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外国政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经验教训论文,执政能力建设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交替之际，世界政党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前苏东国家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越朝老古四国共产党经受住了种种考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党老党结束了长期执政的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类政党为适应夺权、掌权的需要，也在进行深刻的变革和调整。虽然各国正在执政或曾经长期执政的党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社会基础等都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这些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许多带有共性的东西值得探讨，其经验教训更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一、理论纲领是政党的行动指针，是政党凝聚党心，赢得民心进而整合社会的旗帜。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使执政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只能使执政党走向腐朽衰亡。
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历史时期内，政治理论趋于僵化保守，思想纲领几乎凝固不变。对于有关时代特征、国际战略格局与力量对比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要么长期固守传统观念，要么在理论探索方面浅尝辄止，“进一步、退两步”。到了80年代中后期，苏共又走上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等人强调“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苏联共产党的自身历史，迫使党盲目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全党全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出现极大混乱。苏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失去了引导国家的旗帜，同时也就失去了继续执政的政治力量和道义根基，最终拱手让出了政权。
布莱尔在1994年担任英国工党领袖后，认为英国正暴露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政府日益难以承受福利国家的沉重负担，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个人主义盛行，社会缺乏凝聚力。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工党原有的国有化、高税收、高支出政策及趋于集体主义的理念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为了应对面临的挑战，布莱尔打出“新工党、新英国”旗号，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这一理论既不同于主张国家管理一切的老左翼的观点，也有别于过分重视市场经济的新右翼的观点，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正是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很快激活暮气沉沉的工党，使它在野18年后重新赢得大选。
二、干部队伍素质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生命力、战斗力，从而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命运。
原苏共长期实行领导职务委任制和终身制，严重阻碍了各级领导的新老交替。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体制非但没有革除，反而变得更加牢固，致使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最终形成庸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可悲局面，80年代上半期三位总书记相继死在任上。在委任制与终身制相结合的扭曲体制下，原苏东国家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人治”现象极为严重，领导者个人意志起决定作用，致使许多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不称职的人混入各级干部队伍。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竭力迎奉上级领导而严重脱离普通群众，不仅大大削弱了党的组织领导能力，同时也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对党离心离德，对党的事业和前途漠不关心。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党的各级组织和1500万党员已很难做出有效反应。
目前，越南党在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比如，在遴选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党员个人可以自荐。对中委进行差额选举前，要公布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基本情况等，普通党员和群众可以直接提出意见。此外，越共还对中央委员候选人实行年龄限制，同时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任职不能超过两届。
三、驾驭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能力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主要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安全问题。不断提高驾御、管理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政党是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成为执政党后，必须考虑如何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否则将有丧失政权的危险。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为了摆脱债务危机的影响，革命制度党政府提出要尽早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便搭上美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革命制度党用“社会自由主义”取代传统的“革命民族主义”：在经济上，全面推行私有化，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在社会政策上，削减教育、医疗和保险等公共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参与，在对外关系上，退出了77国集团，积极向美欧靠拢。墨西哥的宏观经济虽有所改善，在1995年金融危机时也得到了美国及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但制度党政府由于没有妥善地处理好转轨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国内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众多职工失业，农村大批农民破产、失地，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作为普通民众传统代表的制度党的执政基础因此严重动摇，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继而在2000年大选中丧失了长达71年的执政地位。
四、公众是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和力量之源。执政党只有加强与公众沟通并切实为公众着想，才能赢取民心，巩固政权。相反，如果执政党高高在上，脱离大众，就会丧失人心，导致权力不稳，甚至有政权倾覆的危险。
苏东国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因而有的党疏忽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漠视了党执政的民意基础，把各种选举变成表面文章，甚至不搞选举。久而久之，党脱离了群众，失去了执政根基，最后被人民群众抛弃。苏东剧变后，现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非常重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注意代表、反映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古巴共产党制定了领导干部定期到基层视察的制度，古巴党政官员没有统一的集中住宅区，各级领导都要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和公益劳动。老挝人民革命党明确规定，包括党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三次，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地方开展工作。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古、老两党的亲民形象，对其在困难形势下保持执政地位发挥了作用。在西方国家，政党竞逐十分激烈，每隔几年都面临一次大选，各政党为了获取选票，赢得选举，必须自觉加强与选民的直接交流，为选民解决实际问题。西班牙人民党的议员也定期和选民见面，聆听选民的要求，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许多党还利用因特网作为党内及党与选民沟通的“平台”，使党与选民能够在网上进行方便、快捷的大范围交流。
西方国家执政党认为，市民社会组织往往代表了某个行业、领域或持有共同理念的巨大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加强与它们的对话和沟通有利于扩大自身的选民基础。不少执政党因而主动将利益集团的参与纳入决策程序，与其协商制定相关政策。法国在行政机构内设有各种由利益集团组成的顾问和咨询委员会，意大利的政府部门也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咨询委员会。与西方国家不同，前苏东政党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党则尽量把社团组织纳入政党系统。在苏共体制内，工青妇主要干部均由党组织任命和指定，它们的职能也常常被党政机关包办代替。这种社团组织官方化的做法表面上看似强化了党的领导作用，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党同社会与群众的联系。
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已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媒体既是沟通政党与选民的桥梁，也是政党宣扬自身形象的工具，同时也是政党活动的监督和制约力量。因此，执政党能否以高超的政治艺术调控新闻媒体，引导社会舆论，树立政党的良好形象，对加强和巩固执政地位十分重要。
越朝老古等国政党吸取了前苏东政党“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的教训，对大众传媒实行严格控制。老挝党在1998年成立了由中宣部、内政部等核心部门组成的“国家因特网管理委员会”，统一对因特网的管理，出台了《因特网使用七不准》，防范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稳定大局带来的冲击和隐患。朝鲜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和新闻封锁，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报刊只有《劳动新闻》、《民主朝鲜》等少数党政机关报，电台只有2-3个频道，普通居民收音机经改造后只能固定在规定的频道上。这些政党虽然控制了舆论导向，但国民对一直存在的内容枯燥、千篇一律、脱离实际的新闻宣传方式日渐产生厌倦，其新闻信息的可信度也在降低。最近越共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了如何管理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问题，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应对措施：第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免疫力；第二，加强技术手段建设，如建立防火墙等；第三，在网上开展舆论战，对反面言论进行针锋相对地反驳；第四，加强对网吧的严格管理。
西方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新闻自由，新闻媒体是独立的实体，它们对执政党和政府发表的评论往往具有很大的舆论影响。对此，有些执政党对新闻媒体实行适度调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认为，新闻应当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强调“新闻责任”而不是“新闻自由”。西欧社会党一度直接占有部分新闻媒体，自己承办党报，但效果不太理想。目前，社会党昔日的党报大多以独立、中立的形象出现，由于主要编创人员有社会党背景，其宣传大都带有社会党的政治倾向，本着“小骂大帮忙”原则进行的一些批评则加大了其政治宣传的可信度。
六、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政党正日益走出国门，在世界大舞台上积极活动，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吸取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并增强自身的国际战略能力。同时，通过积极的党际交往，也有利于宣传政党的政策主张，树立政党良好的国际形象。
社会党国际自1951年重建以来，组织不断壮大，从“欧洲白人俱乐部”扩展到“小联合国”，发展成为拥有168个成员的世界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织，极大地增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各国的影响。在社会党国际的扶持下，西班牙工社党，葡萄牙社会党以及拉美的一些中左政党得以诞生。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借助其在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在中东欧、北非乃至全世界都增强了影响。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西班牙工社党等都设有相应的政治基金会，利用它们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人员交流和政策磋商。由于社会党在对话中重视实效，强调进行平等、灵活的探讨交流，其对南北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等问题的分析相对其他政党而言更为深入、全面和超前。
政党交往无需承担义务，较政府间机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能够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交流和探讨。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现在也很注重党际交流，在多边政党交往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圣保罗论坛和亚洲政党会议。2004年9月，在北京成功召开了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已经成为促进亚洲地区合作的“第三轨道”，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北京宣言》。与会各党就进一步加强政党平等交流、加强不同文明间对话、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达成广泛共识，并在反恐合作，政党建设、反对腐败、减少贫困、促进亚洲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重要一致。会议为各国政党交流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提供了固定机制。亚洲政党通过参加这样的会议，沟通信息，交流思想，扩大共识，加深理解，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战略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