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观形成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是马克思确立新世界观的标志。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以革命实践为基础的，是在研究具体的历史生活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同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问题时，首先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出发。
马克思思想发展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自觉企求并加以实践的哲学与政治的结合，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所谓哲学与政治的结合，就是以哲学理论指导政治斗争实践，又通过政治斗争实践检验、修正、发展哲学理论。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划清了界限，也同费尔巴哈存在着原则分岐，因而使他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运用黑格尔哲学指导改造现实的斗争，又通过改造现实的斗争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同他脱离，并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观性，而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过程。
青年黑格尔派是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他们对德国当时的现状不满，试图依据黑格尔哲学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做出革命的结论。他们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纯思辩性质，力图从思想转到行动，提出“行动哲学”的口号，宣称今后哲学要“成为一种实践的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鲍威尔，提出了决不能消极等待绝对理念在其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把合理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只有充分发挥“自我意识”的创造作用，对现实进行有意识的批判，才能获得自由。鲍威尔这里所说的对现实进行批判，就是指理论的批判活动。这些思想曾经对青年马克思有过强烈的影响，他在《博士论文》中写道：“当意志从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里走出来，转而面对着那世界的、并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将会变成实践的力量，……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它在本质上来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来衡量特殊的现实。”（贺麟译本，1961年版第64页）他所说的“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一语，就是从鲍威尔那里吸取来的。
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只是把实践主要地理解为理论的批判活动，但他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哲学的作用，使它为劳动群众的解放斗争服务。所以，他一开始就反对哲学的静观性质，主张哲学同实践发生联系，把哲学变成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他在《博士论文》中已注意到了理论的批判活动同现实世界的革命的改造活动之间的区别。他说：“在哲学本身实现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种与世界相对立的关系，即这种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个要求是转向世界，另一个要求是转向哲学本身。”又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就是它的损失”（同上，第65页）。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着眼点，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理论批判活动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亦即实现所谓“世界哲学化”。这就使他在最初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就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看出了黑格尔体系和其辩证法之间的矛盾，认为把合理的成分从体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是实现哲学与政治结合的必需条件。为了把哲学变成改造现实的武器，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闭关自守的哲学体系，彻底坚持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把历史理解为一个辩证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并揭示出这一过程的本质的、内在的动力。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入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合理部分，理解黑格尔对人类史和哲学思想史的历史态度，使他避免了把自我意识绝对化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马克思不是把黑格尔体系的诸个别方面加以对立，而是用革命的观点研究客观现实，并与整个黑格尔体系对立起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莱茵报》所发表的论文中看出来。马克思在《莱茵报》活动期间，仍然相信黑格尔的通过改造国家来改造社会的看法。但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促使他研究了许多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对于马克思遇到的那些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根据黑格尔唯心主义是无法加以说明的。特别是他彻底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而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迫害退出了《莱茵报》，并且《莱茵报》也被查封后，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现实的社会问题打破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幻想，政治斗争的实践促使马克思的世界观开始转变。这种转变使马克思看到改造社会的问题不能从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原则出发，而必须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对世界作出科学的说明，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同时，也使马克思认识到“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
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即哲学必须面向现实，使理论转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批判活动。在1843年9月他给卢格的信中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因此“要对现有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同上，第416页）。这种批判，首先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来实现的。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得到了市民社会是国家和法的基础的重要结论。这时，他确认：“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同上，第16卷第409页）马克思发展过程中的这种转变，表明马克思已基本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转到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了。
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变化，开始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在谈到消灭宗教必须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关系时指出：“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和它的理论还处于最尖锐的矛盾状态”时，宗教是无法消灭的。尽管这里的“革命实践”主要还是指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但它毕竟是指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考察异化问题时，马克思指出“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同上，第1卷第451页）。也就是说，物的异化，实际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结果，是由市民社会特定的制度造成的。要消灭各种形式的异化，就必须根本变革市民社会本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实践的性质，并揭示了当时实践的主要任务和完成这一任务的力量，还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实践的主体。他认为，当时革命实践的任务，就是改变德国现存的封建专制。要实现这一任务，就要把革命理论同革命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上，第1卷第462页）马克思还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是革命实践主体的思想，指出德国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这个解放，无产阶级必须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由此表明，马克思不但主张对德国现有制度进行哲学批判，而且主张对德国现存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当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所讲的实践主要是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还未把生产活动作为实践的一个内容；他没有说明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甚至认为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在对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作用的估计上，更重视前者的意义，认为“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成为人。”（同上，第467页）
在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给予马克思以强烈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一开始就和费巴尔哈存在着原则性的分岐。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是不满意的。马克思认为，唯有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现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所以，他强调哲学必须深入实际斗争，“对历史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同上，第418页）。正是这种原则性的分岐，使马克思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费尔巴哈是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功绩在于突破了黑格尔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座。他指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但他把这种本质置于批判之外。他不懂得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宗教感情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能找到他自己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因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同上，第453页）于是，马克思就由宗教和哲学的批判转向法和政治的批判。费巴尔哈指出天国和尘世的对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尘世本身也存在着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才为宗教创立了基础。因此消灭这种基础，是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这样，马克思就在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上同费尔巴哈分道扬镳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回忆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产生过程时说：“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同上，第3卷第261页）
那么，什么是“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呢？这就是科学地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
在马克思世界观转变过程中，关于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一直是马克思注意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科学解决，是形成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首要前提。但是，要科学地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就必须“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这样，马克思就由法和政治的批判转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为只有经济学才能提供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为理解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提供科学的根据。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劳动，批判经济生活离不开对劳动的分析。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解决取得了重大突破。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既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的“类”，而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并指出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人的活动又是受一定的条件制约和服从一定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人的历史发展，最初在《巴黎手稿》等著作中，以不完全成熟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而后在《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发展。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在这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著作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把异化问题作为人类解放的基本条件来考察，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不仅理解了私有制的本质，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而且从哲学的高度把生产劳动看作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规定，从而使马克思在实践观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无论是对实践概念的规定，还是对实践的特征、结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都已达到了新的哲学高度。
马克思把劳动实践视为人的本质，是受黑格尔关于劳动异化思想的启发，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同上，第42卷第163页）但由于黑格尔把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等同于自我意识，所以“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同上）。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抓住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同上，第94页）认识到人的本质首先是由他的生产劳动活动决定的，只有从生产劳动活动中才能把握和理解它的本质特征。正是生产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直接区别开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同上，第96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也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和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但费尔巴哈只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归结为直接的、自然的、生物实体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从他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科学揭示，则看到了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前提，阐明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是这种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上，第131页），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所以历史是人类的自然史，是自然生成为人类的历史。
马克思说：“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同上，第99页）因此，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实践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把生产劳动明确规定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从而抓住了实践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前提和要素的分析，揭示了实践的本质的特征，即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他说：人确证自己为人，不是靠单纯的意识活动，而主要是靠人改造无机自然界的生产劳动的活动。这种生产劳动既是创造生命的活动，又是人类的生活。进而明确提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同上，第127页）
第二，初步分析了生产劳动实践的基本特征。首先，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同上，第96页）其次，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既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同上，第96页、第97页）“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是在直接地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同上，第96至97页）总之，生产劳动是人对自然界进行的自觉的改造和再生产，是能动性的活动，这是它区别于动物活动的基本特征。再次，生产劳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实践活动总是社会性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同上，第172页）很显然，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把人、社会与自然统一起来了。马克思说：“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甚至当成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同上，第121-122页）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决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在强大的自然力量反抗面前，人们必须联合起来，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实际地进行改革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在这项活动中，从事各种各样具体劳动的人们（包括科学家），都是社会实践主体的组成部分。
第三，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活动来解释人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认识论）。”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器官是历史的产物；认识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由于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特别是与打上了人的理论印记的“人化的自然界”相接触而产生出来的；只有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亦即物质生产活动才能证明人的感觉和认识的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客观事物才能作为认识对象进入人的认识范围，成为人的认识内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实践是解决理论之谜的唯一途径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同上，第127页）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一切旧哲学——无论唯心义还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轻视实践在解决理论和认识问题上的的作用。各派旧哲学所以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就在于它们都“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在《巴黎手稿》中，尽管马克思对科学实践观的各个重要问题都涉及到了，但也只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雏形。因为马克思在为自己的新观点作论证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思辩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沿用的一些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术语，也影响着他准确科学地阐述自己的新思想。因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实践观是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其缺陷和不足就在于对实践、劳动本身缺乏科学分析。《巴黎手稿》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工业的角度去理解实践活动的，而不是从整个社会生活出发去概括出实践范畴。因此，距科学实践观的最终形成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社会实践天然具有功利的性质，它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批判进一步清算了唯心主义，并且开始超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从异化理论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一度用来解释历史的异化理论已逐渐被科学的实践观所代替。他们指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思想领域中去寻找，而应当“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去寻找，即在经济发展的本身中去寻找。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围绕利益而从事实践活动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同上，第2卷第103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生产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工人被看作创造一切的阶级。他们强调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同上，第152页）马克思恩格斯还首次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并把实践同群众结合在一起，阐述了群众实践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过程是人类实践的过程，是群众活动的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即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客观环境影响下从事活动，但不是机械地而是创造性地根据他自身历史的形成的主观性的性质，他的意识成熟的程度等，对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神圣家族》虽然对物质生产还没有作进一步的科学分析，但它毕竟更趋近科学的实践观了。
在《神圣家族》写成后不到半年，即1845年3月，马克思写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运用实践的观点观察分析社会生活，从而揭示了各种社会形式的共同本质，得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由此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规定：“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由此表明，马克思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在《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缺陷，把新哲学同旧哲学的主要区别归结为实践问题，阐明了实践的观点是哲学的最基本的观点，并对实践在认识过程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作了精辟的规定，还阐明了新哲学的特点，提出了新哲学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总之，实践的特点贯穿于《提纲》始终。但《提纲》中所讲的实践主要指生产实践，并且对生产实践本身没有进入深入分析。这个任务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清算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提纲》所提出的思想。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考察人类的社会，终于打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他们把物质生产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对物质生产实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人离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便不能存在。所以，离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就认识不了人的社会本质和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上，第32页）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上）。他们还说：“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揭示人的存在的物质前提方面，而是进一步对生产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同上，第33页）他们基于对生产劳动实践中包含着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两方面的分析，在这里已把实践理解为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表明马克思已经能够把握住各种具体形式的实践的普遍本质，并用实践范畴把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最一般规律概括出来了，因而这样的实践概念就是完全科学的了。
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中，曾把它比之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关于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解决，使马克思能够理解和把握住各种具体形式的实践的普遍本质，并把生产实践从其他实践中划分出来，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作出了科学说明，由此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实践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基础，而且也是认识论的基础。因为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基础，这样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就能说明人的意识的历史性和它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证明：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意识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那些发展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思维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产物。”于是，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第31页）因此，人的本质、人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也就必然同时是人的认识基础。所以，当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本质、人的历史发展的基础时，也就同时揭示了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基础。我们说，关于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解决，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形成的首要前提，理由就在这里。
马克思从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人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来揭示人的认识的基础，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认识。这样一来，无论是认识论问题也好，社会历史问题也好，都可以从实践的观点来解决。因而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也就展开了其它的基本哲学问题。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从而使认识论变成了真正的科学，实现了认识论的伟大变革。同时，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也就辩证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从而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可以说，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是同时实现的，是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主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由此可见，科学实践观的最终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和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过程是统一联系的。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形成过程的彻底完成，为马克思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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