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五四”时期的倡“通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时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变观——文学革命速胜的重要“武器”
胡适等新文学先驱在倡导文学革命时，是做好了持久作战的心理准备的。尽管他们对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抱必胜的信念，但在衡量了新旧文学的力量对比后，都一致认为，“废文言用白话……非一蹴可几”，（注：刘半农：《我的文学改良观》。）“预料做三五十年的长期奋斗”。（注：（港）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1979年版上卷，第73、74页。）作为其对立面的保守派林纾、严复等人则视文学革命言论“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注：严复：《书札六十四》，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96页。）不屑于与之应战。
令对立双方都始料不及的是，文学革命竟速战速决了！而且“一切的变化……这么彻底”， （注：（港）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1979年版上卷，第73、74页。）无论是文学的体式、语言，还是文学的观念、情趣，都与以往的中国文学不再相似！
由此，便引出了一个历经大半个世纪仍令人兴味不减的话题：根深蒂固的旧文学为何如此轻易地让位于以白话文为其标志的新文学？文学革命为什么短短几年便大战告捷？胡适等先驱者手中到底有什么秘密武器？
答案曾经有过，如：“政体变革影响说”、“外来影响说”和“‘五四’运动影响说”便是有代表性的几种。
朱光潜先生力主“政体变革影响说”。他认为，辛亥革命后，结束了“二千余年来中国文学在大体上是宫廷文学”的历史状况，文学不再是读书人“取禄获宠”的工具，“读者群变了”，服务对象从皇帝高官变为平民大众，其内容、形式、技巧乃至语言于是也要跟着变。（注：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原载商务印书馆1948年1月版， 参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第26页。）
鲁迅先生则认为，新文学的诞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注：鲁迅：《且介亭文学·草鞋脚·小引》。）
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先生还提出了“‘五四’运动影响说”。他认为对于文学革命的速胜来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意外的因素，它给予文学革命的助力超乎当事者的想象”。（注：（港）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1979年版上卷，第73、74页。）因为在“五四”运动“全国‘大响应’过程中，白话文成了传播主张、鼓动群众的利器”，“一年之内出现了四百多份白话报刊，而原来仅有三份白话杂志”，“白话文已经事实上被全国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使用了，政府不能不跟着不可抗的大势走，文学革命到一九二零年一月已宣告胜利。”据此，他作出结论：“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这一切的变化起码要在十年以后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这么彻底。”（注：（港）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1979年版上卷，第73、74页。）
笔者认为，文学革命能够速胜，还有着它更为重要的内在原因——通变观的倡导及其对国人的征服。换言之，胡适、陈独秀等先驱在“五四”时所大力倡导的“通变”的文学史观，才是文学革命能够速胜、旧文学很快败北的最重要的“秘密武器”。胡适对于这一点一直都供认不讳：
在那破坏方面，我们当时采用的作战方法是“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我们要用这个历史的文学观来做打倒古文学的武器，所以屡次指出古今文学变迁的趋势。（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历史也正是这样疾步走过来的。1917年1月， 当文学革命的大旗尚未高张时，胡适便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亮出了他深思熟虑的“文学通变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 、150、182页。）
同年5月，胡适又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时的胡适， 虽然连“今日之文学与今后之文学究竟当为何物”还自觉茫然，但他仍坚持用通变的观点来“纵观古今文学变迁的趋势”。一落笔便开宗明义道：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并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待到1918年9月，文学革命的蓝图已逐渐明晰，新诗、现代散文、 现代小说已相继问世，胡适又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重申己见：
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在1922年和1935年，新文学已站稳脚跟并趋向繁荣，胡适应邀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建设理论集·导言》时，仍花大篇幅郑重其事地再次阐述这一主张。只是这时已带有往事回首和经验总结的意味。
今天，我们再一次回首当年，我们会发现，胡适所实施的实际上是一种“观念先行”的策略。其付诸行动前，先晓示文学通变之必然性，而后每当文学革命推进一步，都以通变的观念作为破除阻力、扫除障碍的秘密武器，从而令文学革命“以奔涌之势澎湃起来”，又以不可遏制之势迅速获胜。
道理是浅而易见的。且不说传统文学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单只说“清末民初的文坛，桐城派和文选派有很大的势力”。（注：罗岗：《写史偏多言外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第70、72页。）虽说19世纪末以来，经过文学改良运动和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学已大量引进，外来的对比物不仅令人们大开了眼界，也令人们对旧文学有所不满；封建帝制的崩溃更令旧有的文化无所附丽，风光不再。但除了极少数先知者外，一般的中国文人对旧文学的认识并无明显的改变，仍然笃信旧文学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注：王树枬：《故旧文存·自序》，转引自《胡适文萃》，第141页。 ）笃信中国旧文学的各种体式“不但楹联，如赋如颂如箴如铭，皆中国国粹之美者”，（注：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笃信“举天下之美无易于桐城姚氏者也。”就连一些作为新生事物表征的新式学堂如北京大学，其文科也先是为桐城派所把持，后又成为“朴学和文选两派的天下”。（注：罗岗：《写史偏多言外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第70、72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学革命发生前夕。甚至在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后也依然如旧，“直到1917年……才有所改变。”（注：罗岗：《写史偏多言外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第70、72页。）由此可见，单纯的外来影响并不能促成文学革命的速胜。如果仅仅是时代的需求及外来的影响便能在短时间内促成文学的巨大变革，那么，早在1917年之前便应该完成新旧文学的转折，而不至于持续到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以后。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仅仅有外来影响等客观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从主观的思想观念入手，让“势不得不革新文学”的思想深入人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胡适所倡导的“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的通变观以及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对旧文学的审视和对旧文学弊端的发现，从思想观念上打破了人们对传统文学的盲目迷信，也为人们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供了极其有力的理论依据。在变革初期，这种通变观令国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清楚地看出旧文学所固有的种种弊端，诸如体式古旧落后、语言晦涩难懂，情趣贵族化以及对小说盲目鄙薄等等，从而“觉得中国文学有变革的必要”。当文学革命不断深处，它还一次又一次成为先驱者们大胆尝试探索的巨大动力，一次又一次发挥了冲破思想阻力的作用，使先驱者们在短短的几年里便所向披靡，捷报频传，并迅速促成了中国文学的新旧转折。对此，胡适自己也认为：
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了下来……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应该说，胡适的自述是符合史实的。
二、胡适对传统通变观的借鉴与发展
当然，胡适所提出的并不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就近的来说，王国维先生就曾提出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最早者，则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通变观和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提出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见解。后来，公安袁氏三兄弟不满明以来的复古思潮而力倡“时变说”。清代诗人袁枚在标举“性灵”的同时也提出了“当变而变”的主张。也就是说，倡通变一直是我们民族文学批评史上的主潮理论和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胡适的通变理论就取自传统。这一点，无论从理论的表述还是资料的接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比如说，古人云：“世道既变，文亦因之”。（注：袁宏道：《与江进之尺牍》、《叙小修诗集》，转引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辑，第272页。）胡适曰：“文学者，随时代变迁者也。 ”古人主张：“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注：袁宏道：《与江进之尺牍》、《叙小修诗集》，转引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辑，第272页。）“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注：袁宏道：《与江进之尺牍》、《叙小修诗集》，转引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辑，第272页。）胡适则认为：“决不可谓古人的文学皆胜于今人也； ”“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古人有言：“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注：方东树：《答叶溥求论古文书》、转引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十三辑，第336页。 ）胡适则强调：“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的关系，而决不容完全钞袭。”至于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与清时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和近代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表述上就如出一辙了。难怪周作人在论述新文学源流谈到公安派时说，晚明三袁的主张“可以说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
从现有资料看，胡适对历代通变理论是非常熟悉的。胡适自己曾自述；“很爱读《随园集》中论诗的变迁的文章。”（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他还说：“这种思想固然是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影响，但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弟兄……清朝乾隆时代的诗人袁枚赵翼也都有这种见解。”（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古人如袁枚、焦循多有懂得此理的。”（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他还曾在文章中向读者推荐王国维新著《宋元戏曲史》一书。而众所周知，王氏正是在此著中引用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言作为分析元剧艺术的理论根据，并据此得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精彩结论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等文学革命主张，主要来自古人的启迪。除了进化论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胡适基于对古人通变思想的认同，从袁中郎、焦循、王国维等前辈的通变理论中借鉴并演变过来的。
然而，胡适毕竟已是现代的胡适，胡适借鉴传统并不为着维护传统而要将之用于反叛传统，因而胡适的通变观与古人相比，甚至与近代也曾受过进化论影响的王国维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理论的出发点及其内涵已经不同。
一般来说，古人的通变观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因世变，二是反对袭古，三是代有所胜。在这几方面，胡适与古人的见解似乎非常接近：古人讲文因世变，胡适主“文学随时代变迁”；古人反对袭古，胡适提出“不模仿古人”；古人讲代有所胜，胡适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实际内涵已经不同。
从刘勰、三袁到焦循、王国维，其通变观除了阐释文因世变，反对复古等基本思想外，更主要的是集中在第三方面：代有所胜。即强调艺术本体在不同的朝代应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及其不同的体貌特色。王国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此所谓一代文学”，（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载《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53页。）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性理论。至于“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载《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53页。）以及更早的萧子显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其所谓“胜”，其所谓“雄”，也同样是指不同的文体特色。可以说，这是一种以顺应艺术发展的自然趋势，承认其自然进化规律为主的关于个别文体的变迁观。这种变迁观因其揭示了文学“舍旧谋新，另辟蹊径”的创新特质而有着符合艺术规律的一面。但这种变迁观却是以不触动传统封建文学的整体正统地位为前提的。即使有时出现过某些有意的变革，如韩柳的古文运动，公安派的反复古运动以及近代的文学改良运动等等，也至多是局部的触动或者是表示了小小的怀疑而已。在中国文学已明显地落后于世界文学的20世纪10年代，这种力主自然进化的局部的变迁观，显然力度过小，根本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
胡适所持的已是一种自觉革命的整体的变迁观。他在文学革命伊始发表“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的主张时，虽不否定“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即各种文体在历史有变迁及特色，但其对“文学”这一综合性名词的反复使用而不用赋、诗、词、曲等文体概念，其整体变革文学的意图已清晰可见。待到文学革命的浪潮鼓荡起来后，他更“特别指出：单靠‘自然趋势’是不够打倒死文学的权威的，必须还有一种自觉的、有意的主张，方才能够做到文学革命的效果。”（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谓“死文学”不免过激，但我们不难体会到胡适整体变革旧文学的立意和信念。也正是在这自觉革命与自然进化、整体变革与局部改良的对比中，分明划出了胡适通变观与历代通变理论的分水岭。
当然，对于胡适以及其他先驱者来说，他们对于整体变革文学的具体指向和操作例如“今日之文学究竟当为何物”，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最初他曾较多地将目光投注于语言形式，变革的力度也稍欠缺。但在其他先驱者的应和配合下，很快地（约从1918年起），他便能从观念、内容与体式、语言的结合上，整体把握并具体思考新旧文学的转换问题。
在这一点上，胡适的确显示了他在世界文学大潮冲击下作为现代中国文论创始人的先锋意识。而他的前辈们，甚至包括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动者梁启超和身处改良漩涡中的王国维，由于他们“接受的西方文化浸染的量和度”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使他们压根儿连想也没想过要彻底变革亘古不变的封建旧文学。他们想做的，或是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对旧的文学做些局部的改良，或是如叶嘉莹所言，是要“以西方的观念纳入中国的旧传统”而已。他们的努力在当时也属难能可贵，但相比之下，胡适与当时的先驱者却是要整个儿动摇已明显落后于世界文学大潮的中国旧文学！虽然胡适并不否认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有承前启后的关系。”（注：《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7、49、147、148、149、150、182页。）
除了理论指归及内涵的差异外，时代也导致了古人与胡适的通变理论在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的不同。尽管胡适提出的并非一个崭新的命题，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却赋予其一种特别的“精神气候”，令这一文学观念的提出不仅正适逢其时，而且比历代的各种通变理论更得以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并在否定旧文学的活动中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三、胡适通变理论观照下的新旧文学评价问题
胡适的通变理论给予我们的启迪其实远不止“五四”文学革命之时，在当今，它还能引导我们走向更为深层的思考，并对某些文学现象作出更进一步的阐释。
比如说，与本文切入角度——旧文学为何轻易败北以及由此引起的困惑——新旧文学孰优孰劣等等，我们就可以用胡适的通变理论做出深入一步的解析。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新文学已在事实上取代了旧文学，那么，人们对于新文学的评价理应高于传统的旧文学。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如果我们能够面对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传统文学的地位其实是远胜于新文学的。尽管人们大都承认新文学有着旧文学所无法比拟的生机勃勃而又崭新适时的一面，在叙事文学方面成绩更远远超乎传统旧文学。但一说起诗，说起古文，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还是会在不少人心头油然而生的。
应当怎样看待这一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新文学逊于传统文学？是否意味着大半个世纪前新旧文学的更替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
答案自然是否定性的。但对问题的回答若能做到令人心悦诚服，我们就不能避开基本的事实。而这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传统文学曾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在某些领域达到的高度不仅为西方文学也为新文学所无法企及。试想想，当我们徜徉在祖先留下的浩如烟海的诗词曲赋中，当我们沉浸于古人历尽劫难仍流传不绝的美文华章里，我们能不为我们传统文学博大丰厚的积蕴、独有的优美意境、动人音韵、雅洁文句和过人的智慧所深深倾倒么？
然而，中国人仍然选择了放弃——放弃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放弃了旧有的文学体式，更放弃了古雅的文学语言。中国的文学不再“代圣贤立言”，不再倡导“文以载道”，不再单一地追求“大团圆结局”，不再坚守原有的定型化、程式化。即使是时至今日，对新文学有多少不满意的人也并无回到过去的意念，更未曾责备大半个世纪前胡适们的历史选择。
这一切，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无论古人的文学是多么的优雅精致、美不胜收，它也只能属于过去。与其优雅精致同时存在的古旧、缓滞、艰涩，均已不再适于当今的时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社会的激烈竞争已不容许今天的人们优哉游哉、气定神闲地品赏慢节奏、缓发展的戏曲评话，更无闲暇用于古代文人最为热衷的吟诗作词、抒发闲情逸志。在落后闭塞的农耕经济和缓滞发展的封建社会中生活的情感，已经造出古人特有的文学，生活于以民主开放和急剧变化为基本标志的现代社会中，心境难免浮躁的今人只能有别一种选择。
更何况新旧文学的裂变发生于世纪初的中国，当异域的文学充分散发出新奇的魅力，并比照出传统中国文学的种种缺憾时，当中国的文学在辛亥革命后永远结束了“大体上是宫廷文学”的历史状况，文学不再是读书人“取禄获宠”的工具，文学服务的对象从皇帝高官变为平民大众时，这种选择更显得义无反顾、自然而然。
因此，以胡适的通变理论作为观照文学的标尺，我们就不能简单化地评说新文学、旧文学孰优孰劣。只能说，古老的旧文学因其古老而无法掩饰其种种不合时宜的弊端，而年轻的新文学因其年轻也就难免有稚嫩的表现。虽然就总体成就而言，几十年的新文学的成绩当然无法与数千年的文学积累相比较，但如果从文学“舍旧谋新”的需求角度看，新文学的出现本身已是一种超越了传统通变意味的令人激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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