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心理论文,时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主观认同，对这个民族心理构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历史时间构成的事实：五千年悠久文明，近百年深重灾难，1949年取得的新的开端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四个基本历史事实对中国民族心理造成深刻的影响，形成中国民族心理的基本格调。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过程都体现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色，只有分析中国民族心理的基本结构，才能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1、五千年文明构成中国民族心理的底色
中国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明，长期领先于其它民族，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人视野范围内，邻邦都比我们落后，我们习惯于当个宽宏大量的天朝大国。长期拥有领先文明的事实以及国民对这个事实的心理认同，构成了中国民族心理的底色，发挥着最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行为方式的根本决定因素。具体表现为以下心理倾向：
（1）本位优越感。传统中国人自认为是“中华”民族， 而其它民族都是落后的蛮夷，中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旦这种优越感变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民族心理时，这种心理倾向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本位优越感是中国民族心理的基本构成，这种文明优越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巩固，具有最为深厚的心理根基。它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其它心理现象的决定因素。本位优越感广泛存在于国民心里，当本土文明优于外来文明时，能够以宽容的心态来接受外来文明影响；当外来文明优于本土文明并对其构成威胁时，他们不可能对外来文明及其势力信服，极力维护自身的生存。由于文明的优越感，使我们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文明发展成果时，丧失客观的态度和正常的理性。即使面对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的威力，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的文明有优势，开明的官僚只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相当长历史时间里，对西方社会持一种道义上的谴责态度和鄙视态度。对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不以为然，根本不愿认真对待他们探索出来的社会经济规律，以为通过一场类似大跃进的运动就能赶上西方的成就。
在建国以后的发展规划上，本位优越表现在我们追求大目标，既显示了大家风度，又显示了一种好大喜空、脱离实际的倾向。新中国虽然继承的是经过长期战乱的烂摊子，没有多少发展现代经济的条件，但我们还是从成为工业化强国的远大目标出发，奠定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的基本布局，并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内咬住世界先进水平。也正是这种倾向的过度延伸，使我们出现了“三年超英五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大而无法实现的目标。在参与世界的发展竞争中，中国人在心理上将自己定位为大国、强国、领先的国家。中国人无法接受自己作为弱国、小国、落后国家的地位，如果这些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存在，那么，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变它。高涨的发展热情使中国民族获得了发展进步的心理能量。本位优越感支撑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它是中国人愿意的心理归属，人们愿意作为一个中国人享有这种自豪感。它是革命的心理源动力，是很多人为之献身的价值所系。
（2）自尊自爱。在本位优越心理基础上形成了自尊自爱， 中国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都没有对自己的民族丧失信心，强大敌人的侵略，没有使我们屈服，反而激发了我们从各种途径寻求救国之道，从太平天国、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建国后的突出表现是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一些过急表现则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尽可能利用外来的一切有利条件。在处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我们对民族尊严非常敏感，在利益和面子之间权衡，我们更多地选择面子。
（3）向后看心理。本位优越感引发了高度自我认同感， 而优越感与现实处境的反差，则导致了向后看倾向。我们常常回顾历史上的光辉来提高再创辉煌的勇气和信心，其实质是要平衡心理失调，尤其是向前看遇到困难时表现尤为突出。其次，在中国漫长农业文明发展中，长期雕琢完善的社会规范和制度，达到完美的境界，许多传统具有良好的实用性。我们一直崇尚祖宗和一切古老的东西，在近代受西方势力冲击后，大部分官僚非常顽固地抱残守缺。这种心理延续至今天，中国人的革新迈步艰难，国民能安然引经据典，却怯于提出新设想。合不合规矩似乎比是否有用更重要。理智要求我们向前，而情感却耽于恋旧，国民总是有意无意地美化过去，即使在社会迅速进步的今天，仍有许多今不如昔的感叹。
（4）历史折射作用。历史上的成就， 通过内化成国民心理中的一种意识，通过人的愿望产生折射作用，从历史投向未来，又成了追求的明确目标。消极的表现是阿Q式心理，是其普遍存在的方式， 其代表性思维是：“老子从前阔过”。其隐含的下半句是：“你现在阔点别得意，将来我比你更阔。”虽然没有能力创造满意的未来，至少对现状不能安然，也包含一些重新崛起的潜意识。积极的表现是孽子孤臣的心理，忍辱负重，雄心不灭，百折不挠，奋发图强。
2、近百年灾难造成中国民族心理严重挫伤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与中国发生了实质性的接触，近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向古老文明发出挑战。本位优越感受到严重挫折，屈辱被强加在中国人头上。中国人是从坚船利炮上认识了新兴科技力量的，是在被掠夺、被奴役、被屠杀的方式下同近代资本主义和它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打交道的，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形成以下心理倾向：
（1）自卑心理。中国民族自卑心理根源于落后， 根源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意识。这种意识伴随近代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定，西方在中国攫取特权，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压迫而产生和强化。自卑心理首先发生在统治集团身上，因为他们是对外交往活动的直接主持者，外国势力对中国入侵直接冲击的是他们的自身利益，丧失的主权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主权。对外的失利使其统治的落后性和腐朽性暴露无遗，激化了内部固有的矛盾，威胁自身的统治。他们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承认落后，即承认原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落后，在民众中丧失权威性，其统治丧失合理性，成为改革和革命的矛头指向的目标。如果否认落后，一味因循守旧，则在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战败和条约面前无法交代，使民众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其统治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受到严重怀疑。千百年积累的弊端突然暴露在西方先进文明和强大暴力面前，无可回避。危难局面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但是所有派别的一致点在于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是彻底丧失抵御外敌的勇气。对内镇压则是维护岌岌可危的政权的挣扎。丧失自信的统治阶级无法用合理有效的方式从社会中吸收新成员来弥补和改造其自身的精神颓废。清政府所派遣的留学生回国后不能和旧有统治者相融合，他们发现自己具有的新思维、新知识、新的行为方式致使他们无法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生存。而统治者发现掌握了新知识、新技术的洋学生丢掉了忠于统治者的奴性思维和行为方式，已是不可相信和重用的。由于生活的封闭和长期愚民政策，近代落后导致的自卑心理对民众影响较小。民众的注意力在为生存而奋斗，社会联系主要是家族血缘范围。其文化食粮多是民间故事。他们乐于传说洋人的奇形怪状，有某一武林英雄将洋人一脚踢翻就足以长中国人的志气了。愚昧是千百年奴化教育和简单生活经验的结果，一旦形成之后，有了自身的运行规律。近代西方文明和暴力侵略的冲击并没有为民众的意识所清醒反映，也没有真正伤害其自尊心而导致自卑感。所有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掌权者，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的当权者，往往豪情万丈，并没有老统治者的萎靡不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民族本位优越感仍占主导地位。洋货进入中国，本来可以从比较反差中使民众产生现实的差距感，刺激自卑心理产生。但中国人生活贫困，节俭习惯的长期训导，使中国人对物质享受缺乏精益求精的要求。在对物质低层次的心理需求基础上，物质的优劣不能直接刺激自卑心理。这种刺激作用发挥被延滞了百余年。在改革开放后，注重民生，物质的精美程度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崇洋心理出现，洋货、洋教练、洋博士成为人们倾慕的对象。假冒洋牌洋名，反应了民众的一种自卑。
（2）挫折心理。官僚阶层面对强大的外来势力，无力抗衡， 转而消极悲观，因循守旧，妥协退让，苟且偷生，他们代表的政权从精神上已经崩溃，再也没魄力也没有能力开创未来。因为在民众中丧失信任，他们在国内常常受到革命势力冲击。民众所受的心理挫折较轻，没有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更没有丧失信心，相对五千年文明所沉淀的民族优越感，一百年的民族灾难仍是短暂的。革命的胜利，使代表民族积极向上心理的势力上升为社会主导地位。
（3）屈辱心理。屈辱心理来源于中国人被西方歧视、侵略， 而民族优越感的受挫则强化了这种屈辱心理。以五千年文明培养起来的民族自豪感为心理基础，中国人从情感上很难接受落后的现实，更无法接受被侵略、被奴役的命运。中国民众在很长历史时间内不能正确认识到底差距有多大，也不知哪方面落后，更不知道为什么落后。但中国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昔日的辉煌，如果一个人在心理上对自己的卑贱和受奴役的地位已经认同，实现了奴化，那么，即使有歧视、奴役，他也可以接受，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产生屈辱的条件有：外在的侮辱，内在的自豪感，对改变命运能力的自我认同。屈辱感使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增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人的政治冷漠，对民族的感情超越了对统治者把持的政权的漠不关心。屈辱感使民众关心政治，认真审视政权，既有统治者的权威受到怀疑。于是，内部的革命和外边的抗争同时进行，反帝反封建联系在一起。这种屈辱心理导致满清以后的任何政权都必须接受民族的考题：是否有能力使中国重新强大？
（4）排外心理、抗争心理。 由于外来势力是一种伤害本民族的力量，在中国人无法遏制这种伤害力量时，本能的心理防卫措施是排外。外来的屈辱被强加在中国人头上，刺激中国人产生抗争心理。这两种心理，导致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时情感和理智的割裂，从理智上我们意识到现代科技文化的先进性和传统文明的落后。但是，这种文明起源于西方，对中国人直接意义上是一种威胁生存的力量，和侵略联系在一起。因侵略伤害而产生强烈排外情感，进而排斥外国人相关的一切。接受西方科学时长期只注重自然科学，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抱有偏见，甚至对科学学说也要作政治批判。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戒备和怀疑的心态下，忽视了别人的许多长处可以学习利用。
3、新的历史开端，对中国民族心理进行应急性修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摆脱了列强的压迫与本国落后势力的束缚，中国民族心理有了作出修复的条件。社会发展进步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与保证，其间进行的面向现代化的彻底改造调整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基调。现代经济从无到有一定规模，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对封建因素进行了彻底扫荡，借助政权的力量，在全社会提倡一种新的文明。第一次在法律上和政治生活中阐明了人的平等地位，对妇女进行大解放，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封闭。社会生活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的变化是基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化和个人生活方式变化，具有不可逆转性。原有心理结构结合新的历史起点，在建国后的社会生活中形成许多新的心理倾向：
（1）扬眉吐气，团结一致的争气心理。对外的独立自主， 国内的解放，人民普遍有一种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满足心理，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获得张扬。在强烈的主人翁的意识支配下，广大人民以满腔热情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能够将自己的每一份日常工作与整个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依赖物质利益的刺激，只凭热情就能全力以赴地工作。国家的发展目标已内化为每个国民的内心要求。抗美援朝的战争，几乎得到全民的一致的支持，显示了整体力量。五、六十年代仅凭理想信念就能调动民众的热情，而个人的愿望、需求、利益都被挤占和自觉克制。国民的切身体会使他们认识到国家强盛的重要性。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密切关系是人们生活体验的基本结论。人们认识集体力量的重要性，个人奉献的必要性。长期历史形成的普遍的国民对政治的冷漠和有私无公的个性得以改变。整体性思维方式形成，人们认为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个体应该为整体利益而奉献牺牲。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有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这种心理现象并不符合国民的传统性格。由于中国统治者长期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刑上不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歧视性社会规范，挫伤了国民参加社会生活和关心国家的积极性，国民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冷漠态度。随着和平时期的延长，国民一旦认为国家已强盛到足以在世界上立足，人们的争气心理就会懈怠，热情的驱动力量减弱，普遍的惰性出现，社会效率低下。
（2）急于求成的事功心理。首先， 本位优越心理与现实落后的反差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而近百年的挫折加剧了急于求成心理，国民心理中普遍存在着急于成功的饥渴。其次，由于中国是以农业社会的科技文化基础来迎接现代文明的挑战，中国人对现代文明条件下的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肤浅，是急于求成心理产生的客观原因。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总想以人的努力来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建立人民公社，一再提高公有化程度，企图通过跃进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60年代初作了短暂的稳定调整之后，又想通过运动的方式加快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顾一切经济规律和人之常情，一味蛮干，其心理基础则是强烈的急于求成愿望所导致的一种虚幻与自我欺骗。急于求成的心理在思维方式上的反映是：我们总想寻找一种万全之妙策，一举解决问题。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80年代末的“一放就活，一包就灵”。将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忽视社会发展是长期积累和系统进化的过程。在这种心理和思维方式之下，导致类似大跃进、文革这类社会运动无法避免。
（3）追求成功与追求标志心理。 由于对成功的强烈渴求往往容易将一些微小事情上的成就，作为一种成功的标志加以推崇，夸大其意义，满足过于迫切的心理需要。中国人往往将平常的国际活动中获得的某项奖励看成为国争光。将能造汽车看成是工业化标志，能发射卫星看成是高科技领先的标志，拥有原子弹看成是强大的标志，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高文明的标志。一个成功的标志则成为全民一致关注的热点，只有真正富强以后，才能有平稳正常的心态，来大度地对待得失，走出追求成功标志的心理范围。
（4）求新求异心理。在新政权的前提下， 中国社会生活得以重新改造。由于受外部世界领先的压力和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诱导，中国社会的求新意识很强，整个社会各领域的更新速度很快。由于教育文化落后，人们以原有见识来理解新，从官员到国民都以小农眼光、小农心理、小农方式来进行现代化，往往以愿望代替规律，以热情代替科学方法。求新的过度延伸导致求异心理，在社会发展方面，表现在一直企图寻找捷径。希望通过一种政策，几年的苦干，一举解决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共同性的拒绝接受，极力寻找并突出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性，对西方的发达国家的一切事物，基本持批判态度。
（5）寻求发泄的心理冲动。 在对民族心理进行应急性修复的历史阶段，民族心理创伤仍然隐隐作痛，社会成员都有屈辱的亲身经历，个体心理有实在的伤痕。外部世界的敌对氛围没有减弱，仍然需要处于戒备状态，民族心理负荷没有减轻。而急于求成的努力往往无法实现，甚至导致大跃进之类的幻灭。成功标志不能提供切实的安全感。而农民翻身后，从前受剥削的哀怨仍在心头，对从前的压迫者进行报复的冲动和向奴役者进行炫耀的欲望折磨着中国人。血与火的战争经历就在昨天，战斗故事成为人们教育青少年的生动教材，灌输的民族恩怨已为年轻的心灵认同，内化为一种破坏性能量，浴血奋战的英雄成为青年模仿的榜样并寻找机会来模仿自己心中的偶像。在这阶段，斗争思维占主导地位，人们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调和、共存。人的服饰、言行、思维方式、价值理想简单划一，有了一套僵化的模式，并通过高压手段迫使人们就范。人们在为自己制造一个禁锢又从心底反抗这种禁锢。在应急性修复阶段，人们必须进行适当的心理发泄，而这种自然的需求并没有为社会所认识，更无法作出理性分析和合理引导。政治运动成为其自发式的发泄方式。每一次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造成深入、广泛、持久的社会震荡与混乱，以国民心理普遍存在的发泄冲动为社会基础和内在驱动力量。
4、改革开放使中国民族心理恢复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思想日益解放，社会更具有宽容性。瞬息万变，众说纷纭已是大家必需面对的现实。个性化追求成为时尚。自我从集体中获得独立，对人类生活和文明的共性加以认同并接受。民众在追求新生活中充满创造热情。中国人今天可以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先进事物，逐渐形成一种平稳的心理，是历史的一种延续与发展。世界强国逐渐平等地接受新中国。中国人真正恢复了自信。这是从偏激走向心理平衡的前提。挫折心理、屈辱心理、排外心理渐渐淡漠，急于求成心理渐趋平和，人们追求标志的心理倾向有所减弱，人们向前看的能力有所提高，向前看的思维习惯逐渐形成。为发展未来和参与世界竞争奠定了实力基础和心理基础。中国的建设规划一开始就着眼于长远和高起点，有些领域却进入先进行列，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呈阶梯状分布，高、中、低层次都有。这种结构具有面向未来的发展潜力，有能力在某些领域参与世界竞争，有机会全面提高整体水平。中国人对前途有充分的自信心，有足够的勇气去追求一流目标。具体的心态有：
（1）渐趋平和的开放的对外心态。本位优越感有所恢复， 心态渐趋平和，对外心理发生变化。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人由原来的敌人或兄弟变为朋友和伙伴，摆脱了与一些强国对立和对一些强国的依赖。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中国民众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和盲目排外情绪中引导出来，有效地从农村改革、开办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由于世界的长时间和平，中国对外开放中，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并很快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彩电、冰箱、电话、空调，走进千家万户，个人生活变得舒适方便。名牌战略、广告效应、集团公司、股票交易所，西方的商业成果中国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政治社会生活明显进步。卡拉OK、夜总会等文化形式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一阶段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富有建设性，人们从获得实际利益中与西方打交道。同时，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引进是主动的，在市场机制下，利益驱动中国人寻找、学习、模仿、创造。吸收西方的文明是修补性的。是在社会发展目标明确（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基本社会制度得到认同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明成果来完善自身。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中国人以开放心态，对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加以学习利用，社会生活各方面注意参照国际标准。出国不再意味背叛，成为一种追求的时尚。
（2）逐渐和谐理性的社会发展心态。 社会发展中急于求成和追求成功标志心态有所改善，逐步克服急躁情绪，理性增强。综合国力概念、三步走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民众普遍接受。社会生活各方面逐渐制度化、文明化。随着与世界交往范围扩大和时间延长，中国人在国际竞争中已逐渐超越了追求标志阶段，国家发展规划更为科学、全面、长远、细致。如环境保护，维护生态资源；设计国家创新体系，确立科教兴国，推行教育改革，提倡素质教育。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推动企业注重管理，提高质量，优化服务，确立名优品牌，形成集团规模效应。中国社会发展平稳坚定，目标合理可行。
（3）求真务实的世俗化心理。长期的和平发展， 使中国人解除了紧张的戒备心理，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从狂热的理想主义转向适用主义，个人生活走向现实，基本需求得到尊重。经济发展为个人需要满足提供了基础，精美的消费品使生命有了现实的价值。人的基本权益日益扩大，保障力度日益增强，个性发展补充和完善了集体主义。
（4）恋旧喜新的矛盾心态。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社会发展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社会变化太快，个人经历熏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向社会发展所超越，在他们人生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定型年代的社会参考体系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他们对新时代的社会运行体系存在严重不适应和心理排斥，导致一种严重的恋旧倾向。他们总觉得今不如昔，即使在理智上认为今天比昨天好，但从情感上却归属于旧时代。更为严重的依恋是对封建制度的心理依恋。这是传统的向后看心理倾向的现代体现。两千年的漫长的封建奴化教育，训导人们牺牲个人发展来适应封建“礼法”，养成一种普遍的奴性，成为既有的心理和行为定势。电视中大量的皇帝戏，就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恋旧心理倾向。在社会生活中重宗族，重地缘，讲等级，旧的社会意识仍然为人们所喜爱。官本位的等级特权仍为人们向往，掌握权力者从理智上知道遵守民主法治，但在心理和行为习惯上仍然喜欢独断专行。旧的社会心理仍然左右人们的生活，腐败从文化心态上是旧的权力心理支配的结果。对恋旧心理的克服只有依靠时间来解决，通过具有旧的人格心理的社会成员寿终正寝，具有新人格心理的社会成员占主导地位时，社会心理结构才会发生质的变化。
与恋旧心理共生的是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望。任何恋旧的人都不会拒绝彩电、冰箱，拒绝餐桌上的鱼肉。新的东西很快在社会中普及，形成一浪接一浪的热潮。在市场推动下的新事物带给人们的直接利益而很快为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可持续发展战略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不愿回到旧时代。人们在发展中提高了自信，向后看的心理倾向有所减弱，坚定了向前看的自信心。中国人从普遍心态上已经使社会到了非发展不可的地步，人们总是从心底期望更好的产品，更高的收入，更文明的社会风气，这种心理是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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