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史学理论异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史学论文,中西论文,古典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史学理论与史学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诞生了古典史学理论。古典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史学目的论和史学方法论。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史学方法论上，中西古典史学理论都提倡求真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史学树立了优良传统。虽然中西史学发展的路子不一样，但在古典时期的史学理论却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关键词 中西古典史学理论 史学目的 史学方法 异同论
本文所讲的中西古典史学理论，在中国，时间界定为先秦两汉，史学理论以孔子、司马迁为主；在西方，时间界定为古希腊罗马，史学理论（其中不包括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史学理论）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为主。总体范围是以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为主要参照系。
古典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希腊罗马，在史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古典时代所创立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一直是指引和鼓舞后世史学前进的灯塔。它对于世界文化，尤其是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古典时代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但是，古典时代的历史著作中则饱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古典时代的史学理论在整体上的发展是十分全面的，它涉及到了史学理论的诸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都有着明确的论断和深刻的剖析，在这种全方位的探讨过程中，构建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史学理论。
一、史学目的论
历史学作为一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的科学，它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历史学家著述历史著作要达到怎样的目标，这是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学的重大社会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反思人类自身的历史经验，帮助确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的对策，以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
中国古典史学萌发于官方对史事的记录。《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种“官书”显然就包括了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所谓“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1〕。因此， 由“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辅助的目的。而《国语》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2〕， 就十分明确地包含了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的褒扬和对恶的贬斥，从而来加强道德的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汲取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上的举措。这就是中国古典史学的目的和宗旨。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因此，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孔子是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孔子修《春秋》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求。他在《春秋》中对史学问题有着自己的精深见解，认识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的宗旨。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由此可见，孔子是要以《春秋》来惩恶而扬善， 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左传》指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4 〕而司马迁更进一步将《春秋》的这种社会作用比之于一场革命变革：“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发难”。〔5〕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 惩恶劝善的宗旨就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
先秦时代的其他史学著作如《左传》、《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也都继承了《春秋》的传统，重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逐渐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一般说来，在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上，史学的“经世”宗旨应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用于现实的“资治”观念，即历史的垂训作用；二是“明道”观念，即因事务实的“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6〕作用。
秦汉之际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使得历史学家们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临终前念念不忘其历史家的职责，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7〕司马迁遵其父遗志，也认为：“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8〕。所以，他提出了资治观：“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9〕“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10〕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特别是孔子史学思想的传统，重视通过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为统治者提供治国良方。不惟如此，司马迁比前辈史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他的著作除了具有政治借鉴和垂训的价值外，还具有道德教化和知识启迪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这不仅是对《春秋》的社会功能的肯定，也道出了全部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辩是非”、“善善恶恶”。一般人只看到孔子以来的史学理论具有砭刺、惩戒的作用，而司马迁却以其所独具的慧眼强调它具有“劝善惩恶”的双重功用。“《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讥刺而已。”〔11〕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固然不乏针砭，同时也特别重视记载并颂扬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嘉行”和“美德”，用以教育、鼓舞和团结人民。他在《史记》中刻划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将那些善恶分明的人物分类立传，如《循吏传》、《佞幸传》、《酷吏传》等，观其目则褒贬自现。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丑恶行径；另方面挖掘并讴歌了下层民众中蕴藏着的创造才能、高贵品质和奉献精神，从而使得史学的道德教化更具有针对性、普遍性和实用性，史学的目的更加明确化。于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宗旨就发展为从鉴戒、惩劝、教化至资治、明道，最后为经世这一体系。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结，形成相当严密的史学思想网络，这也是中国古典史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并长期沿袭，史学经世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占据了其主导地位。
在西方，历史的用途和功能的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也有大量的文献对此展开过讨论。古希腊的修辞学家们，尤其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338年）提出了“历史是道德范例”的史学理论〔12〕，史学的垂训目的就成为西方古典史学宗旨。所以，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著述之意在于训世，而这些史家们本人又多为政治家或军事家，以切身的经验教育后代，重视运用历史事实进行道德教化。被西塞罗（cicero，前106—43年）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us，约前484—424 年）所著的《希波战争史》（《历史》）是西方史学，也是西方古典史学的开山之作，它为后世的西方史学开创了研究和著述的基本准则。希罗多德在一开篇就明白地提出了史学的宗旨和历史研究的目的：“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的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13〕。在这里，希罗多德创立了“鉴诫史学”的原则，他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有实用的价值，目的在于训世教诲；可以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教育，国家兴衰和人事成败都有轨迹可寻。希罗多德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对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从希罗多德到兰克以前的史学传统也就被称作“鉴诫史学”传统。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56—396年）更是重视史学的垂训目的和史学的教育功能。他认为治史的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利用过去的经验，使之避免前人的错误。所以他说他自己写历史“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他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14〕修昔底德是想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说明雅典国家的成败兴衰之迹，用以垂训后世。他用历史事实进行政治教育，为后世政治史家寓政治于史，以史为政治借鉴树立了榜样。他在歌颂伯里克利的稳健政策、抨击克勒翁的某些措施时，爱憎分明，褒贬有度，有着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修昔底德史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史学教育功能，即史学的垂训和道德教育功能，被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称之为“范例史学”，认为“这种史学的职能是选择有‘教诲’意义的适当范例，通过史学家之口来说明向人民所要谆谆善诱的东西和预先谨防的东西”。〔15〕这种“范例史学”，在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中就是“借鉴史学”，亦即“资治”观念。
一般认为，首先从理论上阐发史学的垂训和教诲作用的是波里比阿（Polybius，约前204—122年）。他在西方第一次提出“历史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他认为历史是具实用价值的学问，是经世致用之学，不仅可以使人们心智广博，而且可以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为历史为人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先例，使人们知所遵循。他说：“只有以类似的历史情况和我们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今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什么时候应当更勇敢些”。〔16〕波里比阿认为：“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唯一途径，除此别无它途”〔17〕。在波里比阿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精确的或可指证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18〕。他说：“历史和悲剧的目的并不是相同的，勿宁说是截然的对立的，……历史要求以人们言行活动的真实记录对富有求知欲的人提供经久不变的教训和指南。对于悲剧作者来说，主要是通过类似于真实的报道使求知心强的人受益”。〔19〕在这里，波里比阿实际上提出了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即本质与目的问题：本质就是对人们过去活动的记录和解释，目的就是实现真实的记载和为需要的人提供经验教训和行动的指南。
古希腊史学家们这种重视历史垂训作用的传统，日后为古罗马史家们所承继。被称为罗马史学奠基者的老加图（Cato the Elder， 前234—149年）用拉丁文写的《罗马历史源论》（Origines ）是罗马第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老加图通过历史写作来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深信历史著作写作的目的是劝善惩恶，历史著作必须具备垂训的功能，以宣扬爱国主义为目的，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作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塑造青年一代的优良品德。著名史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强调历史的政治借鉴和道德教育的双重功用。他在《罗马史》的序言中说：“历史研究之所以健康而有益，主要是由于这一点：你可以从中看到各种经验教训，犹如明显地刻在纪念碑上，从这些教训中，你可以替你自己和你的国家选择要模仿的东西，从这些教训中还可以注意避免那些可耻的思想和后果。”李维坚持写作历史的目的在于垂训后世。他的《罗马史》的字里行间里褒贬分明，意存劝诫。他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认为“史学之独特功用”就在于可以从中引出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研究过去的事情，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是好的，那么就模仿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话，那么，你就要引以为大戒，竭力避免”。〔20〕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塔西陀（Public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6—120年）同样十分重视历史的功用。 他强调历史著述的道德的目的，从道德家的角度来写历史，认为历史学家的立意应有所褒贬，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的水平。塔西陀在《编年史》中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21〕正因为如此，塔西陀的著作也就成了“真正体现了作者著史目的一惩恶扬善的书”〔22〕。这里保存人类功业，使之垂训千古、教育后世的写史目的，与古希腊史学的目的一脉相承，也与中国古典史学的鉴戒、教化目的殊途而同归。
可以说，中西古典史学在其史学目的、史学宗旨上是相一致的。但是，同样是具有实用功能，起借鉴、垂训作用的史学，在社会生活中以及在整个学术中占有什么地位，中西古典史学却截然不同。在古代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一向是“六经皆史”，经史之间关系密切。“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23〕“人有恒言曰经史，史所以载兴亡，而经亦史也”。〔24〕王守仁则进一步指出：“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25〕因此，史学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为古代的学者们所认同。而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由于其史学的目的与史学功用，将史学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系于一体，古典史学的鉴戒、惩劝、教化成为史学的必备属性，史书本身也就具有辅助政治的作用，使古典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刘知几因此说：“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26〕。这也是中国古典史学诞生后，古代史学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古希腊，自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前384—322 年）写了《诗论》第九章以后，古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大都瞧不起历史学，认为历史著作不过是“记载一些细琐的小事，与研究永恒的普遍真理的崇高领域毫无关系”。〔27〕虽然在古希腊神话中，克丽奥——历史之神被列为缪斯众女神之首。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要比历史更为科学，比历史记述更接近真理的观点代表了古希腊人不把历史看作科学的普遍看法。在古代希腊，虽然那些早期的历史知识传播者也颇受社会尊重，“听众把史诗作为遥远过去的记录加以保存，并给予传授过去知识的行吟诗人以教师般的尊敬”，〔28〕但是他们在国家政权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一些较高级的艺人而已，根本无法与中国古代史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相匹比。“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29〕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家们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在学术上，希腊人更多地把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以致于这种思想在西方还影响到了本世纪。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屈维林认为：“历史学有不变的本质，那就是讲故事，历史学就是永远是叙事的艺术”〔30〕。“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31〕西方古典时期有专业的哲学家、修辞学家、医学家和数学家，但没有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学园里有教师教授哲学、修辞学、数学、天文学等，就是没人教授历史学，史学不是一门课程。这种状况甚至延续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正因为如此，西方古典史学在学术上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地位，反而被归入到修辞学的行列。
二、史学方法论
早在春秋以前，中国的史官记事制度就相当发达，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但这只是一种封闭单一方式而延续下来的史官文化，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春秋以降，随着社会的动荡，原先完全由官方垄断的文字记载和史料，逐渐流入社会，人们有机会见到深藏于官府的史书。孔子修《春秋》，曾“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32〕甚至还有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室书”〔33〕之说。由于在著述史书时要对史料进行征集和考辨选择，编撰之先要搞发凡起例，编撰中要注意叙事、用文，以及阅读史书与研究历史的方法等，因此自孔子修《春秋》以来，中国古典史学对史书编撰方法的论述十分丰富，形成了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中的史学方法论。
孟子第一次把孔子的《春秋》作为历史著作而揭示出了史学方法论的三个要素：“事”、“文”、“义”。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4〕这里的“事”指的是史实，“文”指表述史实的方法和形式，“义”指史家的观点见解，三者构成了中国古典史学方法论中最基本的要素。这样就为后世撰写史书提供了方法上的一个总则，要求修史必须以史实为基础，善于以精炼、生动的文笔而表达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缺一不可。对于史料的选择，孟子还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35〕的原则，对古典史学的史料考订方法有着指导作用。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司马迁修《史记》欲“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其中包括实地的调查采访，并不拘泥于史料堆里。班彪则通过评议《史记》而提出“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主张“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36〕的撰史笔法，这些都是中国古典史学对史学方法的探讨。
西方古典史学肇始于希罗多德，史学方法论也由他所奠基。希罗多德在西方首先确定了历史研究要求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他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其中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证据，即对事实的忠实的陈述，而不是史诗式或戏剧中的神话和传说；一是推究真相的活动。〔37〕为了取得真实的证据，希罗多德周游地中海世界进行实地考察，亲自搜集历史资料，所到之处虚心向各界人士了解当地的历史。他本着“有闻必录”的原则，悉心搜集原始素材。“至于我本人，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38〕“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而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39〕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但并不全部采用，而是有选择地进行考证，辨别真伪，他说：“我在孟斐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些祭司谈话时，还听到各式各样的许多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所讲的话相符合”〔40〕。他还特别注意不让民族的偏见妨碍他对事实作出公正的判断，说：“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41〕他把同一事实的不同说法加以核对，互相参证，并明确告诉读者，哪些是毋庸置疑的，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哪些是有争议而暂时存疑的。为了证明事实的可信，他往往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并加上简要的评注。这种诚实的治学态度，给西方古典史家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终于成为古希腊罗马史家们的一个优良传统。
古希腊另一位史学大家修昔底德在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上，比希罗多德更加严谨和缜密。修昔底德认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批判和考证。最能体现他治史态度与治史方法的是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话。他说：“对于这场战争的事件我没有将任何偶然得来的信息不加思索地进行叙述，也不以任何我自己的意见为根据，我所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仔细特别地询问过的。这工作是一件费力的工作，因为同一事件的目击者会对事件划出不同的说明，正如他们记住了事件的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或感兴趣于事件的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一样。很可能我对历史特点的严格的叙述不能引人入胜，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在他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已发生事件的真实的图景和在将来人类事件的秩序里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真实图景，他将会说我所写的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也就满足了，我的著作是永久的财产，而不是一篇迎合人们兴趣的获奖作品”〔42〕。修昔底德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理智和科学的态度，他不仅力求真实地记载史事，而且力图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历史。因此，被西方称之为“世界上真正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43〕。国内学者认为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很接近于近代的唯理主义者”。而修昔底德“把神话和无稽的传说摈弃掉，是古代史学上划时代的事情”〔44〕。“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45〕
在希腊化时代，修昔底德的撰史风格与史学方法继续得到了发扬。波里比阿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观点，坚持历史记载必须真实，必须诚信无欺，并且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这种一丝不苛的求真精神。他说：“‘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46〕他还指出，历史学家不应以奇闻轶事来取悦于读者，而仅仅如实地记事载言，不论其如何平淡无奇。史学之目的与戏剧恰恰相反，戏剧家以最动人的文句，打动观众一时，历史学家则以真实的事迹和真实的言词取信于人，使严肃的学者得益于永久。在做到历史记载的真实方面，波里比阿认为：首先，历史学家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成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无私的大法官，从大量的事实证据中求得正确的结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切不可凭主观的好恶来歪曲事实；其次，要注重实地考察。他为了弄清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出奇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远征意大利的经过，曾不辞辛劳地循着当年汉尼拔进军的路线重走了一遍；第三，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轻信别人的记载，反对倚门傍户，随人俯仰；最后，要处理好求真与垂训的关系。历史之所以能垂训后世，关键在于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波里比阿严于律己，恪守以上原则，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也被认为是当时最合乎科学方法要求的。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请求”读者们注意：“不管是和我同时代的人或将来的人，如果在我的著作中发现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或记载失实之处，那末，你们就无情地批驳我吧！”〔47〕
但是，到了罗马时代，古希腊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求真与批判精神被淡漠了。他们大都追求的是文辞的优美典雅，铿锵可诵，片面强调文笔的赏心悦目，过分地注重历史著作中的文学成分，仅仅把历史事实看作是文学描写的素材，认为使用优美的文辞和典雅的风格叙述历史故事以鼓励人们的爱国热情比真实地描述事实更为重要。他们在治史的严肃性上，既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理智和科学的态度，更缺乏波里比阿那种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虽然凯撒（Julius Ceasar，约前102—44年）的著作受到著名修辞学家、雄辩家西塞罗的很高称赞：“此书叙事明快，开门见山，引人入胜，理应受到最高的赞赏。它质朴自然，绝无半点雕琢的痕迹，宛如天生丽质，无需衣饰增美，在历史著作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一清如水，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赏心悦目的了”〔48〕。因此，凯撒的著作一向被列为拉丁文的范本，但他的《内战记》里却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党同伐异的情绪，多有失实之处。李维的《罗马史》文词华美，描写逼真，笔调生动，使人们在阅读时不由得产生亲临其境之感。所以诗人拜伦曾称赞说：“李维的历史著作是生动的画卷”。然而就是这部罗马史由于疏于考证而造成叙述上的漏洞百出，因为李维的兴趣本来就不是要写出一部信史！〔49〕即使是罗马大史学家塔西陀也被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所指责，认为他“有系统地曲解历史”〔50〕。古罗马的史学家们大多不是把古代希腊严肃的历史学家而是把修辞学家奉为仿效的楷模，因此，他们过分讲究的文笔，往往因辞害义，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又为后来的西方史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收稿日期1997—06—12
注释：
〔1〕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原第一》
〔2〕《国语》卷17《楚语上》
〔3〕《孟子·滕文公下》
〔4〕《左传》成公十四年
〔5〕〔7〕〔8〕〔11〕《史记·太史公自序》
〔6〕《全唐文》卷57《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
〔9〕《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0〕《史记·六国年表序》
〔12〕〔44〕〔49〕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8、70页。
〔13〕〔37〕〔38〕〔39〕〔40〕〔41〕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7、545、525、517、 110、691页。
〔14〕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15〕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历史方法》，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6页。
〔16〕波里比阿：《历史》，转引自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79—88页。
〔17〕〔19〕〔46〕〔47〕波里比阿：《罗马史》，英译本，第一卷第35节；第二卷第56节；第一卷第4节；第十六卷第20节。
〔18〕〔31〕〔50〕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0、24—25、43—44页。
〔20〕李维：《罗马史》，英译本，第一卷，第2 页。
〔21〕塔西陀：《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5页。
〔22〕陈勇、 罗通秀：《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23〕《刘静修先生集》卷一《叙学》
〔24〕冯良佐：《续后汉书后序》
〔25〕王阳明：《传习录》
〔26〕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27〕亚里士多德：《诗论》（The Poetry）牛津1940年，第25页。
〔28〕布雷斯赫：《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史学》，芝加哥大学1983年，第6页。
〔29〕《新唐书·朱敬则传》
〔30〕屈维林：《缪斯神克里奥》，转引自杨豫《西方史学史》第7—9页。
〔3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33〕《春秋公羊传疏》引闵因说
〔34〕《孟子·离娄下》
〔35〕《孟子·尽心下》
〔36〕《后汉书·班彪传》
〔4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2页。
〔43〕〔48〕彼得·盖伊等编：《史学家的业绩》，（Peter Gay-and and Gerald·J·Caranaugh edit,Historians at Work），纽约1972年，第一卷。
〔45〕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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