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元代论文,双语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元代文学史的新视野
无论历史进程还是文学发展，元代都有显著特点。
元是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疆域空前广大，但在唐宋明清之间，立国时间最短，仅不足一世纪。它将广袤疆域中的人群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是主体民族；通常认为“色目”即“各色名目”，但更可能是“姓氏偏稀”（注：将色目释为“各色名目”，见《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152页。笔者依据宋人钱易《南部新书》的资料，将色目释为“姓氏偏稀”，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之意。姓氏偏稀，种族纷繁，就是色目人。
蒙古、色目（主要指“色目世臣”）是元代统治者。在元代文学史上，使用汉语写作的蒙古、色目作家出现在本来只属于汉族文人的中原文坛，并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它是历史的全新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双语作家的成功范例。
元代，四种主要文体——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初次齐聚文坛；它又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有一个文人族属空前广泛的文化圈，来自欧亚大陆不同民族的作家（特别是诗人）纷纷使用汉语写作，使文坛色泽纷呈、异常活跃。元代诗人们的个人信仰不仅包容了传统的释、道两端，还有答失蛮与也里可温。答失蛮与也里可温是元代特有的词汇，前者指伊斯兰教教士，后者指基督教教士（实际两者都包括本人信仰与家族背景两方面）。这也是文学史所仅见。事实上，元代除疆域“大一统”，还是多元文化融会贯通的温床。而元代民族诗人们选择了当时文化水准最高的汉语作为写作的书面语言，对丰富自身修养以及提升整体文明程度所起的作用，长期受到研究者的忽略。所以，蒙古色目诗人不但是元代文学研究的亮点、难点，也成为薄弱环节。
明人一般将元诗置于中国诗史的可有可无的单元，对蒙古色目诗人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可言。终于清，诗坛主要是宗唐宗宋之争。但清初，由于康熙皇帝喜好，元诗地位有所提升。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到五十九年，诗学家顾嗣立倾个人之力陆续编刊三集《元诗选》，此后，席世臣又依顾氏遗愿，编刊了《元诗选癸集》。顾嗣立是当时对元诗了解最多、阅读文本最广泛的人，在他之后这三个世纪，人们对元诗的了解可以说是都源自《元诗选》以及《元诗选癸集》。顾嗣立始将蒙古色目诗人作为一种特殊文学现象研究，《元诗选》的诗人小传，以及他的诗学著作《寒厅诗话》，是重要的蒙古色目诗人论，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元诗选》选录了17位蒙古色目人的诗，《元诗选癸集》则有72位，从此，人们知道的元代曾用汉语写作、并有诗篇流传至今的蒙古色目诗人将近90人。这大大扩展了诗论家的视野，但那绝不是今存诗篇的蒙古色目诗人的总数。——经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数字与实际仍然相差甚远。
随着元诗文本的散失，到清初，已经见不到蒙古族诗人的完整的汉语诗集传世，色目人的情况要好得多。《四库全书》的元人别集收入的色目人诗文集，有六种二十九卷，具体是：马祖常（雍古人）《石田集》十五卷、萨都剌（西域人）《雁门集》四卷、余阙（河西人）《青阳集》四卷、廼贤（葛逻禄人）《金台集》二卷、王翰（西夏人）《友石山人遗稿》一卷、丁鹤年（西域回回）《鹤年诗集》三卷。历来公认，出身基督教世家的雍古人马祖常，是元代重要台阁诗文家；畏吾人贯云石是文坛影响广泛的人物之一；西域人萨都剌，与虞集、杨维桢并列为历来最受关注的元代诗人（注：杨镰：《元诗文献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1期。），是元诗实际成就的标志。
通过我们对元诗文献所作的调查证实，元代有作品流传到今天的蒙古色目诗人，是《元诗选》与《元诗选癸集》著录的两倍以上，接近200人，是全部元代汉语诗人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他们使用汉语写作的诗篇，是前人所掌握的至少三倍。这一成果不但极大丰富了对蒙古色目人使用汉语写作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而且对元代文学的面貌必然有所匡正。元代汉语诗坛是由汉族和蒙古、畏吾、龟兹、于阗、唐兀（河西）、西夏、康里、撒里、大食、钦察、回回、拂林、葛逻禄、乃蛮、阿鲁浑、克烈、塔塔儿、雍古、天竺……等数十个民族（注：上述名称不全都是族属，比如于阗、龟兹，只是指新疆和田、库车的居民。但元代原始文献中，就是这样区分，蒙古崛起时，它们是分立的，并不统属。）的诗人共同组成的，这是整部中国文学史所从未有过的盛况。此外，还有数十位诗人仅知是蒙古人或色目人（西域人），但未能确认具体族属。上述情况尚未包括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因为在元代他们属于“汉人”范畴。
随着这“大一统”的诗坛的确认，足以证实元代并非传统诗文的衰退时期。元代诗坛充满活力，具有无与伦比的代表性。这些特点都与蒙古色目诗人的活动分不开。
加深对蒙古色目作家与诗人的研究，将成为新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蒙古色目诗人的研究，其内容跨越了文史等诸多学科，它不但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成果也势必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二、蒙古诗人
从草原文明起步，蒙古民族在一个世纪左右走完了往往要用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才完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文化而言，蒙古先借用回鹘文，进而创制了新字（八思巴文字），并将丰富的口头文学，拓展成书面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利用汉字写作诗歌，是蒙古族作家文学尽快成熟的“催化剂”。
前期使用汉语写作的蒙古诗人，有元代开国功臣之一伯颜。元人选元诗的第一部——《皇元风雅》就选录有他的诗，而且排列在刘因之后，是全书第二家。荆州潜江，还保存着当年伯颜挥师渡江时的题诗（注：见甘云鹏《潜江贞石志》卷一。）。潜江县西六十里的长瑙垸白鹤寺有一帧石刻，内容是：
小戏轻提百万兵，大元丞相镇南征。舟行汉水波涛息，马践吴郊草木平。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营火夜深明。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至元甲戌十月，伯颜。
这就是著名的《白鹤寺题壁》。除了快马利剑，伯颜居然还携诗思南下。
据文献记载，当时曾将蒙古族诗人用汉文写的诗篇结成集的，有勖实带《伊东拙稿》、僧家奴《崞山诗集》和达溥化《笙鹤清音》等几种（注：以上均参见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见《蒙元史新研》）。），都未能流传至今。今存达溥化《鳌海诗人集》仅有十几首诗，是后人辑录而成。这种状况不能与西域色目人相比。前期蒙古诗人往往出自世袭军人。伯颜自不待言，如勖实带其人以炮手千户从伯颜大军南下，所至惟取书籍而已。等战火硝烟散尽，竟创立了伊川书院。他的《伊东拙稿》编入500余首诗（注：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二《故炮手军总管克烈君碑铭》。）。这个位置的转换，是由历史潮流推动。
元后期，月鲁不花是影响较大的蒙古族诗人。他出身贵戚，华化程度颇深，与文人联系广泛，可惜死于战乱，所作诗篇散佚。但仅就今存者而言，已无愧诗人之称。
月鲁不花(1308-1366)，字彦明，号芝轩。蒙古逊都思氏，居会稽（浙江绍兴）。成吉思汗大将赤老温的后裔，家族在蒙元史上号称“四大根脚”之一。父亲脱帖穆耳久居江南，为汉族文人接纳，与汉族通婚，儿子受教于名儒韩性。月鲁不花是第三子，早年即有诗名。至顺三年(1332)江浙乡试居右榜第一。元统元年(1333)进士。元统元年进士，是精英相当集中的一届，汉人南人榜有李祁、宇文公谅、刘基（伯温）等；蒙古色目榜则有同同、亦速歹、余阙、慕ｘｉè卨、察伋、别罗沙、月鲁不花等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诗人。元末，张士诚在吴中称王，并危及任浙西廉访使的月鲁不花，他藏在木柜中逃离张士诚势力范围。浮海北上途中，遇到倭寇，为其所害。顾嗣立《元诗选》三集有月鲁不花《芝轩集》，是据《澹游集》所录月鲁不花诗编成。
关于月鲁不花与诗人的交往，一则轶事提到（注：见《霏雪录》卷上。）：元末画家、诗人王冕旅居大都“既不遇，惟落落自放。尝谓月鲁不华公曰‘余欲买一黄牛乘之，挂书角上以游’。会月鲁公南辕，传闻士大夫间，故有‘燕市骑牛’之语。而实未尝骑也”。经月鲁不花传播，“燕市骑牛”成了蔑视权贵、独往独来的典故。
今存月鲁不花诗全出于《澹游集》。《澹游集》是释子来复编辑的时人之作，除保存有月鲁不花之诗，涉及月鲁不花与他弟弟笃烈图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尽管战火正炽，月鲁不花与来复唱和频繁，他们不只是泛泛的诗文之交。来复《奉寄彦明中丞》曾说“共知出处心无愧，自信经纶志未疏”（注：见《文翰类选大成》卷六十二。这一卷中与月鲁不花有关的释来复之诗还有：《芝轩中丞以诗见寄次韵兼谢二首》、《奉简彦明中丞兼寄伯防工部二首》、《次韵奉谢芝轩中丞》等。），实际他们是深陷战乱的两个志趣相投的“人质”。著名的《琵琶记》的作者高明有《寄月彦明省郎》诗，则写出共同的失落感与没有未来的苦衷：“摇落关河万木空，征途日暮感飘蓬。天寒为客吴江上，夜雨读书山寺中。伯乐何时过冀北，杨雄谩自赋河东。黄尘冉冉貂裘老，殊愧南邻桑苎翁。”（注：见《东瓯诗续集》卷五。《元诗选》三集，这首诗题作《同月彦明省郎》，同时另有《寄月彦明省郎二首》，这几首诗都写于江南战乱期间。）月鲁不花其人其诗与其时代融为一体。他的知己和他自己都是这样看的。
论及月鲁不花，不能不提到他的弟弟笃烈图。
元后期蒙古族诗人笃烈图相当活跃。笃烈图是蒙古色目人常见的名字，人们一般只注意另一个笃烈图，即蒙古捏古氏的笃烈图(1312-1348)，字敬夫，至顺元年(1330)右榜状元。是元史名臣、雍古人马祖常的妹夫。
《元诗选癸集》有笃烈图诗《题董太初长江伟观图》《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并札卷》，这两首诗以往都归于笃烈图（敬夫），但细心推究，则不可能是笃烈图（敬夫）所作：董旭（字太初）《长江伟观图》绘于至正十六年(1356)，题诗必在同时或稍后，而笃烈图（敬夫）死于此前的至正八年(1348)。月鲁不花之弟笃烈图，字彦诚，号敬斋。至正五年(1345)进士，至正二十年(1360)尚在世。《元诗选癸集》笃烈图诗，无疑是月鲁不花之弟笃烈图所作。月鲁不花兄弟是元代“最后”的蒙古族诗人。
元代使用汉语写作的蒙古族诗人中，有几位帝王，如元英宗（注：元英宗有一则断句，保存在马祖常的《石田集》。《御选元诗》中有元世祖诗一首，但目前还未能追溯出它的文献来源。故暂未计入。）、元文宗、元顺帝；有元史名臣贵戚，如伯颜、别儿怯不花、僧家奴、童童；更多的是右榜进士们（包括乡贡进士），如八儿思不花（延祐五年进士）、完迮溥化（泰定元年进士）、燮理普化（泰定四年进士）、同同（元统元年状元）、亦速歹（元统元年进士）、也先溥化（元统元年进士）、伯颜（至顺元年进士）、哲理野台（至顺元年进士）、山同（至正五年进士）、宝宝（至正二十三年状元）、塔布台（进士）、达溥化（进士）、察罕不花（三中乡试）、埜仙（乡贡进士）；也有其他各色人物，如达鲁花赤（注： 达鲁花赤，是以官职为名字。另一个相近的例子是：答失蛮也是一个色目诗人之名。）、敦蒙古、朵只、和礼普化、那怀、八礼台、聂镛等等。代表性不容置疑。
使用汉语写作，往往体现出诗人的生活取向，童童是明显的例子。
童童（约1290-1350)，号南谷。蒙古兀良合台氏。母亲是汉人，祖父阿术是蒙古开国功臣速不台之子，曾在伯颜麾下独领一军攻灭南宋。阿术的儿子不怜吉歹早年以胄子身份入国子学，受业于许衡。延祐元年(1314)不怜吉歹封为河南王。童童家世与色目诗人贯云石十分相似。贯云石祖父阿里海涯是与阿术并列的三个南征将领之一，家族久居湖南，而贯云石本人则是华化典范、元曲家、诗人，成就与影响是童童所不能比。童童曾任集贤学士，《太和正音谱》列出的一百五十位“词林英杰”，第九人正是“童童学士”。童童颇有才华，以元曲家知名，传世有两个套曲（据《全元散曲》）；还擅长绘画，有一幅画叫《汉槐图》，画的是河南荥阳名胜——汉代古槐树。这幅画的原作未流传至今，但元人曾将它模刻在石上，拓片是今存珍品。为此他还写有七言绝句《荥阳古槐》（注：见《元诗选癸集》丁集。）。作为征服者之后，童童是不肖子弟，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泰定四年八月，至顺二年三月、九月，多次受到御史弹劾，被指斥为“淫侈不洁”，“才非辅佐”，因此“诏免其官”（注：《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81页、780页、791页。）。童童的《题王子晋》诗有“回眸下笑蜉蝣辈，蜗角争战污浊世”之句，这是对自己屡受言官谴责、被同僚视为异类的解嘲吧。
可以与童童对照的是元末的聂镛。
聂镛，字茂先（一作茂宣），号太拙生。蒙古族，占籍蓟丘（北京市）。自幼颖悟多才，长期游学江南，融入当地士人的社交界，不但用汉语写诗，还涉猎儒家典籍，他的诗在江浙颇有名气，尤工乐府短章，音节意境近于萨都剌。至正中，曾应邀参与顾瑛著名的玉山草堂诗酒之会。作为顾瑛的座上客，他的作品并不多，但在战乱频仍、江山残破的背景之下，他参与的时间颇久。杨维桢集录的《西湖竹枝集》，也编入聂镛两首诗：《宫词》与《西湖竹枝词》。它们分别写道：
九重天上日初和，翡翠帘垂午漏过。闻到南闽新入贡，雕笼进上白鹦哥。
郎马青骢新凿蹄，临行更赠锦障泥。劝郎莫系苏堤柳，好踏新沙宰相堤。
作为蒙古族，他是比较纯粹的流行诗人。这样的诗是歌舞升平所需，但对聂镛来说，它们已经成为新的身份证明。
与色目人相比，元代用汉语写作的蒙古族诗人并不少，然而没出现贯云石那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也没出现马祖常、萨都剌那样占据当时诗坛前排位置的大诗人。
三、色目诗人
元西域人（色目人）华化，是史学家陈垣创制的课题。《元西域人华化考》是元史学进入现代学术时期的标志性著作，同时也是“诗文证史”的范例。蒙古色目人华化，有一个因素是通婚，所以，这些民族作家有许多即出自“双语”家庭。
元明易代战争空前酷烈，色目诗人的家世出处与个人遭际的许多丰富内容大都因之涣散淹没。许多有着“偏稀”姓氏的、难于用传统观念去规范的诗人，实际成了后人自动“删除”的“多余文件”。但这些诗人传奇般的家世经历，本身就应该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贯云石（注：参见《贯云石评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可以说是元代文坛“无处不在”的人物，论者曾将元曲称为“马贯音学”（注：清人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语。），马是马致远，贯就是贯云石。他的祖父原来是高昌王国柳中城（新疆鄯善鲁克沁）的自耕农，被宗主蒙古征调为士兵，从西域打到江南，成为湖广行省的封疆大吏，最终定居在大都高粱河畔的畏吾村（今北京西郊魏公村），因政争败北自杀，并安葬于此。答禄与权（注：参见《答禄与权事迹钩沉》，《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4期。）是成吉思汗的对头——乃蛮君主太阳汗的直系后裔，太阳汗死后，他的儿子逃奔中亚的西辽，并封为驸马，羽翼成熟之后“窃国变教”，又被蒙古攻灭。他的孙子为蒙古皇室领养，追随蒙古大军进入中原，定居河南。答禄与权是元代进士，元明之际避难移居洛水上游的永宁；明初居然受到深忌色目人的朱元璋的赏识，成为金陵闻人、翰林学士。王翰（注：参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391-394页。）祖上原是山东人，北宋中期被西夏俘虏，寄居灵武，易帜为西夏军士。西夏灭于蒙古，他的祖先又追随蒙古再次进入中原，并定居庐州（安徽合肥）。元为明取代，王翰誓死效忠故主，曾企图逃往海外，坚决不与明合作，潜藏在福建永福的观猎山。他的踪迹被朝廷侦知，强行征召他入朝，他自知难过此关，便赋诗明志，将9岁的儿子托付给友人，北向（表示仍忠于元）自刎。儿子王偁不但为他保存了遗著《友石山人遗稿》，还成为明代重要的诗人——“闽中十子”之一。高昌偰氏，是元代著名的华化家族，家族源于蒙古草地的偰辇河，便以偰为姓氏，自唐朝便世代为回鹘丞相，回鹘西迁，又定居在高昌（新疆吐鲁番）。高昌王国归附蒙古，偰氏祖先便追随进入中原，移居江苏溧阳，元代恢复科举，偰氏有过“一门两代九进士”的殊荣，在使用汉语写作的色目诗人中偰氏更是不容忽略，顾嗣立《元诗选》编录有偰玉立、偰哲笃兄弟的诗，偰氏入居中原的第四代（偰哲笃之子）偰逊于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元末战乱中，逃入高丽，以政治难民身份，最终归化高丽，被封为高昌伯，在高丽出版了一生惟一的汉文诗集《近思斋逸稿》，子孙成为高丽庆州偰氏。他的兄弟偰斯，是明朝建立后第一个出使邻国高丽的特使，他的儿子偰长寿又作为高丽的使臣到金陵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同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以往我们所熟悉的诗人们有过如此奇异的身世经历吗？
中世纪的民族大移位，成了历史的巨大调色板，使色目诗人们有了跨越文明壕堑、打破时间壁垒的机遇。他们的来历久远的家族，为时代潮流簇拥着，波峰浪谷，跌宕起伏；他们最终以诗篇在中原甚至亚洲的地图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
元代蒙古色目诗人群之中，高昌畏吾人特别引人注目。元代华化的高昌三大家族：贯氏、廉氏、偰氏，都是诗人辈出。此外，伯颜子中、不花帖木儿、三宝柱、伯颜不花等等，都知名于时。伯颜不花不但是高昌回鹘王的直系后裔，而且是著名画家，其绘画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国宝。脱脱木儿则是“被遗忘”的高昌畏吾诗人。
前些年，一幅清宫旧藏名画、宋代大词人张先所作《十咏图》突然复显于世，通过拍卖，以1800万元天价重新收归故宫博物院。这幅画有一则元人题诗，署名脱脱木儿。脱脱木儿本是蒙古色目人常见的名字，这个脱脱木儿究竟是谁，有不同推测（注：见周笃文《艺苑奇珍十咏图》，《文学遗产》1996年4期。）。《十咏图》著录于《石渠宝笈》（注：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上海书店影印本五册一五一三页。），题诗原署“高昌脱脱木儿再拜”，并钤三方印章：“清白堂”，“五城世家”，“高昌氏脱脱木儿时敏印”。所谓“五城”，就是“别失八里”，即北庭。元高昌畏吾人习惯以“北庭”为郡望。《陕西金石志》等书曾记载，在陕西兴平有一幅石刻，是“高昌脱脱木儿”手书的十首绝句《帅正堂漫成》。但编者们却认为诗没有特色，所以从未录出原作。所幸我们在传世的石刻拓片居然中找到了《帅正堂漫成》的原文（注：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五十册。）。《帅正堂漫成》有诗序：“至正丁酉夏，诏宰臣内外通调，以济时艰。秋七月，余以户部侍郎，迁奉元守。顾惟樗散，恶足以当是任也。暇日因感兴类成十绝，用勒府石，聊以志岁月云。进士、高昌脱脱木儿松轩书。”这组诗，正是一个色目诗人面对世事沧桑的“感遇”，一部首尾完整的“心灵史”：
日影才移戒石亭，午衙无讼怡心宁。西风吹动阶前叶，铿若琅玕不少停。
慈恩寺里曲江头，欲往题诗不自由。知我终南山上月，清光直照读书楼。
走马长安八月时，一冬未到鬓如丝。赵张已去三王远，羞把樗材作吏师。
檐间野萑乱生成，阶下辰牌聒耳鸣。却忆内园春昼永，柳荫池畔坐闻莺。
长安西望旧咸阳，禾黍秋来一半荒。见说军储催似火，不能为主漫情伤。
心在朝廷迹在秦，干戈犹自触边尘。云间黄鹄高如鹤，那得乘风过析津。
秦川高处望燕台，朔漠云深一雁来。垂暮异乡访祭子，眉头忧国几时开。
关河日日卷风沙，十月羁人不到家。北望交游零落尽，倚窗独嗅腊梅花。
典却春衣意自融，小儓何事愧龙钟。床头一瓮黄齑菜，未必膏粱似得侬。
严寒侵透黑貂裘，浊酒沽来日唱酬。莫回东阑叹霜雪，春光不到树枝头。
诗写于至正十七年(1357)，那时陕西陷入玉石俱焚的战乱。明眼人不难看出时局已无可挽回。关于这些诗是否杰出，可以有争议，但诗人确实是在直面现实，倾吐积郁。
我们曾注意到，《永乐大典》残帙有元人金元素诗集《南游寓兴》。《南游寓兴》是名副其实的元佚诗诗集，不但顾嗣立编《元诗选》未见，乾隆时征求古籍，也从无其书线索。1991年，周清澍教授报导在日本尚有完整的《南游寓兴》（注：日本《东洋文库书报》第二十三号《日本所藏元人诗文集珍本》（1991年）。）；继之，台湾学者萧启庆发表了《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游寓兴诗集〉》（注：台湾《汉学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1995年12月）。）。然而，《南游寓兴》作者金元素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失而复得”的色目诗人、元曲家。人们最初关注其人，是因为20世纪前期发现了一部奇书《录鬼簿续编》。《录鬼簿续编》论列了一位前所未闻的元曲家金元素，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金文石、金武石。但金元素的作品相当罕见，经历也不甚清楚。关于金元素的族属亦有异说。然而，元人赵由正在《南游寓兴序》中明言：“公，茀林人，名哈剌，字元素。乃祖有功于国，赐姓金，葵阳其自号也。”此前我们已经知道，元人欧阳玄曾称金元素为“茀林哈剌元素”（注：出自欧阳玄佚文《刑部主事厅题名记》，见《析津志辑佚》第3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更直接的证据出自《余姚海堤集》（注：《余姚海堤集》四卷，明人叶翼编辑。所录的是元明人为余姚判官叶恒在天历年间修筑海岸防波堤而写的题咏之作。金元素与叶恒是故旧之交，所以也题诗一首。这首诗没有收入《南游寓兴》。）卷四：在题诗之后，金元素自己的题名正是“茀林金哈剌元素”。释来复《澹游集》的金元素小传也说：“哈剌，字元素。茀林人。至顺庚午笃烈图榜登进士第。”所以，金元素无疑是茀林人。
中文文献里，茀林，又作拂林，是西域古国。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怛逻斯之战使唐远征军两万余尽陷异域。其中一个叫杜环的战俘有幸生还中原。杜环碰巧又是中唐学者杜佑族子，杜佑编撰《通典》时，就收入了杜环写的西行见闻，这，就是中西交通史名著《经行记》。杜环《经行记》指明：“拂林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
然而，拂林（大秦）今地何在，则众说纷纭（注：见张一纯《经行记笺注》12-1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永乐大典》卷二二五九，引有《洽闻记》“拂林国”节佚文，内容是“铁网珊瑚”典故的来历，但也说明这个拂林国处在地中海沿岸。），约而论之，大致有：罗马、法兰西（十字军东征所据中东领地）、君士坦丁堡、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属地……等说法。总之，是广义西域一个极远的古国。而整部中国文学史上，用汉语写作的拂林（大秦）诗人，目前仅知此金元素一人。
据冯承钧《西域地名》（注：《西域地名》2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拂林对音是FARANG。同时，冯承钧认为拂林与《元史·顺帝纪》中的佛郎是同一地方。“佛郎”，元代文献也作“拂郎”。一件影响朝野的大事，就是至正二年(1342)秋西域佛郎国来贡天马。“天马”肩高六尺四寸，身长一丈一尺，在御马中如鹤立鸡群。元人文献有关记载比比皆是。朱德润《存复斋集》卷五谈到贡马还说，延祐年间佛郎国也曾遣使来朝。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诗序明确提到“西域拂郎国”“其国人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语言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度海洋，始达中国”（注：这首诗一再被选入元诗选本。参见《元诗选》初集，1864页。）。元代文献总是茀林、佛郎、佛林、拂郎、拂林混用。但至正年间“贡天马”的佛郎，一般认为是罗马教廷的使团。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爱薛传》肯定地说，拂林就是大秦，即今中东叙利亚，具体所指是伯利恒市。拂林人爱薛受元世祖宠信，追封拂林王。金元素应是爱薛族人。
不管拂林今地有无定论，但所指都远在天之一隅。元曲家、元代诗坛“殿军”之一金元素，竟是信奉基督教的拂林人，则是文学史的“奇迹”。
关于另一个色目诗人蒲理翰，原来我们所知更少。
明人傅梅《嵩书》卷十四，有署名“蒲理翰”的3首诗。其中一首被编入《元诗选癸集》，但没有写小传，照惯例是因传记资料缺失。根据名字，人们认为蒲理翰是色目人，地方志（〔弘治〕《溧阳县志》卷四、〔嘉靖〕《河南通志》卷二十五）提供的资料有：曾寓居广东，泰定四年(1327)进士，累迁郑州同知。至正四年(1344)由漕运副使授溧阳知州，在任三年，升云南廉访司佥事。这便是已知关于蒲理翰的全部内容。但经过努力研究原始文献，我们却有了更多的发现。清人王昶曾编录了一部重要文献，即多达一百六十卷的《金石萃编》；此后，罗振玉将王昶遗留有待整理的、未编入《金石萃编》的散乱资料，汇为《金石萃编未刻稿》出版，“未刻稿”中著录了一篇来自云南的石刻拓片，即《万春觉寺留题》，文字阙失较多，但题署却完整：“云南佥宪、天竺西人蒲理翰和南。”这是诗人自己的题名，它不但证明蒲理翰是小乘佛教徒，而且是天竺（即印度）人。这是自《大唐西域记》以来所仅见的入籍中国的天竺人，他也为元代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样，关于蒲理翰为什么会“寓居广东”，便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一个传统的中原的诗坛，有来自诸如拂林、天竺的成员；一朝之诗，可以由诸如贯云石、萨都剌、马祖常、余阙这样的诗人为代表，它只能属于元代。
蒙古色目诗人出现在元代、消失于元明之际，绝非偶然。
经历五六代人、近百年间，与蒙古色目人华化过程走向终点——“本土化”同时发生的，是元明易代战争。元代国祚即便能够再延长许多年，蒙古色目双语诗人群也会因失去自身的特点而不复存在。这个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精彩章节，在元明易代之后成为绝唱。但这并不是元明易代的直接后果。
对蒙古色目诗人的研究，丰富并加深了我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这许多新的认识，又使我们产生了更多新的反思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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