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及其南开精神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开论文,精神论文,张伯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南开精神的基本内涵
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先生是南开精神的阐述者，他将南开精神高度概括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大字，并作为南开学校的校训。张伯苓先生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1](29、133)
二、南开精神的哲学基础
南开精神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张伯苓先生倡导阐述南开精神，是和他的哲学观点密不可分的。张伯苓先生没有系统的哲学论述，但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显示了他的基本哲学观点：“有精神方有物质，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1](251)这是张伯苓先生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最简单明了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二是物质和精神是否具有同一性？即精神能否认识和把握物质？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一种哲学观点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一种哲学观点是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张伯苓先生关于“有精神方有物质”的论断，显然是肯定了精神在先在前、物质在后，精神产生物质，物质是由精神产生这样一种关系，认为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张伯苓先生的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由于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因而，精神和物质是具有同一性的。这样，“有精神方有物质”的论断就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做了全面的回答。其必然结论就是“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欲”是人的愿望、目的和追求，其目标、对象是“物质”，而这种“物质”不是现实存在的，是由精神产生的，是以“造”这一行为为中介而产生的，因此“物质”的获得必须诉诸于“精神”，必须发挥精神的作用。人应当积极地发挥自己精神的能动作用，以改造物质，以改造世界。这样就强调和突出了精神的能动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精神方有物质”是张伯苓先生对世界的总看法，是张伯苓先生的世界观。“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是张伯苓先生由他的世界观必然引申出来的方法论，是他处理自己和周围世界关系问题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总的方法。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切活动所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只要有人和世界的关系存在，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所以它具有永恒的意义。哲学要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要给人以智慧，教导人们善于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必须考察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2](13～14)
张伯苓先生基于自己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这一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并指出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途径。他说：“中国近来之巨患不在有形之物质问题，乃在无形之精神问题。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必抵于亡。”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命运耳！”[3](34)
张伯苓先生基于对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的高度重视，特别重视“干”。“干”就能取得成功。一方面，他“常以‘干、干、干’三字训导学生”[1](21)。另一方面，他自己本身也特别重视“干”。他多次说：“我是学海军的，对教育本是外行，但我有志于办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我是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于干、干、干，今天我已经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了。”[1](21)重视“干”，用张伯苓先生的话说，“这正是我们南开的精神。不过还要弄清楚应当怎样干？”[1](65)“伯苓校长还常常口头上说两个字，是英文‘do it’，意思就是‘干’，凡事只要干，认真干，没有不成功的。”[1](131)
由于重视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所以，即使面对困难，也要保持一种蓬勃的朝气。张伯苓先生常说：“咱们南开真是‘难开’，不管钱怎么困难，咱学校的房子一定要修好，该上油的地方一定油饰好，永远看着有朝气。青年人不能萎靡不振。”[1](64)“物质是精神造的”，“只要精神专注，样样事都可以成功”[3](223)。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说张伯苓先生是唯心主义者，是就他的基本哲学观点而言的，是就他对世界的总看法而言的。“有精神方有物质，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作为张伯苓先生的基本哲学观点，其思想的全部落脚点和着重点在于强调发挥人的精神作用，在于发挥人的主体性，使人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能动性。
结合张伯苓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有关教育论述来看，张伯苓先生所直接追求的“物质”是系列化的成功的南开学校，而其追求的间接的最终的“物质”是富强的中国。正是基于对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张伯苓先生特别注重精神的作用，特别强调“干”，特别倡导和阐述南开精神。举办系列化的成功的南开学校，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需要一种苦干、硬干、拼命干的精神，需要公能精神；建设富强的中国也要有前述精神，南开学校培养的学生首先需要有前述精神。
“有精神方有物质，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是张伯苓先生阐述和倡导南开精神的哲学基础。今天，南开学校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南开精神，当然必须对张伯苓先生哲学观点中的唯心主义成分给予克服，而保留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注重精神能动作用的成分，把南开精神植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这样，南开精神的哲学基础就由唯心主义转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三、南开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4](35)
南开精神就是一具体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张伯苓先生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窃以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3](305)（这五端就是：愚、弱、贫、散、私。）张伯苓先生说：“上述五病，实为我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3](306)而“公”、“能”校训的提出，就是为实现上述目的。
张伯苓先生为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常向学生提出如下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3](258)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南开学校杰出校友周恩来总理年轻时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所反映和表达的精神就是南开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中华之崛起”是青年周恩来读书、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读书奋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显示了青年周恩来对自己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公”的品质和“能”的素质。热爱中华民族、希望民族强盛崛起，这就是“公”；通过读书以培养振兴中华的素质才干，这就是“能”。因此，可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青年周恩来作为学子对南开精神的一种解读和诠释。
“允公允能”就是要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培育具有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道德品质和具有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服务的能力的人才。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4](35)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各种途径和方式，就南开学校而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一个现实有效的途径就是在学校教育中弘扬和培育南开精神。
四、南开精神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收新事物，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这里，张伯苓先生对日新月异的解释和作为对南开人的要求具有如下一些方面的内容：一是南开人要能接收新事物、善于接收新事物；二是南开人要能并且善于创造新事物，做新事物的创始者，勇于和善于创新；三是南开人要能赶上新时代，不能落伍，不能落后于时代；四是南开人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做时代前进的引路人。其中1、3两项是对南开人的基本要求，而2、4两项是对南开人的较高的要求。日新月异的中心意思是要南开人保持一种进取精神。这种进取精神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张伯苓先生说：“《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健者，乃指昼夜相承，春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息而言也。吾人读此，则进取精神自然得矣！”[3](36)
日新月异不仅是对南开学校及师生员工的要求，而且是对南开校友的要求。张伯苓先生说：“南开学校，永远是随着时代进展的，以后对于学生之如何训练？课程之如何切实，当然更要与时俱进。可是我们南开的校友，也不能成为时代之落伍者。”[3](247)
日新月异、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首先是对人的要求。人应当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保持进取的精神。南开精神作为一种进取精神，必然自身也要保持不断的进取精神以丰富其自身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学校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社会主义新南开学校在对张伯苓先生所倡导的南开精神进行批判继承的同时，必然对南开精神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使之增加新的成分。而这样做，也正是南开精神中日新月异这一要素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赋予南开精神以新的内容，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五、南开精神是张伯苓先生和南开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南开学校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
张伯苓先生总结四十年南开办学经验时说，南开学校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对于学生教育训练方针，特别注意五点：一曰重视体育，二曰提倡科学，三曰团体组织（包括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体育、社团），四曰道德训练，五曰培养救国力量。“上述五项训练，一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四十年来，我南开学校之训练，目标一贯，方法一致，根据教育理想，制定训练方案，彻底实施，认真推行，深信必能实现预期之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绩也。”[3](310)张伯苓先生在上述南开学校办学四十年的经验总结中，进一步明确了南开学校“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的教育理念，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以“公能”统领“五项训练”、以“五项训练”来实现‘公能”的教育思想。
六、南开精神是南开人工作、学习的精神动力
张伯苓先生所倡导阐述的南开精神，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成为南开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成为南开人学习、工作的精神动力，而南开人在各行各业所做出的业绩一方面证明了南开学校教育的成功，另一方面又弘扬和彰显了南开精神。同时，南开精神在为南开人所认识、体会、实践的过程中，其含义也不断地被南开人通过自己的理解而加以丰富。
中国科学院院士申泮文指出：“张伯苓先生把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宗旨概括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称为‘南开精神’，把所有与南开事业发生过联系的人（教职员工和学生）统称为‘南开人’。南开精神深深渗入了每个南开人的心中，成为他们团结奋斗为祖国的复兴和繁荣富强而献身的一种推动力量。”[1](84)“它在我们身上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推动着我们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自强不息。现在我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当我想到校歌里这段名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时候，我就感到我仍然年轻，依然浑身充满了力量，要继续努力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贡献我的余生。”[1](85)
1983年，当时任地矿部副部长的温家宝同志在其《南开精神永放光芒》一文中指出：“南开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南开精神首先是革命的精神。”“南开精神是严谨的治学和刻苦的学习精神。”“南开精神是朝气蓬勃的精神。”“人是要有精神的，学校也是要有精神的。我的母校已经走过了八十年的历程。她不仅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在办学中形成了一种精神——革命的、科学的、朝气蓬勃的精神。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所应具有的精神。我愿这种精神在母校继续发扬光大。”“‘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校对我的培养教育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然而报答母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全党的宏伟战略目标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母校所期望的，也是她的学生的志向。”[5](17～18)
南开精神是联系所有南开人的纽带。“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朴素话语表达了所有南开人的心声。由南开学校培养出来的周恩来总理、温家宝总理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表现杰出的南开人，是南开精神的实践者、丰富者和发展者，是南开学校和南开人的骄傲，他们给予在校的南开学子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无形中对南开学校的发展以巨大的支持。
南开精神不仅是南开学校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南开精神不仅是南开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价值资源，而且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价值资源。南开精神对南开学校教育发展的作用、价值和意义对中国其他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