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地位及升级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新兴产业论文,地位论文,策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8-0055-0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能源、资源、信息、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各国相继出台相关产业政策，以求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得先机。在此背景下，我国从参与国际竞争、抢抓重大战略机遇等目的出发，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与任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一大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也实现历史性突破，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卫星导航、高性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档数控机床、通信技术、高速铁路、电动汽车等在国际科技的尖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但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存在整体研发能力薄弱和国际竞争力不强问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升级仍任重道远。
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及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片段化生产分工成为可能，国际产业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开始转向在全球范围内的以产品工序、环节为对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逐渐深化，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得到很大提高。根据部分国家1995-2005年的垂直专业化率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都有较大提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尤为广泛。2005年，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除外)，美国与日本的垂直专业化率为10%左右，而中国的垂直专业化率为30%左右，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是“金砖国家”中印度和巴西的两倍(见图1)。这说明我国以更快的速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
随着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贸易快速发展。首先，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产业，2010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业外贸总额达4497.4亿美元，占高技术产业外贸总额的49.7%，同时也是出口额和贸易顺差最大的行业，分别达3560.2亿美元和2623.11亿美元。其次是电子技术产业，进出口额为2736.6亿美元，占高技术产业外贸总额的30.2%。此外，受益于国内生产技术提高，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业也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2010年对外贸易增速高达72.2%。
在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由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不考虑进口的中间品投入，会高估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为准确衡量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必须扣除进口的中间品投入影响。下面通过投入产出法计算的部分国家加权国内完全增加值系数来分析。
图1 1995-2005年部分国家垂直专业化率比较
从表1可看出，在上述国家中，中国的医药产业排名第8位，电子器械装备制造业排名第6位，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排名第3位，精密医疗仪器制造业排名第5位，电信产业在英国、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中国排名第6位。可见，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虽然近几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口快速增长，但如果扣除进口的中间品投入要素后，只有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世界排名较高，而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高。[2]
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贸易中，目前加工贸易仍占绝对主导地位，整个产业的主体以外资企业为主。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是基于低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因此，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的重点是突破比较优势陷阱，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延伸。
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路径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被划分为生产者驱动型、购买者驱动型和混合驱动型。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生产者驱动型产业主要包括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这些产业都是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投入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掌控在具有核心技术的大企业手中，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价值链其他环节的控制。混合驱动型产业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大产业在发展初期，一般属于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即技术拥有者占主导地位，随着技术的成熟，价值链的另一端物流、营销、融资、会计等流通服务领域具有较高的价值增值能力。由于购买者驱动型产业一般都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所以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包括在内。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市场需求空间巨大，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因各产业的技术基础、生产条件、产业规模、资源禀赋不同，所以，按技术、生产和市场三个因素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为如下六类。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路径
1.第一类产业是属于具有技术基础但生产与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的产业。在生物产业中，我国在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蛋白质工程、生物芯片、干细胞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具有较高研究水平，一大批生物技术成果已申报专利或进入临床阶段或正处于规模生产前期阶段。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等新产业虽然获得快速发展，已初具规模，但生物制造技术实力不强、市场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按照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这一类产业升级路径应继续加大对产业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同时加速推进产业化和制造规模化，积极构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产业体系。其中，产业化的重点是扶持建立一批具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以便带动国内产业价值链的完善。
2.第二类产业具有加工制造和出口贸易能力，但缺乏核心关键技术和国内市场。我国新能源产业中的太阳能光伏行业属于这一类产业。2009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突破3吉瓦，保持全球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地位。太阳能电池虽然初露头角，但原料及产品均受制于国外，我国太阳能光伏核心技术因不能商业化，真正并网型的太阳能光伏市场远未形成，国内光伏发电市场容量狭小。目前，85%以上的光伏电池生产厂家和产品均为多晶硅电池，产品价格高，约90%以上只能出口。我国太阳能光伏行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产业，但由于没有掌握产业链上游的原料及产品核心技术，只能基于低级要素禀赋和加工制造能力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间加工制造环节。未来产业升级路径应一方面继续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网络，积极积累高级要素和进一步提高加工制造能力，以获得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外价值链治理方在工艺升级和产品流程升级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还要鼓励国内行业的龙头企业加大对产业链上游技术研发的投资，做好国内价值链的分工建设，以突破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和国外主导企业在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上的结构封锁。
3.第三类产业的国内市场需求大，但没有掌握相关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我国的节能环保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属于此类产业。在节能环保产业上，国家节能减排力度逐渐加大，标准也逐渐趋高，未来国内市场需求将越来越大，但关键设备和核心产品的技术水平及可靠性等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环保产业以常规技术为主，导致低技术产品供过于求，而一些急需的污染治理设备却没有自己的技术，国外设备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新材料产业上，我国的总体研发水平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相关专利成果不多，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新材料的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较低，产业发展主要以消化国际先进技术为主。第三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路径，首先是实现先进技术产品和急需关键设备的国内加工制造，为此应基于低成本劳动力和市场规模两大优势，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网络，有效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获得价值链治理方和主导企业在生产工艺和产品流程方面的升级帮助下，实现我国环保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超常规成长。其次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改变过去仅依靠高校、科研院所的做法，增加龙头骨干企业技术开发扶持力度，以促进相关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
4.第四类产业与国外先进技术整体相当，同时也具有一定生产制造能力，但因产品价格成本高，难以在市场上普及推广。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属于第四类产业。如，在电动车上，我国动力电池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和产品研发与国外具有同发优势，车用电机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在电动汽车发展上，我国更具有资源与市场规模优势，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所需的原材料，如锰、铁、钒、磷、稀土等在我国是富产资源，同时新能源汽车应用试验示范计划已在全国13个城市逐步推进。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成本较高，成为其市场化的掣肘因素。因此，未来该产业的升级路径应主要放在降低产品价格和使用成本、促进市场培育和产业推广上，政府扶持要加大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研发基地建设和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行新能源汽车私人购买补贴，以及推进政府部门新能源汽车的公共采购政策，以鼓励新能源汽车的使用。
5.第五类产业属于国内加工制造能力较强、产业规模较大但需要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行业，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中的风电、核电产业属于这一类。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中涉及相关产业的关键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制造，新能源产业中有关行业，如风电行业中3兆瓦以上的大型风机，特别是5兆瓦以上海上特大型风机设备制造，核电行业中第三代以上核电设备的设计与生产制造等，基本上都依赖进口。由于高端装备设计与制造是各国实体经济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各国技术封锁的重点。因此，这一类产业升级路径主要依赖于自身核心技术的突破。
6.第六类产业是在核心技术、生产制造和市场规模等三个方面都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较小的行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产业，2010年其增加值占全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为64.16%，占GDP的比重达4.08%。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在通信、高性能计算机、数字电视等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可以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我国在技术、生产和市场三个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唯一行业。这类产业升级路径应侧重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控制。由于信息技术产业属于混合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因此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与控制，应把企业资源倾注于价值链的两端高价值战略环节，对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可向全球进行产业转移。
三、政策建议
(一)国家应将政策调整的着力点由传统的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升级转变
在全球价值链驱动条件下，发达国家已不再局限于国家产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因为拥有整个产业链和最终产品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对产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控制才真正决定一国的产业竞争力。[3]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投资贸易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并不代表本国的产业就真正强大，只不过嵌入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网络中。因此，未来应基于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国际分工网络新趋势，将政策着力点由传统的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升级转变，即由注重整个产业高度化向关注产业价值链治理与控制转变，注重发挥本国比较优势专注于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并通过增加价值链关键环节控制力有效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
应采取的措施：第一，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政策设计要充分考虑到国际分工的时代背景，要把全球价值链驱动作为重要内生变量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与决策中。第二，积极发挥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4]一是通过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发挥其引导作用。二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提高补贴、实行税收优惠、制定政府采购政策等措施来发挥其激励作用。三是通过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储备、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产业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来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
(二)企业应着力提高价值链分工网络中的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网络下，一国的企业竞争优势体现在其拥有森严壁垒的专利、品牌、销售渠道等垄断性资源，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设置和协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价值链整合管理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企业要认识到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产，并不一定就代表其是高科技企业，而处于成熟期的行业，也并不一定就代表其没有竞争力，未来就一定要遭淘汰。[5]因此，基于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企业的关注点应转变到提高在价值链分工网络中的核心竞争力上来。
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与龙头骨干企业，要根据其在国内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主要加强国内价值链的治理与控制，然后加大技术研发与市场品牌等价值链战略环节的能力提升，对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进行全球分工转移，以培育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与控制能力，最后逐渐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对弱势行业的企业，首先要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网络，实现生产技术与产品升级，再由干中学来积累经验，获得新能力并开发新市场，进而实现从价值链中间环节向前后两端战略环节的拓展。在由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向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过程中，企业要善于多链运行和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6]重视和挖掘本土市场需求引致的创新功能，把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内价值链分工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外向推动和内生拉动相结合的企业升级动力机制，从而突破升级路径上发达国家与主导企业对我国的结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