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研究要讲究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它们又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实现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做出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贡献。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做出必要的分析、推理和论断。在比较研究中，严格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讲究科学的方法论，至关重要。
第一，科学的方法论同唯物史观重视历史条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战争到和平，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适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就是在不断面对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中发展的。如果我们不重视、不研究、不比较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怎样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也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何以能一脉相承而成为统一的科学体系，又何以能在当代做出重大创新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成果，当然只能从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转折上来考察，而绝不能脱离具体历史做抽象的比较和论断。如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倾向，靠背诵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强制推行俄国先夺取城市而后乡村的革命道路；如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左”倾错误，否定新的历史条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阻挠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使理论僵化，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还有如抽掉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抽象地议论决策的是非，离开时代的背景而抽象地评论历史人物在不同年龄段的功过和贡献，等等。凡此种种，不是脱离必要的历史条件去做抽象的比较和论断，就是结合根本不同或不可比较的历史条件去做肤浅的历史对比。从方法论上看，这种否定历史条件变化和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做法，“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同上书，第121页）。
第二，科学方法论同唯物辩证法所包括的历史性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根据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做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做出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结论。进行比较研究往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看不到时代的变化和历史阶段的更替，仍然把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拿来做比较，其结果或者是用今天的要求与观点去评价过去的事物，做出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否定历史的论断，或者是用昨天的、过去的观点来评价今天的事物，做出今不如昔、否定现实、否定进步和发展的论断。两种极端的实质都是脱离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因而其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
就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来说，比较研究就是要比较它们是否回应了历史的特殊需要，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前进，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接力赛”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这样的比较研究比简单地做出好坏优劣的结论更能说明问题，更能反映理论的实质，更加接近科学的真理。列宁曾经嘲笑那些随意抽取个别事例或玩弄实例的方法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和科学的对比不可相提并论。
第三，从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的理论贡献来看，最重要的是从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业的高度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业是绝不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的，出现曲折和大幅度的后退，往往是难以避免的，要充分估计其艰巨性、复杂性和史无前例的特点。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就既肯定它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创举，又郑重地提出绝不要把公社神圣化，断言公社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都是毫无差错的，甚至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要在一个长期落后的东方大国开创世界历史的新局面。综观其中每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和威武雄壮的活剧，无处不凝聚着领袖人物的智慧、胆略和远见卓识。但是，任何人包括最卓越的领袖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完全洞悉一切，不犯错误，顺利地实现预期的目标。只有从创造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求全责备，不强求他们去做那些看不清、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拿今天能够解决而过去却难以提出的事情做对比，提要求，论是非；而是要根据历史的发展把握不同的过程、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机遇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
创造世界历史的事业包括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业。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从事的这一伟大事业，既要从他们生前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研究，也要从他们身后的影响来研究，这里有一个如何把握创造世界历史的尺度问题。列宁指出：“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例如，从毛泽东、邓小平历次倡导的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独立自主来看，其意义绝不限于当时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具体任务，更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又如对“文化大革命”的考察，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在纠正某些具体错误上，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揭露“四人帮”的夺权野心上，在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和制定正确战略上，在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上，仍然有着巨大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这种作用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突出。可见，考察创造世界历史的事业不应就事论事，而应做更长期的历史考察和历史反思，不能把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考察的世界历史同一时一地的实际政策混同起来，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同上书，第166页）。
第四，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明确他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解决他们的定位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开创者，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走在历史发展的前面为它指明道路，能够比其他人要先解决历史发展的“物质因素”所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人，都会造就出这样的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时代所造就而又推动时代前进的历史伟人。关于毛泽东，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关于邓小平，党和国家高度评价了他做出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党在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可见，对两位历史伟人的比较研究，是从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地位上考察的，是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及其不同需要来考察的，是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创新进程中的贡献来考察的。比较研究就是要突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应当做出的贡献，突出他们的时代特色，突出他们不同的历史性贡献，这样才能真正反映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对历史人物做比较研究、要紧紧围绕他们的本质特点进行，离开了这些，提出某些过高的、超现实的要求，就会使人物脱离实际，甚至走向神秘化；反之，离开了人物的本质特点，提出许多琐碎的细节做比较，就会把思想家、革命家降低为一般群众，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
纠正、继承和发展：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近几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是很热的，但基本上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状态，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多半是从某一方面入手，进行专门问题的分析比较，例如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观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物质利益观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民主观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比较研究，等等。综观目前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能够看出一个基本的脉络走向，即基本上是围绕着纠正、继承、发展这三个基本点来进行分析研究，探讨这三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纠正、继承和发展是当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两者关系问题的进一步具体化。纠正、继承和发展这个基本的研究思路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遵循。我认为这个基本的研究思路是对的，问题在于需要沿着这个基本思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需要在这三者关系的准确把握、准确表述上下功夫。目前这方面研究工作中主要存在着对这三个基本点的确切含义、具体内容及相互关系的把握和表述上的不准确问题，这是比较大的难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一是资料方面的问题，还有许多历史资料一般研究者无法掌握，特别是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资料，一般研究者是看不到的，而不能全面系统地掌握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伟大思想家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要进行比较研究就有一定的难度。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研究方法。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能把历史人物置于他们所实际处于的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和评价，往往用今天的认识和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使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失去历史感。所谓非辩证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能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全面地、动态地进行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使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失之偏颇，陷入孤立片面。可以说，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研究方法，是目前进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的大敌，必须认真对待，努力克服，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引向深入。下面具体谈一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者关系中的纠正、继承和发展问题。
关于纠正。邓小平究竟纠正了毛泽东的哪些思想、观点？为什么要纠正？这既涉及纠正的客观依据，也涉及纠正的具体内容。目前已有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笼统，展开论述的不多，且大都集中在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从思想理论的更高层次上进行深入分析的不多。有人担心纠正说多了，会损害毛泽东的声誉和形象，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只有把纠正这个问题说透了，后面的继承和发展才有客观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纠正，就没有后来的继承和发展，纠正是新思想提出和新理论产生的必备基础和前提条件。事实上，如果没有对“两个凡是”的纠正，就不会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如果没有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纠正，就不可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那么，把纠正说透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客观历史，是社会实践。只要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社会实践，牢牢把握住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检验这两条，纠正的问题就能够说透、说准确。只有把纠正问题说透了，才能够对当前的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
关于继承。在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问题上，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国外，如日本就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方向的东西，是两个极端，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类似这样的“背离论”，在国内也有反映，既反映在一些理论文章中，也存在于部分干部群众的认识中。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还是背离，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多，且缺乏针对性、说服力。我们的理论研究显然要在这方面下力气，要有的放矢，针对目前存在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究竟继承了毛泽东的哪些思想，为什么要继承，是如何继承的，是在什么条件下继承的，也就是说，要深刻而清晰地揭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共同性和继承性。他们之间的这种共同性和继承性，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并肩作战、共同奋斗、共同追求的产物，是两者本质上的一致性、思想理论上一脉相承的集中体现。我赞成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把两者之间的共同性和继承性作为着力点，进行深入研究，以化解部分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和糊涂认识。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共同性和继承性说深说透，对于我们高举时代的理论旗帜，明确全党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发展。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问题，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已基本成型了，有几个大的方面，有那么主要的几条，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所阐述、所发挥。下一步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深刻揭示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和历史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对历史合理性问题应该进行很好的研究，要避免过去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宣传中出现过的“处处是发展”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努力使我们所说的“发展”有坚实的客观依据，有事实上的说服力，也就是能站得住，让人信服。
在对纠正、继承和发展这三个基本问题做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强调的仍然是历史的和辩证的这两个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所谓历史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其核心是尊重历史实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的产物，对他们的分析评价应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他们所应该承担和所能够承担的历史任务，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脱离历史实际的拔高和贬低都是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同时还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考察历史现象，把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把历史过程中的人和事看做历史发展长链中环环相扣的“结”，每个结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都既有差异性又有继承性。历史地辩证地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虽然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但真正落实到具体研究工作中并不容易。因为人作为研究工作的主体，其所从事的研究必然受到主体意识中理性和情感等不同因素的制约，而研究工作一旦被某些情感的东西所左右，就很容易使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失偏，误入歧途。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值得我们今天警惕。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不能就事论事，局限在我们过去常常习惯使用的一些比较方法中，要开阔视野，更新方法。当前国内外有关比较科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很快，有许多成果问世。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的学者应该尽可能地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关注和了解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化学开展的现状和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学会借助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使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
从不同的层次进行动态、全面的比较研究
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我认为，这种比较研究应该是多层次的、动态的、全面的，至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这是目前比较研究中涉及得比较多的；二是对作为两位伟大实践家、理论家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全部活生生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这个比较的外延实际上比第一种比较更宽泛，更具动态性和个性化。这两种比较有区别也有密切的联系，比较研究只有兼顾这两个方面，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呢？先看第一个层次。党的十五大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科学的和明确的提法，即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再次飞跃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时，更多的是指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科学结论和科学体系。这两个理论以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命名，说明这两位伟人对这两个理论的建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两个理论又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实践、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如不少同志所指出的，这两个理论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对它们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对我们继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比较研究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恐怕是不全面、不充分的。事实上现在不少的比较研究也没有局限于此。之所以有必要明确提出比较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创立者个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都是动态的、流动的、发展的，处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也都必然深深地打上创立者个人的烙印。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伟大的实践家、探索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邓小平在发展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探索和实践，这中间思想理论的提出是动态的、发展的，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正确走向正确，从条件不明朗走向条件明朗的逐步演进的过程。因此形成了两位伟人之间有差异、有个性、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思想，内容非常生动和丰富。从这个角度看，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绝不是对二者进行简单的对比，而是十分复杂和需要花很大气力的事情。
对于为什么要区分比较研究的层次，为什么要多层次地进行研究和比较，我想至少可以提出以下的理由：
第一，从比较研究的目的来看。现在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关心？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实践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事业。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毛泽东开创的，邓小平领导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了。今天毛泽东、邓小平都去世了，他们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包括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要做的事情，都是要继续推进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事业。邓小平本人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而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开创者。邓小平的很多思想、观点、立场、作风明显地和毛泽东是非常一致的。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前两代领导集体已成为过去，现在是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个事业还要前进，我们现在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驱，是我们正在从事的这个事业的开创者，我们是他们的继承者。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也有一个继承关系，邓小平是继承毛泽东，我们是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的大的跨度上、大的尺度上来理解，而不在乎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暂时的倒退、一些旋涡。总的讲是开创了这个事业，这个事业要继续往前发展。现在邓小平提出的很多问题在新的实践中又遇到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对前人进行总结，而这个总结过程必然要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包括失误的问题、伟人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或者不同点的问题，但着眼点应放在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个大前提下，为了继承和推进这个事业，就要全面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比较研究这两个科学理论体系，也比较研究两位伟大理论家的全部生动丰富的思想，研究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如果把握住这个大方向，其他问题的比较都会迎刃而解。
第二，从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对象的复杂性来看。在比较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晚年在实践中又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50年代以后，毛泽东本人逐渐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迹，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个大的曲折和反复。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比较研究既显得重要，难度又非常大。但是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严重失误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关于如何防止执政党变质，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科技、经济，关于如何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仍然有很多正确的思想，至今仍给人以启迪。也就是说，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实践家，他的思想是异常丰富、复杂的，不能只是简单地区分一下正确和错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发展的高度，辩证地对待毛泽东的理论遗产，把不正确的纠正过来，把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比较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比较研究邓小平是如何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这显然不是对两位伟人的思想进行简单的对比所能奏效的。如果仅仅比较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把邓小平进行理论探索的历史过程讲清楚，不可能把邓小平如何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讲清楚，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三，从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来看。比较研究涉及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浅层比较和深层比较、全面比较和片面比较的问题。我们应坚持动态的、深层的和全面的比较研究，克服静态的、浅层的和片面的比较。而动态的、深层的和全面的比较，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的，要求我们把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理论放到历史的实践中去，从大的历史的尺度去看待和比较他们的思想、观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角度去考察。如果将历史的尺度放得更大更远一点，应该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曾反复讲，他最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其实毛泽东也是这样，再往前追溯，孙中山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时讲过，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我们是继承者，不应苛求前人。在这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武器，我们是找武器，现成的武器没有，在艰苦的探索中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方法和途径，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这个历史过程并没有完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新的实践、新的探索。因此，全面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的理论和思想，对加强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意义十分深远。
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除了分析比较其个人主观方面的因素外，还要考虑时代及地域等方面所赋予的不同条件的影响。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两位伟人活动的时代背景的比较研究。当然，从大的方面看，他们所活动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但细考察起来，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应当引起注意的不同的时代机遇。
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面临着从经典向当代发展的任务。从50年代起，社会主义又面临着扬弃传统模式、创立当代模式的重大转折。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及地缘政治等条件的深刻差别，各国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这些任务的理解和实践上渐渐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世纪初，不仅出现过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那样的对立，也出现了类似列宁与卢森堡、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种种分歧。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也出现过两次高潮和两次分化：一次高潮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出现了中国与苏联等国两种基本类型在改革模式取向上的分化；一次高潮出现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结果是中国等一些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苏联东欧等国确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这两次高潮中的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际上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种停滞的状态：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苏联出现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东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是出现反复、陷入停滞，就是摆向带有浓厚“第三条道路”色彩的欧洲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造成这种停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曲解所造成的理论的停滞、僵化，使指导社会主义的理论落后于或有悖于时代的发展。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革命领袖，他的突破意识、创造精神和探索的勇气是许多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建国后不久，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应该而且也能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之路。他的努力取得了一些伟大成就，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大跃进”是错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错的，但却都带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人民公社化运动、“五七”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虽不能代表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却也明显不同于苏联模式。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改革之所以出现了一些失误，除了长期革命的巨大惯性、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陌生等因素限制了他的眼界外，还有当时时代条件的发展程度对其认识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至整个60年代，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和黑人运动等的勃兴，美、苏两霸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及其引起的普遍抵制，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景象。这种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和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
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停滞仅仅归结于某些个人的因素，实际上，它更多地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遗物，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可能，这并不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某些论断，而且从根本上看，也是20世纪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正统的主流思想，这从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可略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和任何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伟大影响的思想一样，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因时间和地域等条件的不同，在实践的推动下，根据客观对象的发展程度，不断地总结新经验，补充新内容，并变换其具体形态。而在这种种变化中，其主要的、本质的方面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提高到更高的阶段。
可以说，自50年代中期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走上改革之路后，直至7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功，但从总体上来看，还缺乏破除旧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条件，还缺乏冲破一些陈旧观念束缚的可能，或者说还没有以当代发展的视野完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但是，近三十年的曲折发展给历史留下的并不只是一片空白。无数的探索、争论、设计、试验，无论是正确的、成功的，还是错误的、失败的，都使人们逐渐明确了哪些目标模式是错误的，哪些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可行的，都使人们不断接近了对改革目标的正确认识，也使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逐渐成熟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等国家，虽然还面临着多方面的怀疑甚至反对，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尽管在此之后还经历了一些曲折。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邓小平参与了建国后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决策和执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有着深刻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中两落两起的经历，更使他看清楚了中国的建设与改革的症结和希望所在。“文化大革命”把“左”的错误发展到极致，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在最为典型的状态下认识到“左”的错误的实质和根源。1978年底，真理标准这样一个普通的哲学命题之所以能引发那样一场空前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只能用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来解释，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而且其程度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最终结束建国后反“左”却又导致“左”的膨胀之类的循环（例如1959年、1962年、1974年和1975年等等），才能真正吸取苏联东欧等国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大胆地借鉴、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中充分反映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各种成就，充分地利用改革中的后发优势，提高中国改革的起点，在新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的课题。
与此同时，随着国门的打开，20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的新科技浪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扑面而来，在国人面前展现了一幅新的发展景象。所有这些都使邓小平有可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来思考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设计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
从提出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时起，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发展方向：一种是按照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的陈旧思路，把引入市场经济等同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兼容并相得益彰的全新思路。邓小平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着眼于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五大从原则上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准确的概括：首先是一脉相承，其次是新发展、新阶段。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扬一抑一，有的人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因此，实事求是地、科学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两者都是科学理论，党的指导思想，不存在谁高谁低，谁对谁错的问题。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一是为了正确说明两者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纠正一些错误的观点；二是为了进一步探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规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这是比较研究的一个方面。
比较研究的另一方面，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也是人们更为关注、更感兴趣的方面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思想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难度很大。现在，研究者们可以公开评说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但在对邓小平的评论上，时下研究者们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要从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较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大胆探索、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科学研究的本质和使命在于创新，否则就不是科学研究，而是解释、宣传、普及 。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惟书、惟上的教条主义学风根深蒂固，至今仍严重禁锢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如有的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文件说的”。其实，即使文件上已有的结论也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检验、修正、补充和完善。文件上没有说的还很多，不能认为文件上没有说的就不能说。文件上没有说的话也可以说，也需要说，否则认识就停止了，社会就不发展了。当然，提出新的观点要有根据，不能主观臆断。
对两位伟人进行比较以什么作标准？有人以毛泽东作标准来衡量邓小平，也有人以邓小平作标准来衡量毛泽东。做这样的比较，必然失之公允，扬一抑一，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论断。正确的做法是以社会实践为惟一标准，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对两位伟人的理论与实践做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有的研究者往往离开毛泽东、邓小平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社会实践，不顾他们的整体思想，孤立地摘取他们的某些言论加以比较。这种形式主义的简单比较往往失之偏颇。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的有些思想、观点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则很成问题；有些思想、观点只是一时的天才闪光，并没有形成定见，更没有付诸实践；有些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有部分真理。例如，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至今看来，仍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出现了失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又如，毛泽东晚年夸大了社会上和党内的阴暗面，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政治形势做了主观主义的判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直接导致了错误的实践——“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应坚决予以否定，其惨痛教训应永世不忘，以免重犯。但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历史事实又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共产党内有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晚年对苏共和苏联社会性质的判断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应验了毛泽东的话。根据我国社会的现实及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教训，邓小平也讲，垮起来很容易，建设就很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简单地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态度都不可取。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伟大。任何低估邓小平历史功绩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遇到了许多从未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是失误的总暴露。有些问题，如党风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等，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讲，而且在理论上似乎也有一套新的说法，有所发展，可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党风问题，从中央最高领导到平民百姓，无不忧虑，医治的药方开了，但病没有治好，问题没有解决，腐败之风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这说明药不对症，理论还不成熟，不完善，有缺陷。在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反差时，应认真分析产生反差的原因，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形成新的理论。
比较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发展过程。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绝对的，又是不确定的、相对的。有些理论、政策，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百分之百正确，但事后看，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后就会发现其有缺点、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受他所处的时代条件的制约和个人自身条件的局限，都不是完人，都会犯错误。实事求是地指出前人的局限和不足，这决不是抑谁扬谁，这是超越前人，把他们未竟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全盘肯定，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自我陶醉，只能导致落后。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在比较研究时，人们比较热衷于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而往往忽略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历史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研究者往往只注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上过急考的不足，而低估了他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功绩；往往只注重评析毛泽东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方面“左”的错误及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忽视了他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忽视了他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做的可贵努力。邓小平拔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摆脱了危机，重新焕发了生机。邓小平留下了宝贵了精神财富，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开拓创新的思想武器，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尚待我们去着力解决的难题。
无数事实表明，探索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在中国，毛泽东是开始，可看做“否定之否定”发展过程的肯定阶段，“正反合”三段式中的“正”；邓小平拔乱反正，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否定之否定”中的否定阶段，“正反合”中的“反”；历史的发展应当有一个“否定之否定”阶段，即“合”的阶段。笔者提出“合”，并不是从哲学公式出发，而是感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合”。当然“合”的阶段的出现和完成不仅要有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条件。在“正”与“反”的基础上，做好“合”的文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我们应有这种自觉性和使命感，着眼于理论的新发展来进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应明确二者的内涵。对于前者，学术界几无争议，而对于后者，则尚未达成一致。目前在大量的出版物中，都采用和认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提法，但并没有对这一提法做出深刻而认真的思考，而某些形式化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反而会产生以政治领袖为思想领袖的嫌疑。实际上，在各种出版物和媒体中出现的邓小平哲学思想，并不仅仅指邓小平个人的哲学思想，而是对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共同探索成果的一种统称。事实上，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所处时代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课题的哲学解答，邓小平哲学思想也是对“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哲学探求。它们都集中反映了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比较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多地带有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思考的特征，而邓小平哲学思想则更多地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成果。因此，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局限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之间的比较，而应是两个时代精神的比较。从这一视角出发，不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是邓小平哲学思想，我们的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有待我们去挖掘、拓展。
对哲学思想做比较研究的基本目标是将对象双方的异同进行比较，并通过对其异同的背景分析，把握哲学发展的规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哲学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联，因而，任何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都是依其对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来确定的。现代中国的众多哲学流派，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梁漱溟的新儒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以及胡适等人引进和推介的实用主义等西方近现代哲学，都未能构成当时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1)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他们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进行纯学理的比较，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都是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题、富有特色的内容，还是其发展的动力，都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实践。同样，要确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于社会实践，不是书斋里的纯学理的玄学，只有在社会实践中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课题，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哲学思想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只从学理上进行单纯的逻辑推演，从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致性来否认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客观存在，是错误的。否认了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比较研究就会误入歧途。
(3)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谓实事求是原则，在这里就是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既不无限夸大，也不有意贬低。在目前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毛压邓，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而邓小平哲学思想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不足以称其为哲学思想体系；另一种是以邓贬毛，任意拔高邓小平哲学思想，随意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这是极不严肃的研究态度。
那么，如何在比较研究中做到实事求是呢？这就涉及比较的方法问题。
首先，比较研究应该坚持整体的观点，切忌片面性。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是一个逻辑结构严密的系统，每一部分都不能脱离整体，即使在讨论具体的哲学内容时，也必须放在全局和整体之中进行，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因时因事的多种解读。从整体意义上比较，才可能对比较的对象有总体的、全面的把握，而这只有在全面系统地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其次，必须努力把握比较对象的本质，即要着眼于不同哲学思想的实质所在，不要纠缠于具体问题、表面现象的差别。尽管在研究中，对实质的认识和了解不能离开对具体原理、具体问题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在进行不同哲学思想的比较时，则不应在某些具体和表层问题上纠缠不清。部分只能存在于整体之中，将其与整体之外的事物进行对比时，部分必须转化为整体，即比较要遵循对等原则。比较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哲学思想，并非要证明两者在实质上的不同，恰恰相反，是要从对其实质的比较中，认识两者之间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若只局限于具体问题和表面现象的比较，就无法真正认识何以继承，何以发展。
再次，比较研究应该坚持联系的观点。比较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不能脱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践中产生的，而中国社会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社会，任何社会问题都同时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方面的意义，因而对社会问题解决的哲学意义也存在于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解决方式之中。要正确地认识哲学命题，决不能脱离历史所赋予它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理论氛围。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相互关系也只有放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辩证的理解。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比较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仅可以从这种比较中认识和把握它们之间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且可以从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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