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各国实践来看，在出现有效需求不断下滑时，除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规模外，采取减税方法降低收入税负可以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实现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结构性减税是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增有减的税制优化来调控经济，达到引导经济内在恢复的目的。按照政策目标的不同，2009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既有对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阶段性的优惠政策，也有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对个人储蓄存款、购买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等阶段性政策，还有正在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改革。结构性减税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税制结构优化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传递机制及效果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减税作为一项重要财政政策工具，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减税方法可能导致不同的影响。例如，一般认为中国在2011年提高工资收入等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政策调整，减轻了低收入者的税负，增加了高收入者的税负。因此，对于税收政策调整导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对不同经济个体的决策产生的微观影响，对经济增长路径和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的宏观影响等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方法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国内外学者开始运用实际经济周期(RBC)理论研究财政政策效应问题。不同于侧重有效需求变化的传统经济周期的研究方法，RBC理论侧重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波动。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需求管理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在构建财政税收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财政政策调整对中国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探讨以税收政策变动为代表的供给政策在调节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效果。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求解；第四部分是参数校准与周期特征模拟；第五部分是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Kyland & Prescott(1982)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假定外生的随机技术进步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根源，构建了标准的RBC模型。标准RBC模型将实际技术进步理解成不可预期的供给冲击，外生冲击通过劳动和资本的要素相对价格的途径，影响经济个体的决策选择，进而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Baxter & King(1993)、McGrattan(1994)、Burnside et al.(2004)等研究将(政府支出及税收等)财政政策调整解释成随机冲击，认为经济个体无法预期财政政策冲击，随机性的财政政策冲击使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发生变化，得出了引入财政冲击的RBC模型能明显改善实际经济波动的拟合效果的结论。 传统的RBC模型主要分析无法预期的政策冲击对经济个体的影响。对于可预期的未来财政政策发生变化导致的未来收入变化，家庭为了平滑各期消费而调整当前消费，可预期的财政政策冲击表现为需求冲击。未来经济运行的利好消息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乐观预期，增加资本积累，并导致需求和产出的增加，从而诱发经济波动。预期导致的经济波动的研究思路形成了所谓的“庇古周期”(Pigou cycles)的模型。然而，预期导致经济波动与只有实际冲击才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周期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Beaudry & Portier(2014)综述了预期诱发经济波动的研究进展。在标准RBC模型中，政策变化的预期冲击难以导致经济总量间波动的协动性特征①，需要构建一个区别于标准RBC理论的模型框架探讨可预期政策变化引起的经济周期。国内外学者对不可预期和可预期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不可预期的财政政策的RBC模型研究 国外一些文献将财政政策冲击作为随机的经济冲击引入RBC模型，关注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将政府支出冲击引入RBC模型的Hansen & Wright(1992)的研究发现，尽管劳动投入与生产率之间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两者相关程度降低，其解释是单纯引入政府支出时，负的财富效应导致消费出现反周期性，政府支出冲击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说明现实经济的宏观变量之间的协动性。Baxter & King(1993)等将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同时引入RBC模型，研究发现，因暂时增加政府支出而临时增加税收时，税收的跨期替代效应明显超过利率效应，导致总产出下降。McGrattan(1994)的研究证实了，同时引入政府支出、资本所得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率等财政冲击能明显提高RBC模型对实际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不仅有效降低了劳动投入与生产率的相关性，还能对消费、投资、资本、劳动等变量做出更符合实际的特征解释。一般而言，政府支出和税收将直接影响劳动供给，引入财政冲击能够降低劳动与生产率的相关性，获得优于基本RBC模型的实证结论，有望解决“生产率之谜”问题。② 另外一些文献关注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尽管RBC模型的长期政策含义基本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RBC模型的一般均衡结构使得RBC模型对政策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实证研究也显示RBC模型对政策变化反应很敏感。Chari & Kehoe(1999)将政府的财政承诺引入模型分析最优税率，他们发现理想的资本税率是从高逐渐降为零，劳动税率和消费税率应该固定不变。Tallarini(2000)考虑了消费者风险偏好对政策调整的反应，利用资产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主体的风险偏好与税收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居民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越高，税收政策变动导致的社会福利效应就越大。基于RBC模型的Jones(2002)分析了美国的财政政策对战后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得到了财政政策的内生反应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外生的财政政策冲击则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结论。考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效果的Schmitt-Grohé & Uribe(2006)的研究指出，若设想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的比率都发生变化，最优的财政政策是对投资者实施资本补贴。此外，考察G7国家两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的Prescott(2004)研究发现，美国劳动税率从40%下降到30%，居民休闲增加，相应的消费福利收益上升了7%；与税负低的国家相比，税负高的国家降低劳动收入有效税率能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增加。 国内多数学者从侧重模拟和解释经济特征事实的视角运用RBC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较少。黄赜琳(2005)通过构建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分析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结论。蔡明超等(2009)将政府部门引入RBC模型，得出了政府购买冲击和消费税率冲击是顺周期的、政府转移支付增加没有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的研究结论。陈晓光和张宇麟(2010)则在RBC模型中引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异质性以及信贷约束，探讨政府消费支出冲击的影响，分析发现政府消费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源泉。上述RBC模型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支出补贴、转移支付等财政支出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税收政策变化的政策效应的讨论很少。 (二)可预期的财政政策的DSGE模型研究 若将经济个体观察到的“讯息”信号解释成经济冲击的要素，认为乐观预期意味着观察到的“讯息”信号好于实际状况，悲观预期则相反，则可将各种可预期或可观测的(包括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政策调整都作为讯息冲击引入DSGE模型。Jaimovich & Rebelo(2009)等研究发现，只有在劳动供给的财富效应很弱时，税收下降的好消息才能对宏观经济产生预期的扩张效应。Mertens & Ravn(2011)的研究发现，当税率变动不可预期时，劳动税率和资本税率的下降将对美国的产出、投资、消费和劳动产生持久的扩张效应；当可预期税率下降时，在税收政策实施前出现产出、投资和劳动的减少，而在税收实施后则出现经济增长。Leeper et al.(2010)等研究基于财政平衡原则，在DSGE模型中引入支出与税收对政府债务和产出规模的反应机制，建立基于产出与债务影响的政府支出、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率的形成规则，为政府干预政策冲击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 国内也有学者利用讯息冲击模型研究中国经济，说明预期冲击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力。吴化斌等(2011)将技术进步、政府投资、转移支付和税率作为可预期的讯息冲击引入DSGE模型，研究发现，考虑消息冲击影响的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不同于传统RBC的政策冲击效果；在可预期转移支付增强或税率下降时，政策实施前出现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产出和劳动供给的下降，而政策实施后出现经济增长。庄子罐等(2012)构建包括技术进步、专有技术投资和政府支出的预期冲击的小型DSGE模型，探讨预期冲击驱动经济波动的机制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预期冲击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最主要的驱动力。 以上的财政政策分析主要基于新古典主义视角，也有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视角，从理性预期、名义价格粘性的传导机制探讨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王文甫(2010)在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中引入流动性约束和外部性政府支出，研究发现，中国正向的平均税率冲击对居民消费和产量产生负效应，且对消费的效应大于对产量的效应。肖尧和牛永青(2014)将财政规则引入到模型中，分析完备的支出与税收对政府债务和产出规模的反应机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冲击效应模拟是税制改革实验的有效方法，资本税率可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当前增加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卞志村和高洁超(2014)等研究将金融变量及政策规则等冲击引入相应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与金融、外贸等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使用效果。 三、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一)财政税收RBC模型的构建 考虑家庭、厂商和政府三个部门构成的经济，假设存在一种商品和追求贴现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具有无限生命，基于消费C和休闲L的代表性家庭的t期效用函数是
，家庭拥有单位时间的初始禀赋，劳动N和休闲L满足约束条件N+L=1。拥有规模收益不变技术的厂商使用资本K和劳动N进行生产，产出Y可用于消费或资本投资。生产技术受到外生随机技术冲击的影响，t期生产函数表示为：
本文考察不可预测的外生性财政政策变化的冲击影响，不同于宏观经济变量对可预期的内生性政策响应的问题。由于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准确识别不可预期的外生性财政冲击和度量财政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并非易事。实证研究一般采用以下四种方法识别财政冲击：一是叙事法，用虚拟变量把一些特殊时期发生的事件假定为外生的不可预期的；二是运用递归设定法并依赖Cholesky分解来设定财政冲击；三是符号约束设定法，设定一系列很强的约束条件；四是借助结构限制来设定冲击的SVAR方法。实证分析广泛采用的后三种方法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RBC模型通常设定外生随机冲击服从AR(1)过程。 中国现行的多数税种采用比例税率法，税制整体累进性较弱，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受到影响。一方面，作为主要税收来源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基本采用比例税率。另一方面，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而其他所得税的征税项目却又采用比例税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参照McGrattan(1994)的方法，考虑财政政策实施的惯性作用，假设财政政策的各种冲击都服从相互独立的AR(1)过程。本文的财政冲击包括了非生产性政府支出、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④ 现在，假设技术进步
、非生产性政府支出
、资本收入税率
和劳动收入税率
都满足以下形式的AR(1)过程：
3.家庭行为：对于家庭而言，政府行为具有外生性，家庭的税后收入可用于消费和储蓄，储蓄用于购置资本。考虑资本存量与投资的方程式，家庭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一般而言，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可能相互独立，也可能存在互补或替代的关系。假设居民有效消费依赖于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具体函数形式，国外学者既有设定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存在线性替代关系的，也有使用非线性Cobb-Douglas形式消费函数的。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胡书东(2002)、姜洋和邓翔(2009)等对中国的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特别对是否存在替代(或互补)的关系以及对替代(或互补)程度的争议很大。鉴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本文借鉴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黄赜琳(2005)的方法，假设居民有效消费函数具有以下指数形式的非线性关系：
其中，
为t期居民有效消费，α表示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关系系数。不同于线性消费函数，指数形式的消费函数表明，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具有不完全替代(或互补)关系，政府消费的效用不仅是单纯居民消费的效用的等量替代(或互补)，还具有一种放大效应。 假设家庭的效用函数具有常相对风险规避(CRRA)型的形式，考虑可分劳动与不可分劳动两种形式的RBC模型。不可分劳动与可分劳动的模型差别主要在于是否假设劳动的非凸性，不可分劳动的模型具有更大的劳动跨期替代弹性。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其中，
为期望算子，β为主观贴现率，β∈(0，1)；η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η＞0；而η=1对应的CRRA型效用函数
可视为CRRA型效用函数的一种特殊形式；θ为消费与劳动的相对权值，θ∈(0，1)。 经济个体各自根据预算约束条件和初始资本存量及外生的转移支付选择自身的消费路径、资本积累路径、休闲路径，追求贴现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以下本文将构建的财政税收RBC模型简记为TRBC模型。由于本文主要考虑税收政策变化的冲击影响，根据TRBC模型的一般均衡模型结构，政府支出结构对经济个体的影响是通过政府的一次性转移支付予以反映的，考虑到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相互联动已经隐含地反映于本文的TRBC模型之中。当然，更严密的分析需要更为完整的财政支出与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予以分析。 (二)利用对数线性化求解模型 1.一阶条件及边界条件。可分劳动对应的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表示成：
式(12)和(13)反映了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变动与家庭的消费、资本存量和劳动供给的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应初始资本存量
，在横截性条件
得到满足时，家庭贴现效用最大化问题存在最优解。根据TRBC模型设定，约束条件和一阶条件构成了一个非线性差分方程组，而非线性差分方程组一般未必有解析解。 2.对数线性化转换。本文利用常规的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及确定性等价原理对非线性差分方程组进行对数线性展开。均衡状态存在
(注：上划线表示均衡值)，且有
。根据
等参数值，可确定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均衡值。利用公式
(注：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增长率)对数线性展开约束条件和一阶条件。根据
及其均衡条件，可得：
四、参数校准与周期特征模拟 (一)参数校准设置 实证分析需要确定方程组(14)—(24)涉及的参数赋值。除特别说明外，本文的年度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所有的名义变量均转化成实际值，并运用HP滤波方法(平滑参数取值100)进行趋势处理。对于资本分配比例ρ的取值，黄赜琳(2005)通过利用张军和章元(2003)的资本存量和相应的劳动就业人数估算中国的生产函数，得到中国的资本分配比例ρ=0.503，相应的技术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
=0.72，标准差
=2.46%。同样，利用1978～2011年政府支出的统计数据，可估算得到政府支出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
=0.418，相应的标准差
=3.87%。 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的官方统计数据，本文只能采用其他学者的估算值。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李芝倩(2009)等采用相似方法测算了中国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有效税率，相同年份的估算结果也十分接近。他们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本收入税率在1986年达到最大值的35.6%，总体大约在25%～35%之间变动，而劳动收入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85～1988年约为1%左右，1989～1991年上升为2.6%左右，1992～1998年在3.5%～4.5%之间变动，随后劳动税率逐年提高，从1999年的5.5%上升到2004年的8.3%，2005～2010年则在9%～10%之间变动。对两种税率进行HP滤波处理后发现，资本收入税率波动比较剧烈(波动幅度为2.25%)，而劳动收入税率波动比较缓和(波动幅度为0.45%)，两种税率波动与产出波动都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协同性变化特征。为此，本文认为均衡的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分别取
=0.266和
=0.051比较合理，并估算得到资本收入税率的一阶自回归系数
=0.259及其标准差
=2.20%，劳动收入税率的一阶自回归系数
=0.322及其标准差
=0.43%。 现在，考虑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参数α的取值。在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中，若将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同时视为内生变量，则可理论推导得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关系。利用效用函数(10)和预算约束
可以导出关系式
，这说明参数α表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比例。统计数据表明，1978～2011年的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比值的波动幅度并不大，政府支出水平约占居民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因此，最终通过数值模拟确定α的取值为0.365。 关于劳动供给的校准，计算发现劳动就业人数及总人口的年增长率基本稳定，劳动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相对稳定。根据中国统计数据估算得到均衡劳动供给N=0.56。由于消费替代弹性是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η的倒数，只要知道消费替代弹性值就能确定η值。借鉴陈学彬等(2005)估算的中国居民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0.77，本文选择η=0.7作为校准参数。此外，参照多数学者的研究及我们的模型试验，主观贴现因子β的取值为0.934，稳态的资本收益率R取值为1.05，资本的年折旧率δ取值为0.1。 根据上述的参数选择，计算结果显示方程组(14)—(24)的11个特征根均小于1，说明构建的TRBC模型的均衡具有渐近稳定性。TRBC模型的主要经济变量的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参见表1和表2。为便于比较分析，也列出了标准RBC模型和实际经济的相应结果。 (二)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分析 根据表1可以知道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投资和消费的易变性大于产出，最剧烈的投资波动呈强顺周期性，约为产出波动的3.7倍，呈现弱周期性的政府消费和呈现强顺周期的居民消费波动约为产出波动的1.3倍。二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波动均比产出波动缓和，呈弱顺周期性。三是资本和劳动两种收入税率的波动均比产出波动缓和，基本呈现非周期性特征。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事实与发达国家存在两点明显不同：一是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易变性小于产出，一般只是产出波动0.7倍，这与中国正好相反。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信贷机制平滑个人消费的作用极为有限，个人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自身的收入和储蓄，从而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波动甚至大于产量波动。二是发达国家的劳动投入波动与产量波动高度相关(相关系数约为0.85)，中国则呈弱相关。这可能与中国长期存在隐性就业有关，中国大部分企业不是通过增加雇用而是通过加班加点方法应对产量提高的问题，制度原因也使得企业难以根据经济状况及时调整劳动雇用，中国的劳动供给很难随工资和利率的升降而增加或减少，通过劳动人数增减来传导外生冲击的作用被大大削弱。⑤ 比较TRBC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实际经济，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可分劳动TRBC模型中，波动幅度远大于产出的投资的波动最为剧烈，投资的标准差达到8.35%。尽管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的波动幅度也都大于产出，但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的标准差只有3.71%和3.54%。产出的波动幅度的标准差为2.32%，资本收入税率、资本和劳动的波动幅度更小，劳动收入税率的波动幅度最小，只有0.39%。可分劳动TRBC模型的经济变量波动幅度的排序基本符合实际经济。与可分劳动TRBC模型的分析结论相比，不可分劳动TRBC模型拟合的各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可分劳动TRBC模型，除就业波动外，其他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更接近实际经济，各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的排序与实际经济基本一致。
通过计算TRBC模型的各经济变量的标准差与经过HP滤波的实际数据的标准差的比率，得到表2所示的Kydland-Prescott方差比率。可分劳动TRBC模型的产出Kydland-Prescott方差比率为72.5%，这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约73%的产出波动；类似地，可分劳动TRBC模型能够解释约76%的资本波动、93%的居民消费波动及70%的投资周期波动特征；就业的方差比率为1.13，表明可分劳动TRBC模型解释的就业周期波动略高于实际情况。同理，不可分劳动TRBC模型可以解释约83%的资本波动，78%的居民消费波动，86%的产出波动，284%的就业波动和75%的投资周期波动特征。两类TRBC模型都可解释约83%的政府支出波动，89%的资本税率波动和87%的劳动税率波动的周期特征。总体而言，同时引入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的RBC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可分劳动TRBC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实际经济更加吻合。
从各变量与产出同期相关性看，TRBC模型模拟的各经济变量均与产出呈现出正相关性，消费和投资的顺周期性说明消费、投资与产出的波动变化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符合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TRBC模型模拟的资本具有顺周期性，而就业的顺周期性很弱，资本和劳动收入税率没有周期性。TRBC模型估算的各经济变量零期前后各5期的自相关性也显示出本文构建的TRBC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引入财政冲击的TRBC模型的模拟结果明显优于标准RBC模型的，有效解决了“生产率之谜”问题。表2结果显示，标准可分劳动RBC模型解释69%的资本波动、29%的居民消费波动、87%的产出波动、145%的就业波动和61%的投资波动，拟合优度明显劣于TRBC模型。标准RBC模型的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消费的变化滞后于产出的变化以及劳动具有强顺周期性等，存在“生产率之谜”现象，而TRBC模型的就业与产出的相关系数仅为0.15，更接近实际经济。其原因在于TRBC模型假设政府通过税收融资进行消费，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导致居民消费减少和劳动供给的增加，移动了劳动供给曲线，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就业与生产率的相关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冲击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排挤效应”的存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个人消费下降，存在着“非凯恩斯效应”；二是由于政策时滞及缺乏对政府行为必要的制度约束，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往往无法及时适应经济形势需要，因而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根据本文的研究范畴，我们的分析结论符合第一种情况，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存在替代关系，通过税收融资的政府消费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在挤出效应方面，本文的实证结论与黄赜琳(2005)的研究相一致。黄赜琳(2005)的研究还得到了单纯引入政府支出的RBC模型可以解释72%的资本波动、95%的居民消费波动、70%的产出波动、114%的就业波动和65%的投资波动的结论。与此相比，本文引入政府支出和税收的RBC模型对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拟合优度略有提高，但并不显著，这说明资本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冲击并没有显著提高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水平。据此可以判断，在财政冲击中，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了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在TRBC模型框架下，不可预期的税收政策冲击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经济产生影响。税收的财富效应反映在，对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征税会将一部分经济资源从厂商和家庭转移到公共部门，这种资源转移对投资和居民消费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税收的替代效应反映在，家庭不仅进行消费、投资及闲暇之间的当期替代，还进行不同时期之间的消费与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税收政策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作用的权衡。一般需要通过经验分析确定资本收入或劳动收入征税行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税收的经验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引入政府财政政策，选取与现实经济大体相一致的参数，数值模拟估算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变化。既然RBC模型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可以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税收分析方法，运用已经构建的TRBC模型实证分析在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变化将如何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一)税收政策的增长效应 根据样本经济的参数设置，表3给出了TRBC模型的计算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将资本收入税率提高1%，将导致居民消费提高0.7%，但降低经济增长率0.14%，减少资本和劳动供给0.07%和0.28%，减少投资0.72%。因此，提高资本收入的税率不同程度地抑制了资本、劳动、产出和投资，而增加了居民消费。均衡状态要求个人跨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个人的主观贴现率与资本的实际收益率的乘积，只有在主观贴现率与资本收益率的乘积大于1时，投资有利可图，家庭才减少当期消费，增加用于资本积累的储蓄。由于资本实际收益率与资本税率相联系，资本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家庭的储蓄。增加资本收入税率将导致资本实际收益率下降，家庭跨期消费的边际效用变小。对资本收入征税的财富效应是大大削弱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减少投资，对投资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从TRBC模型的实证结论可知，提高资本收入税率的跨期消费替代作用小于其对投资的收入效应，不仅产出下降，劳动供给也减少。 相比之下，提高1%的劳动收入税率将导致居民消费和投资分别下降0.75%和3.03%，经济增长率下降0.99%，资本和劳动下降0.3%和1.99%。因此，提高劳动收入税率不同程度地抑制了资本、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均衡状态要求个人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的边际效用，增加劳动收入税率造成了劳动的实际收入下降和消费的边际效用上升。一方面，劳动收入税率的提高导致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和税后的劳动回报率降低，居民消费减少，家庭的劳动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劳动收入税率的增加提高了消费的边际效用，家庭愿意减少劳动供给而增加消费。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提高劳动收入税率对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居民消费减少。在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对劳动收入征税降低了资本积累水平，最终阻碍经济增长。
比较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变化的增长效应，可以发现存在两个明显的不同点：一是提高资本收入税率能促进居民消费增加，而提高劳动收入税率阻碍居民消费增加；二是提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都将抑制产出、投资、就业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但劳动收入税率变动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增长效应明显大于资本收入税率的影响，劳动收入税率调整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 图1描绘了主要经济变量的随机税收冲击的脉冲响应。在资本收入税率提高1%时，产出、投资、劳动和资本立即呈现负向调整，消费出现正向调整，当期的产出和投资分别下降到其最小值的-0.14%和-0.72%，随后逐渐上升趋向于稳态。资本收入税率上升对经济主体的当期投资决策影响是显著的。根据图1可知，呈现出很强协动性的投资和产出的动态变化轨迹基本一致。由于资本积累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资本运动轨迹呈现出U型形状，下降到最小值-0.86%后逐渐恢复趋向于稳态。资本收入税率的上升对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决策影响相对复杂，呈现出U型和倒U型运动轨迹，整个过程包括正向调整和反向调整。消费在前两期作了正向调整，呈现出“驼峰式”上升，消费峰值出现在政策实施的下期与消费惯性有关。就业在前两期作了负向调整，分别下降0.28%和0.04%，消费和就业的最大调整幅度均发生在政策实施期，资本收入税率增加意味着实际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促使家庭减少当前投资而增加当前消费。当前消费的增加也降低了劳动的边际收益，家庭减少当前的劳动，而劳动减少导致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负的财富效应促使家庭调整自身行为，开始减少消费并增加劳动，形成了消费和就业的波谷和波峰，并逐步恢复到稳态。
图1 资本税和劳动税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相对于资本收入税率的变化，经济主体对劳动收入税率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图1显示，当劳动收入税率提高1%时，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立即产生负向效应影响。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家庭减少当期消费和劳动，消费从稳态水平下降0.75%，劳动下降1.99%。消费的脉冲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小值的-0.77%，消费波谷出现在政策实施的下期与消费惯性有关。由于劳动收入税率增加导致劳动的边际产出减少，投资和产出先下降到最小值-3.03%和-0.99%之后，再逐渐恢复到稳态值。因为资本积累的变化一般滞后于产出变化，下降的资本积累在第3期达到负向效应最大值-0.39%。从图1可知，就业变化轨迹呈倒U型形状，经历了从负向调整向正向调整的转变过程，前3期劳动供给减少，再因负财富效应的作用，家庭从第4期开始增加劳动，在第5期达到正向效应最大值之后，逐步递减调整到稳态。 从总体上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增加都不能增加产出，对资本、投资和就业都产生负向效应，劳动收入税率变动具有更强的政策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冲击反应程度看，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对资本、投资和就业的增长效应比降低劳动收入税率的增长效应小；二是从冲击的持久性看，劳动收入税率对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影响时间明显大于资本收入税率的影响时间。例如，资本收入税率冲击对投资和产出的影响时间约为5期，劳动收入税率冲击对投资和产出的影响时间约为10期。消费、就业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税率冲击的反应时间也比资本收入税率冲击的反应时间更长。 以上分析表明，提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劳动收入税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更大，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前面的分析结论，也与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调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具有不同的政策效果，相对于资本收入税率，劳动收入税率的敏感性更强，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更大。提高劳动收入税率明显阻碍经济增长，而提高资本收入税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对小一些。 (二)税收政策的福利效应 本文使用Lucas(1987)的效用等价法来衡量税率变动的社会福利，基本方程如下：
其中，
表示基准模型的消费和劳动的路径，
表示对应税率变动之后的消费和劳动的路径；参数μ刻画了税收福利成本的大小。若μ＞0，认为税率变动提高了社会福利；若μ＜0，认为税率变动导致了社会福利损失。 根据选择的校准参数，本文的TRBC模型考虑了四种不同情况的税率变动，表4汇总了单一收入税率变动和两种收入税率同时变动对应的福利变化的估算值。根据TRBC模型的模拟结果，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资本收入税率分别增加5%和10%时，社会福利相应增加0.19%和0.40%。在资本收入税率分别下降5%和10%时，相应的社会福利下降0.17%和0.31%。计算结果显示，资本收入税率上升或下降相同幅度所产生的福利成本并不相等，资本收入税率的同幅度增税的福利收益略大于同幅度减税的福利损失；随着税率变化幅度扩大，福利损失与福利收益的差距呈现小幅扩大趋势。不同于资本收入税率，劳动收入税率的提高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在劳动收入税率分别提高2%和4%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是0.41%和0.84%。在劳动收入税率分别降低2%和4%时，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收益是0.39%和0.76%。类似于资本收入税率，在技术冲击和财政收支冲击的综合影响下，劳动收入税率的上升或下降相同幅度所产生的福利成本也不相等，劳动收入税率的同幅度增税的福利损失大于同幅度减税的福利收益；随着税率变化幅度的扩大，福利损失与福利收益的非对称性也愈加明显。表4的估算结果说明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提高对社会福利产生的相反的影响，劳动收入税比资本收入税具有更强的社会福利效应。
为考察结构性税收调整的社会福利，表4还计算了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两种税率同向变动和反向变动的社会福利。在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同时提高或降低5%和2%时，税率提高的社会福利损失为0.28%，税率降低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24%。在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同向变动10%和4%时，增加税率的社会福利损失为0.62%，降低税率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49%。类似单一税率变动，多种外部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两种税率同幅度的同向变动的社会福利成本不等，同幅度增税的福利损失大于同幅度减税的福利收益，福利成本的非对称性将随着税率变动幅度扩大而变得更加显著。此外，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同向变动的福利成本高于单一税率变动的福利成本的总和，说明了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累加放大作用。对于两种税率的反向变动，同时提高资本收入税率5%和减少劳动收入税率2%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56%，同时减少资本收入税率5%和增加劳动收入税率2%的社会福利损失为0.53%。假设扩大劳动收入税率的变动幅度，同时提高资本收入税率5%和减少劳动收入税率4%的社会福利收益为0.96%，同时减少资本收入税率5%和增加劳动收入税率4%的社会福利损失为0.94%。在扩大资本收入税率的变动幅度时，同时提高资本收入税率10%和减少劳动收入税率4%的社会福利收益仅为1.15%，同时减少资本收入税率10%和增加劳动收入税率4%的社会福利损失为1.03%。可见，两种税率的反向同幅度变动的社会福利成本也不相同，反向变动的社会福利损失略小于社会福利收益。 由于TRBC模型是非线性模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变化的福利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征是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冲击的非线性共同作用结果。既然单一税率变动的福利成本存在非对称性，两种税率同时变化的结构性税率调整的社会福利成本就将变得更为复杂，两种税率同时变化导致的福利成本叠加或抵消的作用不仅使得两种税率同时变化的效应不是简单地等于单一税率变化效应之和，也容易出现两种税率同时变化的福利成本的非对称性。此外，行为经济学的框架效应认可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对经济个体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经济个体对于增税和减税的不同心理反应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两种税率/额同向变动或反向变动的福利变化的非对称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标准RBC模型中同时引入政府支出冲击、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率冲击，分析知道了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收支冲击对产出、资本、劳动、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微观效应影响，使得这些变量的波动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宏观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引入财政冲击的可分劳动与不可分劳动TRBC模型都能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而可分劳动TRBC模型的预测结果更贴近实际情况，能够对中国的就业波动做出更合理的解释，有助于解决“生产率之谜”问题。在财政冲击中，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 其次，对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减税将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抑制居民消费增长而促进投资、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将促进居民消费、投资、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长。相对于资本收入税率的冲击，劳动收入税率的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大，影响时间也更持久，劳动收入税比资本收入税的政策效果更强。 最后，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则呈负相关。在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下，税收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不仅劳动收入或资本收入的单一税率变动的社会福利呈现出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或反向变动的福利效应也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具有放大社会福利的作用，两种税率的反向调整具有削弱社会福利的作用。由此说明政府通过结构性税率调整调控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政府的结构性税收调整的方向正确性。 本文的研究内容不仅对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当前中国税收政策调控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为代表的税收冲击不会明显加剧中国经济波动，而两种税率对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影响是不一致的。对资本收入减税导致较小的福利损失，而对劳动收入减税则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下行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选择更加敏感的税种调节经济，适当降低劳动收入税率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和刺激居民消费，还能带来较大的社会福利改进。在选择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控时，多种税收组合对经济增长与福利影响的综合作用情况相对复杂，在制定“稳定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相结合”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时，政府应充分考虑各种税收之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或放大作用。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将经济周期现象描述为：产出沿着趋势的反复震荡及产出与其他经济总量时间序列的协动性。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如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之间的协动性是实际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能否拟合经济总量之间的协动性则是检验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②多数经济的实际统计数据显示了就业与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性，而考虑生产率冲击的RBC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却显示了就业与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性。该问题称为“生产率之谜”。 ③政府收入超过政府支出时，其余额相当于家庭获得的转移支付；而政府收入小于政府支出时，家庭缴纳一次总税收，出现负的转移支付。 ④没有考虑劳动收入税率的累进性的理由在于：一是中国税制总体的累进性较弱，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相应较弱；二是在引入累进所得税率后，在加大技术难度的同时并不能更好地说明相关的传导机制。 ⑤这就要求内生劳动RBC模型不需要有较大的劳动跨期替代弹性，因此与不可分劳动模型相比，可分劳动模型的就业波动由工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引起，其拟合结果也更优，更符合中国现实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就业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加班加点工作、业余兼职、“民工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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