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阈下的启蒙困境——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塑造新女性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困境论文,性别论文,女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007-3698.2013.02.016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3)02-0092-04
女性进入到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源自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日益产生的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从晚清时期维新知识分子倡导妇女做“贤妻良母”以承担对种族、国家的母性职责，到辛亥时期的知识分子动员“女国民”直接投身革命来贡献国家，直至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疾呼妇女“人格独立”从而奉献社会。女性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而是被作为一种有利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和社会资源。
一、新女性塑造之双重诉求
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1]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从依附于丈夫到离家出走，不再做男性的玩偶，走向个人的觉醒。因为她觉悟了自己“也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2]娜拉的离家出走，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被赋予了除人的解放之外，女性走向解放的性别含义。所以，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成为新女性的典范，其“出走”的意向引导了众多女性冲破旧家庭，走向臆想中的自由生活。
1918年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了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讲。他分别从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女子婚姻三个方面，介绍了当时美国妇女独立自由的生活。他认为，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3]他呼吁超“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号召女性摆脱从属、奴隶的地位，做自立自强的人。至此，新女性的形象被启蒙运动塑造起来。
然而，吴虞提倡女权，是希望中国女性“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1]胡适呼吁女性自立，是因为“有了这些‘自立’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绝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3]他后来在《新青年》撰文回复读者来信时所言：“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4]
所以，新文化运动塑造新女性具有双重诉求，一则要女性抛弃依附于男性的旧形象，树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一则要中国告别被儒家专制思想所钳制的旧形象，建构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新国家。启蒙知识分子心中的女性，除了指涉具体的性别群体，还代表着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压的中国。他们塑造新女性的出发点是解决两性间的不平等问题，落脚点却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寻找出路。
二、新女性的践行及困境
1915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启蒙知识分子对女性解放的内容和方法争论很多，涉及女子教育、婚恋自由、经济独立、财产继承以及参政权等诸多方面。其中教育平等和婚恋自由问题格外引人瞩目，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启蒙知识分子认为，男女教育平等是塑造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的重要途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现代大学创办不足20年，政府严厉禁止招收女生。李大钊、张申府、蔡元培、胡适等极力呼吁男女同校，教育平等。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向北京青年会所作的《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演讲中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地方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5]2645月17日，身处西北甘肃遵化的女生邓春兰，就《邓春兰吁请大学解除女禁》致信蔡元培。一时之间，该信被京沪多家报纸转载，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当年冬天，北京大学率先打破女禁。1920年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相继开始招收女生。1920年10月，广东省政府公告了第一个大学开放女禁的官方文件。国立大学男女同校从此开始。
男女同校带来的社交公开，直接导致了关于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争论热潮，倡导婚恋自由成为启蒙运动塑造新女性的另一个重要途径。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出嫁的花轿内自杀身亡。第二天，长沙《大公报》以《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为题报道了赵五贞自杀事件。随后，舆论界围绕这一事件就婚制改革、妇女解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毛泽东作为《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先后在12天时间里发表了10篇评论。他认为赵五贞的母家、夫家和社会“三面铁网”是主要凶手，“这事件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6]
毛泽东之所以对赵五贞事件如此关注，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启蒙氛围影响；另一方面，他本人于五年前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当时启蒙运动中关注婚姻问题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从其自身的经历看，都对旧式婚姻制度的弊病感同身受。20世纪20年代前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践行婚恋自主的事例层出不穷。抗婚、逃婚的不仅仅是觉醒了的女性，还包括男性在内。
然而，在貌似摧枯拉朽的女子解放风潮中，鲁迅却给了启蒙运动当头一棒。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学堂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认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7]168鲁迅道出了新女性出走后的解放，只不过是摆脱了传统家庭的伦理束缚。由于社会制度只给男性经济权，新女性仍然要受到男性主导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支配。而要争取经济独立，“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7]168即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上实现男女平权，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基础。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护理员)、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8]
所以，新女性出走后的困境，凸显了启蒙背后的核心问题：革“旧”之后如何建“新”？个性解放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吗？新文化运动时期，从旧制度中出走的不仅仅是女娜拉，还有众多的男娜拉们。他们接受启蒙思想，走出家庭，在新式学校读书，渴望自立。但同时要面对传统道德、包办婚姻、经济问题的困扰，无法摆脱整个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个人觉醒与旧的社会制度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包含观念更新、制度重构的系统工程。这样的转型，仅靠启蒙造成少数人的觉醒是很难完成的。
三、新女性的“突围”
就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展启蒙运动之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深刻影响了启蒙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路径乃至20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有学者作过统计，《新青年》杂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国际事件，排在第一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次是十月革命。[9]409
1918年，启蒙知识分子对一战后中国的处境改变是比较乐观的，“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10]然而，1919年1月巴黎和会的召开，打破了中国人的迷梦，启蒙者们由此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1919年2月，李大钊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女性的境况。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预想这回战后，欧、美妇人社会发生许多难解决的问题：第一，就是妇女过庶问题。……这时的社会，必起许多悲惨的现象，生活一天难似一天，结婚也不容易，离婚却更增多，卖淫、堕胎、私生子，一天多似一天。第二，就是女工对男工的问题。欧战既起，做工的男子都上了战场，一时非用女工填他们的缺，……到了战后，从前赴战场的男子都要还乡土，看见他们做工的地盘都被廉价的女工们占领，自然要同这些女工们起一场争斗。”[11]进而，他认为，“现代欧美的Democrar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ry。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就是关心那人代为谋的利益，也绝不是他们的利益，决不像他们自己为谋的恳切。”[12]103李大钊对一战后欧美妇女境遇的关注，表明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式民主制度的弊端。
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成功时，并没有引起启蒙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这从《新青年》中出现的“十月革命”这个词的数量变化可以窥见一斑。[9]410十月革命被大张旗鼓地介绍，是在1919年，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几乎与此同时，李大钊1919年9月会见了俄共党员布尔特曼。1920年初，李大钊经俄共党员柏烈伟介绍，又会见了俄共使者荷荷诺夫金，商谈在中国建党的问题。[13]
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对西式民主失望之余，十月革命给他们提供了社会重建的一种可能的路径。1920年，《新青年》增加了“俄罗斯研究”专栏，《每周评论》《东方杂志》以及上海《民国日报》等刊物，纷纷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俄革命及其妇女解放的翻译文章，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妇女，尤其是劳工阶级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参政议政、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和活动。“劳动的女子和农村的女子对于劳务大有助力。他们在苏维埃议会中，或高等委员会中都有他们的位置，责任并且很重，常常见有在前敌执兵役和看护妇的。中等社会的妇女和农家的妇女对于各种机关，非常活动。看护产妇、婴孩、老人、病人等，也很能尽社会的责任。”[14]
随着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关注，启蒙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作为分析女性问题的思想武器。他们区分了资产阶级(第三阶级)女权运动和无产阶级(第四阶级)妇女运动的差别。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谈到英国女权运动的要求与劳动阶级的妇人不相同。“那些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11]然而，要解决妇女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摧毁私有制制度，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做了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15]所以，“妇人问题彻底地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1]简而言之，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基于共同利益的无产阶级男女联合起来，先实现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妇女的完全解放。
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了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邓颖超曾经为了革命事业选择不要孩子；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等不得不把孩子送给家人代为抚养，以此来维护她们作为领导者所需要的自尊。”[16]350丁玲因揭示革命阵营内部歧视女性的现象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得不放弃女性立场。这些经历了新文化启蒙的女性们，她们遭遇的情感、生活困境说明，启蒙时代包括其后的中国女性解放，始终没有走出男权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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