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实学研究的现况与东北亚三国的连带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东北亚论文,现况论文,韩国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朝鲜王朝后期，也就是英祖、正祖执政的十八世纪，抬头了新的学风，是柳馨远、李晬光两人开了先河，李瀷、安鼎福、朴趾源、朴齐家、丁若镛、金正喜等人继其余绪而发扬光大的。后世的人中，开始对他们表示关心，而赞扬其成就的是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韩末的先觉爱国知识分子。朝鲜王朝面临全球性变化的巨流，先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后来被动地开放门户，接受西方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惝怳惊疑中收容西方文化，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当时的社会，不仅流行了《民约论》、《万法精理》之类的有关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书，而且西方有关天文、医学、兵法、农业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也流传到朝鲜，因为这些学问是新时代的，故称之为“时学”。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反思了已往的权威学问朱子学，烦琐的礼说以及支离破碎的性理学已经变成无用之学。从此李朝后期的新学风渐渐抬头了。这新学风对李朝晚期的开化思想以及开化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开化运动的失败，又被乘机兴起的保守气氛压倒，终于几乎被遗忘了。在随后的日据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研究，开了新局面。继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人之后，又出现了崔益翰、郑寅普、文一平等人，他们努力于阐发先贤的潜光，发扬其余绪，并将这新学风称之为“实学”，而后这词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起来。实学一词，专指这时期（英、正祖执政的十八世纪）的带有现实意义的学问。
其实，不论十八世纪末还是十九世纪初，韩国社会经济的基本构造以及国民生活习惯、意识状态，比起所谓英、正时期，没什么大变化。所以先贤如李瀷、朴趾源等人的苦闷，也就是朴殷植等人的苦闷，李朝后期的新学风，在二十世纪以后仍是带有现实意义的新学风。换句话说，韩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土地制度、工商业以及生产技术的改造与向上，生活以及思想上实用实证精神的普及等问题，都需要认真地研究与实践。这些问题李朝后期的先贤们已经认真地研究过，朴殷植等二十世纪的学者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又继续进行认真地研究。对近代启蒙期之学者来说，李朝末期的新学风是带有现实意义的学问，所以他们称之为“实学”。
二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八一五解放，六二五韩战等大事件，韩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界也出现了新陈代谢。崔益翰、郑寅普、文一平等国学大师们，或死亡，或失踪，或衰老，或退隐，代之而起的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他们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了。他们很重视李朝后期的新学风，因为他们认为那在韩国历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千宽宇先生的论文《磻溪柳馨远研究》（《历史学报》第二辑—第三辑，1952）是实学研究的先声。他在该论文中，先考察磻溪学的全盘体系，特设《实学派的系谱与磻溪》一章，说明其来龙去脉。先看其一端。他说：
我们可以称自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大略李朝宣祖、光海君、仁祖在位期）为这新思潮的准备时期。当时一些西方文物从中国传至东土，但这些还只是好奇的对象而已。此外，阳明学渐渐扩大其影响力，百科全书派的势力也渐次茁壮，就是这时期的现象。其代表人物是韩百谦、李晬光、金堉、权文海等人。自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孝宗、显宗、肃宗、景宗、英祖在位期）是新思潮的萌芽时期。柳馨远是这两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李瀷、安鼎福在社会政策、西学、国学等各方面，继承柳馨远的余绪，展开辉煌的活动。他们同时继承李啐光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与柳馨远在实事求是方面的态度，让新思潮巩固学术地位。这样新思潮的范围越来越膨胀起来。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柳馨远、朴世堂、安鼎福、李重焕、申景濬、徐命膺等人。自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英祖、正祖、纯祖、宪宗在位期）是这新思潮的全盛期。经学、北学、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特别是基督教渐次变为政治上的革命思想。国家主管的各种大规模编纂事业也跟随这时代风潮盛行。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朴齐源、朴齐家、洪大容、成海应、丁若镛、金正喜、李圭景、崔汉绮等，不可悉数。
千先生这样概括李朝后期新学风的面貌，他继续说：
实学在一世纪的准备，一世纪的萌芽，一世纪的兴盛之后，不能不给代之而起的西方近代文明让出时代思潮主流的位子。
这样千先生认为西方文明代替实学，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我们在这里可以明显地了解千先生的研究立场。千先生是隔着西方近代文明的河，去研究前时代的实学。这立场与从前的国学大师——朴殷植、张志渊、郑寅普、文一平等人在内——的立场迥然不同。在国学大师们心中的实学是带有现实性的活的学问。但是在千先生看来，实学已不是有现实价值的学问，而只不过是浮现在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而已。这李朝后期的新学风对千先生来说，已不是“实学”。但千学生承袭先学们对新思潮的称谓，也称之曰“实学”。所以他不能不提出称号已没有现实意义的学问曰实学的理由。他先说“实政”、“实证”、“实用”是李朝后期新学风的特征所在。他继续说：
不但已无法考证朝鲜时代始用实学一词的由来，而且从前所谓实学一词的含义也是模糊的。但都含有一些上面所说实政实证实用的意思。这都可以用“实学”一词加以概括。（前引论文《历史学报》3辑137页）
可知他把学问本身的内容称之谓“实学”，与现实上的价值、意义是毫不相关的。
针对千先生这样的见解，提出反论的是韩
劤先生。韩先生陆续发表《星湖李翼研究》、《李朝实学概念小论》等论文，讨论这称谓的妥当性与否。他综观“实学”一词在各朝代的用例与含义，主张这一词从高丽末到李朝全部时期一直是指朱子学的专称。所以不能称李朝末期的新学风为实学。韩先生说：
那一词远指中国三代的学问，近指宋元代的程朱学。又说：
一些人称磻溪柳馨远为实学的鼻祖，是不合理的。这是由于他们对实学的概念、内涵，没有充分地探讨的缘故。接着又说；
由于以上的根据，我们应该把提倡实学复古从而成为考证学先驱的过渡期的学问，称之谓“经世致用之学”，当然我认为把柳馨远称之为“经世致用学的鼻祖”，是比较合理的。（前引书391-392页）
这是他的结论，可知他企图用“经世致用之学”一词代替“实学”。对此主张，千宽宇先生反驳说：
英、正祖前后期的学风，不一定局限于经世学。（《历史学报》5辑153页）
千先生继续主张学术界称“实学”，已经三十多年，不需要再更换名称。
其实正如韩先生所主张，实学一词从高丽末到李朝全部时期专指经学、性理学。今天我们无视这点，用在李朝后期新学风之上，不能说是没问题。可是倡导新学风的学者们，先把自己的主张称为“实学”。李瀷、朴趾源、洪大容等人都用这词表示自己学问的倾向。而且后来沿用这一词的，不是现今的我们，是前代的国学大师们。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一词在历史上的用例，可是他们称新学风为实学，其原因何在？因为这新学风对他们来说，是名正言顺的“实学”，即带有现实性的学问。在这里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实学一词在历史上的用例。对高丽、李朝的士大夫来说，经学以及性理学，可成为带有现实意义的学问。丽末鲜初的官僚学者们，极力排斥佛教的非现实性，他们为了强调儒家伦理道德的现实性，把经学、性理学称之谓实学。时至李朝中叶，佛教衰落，已不是儒者极力排斥的对象，儒者们把文人的词章之学视为浮虚无实的。轻视词章之学的儒者们，为了显扬性理学、经学的现实性，又强调它才是实学。可是对韩末、近代启蒙期的学者来说，经学、性理学已不能说是实学。如上面所述，他们认为那带有现实性的李朝后期新学风才是名正言顺的实学。所以虽然没有把高丽以来的用例置之度外，但是仍认为这新学风才算称得上今世的实学。这实际上意味着抹杀了前时代的用例。
那么今天的我们怎么对待这点呢？据千先生的说法，李朝后期的新学风已不是实学，对西方民主思想为主的社会里生长并受教育的我们这一代来说，那已经只是个历史现象而已。
它又不是像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一样，具备特定的内容，只指称带有现实意义之学问的这一词，原本随着时代的变化，其涵义、概念也曾变化的，所以这问题是愈来愈复杂。
三
千宽宇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在解放后美军管辖韩国政治，以及六·二五韩战期间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联合军驻屯南韩的情况下写成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风潮泛滥的时期。千先生在这时期写成的这篇论文中，可能是草率地断定西方文化会支配韩国的一切文化。至六十年代，韩国社会开始安定，大家讨论民族主体性问题。政治领导班子一面尽力经济建设，一面提倡“祖国近代化”。知识分子虽然不马上响应他们的呼吁，但在“祖国近代化”这至上命题下，对民族史的展开，不能不回顾、展望、反思一番。所以对传统文化含有批判性的再认识，越来越加深了。于是出现对李朝后期实学的赞誉，又希望把它作为精神上的资源，加以发掘，并运用于今天。
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千先生在写第二篇论文，认定实学含有民族自主性、近代指向性的思想因素。这也就是当时一般学者对实学的共识。六十、七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们的实学研究成果，大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时期所提倡的所谓“祖国近代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化、产业社会化。树立经济建设计划，整备法令，在全国各地建造工业基地，建工厂，引进发展科学技术，改革物资流通体系等等。当时政府、企业家、劳动者共成一团，同心一体，尽力于经济建设。
与此同时，百花齐放的实学研究不但越来越深入，而且分成了三个流派，这样其特性比以前更为鲜明了。这三个流派是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在主张国家构造改革的经世致用派与主张技术革新、扩大物资流通的利用厚生派之上。要达到祖国近代化，实学派的主张，直接联系到今天，所以那时的实学也可以成为现今的实学。
然而时至八十年代，“祖国近代化”这一词销声匿迹了。在亚洲的诸新兴工业国中，韩国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虽然社会上有贫富悬殊、劳资纠纷等尖锐矛盾，但是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享受富饶，跻身于世界主要交易国之一，而占世界经济的主要部分。社会上形成了广幅的中产阶层，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与安定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大街小路上贴挂着“创造先进祖国”的标语，意思是说，以已达到的近代化成果来追赶先进国家。
现今实学研究面临新的转折点。其实我们虽然对李朝后期实学的近代指向性怀有亲密感，现在当近代化一词已经销声匿迹之际，人们对近代化的感受绝不会像从前一样了。不但这样，把经济第一主义、物质至上主义奉为圭臬的结果，人们都变成利欲的化身，贪虐、奢侈、放纵成为家常便饭。为了钱财，不怕杀人，以开发为借口，破坏山川，自然环境无法维持原样这种倾向到九十年代日益加深。社会问题日益扩散，自然破坏与公害的深刻性是用笔舌难以形容的。事到这种地步，最要紧的是恢复人性、道德性，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加以节制。
这绝不是一个韩国单独面临的问题。日本虽然早已工业化，但随之而来的弊端毕竟不少。中国也已卷入这时代性的危机的旋涡。对付这时代危机，学者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实学到底朝那方向发展才对？
东北亚三国从十七世纪以来，面临西势东渐期，他们都从中世纪的睡梦中醒过来，虽然时间上稍有先后的差异，但是都朝着“近代指向”这一方面走。这就是东北亚三国的“实学”。他们因有地理交通等的制约，互相无法接触、交流，但到实学时代的后期，可以相通一些声气。其中韩国占地理上的便宜，中日两国的消息都可以相通。顾亭林、黄梨洲的书，虽然一时被禁止输入，但终于流入。朝鲜学人们与乾嘉学者们的交流也始终络绎不绝。伊藤仁斋、太宰春台等日本学者的著作虽然不是全部，其一部分已经传到朝鲜。这消息在朴齐家、丁若镛等实学派学者的著作中可以知道。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脱离形而上，思辨为主的学问，追求实证实用的新世界。
我们现在站在送别二十世纪，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转折点，这也就是实学的转折点。我们今天的会合是在东北亚连带意识下，三国学者促膝谈心的场合。我们把我们的祖先们共通追求新世界的事实作为前鉴，在更开放更扩大互相接触的这时期，虚心坦怀地交换意见，克服过去的一切矛盾与不幸，同时希望为了好好地对待将来的新世纪，一起作好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