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唐全传》与天地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地会论文,说唐全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44（2007）05—0647—08
天地会受到通俗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戏曲的巨大影响，这已是学界共识。早在清末民初，陶成章就高度概括道：“洪门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义众，故又曰梁山巢穴；欲预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以奏扩清之功，故又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1]423—424 1934年，罗尔纲先生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从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入手，考察《水浒传》对天地会的影响。今人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则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水浒传》、《说唐》和《三国演义》对天地会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说。但正如王先生所说，以前大家对《水浒传》与天地会的关系研究较多，而对“说唐”小说系列与天地会的关系则关注不够。本文拟在学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论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说唐”小说大致包括《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唐秦王词话》、《隋唐演义》、《隋史遗文》、《残唐五代史演义》、《说唐前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等。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游民知识分子参与创作。然而，在“说唐”系列小说中，与天地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说唐全传》。《说唐全传》包括《说唐前传》、《说唐后传》（即《罗通扫北》与《薛仁贵征东》的合称）及《说唐三传》（俗称《薛丁山征西》）。《说唐全传》是几代说书艺人累积创作的结果，成书之前，其故事已存民间广为流传。
天地会是个具有强烈反清复明色彩的异姓结拜秘密地下组织，关于它的创立者、创立时间等问题，学术界争论顿多，主要有郑成功创会说、道宗创会说、万提喜刨会说等观点。前两派观点认为天地会创于康熙十三年（1674），后一派观点认为创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天地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多为江湖侠客、游方僧道及江湖艺人、江湖术士等，其成员以游民为主体，有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脚夫、水手、盐枭、私贩等。因此，《说唐全传》才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但需要指出的是，以前我们只强调天地会受到“说唐”系列小说的影响，却没有注意到“说唐”系列中的某些作品，在其成书过程中，也可能有天地会思想观念的渗透。
一、天地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与《说唐全传》
历史上，帮助李世民夺取天下的秦琼等人，原是“山东豪右”集团的。但在《说唐前传》中，秦琼、徐茂功、程咬金等人都变成了具有浓郁游民色彩的绿林豪杰，秦琼是历城捕快，程咬金是流氓无产者，徐茂功变成了游方道士，他们后来都“发迹变泰”，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他们的言语行事也游民化了，如《说唐前传》第46回程咬金称徐茂功为“老大”。“这种改动不仅使他们的身份与听众接近，从而易于接受，而且突出了书中主人公们‘发迹变泰’的过程，这正反映了江湖艺人的个人追求和社会理想，也使得生活与挣扎在下层社会的人们和一无所有的游民羡慕不已，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2]311—3120
首先，《说唐全传》所展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得到了天地会的认同。隋末群雄并起，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但作者只肯定瓦岗寨，而称其他“反王”为“贼”。这是因为作者所崇奉的众多英雄都出自瓦岗，唐王朝的一些开国功臣也出身瓦岗。所以，作者的是非观便以瓦岗为坐标，凡是帮助拥护瓦岗者，作者就肯定，反之则否定。《说唐全传》中的英雄们一如梁山好汉，打家劫舍，多行不法。单雄信乃秘密组织的头目，坐地分赃，“收罗亡命，做的是没本营生，随你各处劫来货物，尽要坐分一半”。程咬金外号“程老虎”，乃是“贩卖私盐狠汉，十分闯祸，人人怕他”。出狱后来到班鸠镇，“那些市上的人见了，都吃惊道：‘不好了，这个大虫又出来了”。伍天赐占山为王，好吃人心，“因吃人心多了，连眼睛也是红的”。对于好汉们的这些恶行，作者非但不加否定和谴责，甚至津津乐道，以为正是如此方显出绿林豪杰的英雄本色。
游民居无定所，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亦即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包括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心理因素。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养成了他们唯利是图的思想和强烈的雇佣意识。天地会中的大部分成员是被抛出宗法网络之外的“脱序人”，形成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只有敌我，没有是非。天地会虽有“十禁”、“十刑”、“二十一则”、“三十六誓”等严格的会规条令，但那些会规条令只在会内有效，在会外则完全没有约束力。衡量一个天地会员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完全取决于会内的道德标准，他们在会外的活动以及天地会集体施之于外部社会的行为，则不受正统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制约。他们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开赌场，设妓院，走私贩毒，投机取巧，强买强卖，抢劫掠夺，多行不义。
天地会特别推崇通俗小说中的忠义思想，结会时一般要念诵“有忠有义刀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两句盟词。“贾家楼结拜”（《说唐前传》）、“桃园结义”（《三国演义》）及“梁山聚义”（《水浒传》）皆成为天地会推崇的“义气”典型。天地会有《三把香诗》，第一把香是要天地会成员效法传说中的羊角哀和左伯桃生死相交、舍己救友的义气；第二把香是标榜刘、关、张的“桃园结义”；第三把香是宣扬梁山将领的忠义精神；半把香是说《说唐》中的秦琼和单雄信，他俩原是结义兄弟，后各为其主。单雄信被李世民处死后，秦琼悲痛欲绝，因而被称为“秦琼哭回半把香”。洪门以这“三把半香”作为团结会众同生死共患难的思想武器。
在元杂剧和早期说唐小说中，尉迟敬德是主要人物，但从《隋史遗文》开始，秦琼替代尉迟敬德一跃成为中心人物。在历史上，秦琼的地位次于尉迟敬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王学泰先生说：可能是秦琼跟随李世民更久，传奇经历更多，因而更易于激动作者和听众的心灵的缘故[2]311—312。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应是秦琼比尉迟敬德更能体现出忠义孝道精神。秦琼是个大孝子，唯母命是听；他又讲江湖义气，号为“赛孟尝”。程咬金等劫了皇杠，秦琼作为捕快，身负缉盗之责。但他为了兄弟义气，烧毁批文，与大家一起仓促起义。天地会非常推崇这种忠义和孝道，会友见面时，拜访者先念《天下英雄访英雄》，首先就提到秦琼：
日出东方一点红，秦琼打马到山东。
身挂一双金装鐗，五湖四海访宾朋。
张良背剑访韩信，刘备关张访卧龙。
太祖雪夜访赵普，吴用常访玉麒麟。
尉迟访得白袍将，文王渭水访太公。
天上星斗访星斗，地下英雄访英雄。
只有兄弟无处访，特到此地访仁兄。
久闻大哥义气好，山清水秀又相逢。[4]73
“义气”是游民们经常自我标榜和自我炫耀的口头禅，但其实他们所谓的“义气”带有强烈的帮派性质和趋利顺向。如《说唐前传》写秦叔宝劝朱登投降道：“劝贤侄不如归顺唐朝，一则不失封侯之位，二则弃小就大，不使天下英雄耻笑，以成豪杰之名。”朱登听后，“心中不觉洞然省悟”。可见，“弃小就大”是江湖的共识。天地会非常认同这种观念，起初天地会各团体中只有大哥和师父或军师两种职衔，发起结会者一般充当大哥，熟悉天地会仪式的人充当军师。而嘉庆年间广东佛山梁老三创立“忠义会”时，“入会之人量力出钱，如出钱较多派为大哥，给与红布一块，准其自行邀会敛钱。入会后再能多出钱文，加为总大哥，同会兄弟受其约束”[1]。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水浒传》中武功平庸而又其貌不扬的宋江会成为江湖景仰的领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有钱“疏财”。因此，有时候帮会中金钱比忠义更重要，帮会中等级森严，但清末民初青红帮中的许多高层人物都是靠金钱和地位而跃至高位的。
“忠义”成为天地会高于一切的“圣旨”，他们可以接受招安，但不能原谅不忠不义。在《九江令》中，天地会骂农民起义者为贼，而将镇压农民起义者歌颂为忠义英雄。他们鼓吹“仁义”，以正统为准则；基本上不歌颂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而推重其“江湖义气”。他们赞美宋江，不是因为他敢于造反，而是因为他带领大家招安，如《梁山高大典结交》：“梁山寨上好威风，千军万马逞英雄，宋江仁义高天下，才得招安成大功。”[3]294 从天地会的形成史也可说明这一问题，天地会的雏形万姓集团原是一武装抢劫团伙，明亡后接受郑成功招安。随着清逐步统一，万姓集团权衡利弊后，又决定叛明降清。万七蔡禄、万二郭义暗通清将黄梧，“业已遣人投诚”，并且“事已八九”。郑成功风闻后，急令两人“带全师过台”，并密谕黄旭说，蔡、郭“若尊令则无他意，若迟延观望，急除之”。万姓集团的老大万礼在攻打南京时，兵败逃跑，“忙不及去甲溺死”，初以战死上报，遂将牌位供入昭忠祠。后真相败露，郑成功命撤去牌位。这一事件更加速了蔡、郭降清的进程。起初郭义犹豫不决，这时从诏安长林寺赶来的万五达宗“复迫之曰：自古英雄弃暗投明，若当断不断，乃妇人之仁也”。郭义遂决[5]卷五：161—162。在郭义和蔡禄被清廷杀害后，万五达宗又结会反清。所以，天地会区别正邪善恶的准则不在于他是否对国家、社会有益，而仅仅在于其是否“忠义”，是否有利于自己或其所属集团。《施公案》中的黄天霸，原是绿林中人，后反正投清，帮助清廷镇压绿林同道，按理说，黄天霸犯了江湖大忌，但直至近代，他仍受到绿林豪杰的崇拜。由此，我们也可想见“忠义”和“招安”在江湖人心目中的位置。
天地会的“忠义观”不但超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而且高于父母、兄弟、夫妻之情。《明神宗实录》说“邪教”“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教主之令”[6]卷五百三十三。这句话同样可用来解说帮会。秘密结社中的人员，为生活所迫而四处漂泊。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母亲情、家庭温暖，而在谋生路途上凭借朋友间的慰藉和扶持。所以，这类人的自然血亲观念一般比较淡薄，而将气力心血，付之于集团人缘关系的亲和与纽结。这种人际感情的特征，是偏重于用带有均平色彩的财富占有信念，来冲击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分配关系；用更大范围的“轻乡弃家”、“人皆兄弟”的伦理法则，来取代由乡绅、族长昕控制的宗法血亲系统，在下层社会中寻求超越乡里血亲联系的人际组合。小生产者日常意识中固有的同族、同姓、同乡的观念，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被人们的共同利益所突破。在外地异乡的空间里，在痛苦颠沛的情境中，演化为源于乡族结构又高于这一结构的集团意识，蕴生出“合胆同心，无分彼此”，四海之内“胜于同胞骨肉之亲”的感情世界[7]94。加入天地会的新成员，都需举行一个象征再生的仪式，主持拜会者称为“老母”、“亚妈”、“娘亲”、“娘妈”等。民国《邕宁县志》卷34载：“按父老言，拜台之说，乃匪徒结党敛钱之技。其法筑盟台一昕，奉五相（即五祖）位神，设台十数张，纵横如品字式。其头目披发持剑，跌坐台上，谓之老披……其窜入台口者，谓老披为老母，己为老母所生，谓之‘出世’。”天地会《本身钱》诗：“老母打发钱三文，五湖四海结成群。”“三八二一不差分，娘亲带我入城中。”“人是洪面人，娘妈带招人。”“本是忠义神，义母带我身。”加入天地会时，要发誓天地会的事情“兄不能传弟，父不能传子”。一入洪门，从前的“父母冤仇，不得怀恨在心”[8]3—6。这一仪式象征着新成员脱离了原有的家庭甚至宗法网络，重新加入到一个新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都姓洪，“全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9]161。以“亚妈”为父母，“自入洪门之后，母亲即是香主”[8]卷三：6，异姓结拜虽是模拟血缘，但它又高于真正的血缘。《说唐后传》中描写了薛丁山和樊梨花弑父，虽是误杀，但按照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此乃大逆不道，是不可原谅的。然而，小说作者非但没有谴责他（她），还把他（她）作为大英雄进行歌颂。有人以西方的“俄狄蒲斯情节”来解说该情节，其实这并非作者原意，它所体现的乃是帮会的亲情观念。夫妻之情也是如此，单雄信说：“自古道，为朋友者生，为朋友者死，方是义气豪杰。那些财帛无非身外之物，妻子没了再讨得了，这朋友没了却哪里再讨得来。”这虽是重弹《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老调，但的确是帮会内的普遍观念，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全传》之类深受游民思想影响的小说，最精彩动人的章节不是描写夫妻之情，而是朋友之义。
二、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说唐全传》
天地会的组织系统主要是仿照了《水浒传》中梁山寨的职务分工。朱琳《洪门志·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云：“铜章下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将，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钟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样，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冈；么满好比时迁将，功苦勤劳在山冈。满园哥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章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10]485。但也受到《说唐全传》的部分影响。如《说唐后传》第55回写薛仁贵部属中有个“巡风把总”。“巡风”就是侦察的意思，作为官职在小说中最早见于《西游记》第74回：“你实不知，大王见我烧得火好，把我升个巡风，又与我个新牌，叫做总巡风，教我管你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在天地会中，巡风为“外八堂”中的第六排，在办会期间或开设“香堂”时，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责通风报信。
《说唐前传》中写绿林帮会以“令箭”传信，而且速度惊人。单雄信在显性社会是二贤庄主，在隐性社会则是黑帮头领，“凡是绿林中人，他只一枝箭传去，无不听命”。《隋史遗文》中有单雄信传令的描写：当王伯当通知单雄信九月二十三日来为秦琼的母亲拜寿时，单雄信拿了两支令箭去通知自己的拜盟兄弟。作者接着解释道：“这支箭却只是做就的竹筹，有雄信字号花押，取信江湖的豪杰朋友。观了此筹，如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明末民间秘密教门闻香教早就采用了这种通讯方式，教主王森“居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11]卷二五七：677。“凡奄风信，暗置竹签印烙三王字号，顷刻可传千里。”② 天地会的信息传输方式也是如此，赵执信《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先叔祖韞退赵公暨元配张夫人合葬行实》文中提到剧盗“云龙展转楚闽间，多死党，一日能知千里外事”[12]485。剧盗云龙就是天地会头目。
为了自我保护，江湖帮派都有独特的隐语暗号，在犯案和联络时使用，这种江湖语言，既能使某个团体成员运用它进行内部的交流，而又能将自己与外部的世界隔绝开来。如《海底》所云：“‘隐语’之为用，能使会中之人，畅谈于大庭广众之中，而我则风气互通，意见互换，严密不泄，使人既不知我之所云，且也无法冒充刺探也。”[3]239 《水浒传》就描写到江湖语言，如下拜叫“剪拂”，跌坐为“塔蹲”等。《说唐前传》第22回写尤俊达教导程咬金道：“大凡强盗见礼，为之‘剪拂’，见了客商为之‘风’，来得少为之‘风少’，来得多为之‘大风’，若是杀不过为之‘风紧’，好来接应。‘讨账’是守山寨，问劫得多少。这行中哑谜，兄弟不可不知。”天地会吸收了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有益东西，创造了一套更为丰富、系统的隐语暗号，称为“海底”、“金不换”。其中对外人的称呼中，原差为“风仔”，官兵为“风猛”，别人为“风有”，众人为“大风”，与《说唐》中的颇为类似[8]卷六：23。
《说唐后传》中薛仁贵的服饰、旗色也与天地会非常相似。史记贞观十九年（645）唐军进攻高丽时，薛仁贵欲立奇功，穿着异于众人的白色衣甲。这正与天地会尚白的传统暗合，所以小说作者进一步“加白”薛仁贵：“头上白绫印花抹额，身穿显龙白绫战袄，脚踏乌靴，白绫裈裤，坐下白马，腰栓五色鸾带。”天地会结拜之前须“改头换面”，包括“改头”、“洗面”、“改衣”。“改衣”就是穿上白色长衣，称为“穿白衣”。《彭公案》中写到马玉龙问余化龙天地会是如何打扮的，余化龙回答道：“天地会教中，打扮也不随古，也不像今。武将都是头带三角白绫巾，有金抹额，身穿白缎箭袍，都是青缎靴，扎白花，各以白鹅翎为记。他们说话不离本，出手先见三反搭二纽扣，背后拿金钱，他们教中人都是这样打扮。”后来马玉龙告诉石铸等说：“天地会以白的为主，靴子要扎白花，腰缠白绫。”显然，《说唐后传》中对薛仁贵服饰的描写，在史传的基础上受到天地会的进一步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史传中的薛仁贵白衣白甲和天地会尚白传统又都受到弥勒教或摩尼教影响的可能。《说唐后传》又写到薛仁贵的鸾带、旗帜都是五色的。它与天地会尚“五”传统也不谋而合。天地会有昕谓前五祖、中五祖、后五祖、五虎大将等，据天地会会簿描述，“木杨城和合店卖五色布，五色袍料，五色衣服。义合店卖五色果只食物。万合店卖五色绒丝，五色绸缎，五色丝线，忠义街住七十二人家。五坵园有百零八间屋”。天地会员穿的是五色衣，戴的手巾是以五色丝罗布做成。队旗也是五色[3]160。南洋天地会传教者亚妈裹红帻，穿白衣，设五色旗。广东新会天地会香主披长白衫，腰束红巾。又据杨再兴《会簿》说，天地会后五祖被清兵追杀时，得到佛祖、观音施救众师徒时，“驾五色祥出（云），空中放下五色系（丝）线”。《说唐后传》和《说唐三传》中的番将用“蜈蚣旗”，而在《彭公案》和《永庆升平》中，有很多地方描写天地会的旗帜也是“蜈蚣旗”。
三、《说唐全传》与《西鲁序》
“西鲁神话”是天地会会簿记载天地会起源的一个故事。天地会的领导层用这个故事来教育会众，激发他们对清廷的仇恨，宣传本会的创会宗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西鲁神话”在其基本情节和人物稳定的情况下不断地发展变化，增加了许多细节。由于这个故事荒诞不经，矛盾百出，使研究者困惑难解，歧说不一。王学泰先生从通俗小说的角度去解说，可谓独具只眼，他指出：“西鲁神话”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乃至语言运用上无不受到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影响。故事中的绝大部分情节都可以在通俗小说中找到它们的原型，也就是说，“西鲁神话”来源于在清代已经广泛流行的各种通俗小说，而且出现越晚的天地会文献所记的“西鲁”故事情节就越丰富，其取之于小说的成分就越多[2]463。其实《西鲁序》本身就是一篇神话小说，而这篇小说又是根据天地会创立的史影，拼凑通俗小说中的某些情节而成的，其中不少地方受到《说唐全传》的影响。
1、丁山。
天地会《会簿》中多次提到“丁山”，几乎所有的会党史研究专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据杨再兴《会簿》说，天地会“后五祖”被清兵追杀时，得到佛祖、观音救助后，“五人走至高州府自城县，有座丁山，山上有座高溪庙”。洪门秘笈杨氏抄本中，提到万提喜住在“丁山之上的高溪庙”[3]85。贵县修志局本《反清根苗第一》中又说：万云龙在高溪寺起义，带支人马在丁山脚下与清兵大战，死于是役[14]35。英O 8207D《西鲁序》谓万云龙死后，“尸骨火焚，葬于丁山脚下”[8]卷五：29。“太祖洪启胜妣庇氏太祖合葬在丁山脚底下处。”[8]卷五：15
万云龙是天地会的创始人。经罗熠先生调查，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高溪庙”、“观音亭”就在漳州府漳浦县云霄镇高溪乡。万云龙俗姓张，名道宗，法名达宗。顺治、康熙年间，他与本家兄弟张耍等18人首倡结义，以万为姓，道宗排行第五，故名“万五达宗”。顺治十一年（1654），万五达宗成为福建诏安县官陂镇“长林寺”的开山住持。万二郭义、万七蔡禄降清后不久，密谋反正，事觉被害。万五达宗得知消息，在蔡禄的家乡云霄县灵王庙（即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高溪庙）设祭追悼，并结成天地会，以反清复明相号召。
从会簿记载可知，高溪庙坐落于丁山之上，因此，丁山便成为天地会顶礼膜拜的圣地。姚大羔本《会簿》中《盘问袍袱》中“问：布出在那（哪）里？答曰：出在丁山脚万字庵下”[9]15。
有意思的是，《说唐后传》中的薛仁贵之子也叫“丁山”。小说描写薛仁贵早年家私费尽，无处栖身，住进丁山脚下破窑中。后来薛仁贵前去投军，妻子柳金花已有身孕，要仁贵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个名字。仁贵说：“娘子阿，我去之后，生下女儿不必去表，若生下男子，就把前面这座丁山为名，取他薛丁山便了。”而历史上的薛仁贵，其子名薛讷，其孙名薛嵩，并无所谓“薛丁山”其人；薛仁贵的故乡山西绛州府龙门县和福建天地会的遗存中，也都没有一座叫做“丁山”的山头。“薛丁山”之名与天地会会簿中的圣地“丁山”之间到底有何种联系？是谁影响了谁？我们暂时还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两者之间的相同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肯定有某种密切的关系。
2、天地会会簿中说，崇祯帝自缢后，娘娘李神妃出走，“生下小主，蒙上天庇护，又蒙万家恩养。”王学泰先生指出，这一情节与《说唐三传》中的太子遇难故事非常相似。小说叙述唐高宗时武则天欲谋篡位，命太监杜回将正宫娘娘及太子害死，杜回不忍，救出太子送江夏王李开芳处抚养。14年后，李开芳把真相告诉太子李旦。李旦经历了许多磨难，又得很多忠臣义士的辅佐，最终灭了诸武，恢复帝位。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小说中称李旦为“小主”，这与天地会会簿中对“朱洪竹”的称谓完全一致。而在其他典籍中，则未见有这样称呼太子或皇子的。
3、天地会会簿中说，康熙年间，西番作乱，朝廷挂榜招贤，少林僧128人应征，打败西番。历史上，薛仁贵跨海征讨高丽，而满清正是起源于辽东。因此，会簿中的“西鲁”和《说唐》中的“西番”、“哈迷国”、“北番赤壁”都应是影射满清。《说唐全传》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薛仁贵征西，被哈迷国苏保同毒镖所伤，程咬金奉旨前往长安搬救兵，于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贴出榜文招能人挂帅。薛丁山与母亲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莲到长安揭了榜文，封为二路元帅，征西大获全胜。而且，西番作乱，朝廷束手无策，竟至要挂榜招贤，而少林僧人仅128人就战胜了西番。这一情节与《说唐全传》中对力量的极度崇拜也是相通的。《说唐前传》把天下好汉排名，李世民的弟弟李元霸排名第一，所以李世民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小说对李元霸的力量进行了荒谬的夸张，他是个“恨天无把，恨地无环”的大力士。如果“天有把”，他也要耍一耍；假如“地有环”，他也要提一提。独自一人竟打败一百八十万军马。这些描写，典型地反射出游民的心态，他们一无所有，出门在外，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自卫或朋友的帮助才能生存，所以崇尚武力。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知识大多来源于通俗文艺作品，很难分清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甚至虚构人物的区别，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作真人真事。他们感到一些形象于己有用，能给自己的行为以心理支撑，便加以崇拜。[2]319—320
4、木杨城。
天地会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木杨城”又作“木阳城”，田本《会簿》：“扶起明主座木阳”，“杨”字异写作“阳”。也作“穆阳城”，英O 8207 D《会簿》：“挖土筑城名穆杨城……滴血盟心本姓洪，穆杨城内拜主公。”或简称“杨城”，英O 2339《会簿》：“万种传落在杨城……洪米为宝镇杨城”。有人统计英藏诸本《会簿》中，“杨城”或“木杨城”等词达106例。
“木杨城”到底有什么意义，目前还难以索解。有时它指天地会的大本营，如姚大羔本会簿“盘问兄弟”一节中写道：
“尔过里乔（桥）还有什么？”
答曰：“有一座木杨城。”
“尔进去不曾？”
答曰：“进去。”
“尔进去见甚么为记？”
答曰：“有三个字。”
“三个甚么字？”
答曰：“是青气、黑气、山乃为记。”[9]12
可见，木杨城是天地会的根本。《香花僧秘典》中的《木杨城曲词》，则把木杨城描述为兄弟结拜之地，极尽赞誉之能事：
说木杨来说木杨，说起木杨根本长。
遇围四百八十里，深有十里零三分。
本邑有座高溪庙，西山有座古林池。
左边有对桃花树，右边有对松柏林。
庙前有座三山塔，庙后有个古林泉。
专意虔诚来此地，特来拜见五祖宗。
兄弟来到木杨城，指引树下同结拜。
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四面八方都来到，五祖台前逞英雄。
师祖传下一枝香，高溪庙内把炉烧。[2]487
有时又指天地会在开香堂时用的重要法器。当它作为法器时，是个木斗形状的器物，开香堂时摆放在香案正中，中间插着“某某山，三军司令”的帅旗，两边插着代表前、中、后五祖的旗帜，下面写着“木立斗世”，上面标有“木杨城”三字。也有在拜会的时候，主持者“以竹插地，糊纸作门，名曰木杨城。又用桌椅搭桥，嘱令入会之人由桥下走入城内”③，这时开香堂的处所就是木杨城。
加入天地会的新成员在入会仪式上有逛木杨城和攻打木杨城的节目。当逛木杨城时，它是自己守御的城堡。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所记载的天地会内部文献中，有关于“木杨城”的盘诘：
问：过了忠义堂又到何处？
答：又到木杨城。
……
问：木杨城何料所造？
答：下结大洪石，上是大明砖所造。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下结洪石大明砖，城基万裁世流传。
民安便把乾坤转，君臣相会定中原。
问：木杨城有几多个望楼？
答：有二十一个望楼。
问：何人把守？
答：明兵把守。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望楼把守是明英，清兵难到木杨城。
廿一相逢军将会，炮洗清兵不顺情。
……
问：木杨城何人所造？
答：唐王李世民所造。
问：何人重修？
答：万云龙所修。[9]卷四：9
从上述盘问中可知，木杨城象征明王朝，也即汉民族。它遭到清军的攻击。
当攻打木杨城时，它象征着满清的堡垒。近世天地会开香堂的仪式中，有《破木杨城》：
奉了大哥命，来破木杨城。
一不扰人民，公买公卖立根衡。
二不要退缩不前进，杀退敌人百万兵。
木杨城已经克复了，忠义堂前把令交。[2]487
王学泰先生认为，“木杨城可能是牧羊城之讹”[15]。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说岳全传》中就写到岳家军攻打牧羊城。《彭公案》中描写贺兰山金枪大王白起戈欲犯中原，在四角山摆下牧羊阵，彭鹏率众英雄三打牧羊阵，最后阵破贼降。杨树主要分布在我国最北的大小兴安岭地区，西部则广种胡杨，以畜牧业为主。因此，无论是“木杨”还是“牧羊”，都应是影射边疆少数民族。
王先生又指出：会簿中木杨城之所以与唐太宗有关，“并非由于他封赠过少林寺，而是因为在《说唐》系列小说中，李世民曾与木杨城发生过关系”[2]489。在《说唐后传》中，北番赤壁宝康王向唐朝挑衅，唐王李世民拜秦琼为帅，御驾亲征。一路势如破竹，但至北番首府木杨城时，中了屠炉公主设下的空城计，全军被困木杨城，时过三月，兵粮将绝。后见天降飞鼠，众人不解，徐茂功说此是天赐黄粮。于是他率众人在北番的宫殿前挖出粮草数万，可以维持军队数月之食。后又用徐茂功之计，派程咬金冲出重围，到京城长安搬取救兵。罗通率众小将往救，终将北番打败。
显然，王先生认为《西鲁序》中的木杨城乃是《说唐后传》影响的产物。不知为何，研究会党史和文学史的专家都没有注意到：木杨城其实不是小说作者虚构出的城堡，而的确实有其城。据《奉天通志》记载：“牧羊城，城（指距金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周围二百五十步，门一。”1927年，北京大学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对牧羊城遗址进行发掘。这座古城，现在仅剩下城基的残迹。城内出土遗物种类较多，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等；有战国时代的文物如铜镦、铸铜斧范、明刀钱、明字圆钱、一化钱等；有汉代的文物如铜镞、铜带钩、铁獗、铁刀、板瓦及“河阳令印”、“武库中丞”封泥等。从出土的文物看，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居民的聚居地，城系战国后期的建筑，而到汉代处于繁荣时期。从城的规模和形式看，它当属一座海防城，城西距海湾羊头洼并不很远。当时羊头洼是沟通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一个重要港口。牧羊城临山构筑，居高临下，既不受水患之害，又得易守难攻之地势，且水陆交通亦很方便，这便是牧羊城所以成为古代居民聚居地和重要海防城堡的原因。
从牧羊城形成的历史看，它既可以说是中原汉民族的属地，也可以说是胡人的堡垒。公元前300年，燕国遣名将秦开率兵击退东胡，把中原王朝的疆域推进到今辽宁省及朝鲜半岛的西北部。约在公元前283年至公元前279年间，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时，旅顺口属辽东郡的辖区。秦统一六国，设三十六郡。承袭燕制，辽东半岛南端仍属辽东郡，建治所襄平（今辽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派船东来，曾停泊于将军山（即老铁山）下，开辟了从山东半岛通往朝鲜的航线。因此，在汉开国百年之后，旅顺口一带便成为人烟比较稠密，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的衰落，牧羊城遂为北胡所据。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派刑部尚书张亮率战船500艘，载士兵4万人，由山东莱州渡海，于旅顺登陆，先占领牧羊城，然后北上攻克卑沙（今金州大黑山上）、盖牟等10城。贞观二十二年（668）九月，唐军击败高句丽，收复辽东失地，设安东都护府统管辽东地区。唐以后，又相继为女真、蒙古、满人所据。④
可见，在历史上，牧羊城几度易手，它曾归属中原汉王朝，而又相继被北胡所占，更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所以，才造成了在天地会会簿中，木杨城既是自己的城堡又是敌人的城堡的矛盾现象。当它作为被天地会攻打的对象时，它影射着清政府。《汉留纪要》谓逍遥河上漂来的底面写着“反清复明”的香炉，原是失于杭州的故物，也委婉地暗示了中原汉民族亡于异族的意思，因为北宋王朝正是被女真所灭，女真接着又成为南宋王朝的心腹之患。
当牧羊城在会簿中作为被天地会守御的对象时，它影射着牧羊城是中原汉族王朝的属地。当地有个关于牧羊城来历的传说：
相传古时候有位大将军奉天子之命，率军出征辽东。行至山东蓬莱时，被大海挡住去路。军马困在海边一月有余，眼看粮尽草绝。幸而得一洗衣老妇人的指点，几万人马顺利地过了大海，并借助老妇人赠送的天书，避过了一场场劫难。后又在一位牧羊老人的指点下，修建了一座城。大将军下令在这里安营扎寨，整顿军马，准备远征。因为这座城是牧羊老人的指点修成的，所以后来人们管这城叫牧羊城。[19]
显然，这个传说中率军征辽、修建牧羊城的“大将军”就是暗指薛仁贵，而那个指点大将军渡海并赠送铁弓、银箭、天书给大将军的老太婆就是《说唐后传》中的玄女娘娘。《说唐后传》中描写了玄女娘娘赠给薛仁贵震天弓、穿云箭、水云袍、天书等宝贝。
综上所述，天地会与《说唐全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天地会的形成可能早于《说唐全传》的成书，而天地会的会簿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天地会会簿，也只是嘉庆十六年（1811）清吏搜获的所谓姚大羔本。因此，这就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到底是天地会影响了《说唐全传》，还是《说唐全传》影响了天地会。笔者猜测，有可能先是天地会思想对《说唐全传》的创作进行了渗透，其后，随着《说唐全传》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又对天地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收稿日期：2007—06—22
基金项目：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ZW036）。
注释：
① 《朱批奏折》，见《湖南巡抚区哈布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奏》。
② 岳和声：《王森旧招节略》，见《餐微子集：卷四·丽水：括苍丛书第一集》。
③ 《刘坤一奏折》，见《光绪朝东华续录》。
④ 参见《追溯大连的城史纪元》（《大连日报》2005年12月18日）和《牧羊城》（原出淑人、驹井和爱著，《东方考古学丛刊》1931年刊）等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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