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学说论文,摩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识形态是摩根索国际关系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与权力、国家利益的关系构成了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从而成为学界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20世纪50～60年代，摩根索曾与以罗伯特·塔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围绕意识形态干涉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双方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立场将辩论推向了高峰，历史最终证明了摩根索观点的正确性。①文献表明，国内外学者对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摩根索的意识形态学说进行梳理总结。
一 意识形态的界定
对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的误读，首先表现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片面理解。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对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界定曾有过明确的阐释，他采用了两种意识形态的用法。摩根索指出，《国家间政治》第七章采用卡尔·曼海姆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当意识形态一词意味着我们怀疑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观念和主张时，意识形态便被赋予特殊的涵义。那些观念和主张被认为是对一种情况的真实的本质多少有意的掩饰，因为认清这种情况的真实性质不符合他的利益。这些形形色色的歪曲表现，从故意说谎到半有意和无意的掩饰，从存心骗人到自我欺骗。”而后面的章节采用的是“一般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是常常是在哲学、政治和伦理信念的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概念。②作为对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一般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摩根索对意识形态内容的界定较为宽泛，涉及道德、法律和生物学等方面，在通常情况下与道德的含义等同。可见，摩根索绝没有将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权力政治的伪装，也同样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他对自由主义从抽象原则出发制定外交政策的批判就证明了这一点。摩根索同时承认，要发现人类行为的真实意向，使之有别于行为者所相信的或所伪造的意向，一般都是困难的。③追根溯源，这种双重意识形态的采用还是来自于摩根索的二元人性观，即人既是政治动物又是道德动物。④而攻击摩根索漠视意识形态的独立动机，则源于对其人性观的曲解，即认为摩根索坚持人性本恶。事实上，恰是由于二元人性之间存在的辨证紧张关系导致了政治的两难，从而造成了对人类行为真实意图的难以判断。
作为政治动物，人生来就寻求权力，然而现实条件却使他成为别人权力的奴隶。人生来就是奴隶，但无时不想成为主人。在这种不和谐中，产生了对权力的道德评价问题，即“特殊的”意识形态。摩根索指出，人在政治场景中的客观位置总是很矛盾。当他寻求权力支配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寻求权力支配他。他对权力的知识和道德态度反映了他客观位置的矛盾。当他把别人的权力欲看成错误的时候，却对自己的权力欲视而不见，反而认为是高尚的和必要的。这样，意识形态的伪装和必要性的合理判断使我们看不到权力的无处不在和权力欲的道德缺陷。⑤
作为道德动物，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为了这些道德原则，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如摩根索所言，美国人民没有仅仅将道德原则视作只是用来欺骗他们自己和别人的伪装。他们认真地奉献于道德原则，为了使道德原则能在国际舞台盛行，他们准备流血、牺牲财富甚至不惜使自己国家陷入危险。⑥作为人格化的国家，在追求客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希望占领道德高地，做“精神领袖”。有些学者认为摩根索是“实用主义者”，只看重客观的物质利益，而否认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事实上，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一致，摩根索同样认识到人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后，还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他看来，国家利益中包含着无形的价值利益，客观的物质利益是无形的价值利益存在的前提和依托，而后者在地位上高于前者。这无形的价值利益就是他所阐释的美国政治的目的，即“自由中的平等”(equality in freedom)。⑦对于摩根索而言，维护国家利益只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而美国最宝贵和独特的资产是美国的道德吸引力。⑧为此，他强调指出，一个国家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它对人类事务的贡献而不是仅仅成功地捍卫和促进了国家利益。正是超验的目的赋予外交政策的日常行为以意义，国家利益是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匈奴帝国和蒙古帝国曾有过辉煌的军事和政治成功，但它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而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则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延续的政治组织而是一种文明，它们和我们一样实现了人类的潜力。⑨没有美国目的，美国仅仅是一个权力和财富的复合体，没有任何特定含义。没有美国目的的成绩，美国将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使美国在众多国家中显得独特的是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别国渴望做到的。美国已经创造了一个社会，使它与现代世界的其他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⑩
由此可以看出，摩根索同样珍视道德原则，但采取的方式与“道德主义者”不同。在他看来，捍卫美国价值的前提是捍卫美国利益，只有在保存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价值才能发扬光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摩根索有时说美苏冲突既是政治、军事竞争，也是“两种哲学”、“两种道德原则、两种道德行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有时又说真正的问题是“权力”之争，而非意识形态或道德分歧。对他来说，国际政治中的道德之争最终取决于各国国内政治的吸引力。在公共领域，他反对将物质利益与价值利益分离，只从抽象原则出发而不计政治后果的“意图伦理”，倡导经过具体政治环境过虑的“责任伦理”。摩根索强调，使美国外交政策在思想和行为上遭受挫折的基本错误是将国家利益与道德原则对立。将政治道德等同于道德与将政治现实主义等同于非道德都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在道德原则和免于道德尊严的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一套与政治现实分离的道德原则和另一套来源于政治现实的道德原则之间进行选择。(11)也如他在与塔克的辩论中所指出的，“说一个政治行为没有道德目的是荒谬的，因为政治行为能够被定义为通过权力这一政治媒介来实现道德价值的企图。相关道德问题的关注是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做出选择，正是在这点上现实主义与乌托邦分道扬镳了。”(12)
二 意识形态的功能及效果分析
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概念相对应，摩根索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掩饰功能和独立动机功能。在他看来，这两种功能是各种意识形态所共有的，但表现形式却不相同。对于意识形态的掩饰功能，摩根索并未持否定态度。相反，他认为意识形态的伪装必不可少，因为人们只支持那些在理性和道德面前被认为合理的政治目标。(13)这里，摩根索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掩饰功能，一种是合理和正当的掩饰功能，一种是虚伪的掩饰功能。前者维护的是传统、正当的国家利益，后者要么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扩张，要么沦为虚假的政治宣传。他将美国的传统国家利益界定为维持在西半球的支配地位和保持欧亚两洲的均势，超越西半球的扩张则是帝国主义行径。摩根索认为，某些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履行的是合理的掩饰功能。像“国家安全”、“新秩序”和“生存空间”等意识形态直接与具体的政治目标相关，是具体政治形势的产物，在履行了暂时的政治功能之后，它们将消失或被别的代替。这样，它们就免于与现实不符而声名狼藉。在这方面，摩根索对约翰·昆西·亚当斯将道德原则与国家利益完美结合的治国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道德原则和美国的传统利益之间几乎没有冲突。道德原则只不过是按照词汇形成的政治利益，反之亦然。它们同利益的关系就如同手套适应手一样。正如海上自由、门罗主义及天定命运等命题是亚当斯对美国外交传统伟大贡献的证明一样。在亚当斯手里，海上自由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成为一件武器；门罗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相互不干涉的道德假定使美国免于欧洲权力政治的争斗，维持了自己在西半球的支配地位；天定命运为美国西进运动提供了道德合理性的判断和道德动力，为美利坚帝国奠定了基础。(14)因此，摩根索将杰斐逊与亚当斯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称为“意识形态”时期。(15)
另一方面，摩根索对服务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德国纳粹种族主义、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等意识形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他看来，在自由、民主旗号下进行的扩张就更显伪善。摩根索曾形象地描述了麦金莱总统在美西战争结束之后，如何假上帝旨意吞并菲律宾的情形。(16)他还引用了当时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贝弗里奇的说法，“我们必须把西方文明的福音赐予黄皮肤的小兄弟，因为基督也是为他们而献身的。”(17)再者，摩根索指出，像“集体安全”“民主”和“民族自决”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它们的抽象性、普遍性和宣称绝对有效，因此，它将被国际政治的现实所否定。现实是具体的、特定的并依赖于时间和地点，集体安全、普遍民主及永久和平在本质上是最终的理想目标，它能激励人们行动，为哲学和道德判断提供标准，但它不能通过政治行动直接完全实现，在它们和政治现实之间肯定有一条永恒的鸿沟。这样，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兑现它的承诺，而仅仅成为“宣传”，在国际政治中就很难让人相信它们。(18)这一点让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一向倡导“民族自决”原则的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和会上违背了自己主张，剥夺了中国要求收回山东的权利。这使很多原来向往美国民主，崇敬威尔逊学说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幻想破灭，转而以俄为师。(19)
摩根索对威尔逊主义的批判集中在意识形态不再作为国家利益的合理判断，而是取代了国家利益，成为行动指南的观点上。他指出，威尔逊与杰斐逊的不同在于，一方面当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威尔逊从来没有想象这一危险，除了用道德词汇。威尔逊追求了正确的政策，但却出于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一旦军事胜利结束了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他的道德逻辑就驱使他用新世界的普遍假定代替具体的国家利益，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别国的国家利益在一个包括全人类的利益共同体中都将消失。因此，威尔逊考虑胜利的目的不是恢复新的可行的均势而是一劳永逸地结束均势。(20)威尔逊主义者还认为，即使权力政治目前仍然存在，但只是暂时现象，将来肯定会消失。对于从抽象道德出发制定外交政策所造成的危害，摩根索指出，道德对立往往加剧国际冲突。因为利益易妥协，而道德难迁就。(21)其次，以道德名义进行的征伐会毁掉它旨在实现的道德原则。摩根索认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受到难以估量的道德损失。这场由文明人发动的圣战呈现给世人的却是以杀人为目的的野蛮暴行，美国作为全人类道德楷模的光辉形象受到了玷污。(22)为了维护美国的威望而发动战争，结果却使美国的威望降到历史最低点。(23)再者，对道德纯洁性的呼吁容不得道德适应环境的审慎考虑，往往导致政治失败，最极端的例子是国家自杀。(24)摩根索在谈及杜鲁门政府的中国政策时指出，共产主义阵营远非铁板一块，中国共产党是不依靠苏联而是独立取得政权的，因而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中国与苏联相同的意识形态从长远看并不能掩饰中国传统上对俄国的恐惧和敌意，俄国和中国的利益和政策在将来是否一致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促进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即维持亚洲的均势。(25)但美国不加区别的反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苏结盟。摩根索还指出，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道德承诺是无限的，意识形态偏执会错误估计自身实力，从而招致政治失败。(26)
另外，摩根索认为，同一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领导人也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最为典型。他指出，在斯大林手里，共产主义仅仅是作为服务俄罗斯权力的工具，并非以促进马列经典作家倡导的世界革命为目的。在斯大林执政初期，为了保卫苏联免受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他采取了经典的权力外交方式，包括暂时加入国联并与意识形态上的死敌法西斯德国建立隐蔽的结盟关系。同时，斯大林还通过对世界共产主义政党的统一控制，来为苏联利益服务。当时就连英国、加拿大的共产党人都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为苏联充当间谍，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全人类的利益。这样，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将苏联外交政策从保卫自身安全变为领土扩张，而扩张的界线就是俄罗斯扩张主义的传统边界，包括征服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获得地中海东岸的立足点等。但当政治和军事考虑使斯大林认为退却更明智时，他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将巴尔干划分为势力范围，并认可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曾说，“希特勒的麻烦是他不知道在哪儿停止，而我知道。”(2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赫鲁晓夫在利用国际共产主义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同时，还将促进世界革命作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并喊出了要埋葬资本主义的口号。为此，他积极支持埃及、叙利亚和古巴等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些地区已远远超出了俄国的传统利益界线。此外，赫鲁晓夫还是第一位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领导人。但苏联在履行承诺的同时，也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对古巴每天一百万美元的援助，就是不得已的行为，而古巴推行的扩张政策却损害了苏联的利益。(28)
除了上述两项基本功能之外，摩根索认为意识形态对于国内政治还具有整合功能。像所有思想观念一样，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家的士气，增加国家的权力，瓦解对手的士气。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由于增强了协约国的士气，削弱了轴心国的士气，因而为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说明道德因素对于国际政治重要性的一个典型例子。(29)摩根索认为德、意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在这方面的作用同样突出，面对20世纪20～30年代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分裂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当时的德、意政府由于力量弱小而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张则成功地做到了这些。墨索里尼的口号“我们将使街道安全，火车正点，”赢得了一致支持。(30)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则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分野，将德国人民结合在一个新的所谓优秀种族的共同体内。(31)
三 关于民主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之争
从摩根索本人信仰的意识形态来看，其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属于埃德蒙·柏克一脉传承的传统保守主义阵营，即认为人性不完善，人性不变，人性平等及人的理性能力有限，主张公私两分的二元道德，反对公共领域的意图伦理，强调责任伦理，推崇审慎的政治美德。从摩根索对美国联邦党人、林肯和邱吉尔政治智慧的赞赏和对雅各宾民主的口诛笔伐可见一斑。有学者甚至认为，《国家间政治》可以被看做《联邦党人文集》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翻版。(32)摩根索反对理性主义的政治立场，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批判上。
自由主义秉承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传统，坚信理性可以使人类不断进步，并最终达到完美。近代自然科学取得的伟大成就使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中的逻辑演绎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自由和正义等抽象概念一旦被认可，就被看作永远正确。当崛起的资产阶级以理性作为武器，在国内政治中取得了反对封建贵族压迫的胜利后，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而忽视了两者有别。在摩根索看来，自由主义者把政治的本质即人的权力欲仅仅看作历史经历的一部分，也就是资产阶级被贵族的支配的阶段。因此，他们将反对贵族政治等同于反对任何政治。一方面，资产阶级形成了一套间接支配的系统，它用看不见的经济依附代替了公开的军事暴力手段，并且在一套看似平等的法律规则下隐藏了权力关系的存在。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这种与贵族政治不同的权力关系，他们认为政治权力的斗争不管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国际场合只是一个历史偶然，与贵族政府相关，当后者退出历史舞台时，权力政治也肯定消失。(33)由此出发，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中之所以有战争和暴力存在，是因为还残留着非理性的专制和极权政府，如果民主在世界上得以普及则意味着永久和平。依此逻辑，输出民主的战争是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战争，不但合理而且必要，理性获胜后将不再会有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动机的真诚是政治和道德的最高美德。另一方面，被自由主义尊为神圣原则的“民族自决”及“民族统一”，与民主运动的普及和深入一起共同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育，并蜕变为“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这样，民主与民族主义的胜利非但没有结束战争反而加剧了国际政治的敌对和无政府状况，带来了比以前更加凶残的战争，这无疑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大讽刺。
对于自由主义热衷的输出民主，摩根索有着深刻的认识。首先，摩根索热爱并珍视美国民主，并将美国看做“机会的大陆”。(34)其次，他认为美国民主具有普世意义，但美国民主根植于美国自身独特经历，不能不分国情地到处移植和嫁接。摩根索强调指出，即便是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原则只能作为观念的指导，而不能被机械地套用为行动指南。(35)他曾经指出了输出民主的三大错误：第一，认为民主与和平是同义词，民主的普及就等于和平的获得。第二，认为民主是一件能够随意安装在任何政治环境中的机械装置，而不管那里人们的条件和偏好。从历史上看，民主政府的产生与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直接联系。但这被认为仅仅是历史巧合而被丢弃。第三，认为自由选举的正式过程专用于民主政府。尽管没有自由选举就没有民主，但自由选举也能被用来为非民主或反民主目的服务。(36)摩根索熟知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别。他指出，西方的选举建立在政治多元主义和政治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多元主义允许不同的政策主张平等竞争，个人主义则赋予了每个公民在众多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的权利。而东方的政治文化强调的是权威和秩序。在那里，选举本质上是支持政府的一种公民投票，不是在持不同政见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37)摩根索认为，民主存在的两个前提在非西方世界还不具备。一个是关于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的一致，在政治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接受这些原则。另一个前提是暂时的多数给予暂时的少数以后成为多数的机会，这赋予了新的少数日后成为多数的机会。(38)在一个道德和社会背景漠不关心民主的环境下，民主宣传是无用的，它要留待政策去创造适合于民主理想的道德和社会条件，才能成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他看来，民主的实践若不是源于本土需求而是来自外来者一厢情愿的强行赐予，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由此可以看出，摩根索之所以反对公共领域内的意图伦理并否认存在无所不能的国家，均来自他对人类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极其复杂，而人类的知识有限，不存在全知的个人，因而也就没有无所不能的国家。如他所言，因为自然限制，人类的知识不能完全计算或控制人类行为的结果。一旦某个行为被实施，它就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创造改变，引起行为，和其他力量产生冲突，而这些行为者可能预见也可能没有预见，他只能在很小的程度进行控制。我们称之为意外事件的因素超越了人类预见和影响，我们好的意图扭偏了行动，带来邪恶的结果。(39)按照他的看法，无知是人类自由的基础，也是多元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全知的假定则剥夺了自由，因为它没有为可错性留下空间，而要求人们始终走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40)在这点上，摩根索与哈耶克批判建构理性主义的观点类似。自由主义之所以强调用武力输出民主，正是因为它不承认非西方世界有探索与发现民主的同等权利及自身能力的绝对局限性，而把发现民主的权利和垄断民主的资格交给“全知全能”的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视共产主义为直接挑战西方民主观的洪水猛兽，不加区别地进行遏制。对此，摩根索进行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革命。在欧洲，共产主义是苏联红军征服的副产品，所以欧洲革命是假革命。反对共产主义等同于阻止苏联帝国主义，采用军事遏制就可以奏效。而在亚洲，发生的是有着自身逻辑的真革命。它独立于苏联共产主义，也不依靠苏联红军的支持，即使从来没听过布尔什维克，革命仍然会发生。反对亚洲革命是一种对过时的现状不满的革命的抵制，类似梅特涅的反革命行径，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41)因此，摩根索积极主张捍卫东欧的民主自由。对于1956年的波匈事件及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他认为美国应当干涉，因为这首先是以反对苏联帝国主义为前提的。与此相反，他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亚非拉国家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摩根索所持的干涉立场是以对方是否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为标准的，在他看来，反帝不仅捍卫美国利益，而且事关美国的声誉和形象。他主张美国干涉古巴绝不仅仅因为古巴位于西半球，主要还在于古巴推行扩张政策，对于同样位于西半球的多米尼加发生的危机，他则反对约翰逊政府进行干涉。(42)摩根索之所以坚决反对越战，也并非全是因为越南距离美国遥远，与美国利益无关，也是因为这样做有损美国的道德形象。
摩根索指出，一种意识形态要赢得人心，并非取决于它的真理性，而是它能给为人们提供他们最想要的，既在知识层面又表现在行动上。政治意识形态为了有效，必须反映那些想被说服的人们的生活经历。(43)就欧洲而言，自由民主的吸引力要大于对平等的渴望。在落后国家，人民对平等的诉求则超过了对自由的向往。非西方世界发生革命主要是由于旧政权腐败无能，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化造成的，而共产党追求的政治经济平等的主张恰恰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也就赢得了民心。再者，共产党自身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优势使它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平等的历史重任也自然落在了它的肩上，而苏联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成就对落后国家也很有吸引力。以上这些，都使共产主义在战后初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相比之下，西方民主的空洞口号未能满足落后国家人民的要求，美国支持反动政权的政策更使它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些使它在战后初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明显处于下风。所以，在摩根索看来，这些国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付真正的革命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盟国的社会制度的健康运行才能有效。(44)
如摩根索所说，争夺人心的斗争复杂而微妙，简单的哲学和道德十字军技巧在凝聚国内公众意见，支持既定政策方面很有成效而且必不可少，但在国家间为赢得人心的斗争中却是一件钝器。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成败取决于政治和军事政策能否取得胜利，在这里行动胜于雄辩。(45)他指出，“在敌对的哲学、社会和政治系统及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竞争最终不是通过政治、军事、宣传及经济干涉别的国家事务来决定，而是通过看得见的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系统的美德和邪恶来决定。从历史上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力量和吸引力的来源。正是在这一点上，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重合了。美国不应该为了在国外进行国家建设和可行的经济而发动昂贵和无用的干涉，而是应该集中精力在国内创造一个能够作为别的国家效仿的模范社会。”(46)
综上所述，摩根索采用了双重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了意识形态具有的掩饰功能、独立动机功能及整合功能。凭借敏锐的历史洞察和深刻的人性剖析，他揭示了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给美国和世界政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及捍卫真理的学者良知。摩根索和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远离了我们，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中“十字军”精神的忠告却依然在耳边回响。时下，美国外交中的布什主义与当年的威尔逊主义、杜鲁门主义及约翰逊的全球伟大社会计划何其相似，美国还在重复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连绵不断的暴力则让我们佩服摩根索的先见之明。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指出，“全知全能”的国家只是某些人的幻想，让它来替别国包办一切不仅不可能而且不道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都有探索自己民主道路的权利。意识形态狂热只会带来权力的滥用，从而制造更多的人间悲剧。
注释：
①Nils Rvik,"Anticommun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uth and Tragedy:A Tribute to Hans J.Morgenthau,eds.Kenneth J.Thompson and Robert.Myer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nd,augmented,1984),pp.284～304.
②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③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39页。
④Hans J.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p.168.
⑤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Abridged Edition,p.11.
⑥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p.114.
⑦Hans J.Morgenthau,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and Random House Inc.,1960),p.22.
⑧Hans J.Morgenthau,Truth and Power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0),p.193.
⑨Hans J.Morgenthau,Truth and Power,p.8.
⑩Hans J.Morgenthau,Truth and Powe,pp.33～34.
(11)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33.
(12)Hans J.Morgenthau,"Another 'Great Debate':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 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6 (No.4,Dec.1952),p.987.
(13)Hans J.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p.73.
(14)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22.
(15)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9.
(16)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23.
(17)Anthony F.Lang JR.eds.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ns J.Morgenthau on Aristotle's The Politics (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Praeger Publishers,2004),p.35.
(18)Hans J.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p.73.
(19)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再版序言第IV页。
(20)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25～26.
(21)Roger L.Shinn,"Realism and Ethic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Truth and Tragedy:A Tribute to Hans J.Morgenthau,eds.Kenneth J.Thompson and Robert J.Myers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nd augmented edition,1984),p.99.
(22)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1969),p.138.
(23)Hans J.Morgenthau,Truth and Power,p.404.
(24)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35.
(25)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205.
(26)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26.
(27)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p.58～59.
(28)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p.63,71.
(29)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27页。
(30)Hans J.Morgenthau,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ns J.Morgenthau on Aristotle's The Politics,p.80.
(31)Hans J.Morgenthau,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Politics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231.
(32)Richard Ned Lebow,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Ethics,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56.
(33)Hans J.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pp.45～46.
(34)Hans J.Morgenthau,"Postscript to the Transaction Edition," Truth and Tragedy:A Tribute to Hans J.Morgenthau,eds.Kenneth J.Thompson and Robert J.Myers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nd,augmented edition,1984),p.385.
(35)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108.
(36)Hans J.Morgenthau,"A Positive Approach to Democratic Id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0,No.3,May 1971,p.200.
(37)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p.145～146.
(38)Hans J.Morgenthau,Truth and power,p.273.
(39)Hans J.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pp.189～190.
(40)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41)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78～80.
(42)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7.
(43)Hans J.Morgenthau,"A Positive Approach to Democratic Ideology," p.197.
(44)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88.
(45)Hans J.Morgenthau,"A Positive Approach to Democratic Ideology," p.204.
(46)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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