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一部关于记忆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刺客论文,记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①出版于2000年，并获得了该年英国布克奖。此书于2003年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国内的批评研究还很少。②研究阿特伍德的专家布鲁克斯·布森把这部小说读作是女性主义的回忆录，认为它揭示了女性遭受的伤害以及社会对此的盲视。③但他没有论述到小说对记忆主题的多角度探索。此外，学者们在肯定《盲刺客》叙事方法的创新之余，也批评它令人费解，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就批评该书是“读者无法穿透的玻璃墙”。④然而，本文认为，如果从记忆的角度去解读这部小说，那么，那些看似多余的细节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些看似混乱的叙事所要表达的正是记忆的复杂性。
一、个人记忆对公共记忆的质疑
从体裁上说，《盲刺客》是一部仿自传体小说，它设置了一个回忆的叙事框架，叙事者是82岁的艾丽丝，她在死亡之前的一年时间里（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断断续续地记录她当下的生活以及她回忆的历史。但作者阿特伍德意识到，如果没有真诚作为准则，自传很有可能会成为粉饰与欺骗的工具，因此，她始终把叙述者的个人记忆置于与公共记忆相互参照的坐标之中。所以，在《盲刺客》中，她细心地选择了权威的大报社、小报社、娱乐杂志等媒体的报道，并巧妙地进行编排，为艾丽丝的“回忆之旅”提供了时间与历史的框架。作者在一次专访中时谈到，“新闻部分与艾丽丝的故事相对应，也提供时间线索，这些内容主要以线性时间排序，每一部分都经过非常仔细的计算、设想和安排。”⑤这些虚构的文本现实是作者设置的另一双眼睛。不过，这双眼睛本应代表客观、及时和真实，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对新闻的信任，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丽丝的回忆恰恰戳破了新闻的谎言，揭露了它的偏颇与盲视。例如，新闻报道把劳拉的死亡归咎于道路设施的安全性问题，把狠毒的威妮弗蕾德描述为慈善家，把理查德的残酷剥削粉饰为仁慈的布施。大报新闻记录的只是生活的表面，而以窥探隐私为目的的小报也未能窥探到真正的隐私。小说在最后揭示的真相颠覆了各种新闻报道的事实，提醒读者去反思媒体所建构的真实。
如果说公共记忆是不可靠的，那么，叙述者的个人记忆是否就是真实的呢？艾丽丝在回忆时也表露了她在选择回忆与遗忘的内容时的矛盾心理。艾丽丝的回忆不是意识流的呈现，也不是普鲁斯特所展现的那种不由自主的回忆，她的回忆受到时间、良知和真相的逼迫，但她没有勇气揭示真相，因为她自己也是“谋杀”她妹妹劳拉的合谋者。读者了解到，从1945年劳拉死亡的那天起，艾丽丝就一直经受着痛苦的精神折磨，但等她真正提起笔来写作已是1998年。写作必然要撕裂旧伤，这是一次蘸血的书写。 (51)读者跟随着老迈多病的艾丽丝重访阿维隆庄园、墓地、老房子、喜庆桥、饭店；然而，叙事者刻意隐瞒了一些重要的真相，她似乎忘记了她的使命，以缓慢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两姐妹的成长过程，叙述了祖辈、父母亲、女仆和教育对她们的影响。
阿特伍德由此把视野拉回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加拿大，建构了一份虚构的档案，讲述20世纪上半叶的性别与阶级期待如何塑造和限制了妇女的生活。这段回忆虽然没有直接揭示妹妹劳拉的死亡原因，但它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男权社会“奉献的理想”给女性造成的压迫。艾丽丝的祖母和母亲是虔诚的布施者与无私的奉献者，她们深受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女性文化的影响，并深深认同这种价值观。劳拉也继承了她们的虔诚与无私，正是这样的文化信仰使得劳拉甘受姐夫理查德的控制，并以此作为交换来保护她所崇拜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克斯。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故事也展示了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到前线去了，母亲在后方照顾家翁、接管工厂事务、护理伤兵，并以此为至高的幸福。但是，战争结束反而给她带来了噩梦：被誉为英雄的丈夫变得乖戾暴躁，他酗酒、召妓、不再信仰上帝。与无数战后被赶回家里的妇女一样，母亲开始忍辱负重去扑灭依然在家庭里蔓延着的战火。但她们的付出与贡献并没有被充当公共记忆的宏大历史所提及。同样，二战在艾丽丝的记忆中也只是空洞的符号，而她经历的人流和丈夫的背叛，妹妹遭受的强奸和一系列的迫害，才是她真正体验到的历史。在此，阿特伍德想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具体的历史时刻，另一场同样是流血牺牲的战争也在进行着，但它却被历史教科书忽略了，失落在主流叙事的裂缝中，官方历史因此成了残缺而空洞的历史。而在那些个人记忆的故事中，历史表现为个体的体验和瞬间记忆之光辉，而且正是这些带着主体体验的历史有着真理之本义，而那些看似连续的、理性的、自我圆谎的历史则显得大而无当。
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不可逾越，个人记忆也可以进入公共记忆，并改变社会文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妇女运动鼓励女性讲述她们受到的侵害，大量受害者的回忆录或访谈录得以出版，从而构成了证明家庭暴力重大危害的有力证言。阿特伍德作为一名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写作就是一种证言，也是一种政治行动。艾丽丝的回忆就是为了提供“一个见证”，因为她“不甘心我们自己的声音像收音机里的广播一样，慢慢低沉下去，直至消失”。(115)她以劳拉名义出版的《盲刺客》（以下称此为“文本中的《盲刺客》”），也是这种见证行动的一部分。这部小说是她对情人亚历克斯的纪念，但出版之后就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理查德侵害幼女的事件得到调查，他最终被迫退出政坛。虽然这个“出版事件”充满了戏剧性，但却有力地表明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女性主义理念，女性遭受的暴力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父权制度与文化支持的结果。
阿特伍德把艾丽丝的个人回忆放置在20世纪的历史背景中，在展示公共记忆与历史重要场景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公共记忆的虚假与错误，讽刺了主流历史叙事的大而无当，展示了个人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所具有的彰显真实的力量。
二、创伤记忆与写作治疗法
个人的记忆往往又是创伤的记忆，身处弱势位置的个体更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精神的创伤。阿特伍德的《浮现》(1972)就展现了女主人公如何记忆起她曾经忘却了的伤痛往事；《别名格雷斯》则从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多个角度展示了女主角所经历的创伤体验。
在《盲刺客》中，艾丽丝和劳拉在成长过程中也有很多创伤体验，其中母亲因小产而去世对她们打击最大。那时艾丽丝九岁，劳拉六岁，她们还不明白人流、胎儿和死亡意味着什么。由于无法理解这些可怖的死亡场景，她们无法恢复与治愈创伤。后来，姐妹俩的父亲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工厂，让艾丽丝嫁给了理查德。艾丽丝的婚姻把姐妹俩推入了暴力的深渊。理查德表面上风度翩翩、尊重妻子，但却是个残忍的阴谋家。他把妻子看作个人财产，自己又不断地更换情人；他不仅对妻子施以暴力，还要玩弄小姨子劳拉。如果说理查德是一个暴君，他的妹妹威妮弗蕾德则是帮凶，她处处监督和限制艾丽丝的言行。他们懂得以保护与帮助的名义来进行迫害，以维持长久的压迫。
劳拉在故事开始时就死去了，她属于文本之谜，是一个失踪并失语的受害者。她留下来的日记也是以数字和符号写成的，这暗示了她无法直接用语言讲出她肉体上所受的伤害和心理上的创伤。“强奸”、“怀孕”与“人流”等词语都不足以表达她精神上受到的伤害，而这些词语所带来的恐惧也让主体回避清晰的记录。这种记录方式暗示了女性所言说的伤害就像这些符号一样，难以被公众理解和接受，作者由此展现出男权社会是如何借助羞辱和强权把对妇女的性暴力变成了谜团。
小说没有以全知叙事的方式叙述劳拉多次被理查德强奸和被迫流产的情况，而是把她描述为一个沉默的牺牲者。小说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家庭暴力的秘密运作，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姐姐也有可能被瞒骗了。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会制度确立了男性是家长和监护人，艾丽丝一再错过了到精神病院探望妹妹、了解真相的机会；其次，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导致艾丽丝相信了理查德制造的假象，他谎称劳拉不是真的怀孕，而是妒忌姐姐怀孕而产生的幻觉；再次，女性间的嫉妒也导致艾丽丝拒绝了解真相。劳拉在二战之后回来见姐姐，并证实那次怀孕是真的，但艾丽丝再次犯下了“盲视”的错误，她武断地认为那是亚历克斯让她怀孕的。出于嫉妒和报复，她告诉劳拉，她一直在跟亚历克斯约会，而他已经死于战争。这个残酷的消息使劳拉崩溃了，并最终自杀。小说以《盲刺客》作为两部小说的书名，暗示了社会文化对女性暴力的多重盲视，也显示了阿特伍德对女性自身弱点的反省。
劳拉的死亡给艾丽丝带来了深刻的创伤，就像那张贯穿小说的被剪掉的照片一样，劳拉的缺失给她的人生留下了永恒的空洞。此后，艾丽丝的人生就“萦绕” (haunt)着死者的一切，她不断梦见白色小花中映现的劳拉。医生道破了艾丽丝的梦：因为她心中有愧。愧疚是艾丽丝的创伤症结所在，而她刻意要遗忘的愧疚，她年轻时以为可以彻底抛弃的不愉快的记忆，却冰封在她的梦里，“在梦里，时间是凝固的。你永远走不出你待的地方。”(477)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一种经验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予心灵以一种强烈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式加以平复，就必然导致精神运作方式的永久扰乱，这就是创伤经验。⑥主体由于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些事件，就往往通过噩梦或疼痛等方式来替代这种体验。梦的结构正如创伤的结构，记忆固定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
治疗创伤的关键是有勇气认出创伤的症结。创伤以各种方式存在，暴力的伤痕记录在受害者的身体上：艾丽丝大腿内侧的伤痕，劳拉被麻醉后做剖腹产的伤口，这些都是证据。“如果伤痕是一种密码，那谁持有破解密码的钥匙呢？”(447)艾丽丝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出来。说出来也是自我疗救的方式，因为抑郁在心里的眼泪和记忆会“让人酸臭”，(609)而说出真相会赋予自我力量。当更多的真相被发现，劳拉日记本中那些抽象符号的意义也就显示出来了： X代表性侵害，而O表示怀孕。在这个揭示真相的过程中，关键的线索是艾丽丝最终承认了自己也是凶手之一，这意味着只有当事者勇于承认自己的作为，才可能揭露家庭暴力的真相。
对创伤主体而言，对创伤事件的回忆是痛苦的，但讲述是有效的治疗方式，因为它帮助主体理解那不可接受的事件。凯西·卡鲁斯认为，当创伤变成叙事，创伤所召唤的历史已经失落其“准确性”和“力量”，然而，通过文字的重复，创伤记忆也可能揭示一定的真相。⑦
艾丽丝通过写出隐藏在心里的秘密而获得良心的宁静，她又通过解开劳拉死亡之谜而理解了导致创伤的事件。写作成了艾丽丝生存的主要方式，她通过写作来了解自我。在小说的最后十页，我们发现，以劳拉之名出版的文本中的《盲刺客》其实也是艾丽丝写的。这个“文本的谎言”颠覆了前面的阅读所建立起来的认知。真相暴露之后，我们不得不读第二遍，以纠正原来那些错误的想像与联想：劳拉旷课不是去约会，而是因理查德的性侵害而受伤了；怀孕是理查德造成的，而不是亚历克斯；艾丽丝在公众眼里是个顺从的妻子，实际上早就背叛了婚姻……这样的细节不胜枚举。这个“文本的谎言”表明，记忆也可能会扭曲或犯错，自传中也可能充满谎言；而小说最主要的叙事动力就是克服谎言这个障碍，讲出真相。通过这种曲折艰难的发现真相的叙事历程，读者也由此建立起对艾丽丝的叙事的信任，用布森的话说，“阿特伍德假借虚构自传的方式，呼吁人们关注小说与自传的模糊界限，她也由此表明虚构作品具有表达妇女生活的‘真实’的能力。”⑧
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了一个已经出版的文本，这可以看作是对互文性的一次夸张显示，一部小说被割裂开来植入另一部小说，两个故事之间构成了对话，两个文本关于“盲视”、“献祭”、“沉默”、“毁灭”的意象也相互回应。正如雷内特·拉奇曼所言：“文学自身就是一种记忆的行为。文学把自身铭刻进一个由文本组成的空间之中，文学自身也拓展为一个记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早前的文本逐渐地被吸纳进来。”⑨而且，文学在记住另一个文本的同时，也必然改变其意象符号的意义。《盲刺客》里还有许多其它互文性内容，并有意地进行了这种改写。经典文学中的《变形记》成了强奸的文化脚本，家庭教师厄斯金不仅以这些内容来教育艾丽丝姐妹，还对劳拉进行性骚扰。而《忽必烈汗》的欢乐行宫里至高无上的王者给劳拉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恐惧。此外，我们也可以在亚历克斯讲述的塞克隆星球的故事中读到神话的模式，这些文本都构成了阿特伍德所要追溯的文化根源，思考厌女文化和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而且，当《盲刺客》把这些强奸、杀戮和残害女性的意象移植在这个反思男性暴力的当代文本之中时，男性暴力的正当性也就再次遭到了质疑。
书写是一个疗伤的过程，艾丽丝通过书写舒缓了自己的焦虑，最后安然离开了人世；书写也是一个揭示秘密的过程，艾丽丝不仅仅揭示了家族的秘密，也揭示了男权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妇女的暴力与性侵害的“秘密”。书写同时又是一个记忆的过程，艾丽丝通过书写记录下那些对妇女有价值的历史时刻以及妇女的体验，也记录了妇女的书写与反抗。
三、记忆的空间与时间维度
A.S.拜厄特在《记忆与小说的构成》一文中谈到，艺术是在特定的文本空间中展开的，例如，戏剧的记忆依赖于剧场的空间，小说的记忆依赖于文字组织的结构。另一方面，文本的记忆结构也各有特色，拜厄特借助记忆剧场的概念分析说，但丁的《神曲》构造了天堂与地狱的空间形象，而普鲁斯特则借助“一片云、一个三角形、一座钟楼”等重复出现的意象来帮助记忆。⑩拜厄特的分析显示，文本的记忆空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由记忆的事物所组成（具体的空间），另一个由这些事物的语言连贯而成（抽象的空间）。这些概念也可为分析《盲刺客》提供一种新的方式，即考察文本实际的记忆空间与抽象的记忆空间之间的关系。
《盲刺客》的记忆空间包括艾丽丝当下活动的空间、她年少时生活的阿维隆庄园和婚后在多伦多的住处、劳拉的墓地等，当然还包括小说中的科幻故事所讲述的萨基诺城。这些是文本中故事发生的实在空间。然而，小说还有一个抽象的空间，即小说借助套盒式叙事结构而构筑的空间。《盲刺客》由三个不同文类、不同体裁的文本（新闻、正在写作的回忆录、文本中的《盲刺客》）精心拼贴而成，这种拼贴建构了复杂的文本空间。其中，文本中的《盲刺客》讲述艾丽丝与亚历克斯两人飘忽不定的约会以及他给她讲的一个科幻故事，这个故事仿照《一千零一夜》的延迟结局的形式，似乎可以无限延续下去。从内容上说，这三个部分相互印证，扩大了小说的容量，把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战争、劳资冲突、不同政党的斗争等纳入视野。从形式上说，这种套盒的形式也创造了一种空间上层层叠叠而时间上无限延伸的效果，渐次展示了现在与过去、社会现实与科幻小说之间令人不安的联系，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无穷无尽的战争和对妇女持续不断的暴力。
这个套盒式的虚构叙事空间，又通过叙事者“魔术”般地纳入了一个实在的空间：这些“回忆”手稿被收藏在一个扁平的行李箱之中。这个箱子原来是艾丽丝的嫁妆，它承载的是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期待和规范。而艾丽丝后来改变了这个箱子的用途，把回忆手稿放到里面，期待孙女会阅读。但她留给孙女的不再是传统的女性规范，而是一部控诉与反省的历史。从象征的层面来看，盒子也是子宫的隐喻，它所“孕育”的书稿，包含着妇女历史的真相，也包含着书写者对下一代的期待。行李箱成为了记忆的出发点——回忆是为了留给下一代，又成为了记忆的归宿——所有的记忆都珍藏在这里，收藏秘密以揭示真相的行李箱是这个套盒式记忆的核心。
纵观文本的抽象空间，我们会发现，这个空间是内在自足的，它以后现代的手法拼接了代表现实的新闻文体、代表文化的神话与浪漫小说以及代表历史真实的自传回忆。这个空间又是自由流动的，它从艾丽丝生活的空间延展到外星球，无论在哪里，父权的神话都有着类似的脚本。作者通过把各种异质的意象纳入记忆的空间，又通过众多的叙事者来讲述故事，从而构造了一张记忆之网。
从叙事时间来看，《盲刺客》的叙述时间是一年，而讲述内容的时间则跨越数百年，从艾丽丝的祖母到科幻故事中提到的2066年。作者以艾丽丝当下的生活作为叙事框架，把数百年的故事打碎，按照妇女的经历、命运和体验重新进行安排。用保尔·利科分析《达洛维夫人》的话来说，“被讲述的现在与重温的过去交错混杂，给叙事带来时间的厚度，同时赋予人物心理的厚度”。(11)所谓的时间厚度，是指经由表述不同主体在不同情景的体验，而使得同一历史时间具有不同的面貌，保尔，利科因此区分了“官方时间”与“个人时间”的概念。(12)
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特伍德借用新闻来显示“官方时间”，新闻记录了官方所认定的重要的社会历史时刻，如选举日、停战日等。同时，时间性是新闻的重要特征，它力求在时间与空间上逼近事件，然而，恰如小说所暗示的，这种逼近并不说明更接近真实。艾丽丝的回忆与“官方时间”存在着多重错位。新闻只报道她表面风光的社交生活，却从不提及那些对她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如“做面包的日子”是她母亲死亡的日子，而劳工节的野餐会是她认识亚历克斯的日子，大战结束后第十天是她妹妹死亡的日子。而对劳拉来说，她在日记簿记下的日子则记录了一个女性遭受暴力的具体日子。新闻要不是扭曲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就是根本忽略了这些日子的意义，但它们对艾丽丝姐妹来说却非常重要。
这些“官方时间”在文本中的《盲刺客》中消失了，这部小说完全没有提到日期。那么，这部小说为什么要抹去日期呢？我们可以解释说，艾丽丝以此表示她讲述的是一个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故事，从而模糊她偷情的证据。但我认为，小说抹去了具体的日期，显示了叛逆的作者对官方时间的蔑视，同时小说也由此把笔墨集中在主人公所体验的心理时间上：每次等待约会的时间总是很漫长，而见面的时间很短暂。这种时间的长与短的体验，又被男主角讲述的故事所加剧，在她的体验中，听故事的时光飞逝着，而等待下一个故事／约会的时间却非常漫长。此外，时间的距离也让回忆者对往事的体验和判断发生了变化。艾丽丝在40年代的回忆之中，怀着对亚历克斯深深的爱，这种强烈的情感使她能够容忍情人的颐指气使、嘲笑和侮辱。从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女主人公是刚跳出了无性无爱的婚姻的牢笼，又陷入了情人的控制，她所处的时代和经历决定了她无法真正逃脱父权制文化的束缚。而年老的艾丽丝怀着对人生的怨恨，也透着对社会的深刻洞察，时间的距离让她彻底看清了男权社会的本质，也让她有勇气去审视自我。
结语
《盲刺客》把各种记忆的意象打碎，复杂交错地呈现出来，造成一种破碎的、不确定的动态特征。“文本的谎言”又进一步加深制造了错觉和假象，展示了同一故事潜藏的多种诠释的可能。在阿特伍德看来，记忆并不是以连贯的、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她在小说中探索了记忆的多种方式及其特征，并机智地把各种因素纳入到文本之中，建构了一个自足但又变动不居的世界，这个世界容纳了主人公艾丽丝在不同时期的记忆，也容纳了个人与公共的记忆，这个世界让创伤记忆显示了它破碎而萦绕不去的意象，又让文学记忆顽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妇女的历史在这个记忆的世界中逐渐得到展示，妇女遭受的暴力与性侵害最终冲破了层层压制而浮出水面，父权社会是悲剧的根源，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作者始终没有放弃对女性自身的反省。艾丽丝的回忆就代表了这种自省的姿态，她以痛苦的反思来唤醒人们，渴望她的后代能够阅读这段痛史，消除对妇女问题的麻木与盲视，从而终结妇女受压迫的历史。
注释：
①［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韩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后文引用此书随文标明页码。
②潘守才《论〈盲刺客〉的不可靠叙述者》，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12卷第5期。这篇文章主要分析《盲刺客》叙事结构的缺陷。我认为这篇文章充满了误读，它把叙事者不确定的、犹豫的语气读作是她不称职、不可信的依据，把小说的反讽读作肯定。
③⑧Brooks Bouson,"A Commemoration of Wounds,Endured and Resented:Margaret Atwood's The Blind Assassin as Feminist Memoir," in Critique (Atlanta,Ga.)44 (3),Spring,2003,pp.251-269.
④H.Riches,"Atwood and Literary Assassins," http:// www.compuserve,ca/cpeh/forums/arts/atwood.html.
⑤Caroline Sylge,"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Atwood," http://caolinesylge.com/pdfs/MargretAtwood.pdf.
⑥［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240页。
⑦Cathy Caruth,"Introduction ",American Imago 48 (1991):p.420,p.4.同时参见她的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P,1996,p.192.
⑨Renate Lachmann,Memory and Literature:Intertextuality in Russian Modern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London,1997,p.15.
⑩A.S.拜厄特《记忆与小说的构成》，收入《记忆》，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0-66页。
(11)(12)［法］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86、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