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5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后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
我被介绍为是战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事人，但不管怎么说，我这个所谓的当事人还是很可怜的——1948年我才开始学习中文，因而战后初期的事根本不知道。所以，对下面将要回顾的事，以及在当时或多或少、模模糊糊知晓一些的事情，我想还是凭记忆边想边谈吧。
如大家所知，战前发行的《中国文学》杂志在战时停刊了，战后重又复刊。从那时开始，中国文学的研究复活起来了。
1945年一年中几乎没有杂志发行，即使是一般的刊物，如《世界》的创刊、《中央公论》和《改造》的复刊，我记得也是在1946年的一月份，即战败后的第二年。所以，1946年3月《中国文学》的复刊， 可以说是启动得相当早的。那时，引人注目的文章中有佐野学的《毛泽东的文风论》。以前，我曾算是粗略地通览过一遍，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所以这次又重新翻阅了一遍，竟意想不到地冒出了这一个古怪的人来。所谓《毛泽东的文风论》，就是毛泽东有关“三风”整顿（注：毛泽东有《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其中涉及党风、文风、 学风。—— 译注）的话题。毛泽东尽管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不同于那种不知融通、变态畸形的“国际主义”的僵硬教条主义，而是密切合乎中国实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此而言，（佐野学）自然说得千真万确。但那时他所说的，也还只是认为，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从事了打倒天皇制的工作便是不好的这样一种理论的生衍，多多少少感到它是篇含有一种自我辩护意味的文章。就在那时的1946年4月，武田泰淳回到了日本。
武田泰淳去世时，杂志《海》上刊登了堀田善卫和开高健的对话。其中，掘田说：“武田回国是4月，当时有一条规定， 不准携带印刷品和手稿。因此，他就把一个相当庞大的物件托付给我了。（中略）好像是他自己写的一些笔记之类的东西……。（中略）有关学问的笔记什么的吧。反正有不少东西。再加上武田收集的战后中国文学的书籍、刊物杂志和报纸之类，还有单行本，数量相当多。（中略）他留下的这些东西，加上我自己购集起来的书籍，比如那时在日本还根本不可能输入的冈萨·斯泰因（Gunther.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之类的书， 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我的主要是些英文书。（中略）什么也不管了，听天由命吧。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塞进了铺盖袋，只用一条褥子包严了，带进登陆艇，就这样回国了。这样带回的我的东西和武田的资料，成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基础。”小野忍的《道标》（1979年2 月，小泽书店）中有这样的写法：“武田泰淳收集的东西，由堀田善卫运了回来。”也曾几次直接从小野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堀田善卫带回来的书中，令人震惊的有四本，即《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读了这些书以后，惊诧于中国文学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文学研究会也不能稀里糊涂了。”
堀田善卫回国是在1947年1月4日。如果真是在这个时候，他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带了回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人由此而看到这本书的话，那么在下一个月，《人间》杂志就刊载了丁玲的这篇小说，这在时间上是不是显得太早了呢？另外还有一个疑问，1946年9 月号上刊登的11月号的预告中，作为新近的作品有茅盾的《腐蚀》和《清明前后》、《耶稣之死》等，此外有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屈原》等等，其中，还有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如果这是靠得住的话，没准在堀田回来以前这些书就已经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手了。这一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这些书并不始于武田泰淳带回来的这种说法，从当时的状况和堀田本人的证言中也能得到确认。当时从中国回来的人，什么也不能携带归国，这是一个常识。说到堀田善卫是怎样把这些书带回来的呢，他是差不多半年以后才回国的。战后，他被国民党文化部的有关部门留用，做了不少事。据说因为他有可以受到国民党政府特别关照的头衔，所以才能把书带回来。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在堀田把这些书带回来之前，某种程度上日本国内已经有了这些书。至于到底是怎么来的，却还不清楚。
翻阅那时的杂志便能发现，武田泰淳关于老舍近作的文章啦，别人围绕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啦，还有向鹿地亘提问什么的东西较多。比如，1946年7、8月的合刊号上，出现了阿部知二、冈崎俊夫等人，那个座谈会名为《关于最近的中国文学》，但几乎都是听武田泰淳介绍在中国的见闻内容。战后最初被日本读书界介绍的中国战时的文学作品，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吧，《人间》杂志第二卷第二号（1947年2 月）发表。
说到1947年2月，我还是旧制中学的三年级生吧。 我的哥哥订了《人间》杂志，我是颇有点自不量力的文学青年，也就哗啦哗啦地看了。我记得曾与哥哥谈起《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话题，只是想不起来当时对这篇小说的内涵抱有怎样的印象，反正以为这是在战后的日本被最早翻译的中国战时的文学作品。但是，这次我又重新调查了一下，原来却是错了。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周而复的《地下道》就已被翻译了。此后它还被收入了菊地三郎以编译的形式由创艺社出版的《近代文库》（1952年3月）《现代中国短篇集》中。 战后创刊的《新日本文学》也在发刊后不久的第5号上刊登了《地下道》， 并写着选自中国出版的叫做《文坛》的杂志第2号。这好像才是最早[被翻译]的一篇。对此， 我又进行了调查。出乎意料，最早的一篇是以毛泽东的《现阶段中国新文艺的方向》为题的日译单行本《文艺讲话》（注：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译注）。但原先我想可以认为第一个一本正经地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内容当作问题来研究的，也还该算是冈崎写的东西。这次重新查阅资料后才发现，《我在霞村的时候》刊登在《人间》上时，冈崎并没有增加什么解说，只是附上了几个词语的“注释”。另外，则只有一篇十五六行的短短的作者介绍，对于内容未落笔墨。以后它又成为单行本，其中加入了《夜》、《新的信念》等一起发行。如今，与此几乎相同的单行本在岩波文库中列入了，我想读过这书的人一定很多吧。在那书的“后记”中，冈崎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字，他是这样写的：
“战时的中国文学状况，直到战争结束，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也几乎是一无所知。重庆的作家在艰难生活中尝受困苦的消息传来，我们就想，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吧。大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是搞文学的地方。但是，揭开盖子一看，全然不同。与日本文学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文学与其说没有因战争而带来空白，不如说从战争中汲取了新的营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略）我最先读到的，就是这本中共地区的，而且是丁玲的小说。战后第二年从上海归国的友人带回来的文学方面的书籍中，就有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短篇集。因为我曾将丁玲的东西翻译出版过，所以她对我来说是个亲切的作家。于是，我便心急火燎地匆匆读了起来。七个短篇，估计都是写山东省一带的，以无数次被日本的侵略进攻所造成的人民大众的深重苦难为材料，描绘了他们的喘息、呻吟、哭泣、呐喊、战斗的姿态与心灵。在作者热切、锐厉的眼光中体会到异常的感动。其中，从《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中所受的感动。是至今为止即使是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未感受到的一种战栗的感动。被我们的同胞所伤害的肉体与灵魂的呻吟，像噼里噼里的电流一般使我的心胸颤抖。”（1951年10月，四季社）
这种阅读方法，这种认识方法，我想是战败不久后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典型吧。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丸山真男针对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或者精神状况，使用了叫做“悔恨的共同体”一词。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词了，没有必要详加说明。但为了那些尚不甚了解的年轻人，在此作一点引用：
“为了把‘被配给的自由’转化成自发的自由，与日本国家一样，我们自身也不得不闯出一个作为知识人的新开端。在这种意志的深处，对未来的欣喜、对过去的悔恨——也就是说，解放感与自责感，难分难解地渗透在一起流动着。这是一个奇特的词，我假设性地把它叫做‘悔恨的共同体的形成’。即战后不久，在知识人中共同流动着的情感，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进行的‘自我批判’。”（《近代日本的知识人》，《来自后卫的位置》，1982年9月， 未来社）
总而言之，来自上层的日本的近代化，看上去似乎获得了成功，但这个近代是滋生出军国主义并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近代。有如下的一种说法，相对于日本的失败与破坏的近代，中国的近代是越过“近代”，孕育出新生事物的近代。对此，一般地说存在着某种惊异。
其中，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竹内好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我想这也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几乎阻碍一切改良的来自上层的传统压力极其强大，因此，来自上层的近代化虽然是失败了，但在真正意义上却使下层[民众]开始翻身，产生了真正的新生力量。而日本由于来自上层的改革就这样轻易地成功了，所以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并没有实现。不久后的1952年，丸山在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中写道：“经验了带引号的近代化的日本，与近代化未获成功的中国，在大众基础上的近代化这一点上，恰恰不断产生着正相反的对比。”我记得“在大众基础上的”这句话的原文，确实是加了重点号的。以上这些，我认为是当时典型的认识方法。
对于[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来说，除了丸山所说的“悔恨的共同体”外，还有一种对于中国的变化的惊异。那就是一方面反省对中国的认识的错误，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既未能阻止那场对中国的侵略、又未能反对而产生的罪的意识。这些便构成了中国研究者们的更多强烈的情感因素。
再者，作为强化这种心理因素的一个方面，《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出版了。那时，我所读到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是小册子，《毛泽东选集》的问世还是很久以后的1953—1954年吧。最初，毛泽东的东西，基本上只有通过中国研究所翻译的小册子等才能看到。现在看起来，毛所写的都是一些比较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被作为军国少年培育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些人，尽管并没有真心真意地相信日本是神国，也没有认为神风会永远顺利地吹下去，但对于日本战败的事态，在现实的印象中几乎没有。冲绳战役开始不久，空袭不断加剧，许多方面由此发生了变化。总之，从像我这样考虑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论持久战》对于战争的预见，对于战争能够如此这般恰当地明了的人的存在，或者说，能够预料战争这种东西的理论的存在，事实上让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惊。
当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了。据说它在战时已被作为外务省的内部资料而翻译了，但作为公开发行的书籍，这还是最早的。最早的译本是宇佐见诚次郎这个曾在法政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与杉木俊郎两人合译的，分为上、下两册。有意思的是上、下册的出法不一样。上册是公开发行，我记得是战败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12月，由现在恐怕已经不存在了的叫做永美书房的书店出版，书价是180日元。 但是，下册的底页上没有出版社名，封面上只印着东京中国文艺爱好会；也就是说，它不是作为[正式]出版物，而是作为研究资料发行的。当时，这种出版现象很多，封底上印有“以活字版代替油印”，这是指原本不必活字印刷出版，而只需油印作为内部范围使用的书，为了方便起见而改用了活字印刷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书在当时大量出现。
那时，苏联大使馆一带出的翻译文献，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上册出版了，但说是受到了来自占领军总司令部方面的压力，所谓占领军总司令部，在我们想来是美军，但从制度上说，占领军中英、法、中、苏大家都参与了。二是远东委员会的下面成立了一个对日理事会，它成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咨询机构，因此据说[中国]国民政府方面对这些书在日本的出版有些怨言。埃德加·斯诺等的书就只好以既非完全非法出版而又不是公开出版的形式出现了。这也是当时的氛围。
接着的是《文艺讲话》。由岛田政雄的介绍，我听说《文艺讲话》很重要，想读一读。于是，从神田的内山书店买来薄薄的、折合港币0.6元的《论文艺问题》。但是，1949年我以120日元买下的这本书， 照现在算来，差不多相当于4000日元左右。我记得当时真可以说是带着豁出去了的感觉买了这本书。在那同时，还有香港出的《小说》杂志两册，正好在这之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开设中国问题讲座时，当时是讲师的岛田把原物拿给我看了。我也非常想要这本杂志，多少钱已记不得了，总之记得是价格太高而终于未能伸出手去。
二、战后不久的两个动向
现在看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两个倾向。一个是由岛田政雄为代表，就是《人间》杂志对所谓的中共地区的文学抱有关心，让岛田这样的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人撰写各种文章。这其中就有一篇提到：“这次大会的‘文艺大会师’中有一点点冷清”。这个“大会师”是指1949年7月的第一届文代大会，国统区、 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文艺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文艺的大会师。对此进行介绍的报告集题为《文学运动的大众路线》，由岛田等人翻译出版。在那里，岛田写道：“如果说有一点点冷清的话，就是作家萧军的遗落吧。”也就是说，因为萧军“把自身的作家的知性与‘人民’相对立，固守‘孤高’，反对革命”，这才受到了批判。总之，岛田是把中国方面的评价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
当时大致不可能非难岛田，但必须看到的是，那时也有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倾向。表现这种倾向的文章是《中国研究》第10号。这个杂志是由中国研究所发行的季刊，它不是纯粹的文学杂志，而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只是这第10号却是文学特集。[在这期杂志上]竹内介绍了《霜叶红似二月花》，冈崎介绍了巴金的《寒夜》，岛田介绍了黄谷柳的《虾球传》，柯蓝的《红旗呼啦啦的飘》则由[实藤]介绍。后两个介绍者也有可能秩序颠倒了。
前三篇是作品的摘要，内容大致不很清楚，但冈崎的《寒夜》介绍却相当不错。虽只是很短的介绍，可相当部分既引用了原文，又增加了对应的解说。其他人的介绍只能说是对作品的说明而已，对没有读过该作品的人来说，就不太能理解。但冈崎则把大量的作品原文放在说明介绍文字的后面，因此，原作的氛围显得一目了然。这大概是 1950 年或1949年的事吧。
同期还刊载了座谈会的内容。出席者已经记不清楚了，但竹内、小野这两个人肯定是出席的，另外还有岛田政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人大致是以岛田为中心，一边由他发表一些看法，一边讨论各种话题的座谈会吧。当然，萧军的问题成了议论的题目。岛田那时的发言，没有原文，不太清楚，但与《人间》杂志上所写的文章是相同的观点，强调了对萧军的批判。与此相对，我想确实是竹内好吧，他说现今在中国的对萧军的批判，或许会有其相应的根据，但事后再看，到底是批判的一方还是被批判的一方具有作为文学家的诚实，现在总有点说不定的感觉。对此，我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还有，此后不久，《人间》杂志1949年第2期上， 刊载了《现代外国作家小辞典》。这是种简单的辞典形式，先是美国编，再是苏联·中国编。苏联部分中编入了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中国部分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十五六人的条目。其中周作人的一条，先是简略地写了他的业绩，然后写道：“战争爆发中也留剩在北京，没有投奔抗战阵营，战后被问罪为汉奸，现在服刑中。但他对新文学的建设，功不可没。”这是谁写的，其实并不知道；大概总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人吧。我想，那时松枝茂夫正好在九州，那时或许是冈崎写的吧。不管怎样，那时写的“对新文学的建设功不可没”，总让人觉得，还有些其他什么的特别深意，并不只是说尽管周作人后来不行了，可他的功绩还是应该作为功绩来认识。
另外，就是岛田和冈崎的论争。1950年，冈崎在《读书新闻》上针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一部分翻译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无法轻易地调查当时的哪一本杂志，岛田只把小说中群众大会的一段场面，作为一个短篇刊载出来了，就是只把与地主作斗争的群众大会的激烈场面刊载了。根据我的记忆，冈崎写了有如下意思的文章，即对此自己稍感惊讶：丁玲也写了这样的东西吗。但是读了原文，知道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是说，读了全部小说，对土地改革的过程确切了解后，出现了在这一过程中的批斗地主的特定场面，在总体印象上是非常能够理解并引起共鸣的。但只是把其中群众大会的场面介绍出来，就会给日本的读者造成对于中国文学的错误印象。
对此批评，岛田说，冈崎的话完全不对。并不是我断取了那一部分，而是中国的《人民文学》这样刊载的。岛田的反论是，因为是《人民文学》这样的权威杂志如此选载了，对此感到不满的冈崎的感受便是有问题。这样，冈崎就又写文章说：“中国的读者，大家都经历过土地改革和革命，所以只读那个场面，只读那个高潮，也会产生相应的共鸣和感动吧，但日本的读者处在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样的做法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如上的争论曾这样产生过。
为什么要再提这件事呢？“文革”以前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受了当时中国的看法的极大影响，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从中国这一圈子中怎么也走不出来，这是事实。尽管如此，我认为应该看到当时还是有该说的就说、该思考的就认真思考的人。有人说，至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革命史的文学版。对此，我抱有难以苟同的心情。所以，今天想重新来看一看。战败不久后的空气，大致上就是这些吧。
三、关于50年代前期的研究和翻译
一进入50年代前半期，对战争的悔恨和对中国的负罪意识这一要素中，又增加了新的要素。从稍早些时开始，有了占领政策的转换。与其说是日本的民主化，不如说是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化，使得所谓的反共防堤——作为其前线，定位于韩国、日本、台湾，从美国的这一世界战略中，形成了把重点与其放在日本的民主文化上，不如即使容忍旧势力的恢复也要把重点放在反共政策上的强烈倾向。另一方面，对应于这种倾向，1950年1月发生了对“共产党及劳动者党情报局”（
注：Informatio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and Wrkers' Parties,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主要是由欧洲各国共产党联合组成的国际组织。1950～1951年，批判了日本共产党的和平革命论（野坂理论），这也成为日共战略转换的契机。——译注）的批判，其中强调了“美帝国主义的全面支配”这一说法。现在看来，这是有些片面的，但当时的实际感受，觉得是极有说服力的，合乎真实的感情。
比如，1950年，“全面讲和与全部占领军的立刻撤退”这一标语，在学生的示威游行中率先揭出。当时的游行示威被美军宪兵的车子紧紧地盯着。那时游行的人数远要比现在多得多，1950年5月16 日的示威游行规模之大，仅东大在本乡的各学部就有1000人参加，加上东京都内的几千人，也就是说有近万名的学生游行。
在这种情形的背景下，那一年到处进行了对赤色分子的清洗。还有，作为[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文化教育等部门的顾问伊鲁滋（W.C Eetls）（注： 美国的占领政策向反共方向明确化时期的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顾问，曾在日本30多所大学演说，主张把共产主义者从大学中排除出去，但在东北大学等校遭到了抗议。——译注）博士来到日本，到处演说，声言“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对大学教师不相称”（所谓的“伊鲁滋声明”）。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老实说，当时我们确实对“朝鲜战争是由南方挑起的”这一北方的说法完完全全地相信了。因为，作为对这种局势的反动，我们对中国的憧憬更为增强了，曾有过下面的一个事例。
那一年的学生示威游行中，也有纪念中国五四运动的游行。稍后，5月16日， 由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东京都立学生联合会发起举行了反对“伊鲁滋声明”的示威游行。留学生团体、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也参与发起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我认为，那时我们这些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什么也不了解，只是向往于中国。这并不仅限于日本人，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如此。我以为在某种意味上，对那些关于过去的中国有所了解的中国留学生们来说，拥护新中国甚或对中国寄予期待的心情，仅在这一点上是极其强烈的。
总之，在那样的状况下，日本人才开始把美军作为占领军来认识。从中，出现了对法国的抵抗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共感。也就是说，一样是阅读相同的抗战作品，与战后不久的认识方法——那场战争到底干了哪些残酷的事——相比，这次则更在于把描写抗日战争的中国文学作为对压迫者、侵略者的抵抗来把握，产生了倾注共感地阅读的这种新的要素。例如，法国文学中凡鲁高鲁（Vercors）的《海的沉默》， 莫鲁肯（Morgan）的《人间的象征》等，都由岩波书店出版而被广泛传读。与此同时，一度出现了阅读中国文学的状况。
《四世同堂》也是其中之一，特别突出的是李广田的《引力》。它是岩波的新书，但与那时岩波新书中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相比，读者圈的年龄层肯定要广泛得多。桧山久雄在当时的《新日本文学》上发表书评说：“对于李广田的《引力》，我的友人们——即一些与中国文学无关的友人说，那部作品与通常所谓的中国的人民文学的味儿完全不一致呵。”可见也有这样的阅读方法。总之，这是一本非常广泛的唤起共感的作品。
1951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稍有间隔的二月和五月翻译出版了。译者是坂井德三，这本书也相对地受到比较多的阅读。
丁玲这个人，战前就确立了她的作家地位，战时去了延安，被看成是完成了作为人民作家的思想改造和人的改造的代表。比如，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一书中，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章节，在“妇女运动”一节里，也在代表[人物]中列入了丁玲。在那时[日本]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的潮流中，以丁玲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人非常之多。笕久美子、竹田晃等后来专业变为古典文学的人写的都是丁玲，其实我写的也是丁玲。
我之所以想写丁玲，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关心自我改造是怎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想尝试研究一下[丁玲]由初期的小说而如何与自我改造相联接。当时，《丁玲选集》之类的资料统统没有，东京大学的近代藏书虽在慢慢地增加，可仍然不够，因此，仓石先生就把他自己的现代文学藏书全部给我们搬到研究室里来了。
其实，正当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因1952年5 月的“五·一”事件，我被捕进了小管的拘留所。论文不写不行，而材料却没有。这样，仓石先生就说：“研究室的书是大学的东西，所以拘留所当局要盖阅读许可的红印是不太合适的，但我的书是私人物品，那就没关系。”于是，获准把资料送到拘留所。我的哥哥便替我将这些书送进来了。我就一点一点读了起来。那时，研究室的朋友们集体写来了信，其中，有一个人写的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他说：“现在，我正在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你曾说要搞丁玲的早期[作品]，但那学究性太强了。我向你推荐用这部作品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カワイ”。这个“カワイ”，实际上就是竹内实。
那时，使人震惊的是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对此，伊藤虎丸先生已写得不少了，就不再重复了。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思想史家的内田义彦有一本意义深刻的论文集，叫《日本资本主义的思想像》。其中使用了“韦伯现象”一词。这是指，韦伯是某种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尖税批判的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有人只要一听到韦伯，就会紧张起来，严阵以待。但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要引用韦伯提出的问题，也必须要采用韦伯的东西。这样就分为两个方面的现象。内田在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作“韦伯现象”。在这里，我觉得与竹内的情况相似，就悄悄地用了“竹内好现象”一词。
具体搞竹内论的时间没有，但作为相关而有趣的是，1952年7 月，贝尔丁（Jack·Beden）的《中国震撼世界》纪实报告出版了。 竹内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令我们叹息日本人的著作难以比得上的，有一本贝尔丁的《中国震撼世界》的书。如果要举出一本，只举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的话，我想推荐这本书。”他进而这样写道：“这是写于战后的[中国]内战时代的一本书，（中略）而更注入了深远的历史[因素]，以此我们抓住了理解今天的中国的根本钥匙。（中略）相当于贝尔丁的前辈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至今仍是经典的名著，但贝尔丁的这本书更有思想的深度。” 几年后， 竹内在斯麦德莱（Agnes.Smedley）的《伟大的道路》（注：即《朱德传》。——译注）一书刚出版时，又说：“至今为止，我一直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贝尔丁的《中国震撼世界》作为了解中国的最佳文献来介绍，这里还必须加上新的一本，即《伟大的道路》。”
从文学方面来说，贝尔丁的《中国震撼世界》第四章“一个政府的诞生”中有一节“一个乞食作家”，这是介绍赵树理的。我想这是第一次把赵树理系统地引进到日本。还有在“进入游击地区”一章中有“妇女节”一节，其中有关于《白毛女》如何上演、怎样进行的情况；还写了群众大会的场面，大家批斗地主时，观众们一齐站上前去喊着“杀，杀”，也有向地主扔石头的。
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与鲁迅有关的事。战后最早出版的鲁迅作品的翻译是东西出版社的《鲁迅作品集》，预定出三卷。第一卷是增田涉翻译的《阿Q正传》等，这是我最早读到的翻译。 第二卷是《朝花夕拾》，由松枝茂先生翻译。第三卷是随笔集，由鹿地亘翻译。这二、三两卷本也应该能够出版的，但听说是因当时占领军方面的关系而未能出版。后来，1952年3月，岩波新书出了竹内的《鲁迅评论集》， 大家知道，它现在成了岩波文库的一种。有了这《鲁迅评论集》和1953年5 月出版的《鲁迅作品集》，就可以一下子阅读[鲁迅作品]了。这是战后最早的以使普通人也能广泛阅读的形式而翻译的书。特别是，《鲁迅作品集》销路很好，所以，靠着它的版税，竹内组织了一个读者团体——“鲁迅之友会”。竹内自己也说过：“因为那书很好销，如果顺手的话，还期望再有一次成功，就出了《续》，但这《续》的销路却并不如意。”
由这《鲁迅作品集》，《野草》的全译出来了。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是《大鲁迅全集》首次收载了《野草》的全译。但《大鲁迅全集》的译文有各种问题，也可以说是时机不适合吧，并不那么地广受阅读。像中野重治那样，读了以后写了不少东西的人是有的，但战后是通过竹内的两本书才第一次把鲁迅的著作推广到一般的读书界。
在这样的空气下，作为第一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选集出版的，就是河出书房的15卷本《现代中国文学全集》。但现在看来，这书的编辑真可说是杂乱无章、极欠斟酌。比如，15卷中《四世同堂》占了3 卷，《虾球传》占了2卷，还有鲁迅、郭沫若各占1卷，可见完全没有平衡。
然而，有意思的是，其中有沈从文的一卷。是邦交恢复前的1954年吧，作为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团长是原文部大臣安倍能成）的汉学家代表，仓石先生去了中国。于是，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座谈会，仓石先生介绍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之类，谈到了《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的出版，以及如此这般的编辑形式。结果，中国作协的人说：为什么沈从文的占1卷，“他没有代表性！”仓石先生回来后， 在研究室里一边嗤嗤地笑，一边说“在作家协会时他们这样对我说”。我们听了，也都会意地应着。当时的感觉就是在中国或许会有这样的事，如果在日本出版，就不能没有沈从文的一卷。但那时所用的译稿，确实全是松枝先生的译文。反过来说，真正认真搞沈从文的，从战前算起，事实上也只有松枝先生一人。我以为牢牢记住这些事是应该的。
作为那时的一个成果出来的是岩波书店的《鲁迅选集》。由当时的阅读方法，民法学家戒能通孝说：“最近鲁迅的小说，对我来说变成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中略）鲁迅写的是中国，但那中国以前与我们的社会所处完全不同……现在情况变了，几乎完全一样了。（中略）评论的语言以前也是别人的，但现在变成了自己口中想说的话了。（中略）日本成了鲁迅的中国。”（《每日新闻》1954年6月17日晚报）相同的看法，武田泰淳也曾说过， 虽然措词自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武田的说法是，“然而，日本文学者的‘负疚’——第二次大战后，也就是日本在迄今前所未有的实际体验中彻底失败，而甘心忍受东方土民的某种命运的开始的今天——必然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形态。对欧洲的艺术感性的焦虑和对东方土民的未来如今完全成为自己的命运的现状的战栗，被撕裂成两种‘负疚’的分裂症状，更加激烈了。”（《中国的小说和日本的小说》，《文学》1950年10月）我想，“东方土民”的说法，是武田泰淳一流的一种故意表现，但总而言之，那个时期认为，日本经由那场战争的失败，落入了与亚洲各民族同样的境遇，从而变得了解被压迫民族的心了。
稍稍触及一下竹内吧。我在《鲁迅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所收）中写过：“他的中国论，是中国论本身又更是日本论，先有对日本的近代主义的批判，然后又想定一个作为其对立物的中国。在某种场合，是在明知它实际上与现实的中国有脱节的前提下，仍将它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可有时，又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这是一种‘方法’，而使它处于自由运动般的状态，有些微妙的地方。”这是在1986年写的。此前十年左右的1975年，我在《作为问题的三十年代》中，也写了相似的内容。我现在也认为，竹内所说的不是较之于日本，中国是近代化的、超越了日本这一单纯的内容。但现在看来，事实上对于竹内的理论，有许多必须予以再检讨的侧面。
不过，我觉得有必要来看一下竹内的另一个不同侧面。作为岩波《鲁迅选集》的《野草》解说，竹内这样写道：“《野草》所代表的鲁迅文学的一个方面，是在先驱诗人王国维的系列与30年代象征诗的复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它证明了从鲁迅到今天的人民文学的展开，不是单纯的一条道，而且，鲁迅的文学本身也绝对不是从一个方面来看就能处理的。”竹内是准确地看到这一侧面的人。
四、50年代后半期到“文革”
在这段时期内，[日本的]中国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要属“反右斗争”吧。一进入“反右”，丁玲、艾青、冯雪峰等人便被划为“右派”。毕业论文之类写丁玲的，搞诗歌研究中写艾青的人都相当多。因为冯雪峰是评论家，所以毕业论文以他作对象的便几乎没有，但还是读了一些他的东西。那样的人被划成“右派”，真是难以理解。总觉得中国好像多少有些奇怪。就像到了50年代中期时的日本成了被压迫民族一样的那种不能轻易想象的状况又一次出现了。也就是说，与中国的不同，又一次被自觉地意识到了。
50年代初，所谓日本共产党（或许该说是一部分的日本共产党）采取了极左冒险主义路线。那时，包括不能在日本继续呆下去的人等超过千名，秘密去中国。那些人在1955年的六全协（注：指日本共产党第六届全国协议会。在这次会上，进行了自我批判，初步克服了党的分裂状态，恢复了正常活动。这是战后日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译注）以后，又搭白山丸回国了。白山丸是到战后的某个时期为止，用来搭运从苏联、中国回日本的人的船。被送到中国的人，在中国接受了干部教育。但是，向他们打听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会得知比如“中国的贫穷真是不得了呵”。一个历史学家回来后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就是社会主义，如要勉强说‘社会主义’，那就是军事的封建的社会主义。”战后，在如何把握日本近代的资本主义论争中，使用过“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一词，这是对这一词的模仿。但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成为对中国的某种不同的印象渐渐增加起来的契机。
那以后发生了中苏论战等许多事情，又夹进“文革”，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那时，许多种译作出版了，[其中就有]《中国现代文学选集》20卷。我觉得《选集》的编辑方针稍稍有些摇摆，它企图重视纪实文学的形式，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类似于人民公社史的东西，还有革命回忆录之类，比较杂乱地收入了书中。我想这可能在统一性方面稍有些难度的吧。另一方面，有的出版社出了《青春之歌》，新日本出版社出了《中国革命文学选》、《红岩》等。作为中国文学的翻译，《红岩》例外地很好销，我记得听说超过了3万部。当时的感觉似乎是， 在一种如何去看中国问题的整体观丧失、在一种迷乱的时期中，姑且把作品翻译出来再说。
应该记住的那时的工作，是竹内实把萧军、丁玲、胡风及其他战后陆续被批判的人们的业绩，收入了《中国——同时代的知识人》中。现在来看，竹内的这一工作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还有，他的框架与我的多少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竹内持续进行了精心探索被批判了的人们的工作。
五、“文革”、“文革”后以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关于“文革”，大家都有所了解，我想可以省略。直到“文革”结束前，关于我自身是如何思考的，笼统地说，已经写进了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这本政治思想方面的论文集的“后记”中。事实是，对我而言，在经过“文革”、进入“后文革”时期时，我还是抱有相当大的期待的。对此，我听过一位中国的学者说：王瑶先生也是这样的。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共产党，抗战中失落了党籍，就这样一直没有改变过。但1978年时，他说起“正在考虑再入一次党”。那以后不久，这样的话就不说了。但1978年的时候，还是产生这种感想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那个时期因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中国政府否定“文革”而对其抱有相当大的共感，抑或是期待。
这就是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认识发生了变化。说到文学方面，一个事实是，在这之前就有了对中国方面关于各种文学的评价的不满。比如，50年代前期《人民文学》上刊载了陈涌的“呐喊论”，这是在我研究《呐喊》之前吧。我记得当时看了后觉得，如果这样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也可以不当马克思主义者了。也就是说，作家的主体完全失掉了，只是写了些什么，仅仅注意题材的感觉，对此极为不满。
但另一方面，中国[研究者]的这种论点， 由于政策上的“关怀”，被单一化，变得极端了。但当时我采取的思考方法是，他们的内容可能是有一种比较一致的东西吧，所以文学者们也不单是由于外部的强制，在内心对此也一定存在着接受或共感的东西。因此，我写过对欧美的研究者常常提出的只从政治压迫方面着眼便简单下结论的方法不能苟同。但还是从那以后的发展来看，我们才逐渐了解到，实在是作家及作品的曲折程度，要比我们想象的厉害得多，而且，外部的强制份量也要比想象的远远地大。这样的东西涉及到精神生活的全部，重重地覆压在作家们的身上。伴随着这些[认识]，我的想法也就大大改变了。
关于“文革”后的状况，如大家所知，我特别对新时期文学这个内容，追寻到某个时期，但现在渐渐追寻不了了。最近，感到体力、注意力和其他方面衰退，变得无法顾及到那些了。恰好，现在有点挂念的是，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中国的年轻人中实在有一种“进化论”的想法，他们说，“在中国依然停留在19世纪的时候，已进入了20世纪；西方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这些人一点也不知道”。我想这种惊异是有道理的。但是，以文学而论，是否可以说新的东西全部都是好的呢。总而言之，我觉得在中国年轻人中有一种[不管什么]对新的东西必须追求的“进化论”上的倾向。这或许多少也是我自己老化了的现象吧，或者说可能是精神的遗老现象。
总而言之，现在来回顾50年代这一段历史，为了算是交个差，简单地说一下类似结论的话。从中国的现代历史中产生的现代文学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究竟把握到了什么程度，这一问题现在仍存在。或者说，就日本的研究来看，40、50、6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所把握和提出的东西，显然是作为当时的产物，有误解、有看错的，也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真的是认识清楚了吗？
作为一个例子要举出的是穆木天。简略地提一下我想要说的，这是从东京大学法文科的毕业生名册中捡拾到的很显眼的事。1926年（大正15年）的穆敬熙就是穆木天，他在东大法文科留学的时候，思考过“纯粹诗”这种东西。所以他说“胡适的罪状最大的应举他把诗歌散文化了”。他是强调诗最终必须是诗，追求一种纯粹诗歌的人。但是，毕业回国后不久，他的故乡东北被日本所践踏，于是，他不再说什么纯粹诗了，抗战中走在了“大众诗”运动的先头。可是战后，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了“右派”，“文革”时突然死去了。他的夫人其实是先在“文革”中受难，他一直被关在“牛棚”里。后来有谁去看他，发现他死在那里了。
在他前后陆续毕业的东大法文科的日本同学，着实可称绚丽多彩。代表了日本某一时期的法国文学翻译、研究中的杰出成员大批地涌现出来，确实是东大法文科的第一个、或者也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同样的时期在同一个学校学习，思考着差不多相同的东西，从穆木天后来遭遇的命运，与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们走上的道路，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来思考的话，我想还是可以知道中国的文学者们所处的严酷境遇。
还有一点，是稍微不同的话题。比如，竹内好这样说过：“松枝茂夫是我的朋友，是具有吾辈所未及的学识的翻译家，特别是，在对周作人的介绍方面，干劲十足，是一个最大的合作者。但是，在对周作人的解释方面，他早就与我有见解不一致的地方。从我来看，他的周作人形象，有点失之于好好先生之嫌。（中略）我所最为不满的是，脱失了战斗的批评家的部分，表面趣味性的部分则不恰当地夸大了。周作人有着不逊于鲁迅的复杂性格，而把它过于单纯化，就是我对松枝的不满的关键。”（《从周作人到核试验》，《世界》1965年1月）换句话说， 在周作人身上，那种与鲁迅所不同形式的政治性，或者与政治无论如何也斩不断的脐带联结这样的东西，[竹内好]认为松枝并没有完全提出来。这是作为同行、友人之间的批评。同样的情况在对林语堂或徐志摩等人的研究方法中是不是也存在呢？我近来正暗自考虑这个问题。
“文革”后，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种反动，出现了一种过分非政治、反政治的倾向，但我认为倒不如说就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一些问题吧。因为禁止对过去的不折不扣的批判，所以，就会有反过来[的现象]，对过去的反抗便全部向着那种[一概反抗政治的]方向发展。总之，迄今为止走过来的历史的哪一段错了，怎样错了，老老实实地回顾、总结其否定面，并从中汲取什么经验，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作在中国还没有做。于是，在日本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吧。
当然，我这并不是反对做各种新的事情。只是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大家并不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至今仍被忽视所以才去提出，还要考虑现在为什么要提出那个作家或作品，自己对这种文学是在哪一点上受到感动，并由此做出一些评价。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东西绝对没有，不过，在迄今形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框架中，并且还是远远贫瘠、窄小的框架中，只是追寻一直未被说过的事，不是太寂淡冷清了吧，这或许也还是精神遗老的一种忧患。
假如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近乎同时开始中国研究的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所孕育出的文学，或者，在这其中生长起来的文学者、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我是不能作罢的，我想做做这个研究。
（本文原载中国文艺研究会《野草》杂志第57号，1996年2月1日发行。1996年8月1日发行的同杂志第58号上，有“误植订正”和原作者的补充资料说明，现已择要补入译文各处。译文发表时，由译者酌情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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