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思想论文,试述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4—0068—03
利用外资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经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引进外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实践证明，吸收利用外资是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有效手段之一，而这一伟大思想的形成是探索的结果，是与时俱进的结果。研究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对全面了解邓小平利用外资理论有很大的意义。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态度的转变
众所周知，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思想都曾经予以了深刻的阐述。但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新中国建立后这些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邓小平也深刻意识到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利用外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在对待引进外资问题的态度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不同意利用外资到提倡利用外资的转变。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们渴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各行各业都在启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也在进一步扩大。但是，到1978年上半年，邓小平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即不同意政府间的借款。早在1975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英国前首相希思提出的中国是否仍然不向外国贷款问题时就说，还是这样，但可以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方式[1]，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到了1977年9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韦尔纳仍然表明同一观点，他说：“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我们不愿意背很多的债。稍长的延期付款，这样的形式我们愿意采取。”[2] 1978年4月22日，外贸部长李强同广交会各交易团负责同志就灵活贸易做法问题谈了中国政府的观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待利用外资的态度，他明确指出，以前不能做的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和延期付款等，现在可以做，但同时他也强调，以下两种做法我们是坚决不干的：一是借款，二是不搞合资。[3] 可见，政府之间的贷款和中外合资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两个“禁区”，不容触动。
1978年8月以后，邓小平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指出利用外资的问题可以研究和探讨。他在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时讲道：吸收外国的技术，一般采取过去很多国家采取的方式，实行国际交往，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购买我们需要的设备和技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4] 在这里，他既肯定了银行之间的贷款方式，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探讨，表明他在利用外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变化。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当有人问到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贷款给中国的态度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还没有考虑，今后将研究这个问题。”[5] 邓小平虽未对所提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但对外国贷款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拒绝，这与“两个不干”的态度截然不同。事实上，邓小平在1978年9月16日写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已明确提到：“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6] 只是时机不成熟，在对外交往中还有所保留。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非常鲜明，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外资的帮助，要善于利用外资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他在会见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时对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说：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7]。当有人问怎样看待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时，邓小平回答：可以接受。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我曾请教过土光敏夫会长，他说巨额贷款需要政府间来办。民间不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间解决。[8] 这就表明了他对政府之间贷款的肯定及决心。12月18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接受外国贷款、投资等问题。他说：中国尊重国际贸易中习惯的做法，只要适合的中国都可以考虑。政府之间的贷款，只要条件适合也可以考虑。[9] 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实现重大转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可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政府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已经达成共识。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的主要思想
这一时期，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有了许多光辉的思想，为后来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邓小平指出现今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以往所不具备的利用外资的条件，这就为我们引进外资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邓小平首先强调，引进外资经营是毛泽东所一贯赞同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因此，我们丧失了一些机会，而现在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不同了，现在国际国内条件有利于我们利用外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10]，不利用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通过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
（二）邓小平强调引进外资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指出这是利用外资的基本原则。我党历来重视自力更生原则，并把它作为处理与国际关系的根本点。在引进外资方面，邓小平非常强调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他深刻地认识到：“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11] 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12] 这就为我们引进外资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他也多次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也不是盲目排外，关键是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的关系。
（三）邓小平对外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初步的阐述，指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他强调：“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13]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需要这些补充，不要过于担心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14]。他的这些思想不仅指出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同时也阐明了外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邓小平指出引进外资要讲究方法，要分步骤有条不紊地展开。他认为在引进外资方面首先要作深入的研究。“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方面，因为经验还不多，要组织人专门研究，提出计划。”[15] 同时，要承认我们知识不够，需要学习，善于学习。“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6] 其次，邓小平对利用外资的方法和用途也提出了建议。他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法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都准备给我们一些贷款，有的已有着落，今后还可能增加。应该抓紧同他们谈判。怎样使用？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这些建设要赶快着手，因为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拖下去，到‘七五’、‘八五’时发挥不了作用。”[17] 再次，他指出引进要分步骤进行，“调整不影响我们大量的而不是少量的吸收国际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各行各业都伸手，这就要权衡一下，分轻、重、缓、急，看哪些先哪些后”[18]。
（五）邓小平指出利用外资的益处是相互的，中国与资金提供国能够达到双赢的结果。中国搞经济建设需要外资的帮助，以便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19]。他还以日本为例作了说明，指出日本“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20]。这样的方式对彼此都有益处，应该提倡。
（六）邓小平强调引进外资过程中要注意一些问题，要正确处理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要意识到引进外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21] 其次要提高警惕。“外国人也可能骗我们，也可能欺负我们落后。比如，一套设备，给你涨点价，或者以次充好，都是可能的。”[22] 另外，在引进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把腐朽的东西引进来。“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盗窃、贿赂、走私这些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23] 他客观地估计了引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及时提出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利用外资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利用外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理论。
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思想的评价
首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思想的转变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的。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的走向需要国际间相互交流。而中国经历了多年的动荡，渴望安定团结。通过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人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眼界更加开阔。同时中国人有了发展经济的要求，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为了较快地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1977年—1978年，中国派出了一系列考察团到国外学习，他们回国后纷纷总结国外利用外资的经验，这对中国政府下决心利用外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1978年四五月间西欧五国考察团在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作的汇报中特别谈到：西欧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在汇报后不久，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表示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24] 由此可见，邓小平态度的转变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顺应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
其次，利用外资为改革开放之初大规模引进项目提供了资金保障，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中国同国外签订了宝钢等22个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78亿美元）。这一年是建国以来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成交额相当于前五年（1973—1977）成交总额的两倍，涉及十几个国家几百个厂商。而到1978年6月底，中国的现汇外汇库存是26.1亿美元，其中国家外汇9.9亿美元，银行外汇库存16.2亿美元。可见，这些外汇很难保证大规模的引进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利用外资，保证了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1979年1月，邓小平接见了工商界的几位负责人，他说：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足，资金也不足。过去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耽搁时间太多，不搞快点不行，但又要不重犯错误，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25] 从此看出，引进外资是中国客观实际的需要。后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实践中进一步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利用外资的思想，使吸收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增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由于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加之中国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带有一些不成熟的特征，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应该肯定的是，邓小平提出利用外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它弥补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实践证明，利用外资是缓解国内资金短缺矛盾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收稿日期］2007—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