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函数及其模型的再认识——提高职工实际工资，改进中国低消费、高投入的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际工资论文,再认论文,中国论文,函数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行的各种消费函数理论都将消费视为收入的函数，其在概念上根本失误在于忽视了工资，尤其是实际工资这一极重要范畴。消费不能单纯看成收入的函数，在本质上它只能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只有从实际工资运动出发，才能揭示消费需求本质、变化机制，分析消费、投资、储蓄、收入之间本质联系，建构消费函数合理的微观基础，将其纳入资本积累规律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本质之中。对消费函数概念及模型的这一新诠释，不仅对宏观经济理论发展有较高价值，它还为我们科学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解剖二十多年改革中形成和累积起来各种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寻求正确解决措施有重要意义。
一、凯恩斯、马克思消费函数理论的真实意义
作为现行宏观经济分析核心范畴的消费函数理论把消费需求单纯看成收入的函数，认为消费是随着收入的变动而变动的，并指出这一概念是凯恩斯首先提出的。只要我们仔细研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关论述，就可看出传统消费函数理论误读了凯恩斯消费函数概念的本意。
凯恩斯消费函数概念真实意义是：不是单纯的收入，而是实际工资水平及所决定的储蓄率、投资率才是决定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消费函数公式不是通常的C=f(y)，而是Cw=f(Yw)，公式中Yw不是一般收入，而是由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消费(C)显然远为更加是……实际收入，而不是货币收入的函数。在技术、偏好……为既定的情况下，一人收入的高低取决于他所持有的劳动单位，即取决于他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1]这里由工资衡量的收入是由就业水平所决定，就业规模是随着投资量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决定消费的根本变量与其说是收入，倒不如说是工资，尤其是实际工资；而就业和收入是由实际工资变动所调节的。所谓“消费倾向的定义为：存在于Yw(既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收入水平)和Cw(既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之间的函数关系。”[2]凯恩斯指出，消费倾向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提高而逐步递减的趋势说明了如下事实：富人比穷人有更高储蓄倾向，穷人的消费倾向比富人高得多。这是因为二者有不同收入形式，穷人的收入形式是工资，其功能是购买或实现消费资料。假定工资的消费倾向为100％，储蓄倾向为零，是完全合理的。富人的收入形式主要是利润，尽管利润的一部分要用于资本家消费，但其主要功能是积累，即储蓄和投资。从消费品市场构成看，工资是消费购买力的基本来源，资本家的利润消费可通过储蓄率、投资率从反面间接表现出来。在谈到影响消费倾向改变或影响消费函数位置移动的客观因素时，凯恩斯指出，工资单位不仅决定收入，还可以造成对“收入分配的改变……这一改变可能对总消费施加影响。”[3]当然，决定消费函数位置移动的因素还很多：如储蓄率、利率、资本存量价值变动、商品价格、净投资、预期未来收入、生产成本等等。尤其是净投资、储蓄率的变动，直接影响就业水平，影响收入水平及分配格局，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特别显著。但只有实际工资水平(工资率)及变动才是决定消费、消费率的根本因素。实际工资本身直接代表消费资料的购买力，它决定货币工资收入的大小，影响商品价值或价格，这个范畴凝结了消费需求曲线的所有内涵。从凯恩斯对影响消费函数位置及形状变化的各种因素分析看，他将实际工资及它所决定的投资率、储蓄率和其它一些变量看成决定消费需求(C)的因素。设C为消费，ε为实际工资，N为固定资本投资率，S为储蓄率，则消费函数为C=f(N，ε，S)，其模型用方程式表述为：C=(N·ε/S)。消费需求与实际工资、固定资本投资率成正比，与储蓄率(S)成反比关系，而ε则与N是反向变动关系，当ε提高时，N通常下降，S也下降。
应该说，《通论》这一消费函数模型同马克思消费需求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的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4]既然社会消费力不取决于绝对消费力，说明不能从一般收入来分析消费，消费的变动只能取决于以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即一定具体分配形式的工资水平的变动。传统消费函数理论没有对收入具体进行分析，没有看到一般收入来源于工资和剩余价值，一般收入由它们组成，是它们的派生形式。只有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转换形式的工资和利润是形成收入的基本形式。单纯分析收入只会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应具体分析工资性收入和利润收入，这样才能真正从资本积累角度分析消费需求及消费率的变动。工资形式本身与消费品供求直接关联。作为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即雇佣工人的收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是第Ⅱ部类产品即社会消费资料供给和需求的体现。第Ⅱ部类产品及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两大部类工人工资总额及追加可变资本或工资增加额决定的。资本家消费基金是利润总额扣除储蓄额的差额构成的。所以，消费资料市场中除了少量部分是资本家阶级用自己剩余价值一部分购买的，绝大部分购买力或消费支出是两大部类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其公式是：Ⅱ(C+V+m)=Ⅰ(V+△V+(m/x))+Ⅱ(V+△V+(m/x))。公式可以看出，消费需求不仅受工人的工资水平影响，还由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大小决定，这正好说明了资本家的积累欲望或储蓄率是决定消费(C)的基本变量。从社会再生产平衡公式看，Ⅰ部类的生产资料增长率(即投资增长率)与Ⅱ部类消费资料的增长率是成比例的，储蓄和投资也保持一定比例关系。因此，固定资本投资率(N)和储蓄率(S)也是决定消费需求(C)的基本因素。C=(N·ε/S)这一消费函数模型等符合马克思的消费需求理论真实意义，它是反映资本积累规律的消费函数模型。
二、消费函数新模型的特点
与传统消费函数理论相比，C=(N·ε/S)这一新消费函数模型有下列特征：
第一，在实际工资(ε)市场价值不变情况下，C主要由固定资本投资率(N)和储蓄率(S)决定。若公式中ε为不变量，公式变为C=(N/S)，它说明了C由N和S决定，C和N的变动成正方向变动，与S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马克思在扩大再生产公式第1例时分析了五年内随着社会总资本(投资)由7250元增加到11566元，即随着积累额不断扩大、投资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Ⅰ(V+△V)，Ⅱ(V+△V)，资本家消费Ⅰ(m/x)，Ⅱ(m/x)会相应按比例增加。但消费的增长和储蓄率(S)成反方向变化，积累率扩大一方面推动储蓄率(S)增加，从而限制消费的扩大，另一方面推动投资扩大以提高S。当然，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投资扩大归根到底会引起消费扩大。消费(C)所以由投资决定，原因在于决定消费(C)的就业和收入水平是由固定资本投资率(N)决定。消费是就业的函数，也就是净投资的函数，同样决定消费(C)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于投资规模。
第二，实际工资(ε)是决定消费需求(C)及消费率最根本性变量。实际工资作为工人阶级支配消费资料，代表消费资料购买力。若N和S为常量，C的变动完全取决于ε。ε的提高表明消费力上升，ε的下降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但随着实际工资的变动，固定资本投资率(N)和储蓄率(S)将发生改变。储蓄率(S)的大小由N所确定，ε较低的，N较高，S也通常较高；这时消费率一般较低。当然，消费需求(C)与消费率变动有时是不一致的，但如果ε持续提高并保持在较高水平，会消除N的变动对C的影响；同时，如果储蓄率较高，也会极大抑制消费水平及消费率提高。较高的实际工资表明了货币工资较快增长和商品价值或价格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作为消费需求第Ⅱ部类消费资料增长的条件是货币工资收入增加和消费品价格下降，这二者正是由于实际工资不断提高的结果。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实际工资率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也影响如资本存量价值，利率等其他一些制约消费(C)及消费率的因素的上下波动及调节。
第三，实际工资率是说明资本积累规律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递减趋势的最重要概念。它不仅可以合理说明消费函数的微观基础，同时也将宏观经济分析所有内容纳入到资本积累规律之中。实际工资作为一定数量消费品，代表着商品效用大小或者尺度；它直接显示消费资料需求变化，调节着货币工资收入和商品价格，这些决定商品需求曲线的客观因素。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商品市场价格变化受诸多因素制约，主要有市场供求关系、货币工资增长率、失业率，它们本质上受实际工资运动的支配。同时，实际工资率是一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体现，当它提高时会推动劳动价格增加及资本价格减少，促成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技术进步、工艺革新和产量的提高。此外，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了生产过程的要素、成本、价格、产量的运动，并调节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伸缩，因此它内在地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核心机制：竞争机制的内容。市场上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就其来源是剩余价值及其转换形式，但各类要素的分配总是依据生产要素价格作为标准确立，生产要素价格及其要素供求关系实际反映于实际工资及所决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透过实际工资决定的平均利润率的递减规律，我们能更为科学分析消费、投资、储蓄、收入、需求——总供给，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就业、通货膨胀率等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的本质内容。
三、中国目前低消费、高投资的宏观经济格局及其改进
以实际工资为核心变量的新消费函数模型为我们科学分析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论。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膨胀结构性并存引起的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失衡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最为突出的特征。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1982年达到了68.7％最高值后逐年下降，1998年为58.4％，到2003年达到了创记录的55.4％。如此低的最终消费率在国际上是罕见的。1995年最终消费率世界平均为77.9％，美国为83.8％，德国为76.6％。另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49个低收入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中国。最终消费率的低下使我国平均消费倾向大幅下降，从1995年的0.83，降到1998年0.77，边际消费倾向从0.85降到1998年的33％。消费需求的贡献率1997年为35.88％，1998年为33％；同时，GDP中的资本形成率或投资率从1980年以来一直呈递增的趋势。1980年，固定资本投资率(N)为20.4％，1994年达到36.5％，近10年一直稳居36％以上，近几年甚至高达40％以上；投资增长率近20年来，年均达30％以上。2003年，中国投资增长率高达30％以上，居民消费增长率只有8.3％—9％，二者相差20多个百分点。据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七成来自消费，投资只占二成多。在中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消费的拉动作用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7至18个百分点。
高投资的形成是与低消费形成相适应的，正是低消费导致了高投资率的形成。问题是：低消费率是如何形成的？对此，学术界分析或指出了许多原因：如货币收入、尤其是名义工资增幅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高储蓄率的存在、居民生活费用及预期上升。劳动力市场上相对过剩人口等等。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它仍是建立在传统消费函数理论及其模型之上的。只有依据新消费函数模型，从中国实际工资率变化趋势出发才能科学说明消费需求不足的实质及内在机制。人们对影响中国目前消费需求的一些因素的指认，只能用实际工资状况及劳动力成本变动才能加以说明。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存在一个极为突出的、根本特征：即中国居民实际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价格极为低廉。美国、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40多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其1/25或1/26；2001年，韩国制造业工资水平是中国13倍；而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又远低于西欧发达国家。这些事实是中国实际工资率低的表现或证明。
从C=(N·ε/S)模型出发，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当前消费率下降及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归根结底，是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及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结果或表现。人们所看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消费函数位置移动的各种客观因素，都与中国近十几年来实际工资率的变动趋势存在直接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实际工资率下降，低廉劳动力价格形成过程，也就是消费率下降、居民的生活资料购买力的下降过程。实际工资是货币工资水平与生活费用的比例，它与货币工资水平成正比与生活费用的上涨呈反方向变动。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增长迅速，1988年前物价水平较低，生活开支增加不快，名义收入的增幅大于生活费用的增长速度，因而实际工资呈上升的势头，它使80年代城乡居民的消费率，消费品购买力提高较快，80年代中期最终消费率曾达到68.1％。1995年之后，城乡居民的货币工资收入增长率开始迅速下降，1995年之前，工资增幅为21.5％，1996年降到10％，1997年后下降到3.4％左右。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尤其是国企职工因改制大规模下岗、失业，买断工龄，机构精简、事业单位改制，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大幅度地降低了城镇居民货币工资；企业亏损、倒闭、停产、半停产使大批企业无法兑现职工的工资，拖欠各种费用。当前，全国城市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平均为500—700元。调查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地区月工资10年前为600—1000元，目前仍维持这一水平。在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工资均为600—800元，工作时间通常为10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尽管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大连、深圳的名义工资增加了近1倍，但按不变价格计算并非如此。拖欠民工工资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有些人的估计，近几年来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达几千亿元。在同一时期城乡居民的生活费用急剧攀升，远远超过了货币工资及其他形式货币收入的增长幅度。近十多年来的就业制度、退休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及医疗制度的改革，使原有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相继取消，使原本的福利成为每个家庭最大的开支，成为最沉重的负担。其中医疗费用每年以30％速度，教育费用以每年15％—20％速度大幅递增；日常基本生活开支如水电、煤气、交通、通信、网络的支出快速攀升，成为较大的生活支出；20多年。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消费品价格2004年是1980年的4.35倍，吃、住、行上涨近10倍；考虑货币贬值等因素，还有居民收入中税费支出比重的扩大，使得城乡居民生活费用攀升到较高的水平。有些人估计，近3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费用增长了25—30倍，高出货币收入增幅的2—3倍。这些情况使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成本达到了相对较高水平，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已接近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
实际工资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严重地阻碍了城乡居民消费资料购买力的提高，加剧了城乡人口的贫困化程度，扩大了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化人口的规模及比重；实际工资率高低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度的主要变量，实际工资下降意味着收入中工资部分开始大量向利润倾斜，工资在收入中比重减少，少数人各种非劳动收入比重扩大，它使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及贫富两极分化。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使分配由工资收入向利润倾斜，这将提高居民的储蓄倾向，推动储蓄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工资劳动者的购买力会减少。此外，较低的实际工资水平及低廉的劳动价格形成是同目前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同劳动力市场长期总量过剩的状况相适应的，它形成了低水平的要素禀赋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中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主导结构。这种所谓竞争优势反过来又成为阻碍实际工资率、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力量。低水平实际工资不仅形成了高储蓄率、高剩余价值率，当然也形成了较低名义工资收入，它使消费必然下降，消费需求的不足成为必然。
消费率下降及消费需求不足，使投资的高增长成为必要和可能。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要扩大有效需求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不断地提高投资率及扩大投资规模，这样才能弥补总需求存在的缺口，以维持经济增长的一定速度。所以，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因为消费一直没有成为拉动经济成长的主导力量，决定了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低消费率使投资的乘数远低于资本的加速系数，较高的投资加速系数必定使投资增长率一直高于经济增长率；低实际工资率所形成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也表明了经济增长是一种外延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它决定了高投资的必然性，而高储蓄则为高投资提供了可能。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无疑是压低实际工资率的重要因素。解决“三农”问题及中国现代化核心问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在短期内建构提高城乡居民实际工资水平的机制是异常困难的。但是，中国当前低实际工资率、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在此基础上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现状，必须通过改革去改变，逐步地提高人们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人们消费能力。
中国企业究竟选择哪种方式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是否选择效率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主要决定于实际工资率高或低。只有不断提高实际工资，提高劳动力成本，才能形成市场的竞争机制，即企业通过固定资本更新推动技术进步，工艺创新、效率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机制。效率最大化的一般规律是：实际工资率越高，企业进行固定资本更新，推进工艺革新的必要性越紧迫。实际工资率与商品市场价值成反比。随着实际工资水平上升，商品市场价值下降，市场上只有技术、工艺先进、管理水平高的企业才可获得平均利润而生存下来；另一方面，只有实际工资率、劳动力成本上升，才会使机器贬值，提高使劳动力价格高于机器价格，这样企业才会更多采用先进设备，更少使用劳动力，加快资本替代劳动力进程。这一进程就是竞争机制的形成，它在本质上有赖于实际工资率的不断提高，它是竞争产生的前提、动力和手段。
中国的改革，要彻底抛弃将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的观点，把二者从根本上是统一起来。效率以公平为前提，没有社会公平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有经济效率的提高及高效率机制的存在。实际工资概念将两者真正有机统一起来了。一方面，实际工资率上升推动技术进步、竞争、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是形成效率最大化机制的路径所在；另一方面，实际工资水平又是居民普遍富裕的衡量尺度，是社会福利状况体现，是社会公平存在的基础。中国的改革战略，在以最大限度提高效率为目标过程中，去最大限度增加职工的实际工资，提高劳动力成本，才是走向真正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而只有实现了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才会有真正的高效率。
只有逐渐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提升劳动力成本，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当代改革与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一切改革政策的制订，无论是国企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及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机构改革是否成功，根本的标准都应当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实际工资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产权改革的方向及内容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确定。
从不断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出发，有助于我们理顺一系列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如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工资政策、教育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对外经济关系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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