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的现状、国际经验及改革方向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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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商行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

1.城商行的历史沿革

城市商业银行是经国务院批准在部分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80年代中期,由于城市私营、个体经济的蓬勃兴起,城市信用社发展加速。1994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信用合作社5200家,但普遍存在规模小、资金成本高、股权结构不合理、内控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历史包袱沉重,经营风险日益显现和突出。1995年国务院决定组建城市合作银行,1997年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近几年来,部分城商行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重组改造,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先后成功上市募集资金,杭州商行、重庆商行等多家城商行也正在积极准备上市,城商行发展空前活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06年度全球1000大银行中,中国9家城商行榜上有名。

2.总体财务评价

按照资产规模划分,城商行无疑是国内金融体系中的小字辈。银监会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商行总资产达30905.8亿,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6.1%。

目前城商行资产扩张的速度明显放缓,资产质量显著改善,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亏损面大幅减少,近30家城商行初步摆脱了高危状态。同时,资本金补充速度显著加快,大幅超过同期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按照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全国115家城商行中,能够达到8%的资产充足率标准的仅有23家,67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低于4%,其中42家资本充足率为负数。截至2006年12月,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由银监会组建前的-2%左右上升至6.5%。

绝大多数城商行未能按照贷款五级分类标准的要求提足拨备。在115家城商行中,拨备能够完全覆盖不良贷款的仅有8家。按照国际银行业拨备覆盖率70%的标准考察,仅有16家城商行合格,近七成拨备不足40%,其中44家计提的拨备不足15%。截至2005年9月,城商行拨备覆盖率的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1.85%,经营风险极大。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贷款发放数量的提升以及城商行通过资产置换、增资扩股、利润消化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城商行的总体不良贷款率显著降低,资产质量大大改善。银监会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607.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3.67%,不良贷款率远远低于34.23%的历史最高水平。

通过比较发现,城商行的盈利水平和资产规模没有显著关系。台州、金华、南允和马鞍山等城商行资产规模仅在几十亿,但盈利水平很高。特别是台州商行更是成为城商行发展的典范。而美国的情况也显示,赢利性最好的是那些资产在10亿—100亿美元的银行(相当于国内杭州、南京以及大连等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以及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银行(相当于葫芦岛、焦作以及马鞍山等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令人惊讶的是,最稳定(亏损企业百分比最小)的银行竟然是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小型银行。

3.城商行发展的地域特征

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无论是资产规模、资产质量、拨备覆盖还是资本充足率,东部地区均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其中尤以长三角地区城商行的优势最为突出。如图1所示,根据2005年的数据,长三角地区城商行的平均拨备覆盖率为70%,已经达到国际标准,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不良贷款率和估计的信贷损失率则低于其他地区。

图1 按区域划分的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估测的信贷损失率和拨备覆盖率

从资本情况来看,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8%,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超过4%,已经达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而珠三角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负数,多数处于技术破产的状态。但是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商行正大量补充资本金,东北地区城商行资本金增长率高达70%,远高于资产扩张速度。

图2 按区域划分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金增长率

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良好的法律环境和高度诚信的社会文化是城商行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司法环境较好、重商的历史文化传统支撑起的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都是城商行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即便是在长三角地区,各地城商行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浙江城商行各项指标整体好于上海和江苏。截至2005年三季度末,浙江省内8家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比率不足3%,江苏省内的11家城商行平均不良率超过4.5%,上海银行则为4.55%。

珠三角地区城商行不良率普遍较高。早在2001年,汕头商行就因严重资不抵债宣告进行破产清算,开启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破产的先例;2003年,佛山商行也因亏损严重被兴业银行接管。

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银监会监管力度的加强,城商行纷纷开始大规模引资进行资产置换,补充资本金,东北地区城商行资本金增长率高达70%,而中部诸省城商行资本金也以40%的速度增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商行先后引入战略投资者,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还成功上市,从而开启了城市商业银行上市融资的先河。

二、城商行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深层次原因探讨

1.城商行发展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生存问题。银监会曾要求商业银行2006年底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的水平,不能达到这一要求的城商行要么被兼并要么关门,最终都要退出市场。而在2007中国金融市长年会上,银监会唐双宁要求2008年底所有城商行资本充足率都要达标,因此生存问题是城商行面临的头等大事。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的仅有66家。到2007年第一季度,仍有38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仍未达到8%的最低监管要求,生存面临巨大问题。

其次,很多城商行市场定位缺失,没有清晰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城商行处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夹缝之中,在资产质量、盈利水平、科技水平、金融创新以及营业网点等方面均不具备竞争优势,但很多城商行并未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客户细分不够,以己之短,攻彼之长,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另外,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国内商业银行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金融产品创新滞后,没有自己的经营特色。

第三是公司治理问题严重,距离成为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相差甚远。地方财政一股独大的控股地位和其他股东的地方性,导致了大量的关联交易和关联贷款;城商行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准财政部门,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董事会和高管均由地方政府行政任命,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即便是监管部门也很难对城商行高管和运营进行有效监督。前段时间出现的葫芦岛市商业银行的事件充分表明,部分城商行地方政府干预严重,公司治理混乱,内部运营存在极大问题。

第四是风险管理和财务管理问题。风险管理方面,绝大多数的城商行没有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特别是在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方面缺乏认识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财务管理方面,很多城商行财务制度、内控制度不完善,财务会计标准低,管理水平低下,远远达不到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

第五是人力资源问题。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是企业成功的基础。人才特别是金融人才已经成为市场严重稀缺的资源,众多城商行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素质专业管理人才,导致各项工作滞后,竞争力低下。

2.深层次原因探讨

城商行面临的复杂问题背后隐藏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问题。一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过分强调GDP,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谋求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面临众多问题,如经济增长问题、税收增加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以及搞政绩工程企图获得上层青睐等问题。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集中力度越来越大,集中比例越来越高,中央财政宽裕、地方财政紧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从最高时的85%下降为目前的45%左右,而地方承担的事务却从40%上升到75%左右。地方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而税收的增长速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使得财政入不敷出,出现财政赤字。而我国现行法律又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市政债券募集资金,因此地方政府就必然要设法寻找财政收入的替代品。然而,中央三令五申、明令禁止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等,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于是举债成为地方政府筹资的主要方式。

由于对资金需求很大,而通过正规渠道又很难募集到资金,因此地方政府只能加强对当地城商行的控制,进行“金融创新”,试图用金融手段替代本应由财政手段发挥的功能。研究发现,城商行很大一部分金融资源被地方政府用来融资,城商行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的“取款机”。

三、国外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1.美国的社区银行

美国的社区银行是在特定地区范围内组建并独立运营的商业银行,主要是为当地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与之保持长期业务合作关系。社区银行在所属的区域内通过低成本的分销工具为客户提供基本简单的金融服务。它们专门为低收入的个人消费者提供小额贷款;支持小型企业为本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致力于提高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的生活质量。社区银行在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客户群、管理层和员工等诸多方面与所在社区融为一体。

社区银行的资产规模普遍较小,一般介于200万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平均每家社区银行有5个分支机构。社区银行的资产总额占美国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22%左右。在限制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法律废除以后,社区银行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由于其业务模式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群的金融需要,因此仍然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社区银行不是开发性金融机构,也不是政府的福利机构,而是纯粹的商业银行,进行商业化运作,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它们不会提供有政府导向性的业务;不会在政府机构的影响下经营;不会优先运作基础设施项目;不提供特许利率贷款;也不会把社会的目标置于银行的财务目标之上。

2.日本的地方银行

日本的地方银行总部设在地方城市,并以总行所在的都道府县为经营区域,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以及地方的公共团体保持密切的联系。日本主银行制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充分体现了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日本的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经营干预程度很大,高度强调地方银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些银行开始扩张走国际化道路。但进入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地方银行的资产质量普遍恶化。目前,日本也正在通过重组兼并等方式对地方银行进行改革。

3.欧洲的储蓄机构

在欧洲,作为中小银行的储蓄机构最初由社会改革家、慈善家、宗教或互助组织、贸易行会、雇主和企业组成。储蓄机构主要定位于向经济发展主流之外的部门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大多数的储蓄机构都由政府参股或控股,如德国和奥地利的多数储蓄机构是由政府拥有和控制,而且主要是由州和地方政府当局控制。

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还赋予储蓄机构各种特权,以鼓励其向某一地区提供信贷或向某一特定群体提供储蓄服务。在法国,储蓄银行垄断了免税储蓄账户,互助银行独享发放补贴贷款的特权;在德国,政府对储蓄银行提供正式担保,用于提高信用等级以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各国政府鼓励地区性的银行积极参与全国性的银行竞争。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欧洲储蓄机构纷纷建立防御性的行业内部联盟或展开积极合作。

四、城商行的重组模式和改革初探

1.城商行的重组模式及存在问题

第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复制“汇金模式”主导城商行重组。所谓“汇金模式”可以概括为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三个步骤。这是中行、建行和工行进行股份制改造采取的方式。地方政府动用各种资源剥离不良资产,为城商行卸下历史包袱,提高资产质量,并择机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重组。典型的例子是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等。北京银行2005年3月引入荷兰ING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和国际金融公司作为财务投资者;南京银行曾引入巴黎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引入国际金融公司入股。

但是,对城商行的这种重组呈现马太效应,即越是中心城市的、资产质量较好实力雄厚的大型城商行重组难度越小,而绝大多数地处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商行仍然很难获得新增资本。

“汇金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财务重组转化为实质重组,真正使得城商行能够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机构。

第二种模式是省级政府推动组建跨区经营的商业银行,即横向合并。参与各方共同组成一个新的法人实体,采用统一的企业名称和统一的组织结构,实行内部化的管理和经营,资源共享,而城市商业银行则较大程度地保留了自身性质,即地方性色彩依旧较为明显,典型的例子是徽商银行和江苏银行。徽商银行是在合肥商业银行基础上吸收五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七家信用社成立,实现安徽城商行的横向联合;江苏银行是江苏境内除南京银行之外的10家地级城商行合并而成。

但是这种方式存在的潜在问题是如何排除省级行政力量对银行经营的干预;而这种重组方式能促使城商行迅速做大,资产快速扩张,但是能否做强还是个问题。

第三种模式是城商行的民营化,即引入民营资本参股城商行。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实力雄厚。目前已有多家城商行引入民营资本。银川市商业银行曾引入大连实德集团参股。绍兴商业银行也曾吸纳9家企业参股,合计增扩股本金2.5亿多股,总金额2.8亿元,使总股本达到5.5亿元,而民资在该行股权结构中的占比达到70%左右;杭州商业银行的股本金额从5.25亿元增加到10.05亿元,国有股、民企股和自然人股份分别占45%、45%和10%;宁波商业银行新增资本金13.8亿元,使该行总股本达到18亿元,国有股、民企股和自然人股各占25%、55%和20%。

这种模式存在得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控制对民营股东发放关联贷款以及如何保证民营股东在董事会的利益。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参股一家金融机构有利于获得融资;而对地方政府来说,保留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是极为重要的。面对民营资本参股城商行的热潮,一些地方政府的想法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带来资金,但又不放弃对银行的控制。

贵阳市商业银行在2001年就完成了民营参股的工作,贵州神奇集团、西洋肥业等有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分别持有近10%的股份,但董事会6名成员中却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从2002年到2004年4月,作为济南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在董事会中竟然没有席位,董事会多数成员都与当地政府有密切关系。尽管经过两次增资扩股后,地方财政的股份已被稀释到2.5%,但董事会的实际控制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仍然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直到2004年5月,济南市商业银行董事会改选,力诺集团、道勤理财等股东派出的董事才出现在第三届银行董事会的名单上。

2.城商行改革初探

我们认为城商行的改革必须通过自外而内的方式进行,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关键。金融生态环境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程度、速度和质量。前文已经指出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良好的法律环境和高度诚信的社会文化是城商行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土壤,即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促进城商行健康发展,否则单纯的通过财务重组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商行面临的问题。地方政府行为是金融生态成败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要致力于建设绿色金融生态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支持引导城商行健康发展;城商行自身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市场化的运营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实践表明,政府干预较少、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外资或民营资本参与城商行重组的积极性高,而城商行重组后也能健康发展;相反,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城商行可能成为民营资本进行恶性融资的工具,如德隆对昆明商行、株洲商行和南昌商行的重组。

城商行应该定位为精品银行,提供差别服务,开展错位竞争,做精做强而不一定做大。对于规模略小但财务健全的城商行,在自身尚未成长稳健时就采取跨区经营或并购的举措通常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因此这些中小规模城商行的发展定位不应过多考虑资产规模,而应重点关注资产回报、资本回报以及利润增长,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在贷款条件和方式、利率定价、担保机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提供特色服务和产品,避免产品的同质化。对于大多数二线城市的城商行来说,可以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模式,服务小企业,服务市民,而跨区域经营和横向联合则不应成为未来几年考虑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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