术迫使谈判对象接受意见,分为利益目标、时间压力、经济压力、冲突压力等。通常劫持者精神高度紧张加上长时间僵持体力消耗大,谈判人员可通过生存压力、疲劳压力展开谈判,例如:提出送饭要求并通过送饭让劫持者打开房门或放松,为后续武力处置提供契机。
某年某广场一名清洁工跳楼,警务谈判专家经过3h的谈判,成功解救了该女子。在沙河大街南3巷一出租屋,一名男子因为其女友要跟他分手,将女友的侄子侄女2名儿童绑架在屋内。谈判专家到场后,对男子进行好言相劝,经过1个多小时的劝说,成功将2名儿童解救出来。员村一横路南社某巷有一名疑似吸毒男子持刀具挟持1名送小孩上学的妇女,谈判专家与该男子进行沟通。经谈判专家劝说,该男子情绪逐渐稳定。民警抓住时机,上前成功解救被挟持的女子,并夺走该男子手中的水果刀,将其控制。女子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无生命危险。谈判人员通过适当的劝导方法给谈判对象心理安慰、情感安抚有助于缓解焦急、冲动情绪[5]。
3 攻心型谋略具体执行的方法
该种方法是通过调动谈判目标的需求接受谈判人员的心理劝导,如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等。谈判人员为其讲解国家法律制度、形势,说服其面对现实,反思自己的行为,放弃不符合实际的想法。同时,通过道德、情感渗透让谈判对象选择正确的情感情绪,创建正向思维,消除不利因素,以达到服从法律的效果。
刚柔并济,恩威并施以情攻心重视感化,以势攻心重视威慑。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谈判人员刚柔并济、恩威并施,感化与威慑对象从而改变认知,改过自新、服从法律。谈判时攻破对方意志,意识到只有服从警察,别无出路。此外,注意度的控制,不可过于柔弱或过重,在懂得利害关系的同时明确出路。
在安抚有心理创伤的女孩时,谈判人员要站在好朋友的角度帮助开解。例如:自杀是痛苦且无奈的选择,谈判员要做的,就是使自杀者发现,除了自杀,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于是,谈判人员像“闺密”一样告诉女孩:“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秘密,你也可以将这个当成自己的秘密隐藏起来,以后你男友对你好,你就更好地对他就可以了。”让女孩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保持冷静的思维做出理性的思考、正确的判断[8]。
在进行电路设计时为了减少电源对信号的影响,在SIM-RST和SIM-CLK引脚两端加入了100 pf的滤波电容以增强稳定性。同时为了节约空间,SIM卡槽设计在PCB板背面,既美观大方,又减少布线的长度。
4 结语
总而言之,警务危机谈判要结合所处环境、谈判对象特点、文化水平采取适当的谈判方法。谈判时注意观察谈判对象的情绪、举止行为,尽可能满足谈判对象提出的要求,保证周围人员或人质安全,为化解警务危机达到理想的效果创造条件。谈判人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倾听心声,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在谈判的同时掌握谈判对象的心理、情绪、行为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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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睿,王春.SFBT形塑技巧在警务危机谈判中的实践探索[J].公安教育,2017(7):29-32.
[3]张玉祥.警务危机谈判[J].山西农经,2017(3):106.
[4]于洋.我国警务危机谈判机制建构研究——域外视角下的本土借鉴[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7(1):142-148.
[5]孙良玉.警务危机谈判中攻心型谋略运用研究[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4):84-87.
[6]于洋.人质危机中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解析——基于警务谈判视角[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5(4):11-14.
[7]杨元花,林少菊,张明刚.警务危机谈判员的培训模式初探[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8):152-154.
[8]于洋.基于SAFE模型框架的危机谈判阶段性策略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29-34.
中图分类号: D03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791(2019)11(a)-0181-02
DOI: 10.16661/j.cnki.1672-3791.2019.31.181
①作者简介: 曾婕(1981—),女,汉族,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公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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