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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今天，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提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要划清几个重要界限，其中第一个就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很有现实性和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写进了我们的党章和宪法。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对这个问题，很显然，不能只看口号，而主要是看内容；不能只看形式，而主要是看实质；不能只看宣言，而主要是看行动。质言之，也就是必须坚持实践（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所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判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标准。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判定标准很重要，很正确，它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讲，也就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概念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回顾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起是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的。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针对没有正确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不仅在批评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公式”或“套语”而不认真研究实际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一再重述马克思这句话，并且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含义。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宣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非常重视这句话，称它为“经典式的定义”，并用它批判考茨基等人，说他们“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注意：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连用了两个“最重要”！），而教条主义者“偏偏忘记”了，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这个简单的回顾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确确实实存在着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而这两者的思想分水岭，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一是“指南”，二不是“教条”，丢掉任何一方面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都反复地阐明这一真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判定“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也正是这一真理的继承和发扬。
为什么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原因在于这个论断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是同实践紧密相连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把自己看作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任何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基本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所谓假马克思主义，概括地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修正主义，它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南”作用；一种是教条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死的教条，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地生搬硬套。这是两个极端，但极端相合，它们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这一真理的。因此，它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仅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它教导人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因时、因地制宜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列宁正是根据这种精神进行理论创造，指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也是根据这种精神进行理论创造，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只知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责任，因而他们在实际中只能碰壁和失败。
马克思主义又是行动的指南，离开马克思主义就要迷失方向，因此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和现实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及保守、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其实质就是否认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南”作用。实践证明，他们不仅不能给革命和建设指出明确的和正确的方向，自己也一个接一个地变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老祖宗不能丢啊！”不论对于认识来说，还是对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说，这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和颠扑不破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既要求不要把它当作僵死的教条，又要求把它当作不可须臾离开的指南。显然，只有把这两方面密切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尊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提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就是这种密切结合的生动表现。近代中国革命史反复表明，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不能胜利，而有了马克思主义，若不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也不能胜利。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和伟大领袖，就在于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天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并从中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推进中国革命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而事实和结果却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山沟里”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说“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只有这种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正为此，只有这种马克思主义才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其它任何所谓马克思主义，它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无权称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遵循它，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和发展，违背它，革命和建设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首先就是恢复和发扬这一根本指导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活生生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对于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都指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今日中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这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光辉胜利。
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从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看到了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中国，以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就有了方向、指导和理论依据。江泽民同志提出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其目的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正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