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内山书店和电影院——现代知识分子与新型媒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媒介论文,电影院论文,书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3-0094-05
时间：1927年；地点：北四川路魏盛里的一家书店。
一个身穿竹布长衫，脚穿白色橡皮底鞋子的中年人从东门迈了进来。小伙计抬头看去，只见他头发长得很长，有一点小胡子，咬着一个竹制的烟嘴。此人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到书店的人很少有这种穿着，当时书价并不便宜，这种衣着者基本无力购买书籍。只见那个人顺着书架一声不响地浏览一周，然后又返回来慢慢选书，每一本看得都很仔细，包括装帧、书名、目录和内容。等到结账的时候，他居然选了好几本价格不菲的中文和日文书。这着实让小伙计和老板娘吃了一惊，他们告诉了老板。①过了几天那个中年人又来到这个书店，挑好书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茶一边点上烟火用流利的日本话请老板把书送到景云里。经过一番寒暄，老板终于得知这个中年人就是刚到上海的鲁迅，而这个书店就是内山书店，老板是内山完造。②
鲁迅和内山书店的关系如今已为公众熟知，上述这个场景来自内山书店的职员王宝良和老板内山完造的回忆。由于时间久远，王宝良把日期记作1929年，时间记作夏天的下午，并且称鲁迅最后购买了十几本书，总共要五十几元。根据鲁迅日记和书帐，他第一次去内山书店是在1927年10月5日，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经过几天的旅程从广州来到上海，第三天便来到内山书店；不到一个月期间，他去了10次内山书店，12号一天就去了两次。他最初下榻共和旅馆，随后也搬至距内山书店步行可至的景云里。③
本文开头的场景和上述细节，都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士大夫对于文化空间的需求迥然不同。“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论语·雍也》）的生活标准被传统士大夫推崇备至，他们往往以“目不窥园”为荣，只需要自足的文化空间（如“陋巷”）。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则通过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发现书院、藏书楼成为士大夫重要的文化空间，他们之间以协作、书信和会晤的方式进行交流。④绝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既不可能生活在自足的文化空间里，也不可能只生活在共同体的文化空间里。现代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对于鲁迅这种以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来说，各种现代文化空间更是必不可少。本文将研究鲁迅在上海的最初三四年间（1927-1930年），如何通过内山书店和电影院获得各种媒介信息，并以它们为媒介建立自己的交往网络。这三四年，正是鲁迅从一个拥有固定职业者向自由职业者过渡的关键时刻。书店和电影院分别供应着一个写作者必需的文字和影像媒介，这些现代文化空间也是新型媒介，使得脱离了“单位制度”的鲁迅得以与外界交流，并建立自己的共同体。
上海以书店云集而著称，书店之间具有不同的分工。冯雪峰、戴望舒、施蛰存都是文学团体“文学工场”的成员，但各自兴趣有所差别，所以常去的书店也不尽相同。当时他们住在松江，冯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设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戴望舒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施蛰存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家书店。⑤对于鲁迅影响最大的恐怕非内山书店莫属，同时鲁迅也使得内山书店成为重要的文化空间——两者相得益彰。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称内山书店为中国文化界人士津津乐道，“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他和鲁迅的关系”。⑥从1928年到1935年，根据《鲁迅日记》的书帐，鲁迅每年购书费用在600元到2400元之间。这些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文书，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从内山书店购买。⑦鲁迅去内山书店共500次以上、购书1000册之多，中国书店买不到或不能销售的书，往往在内山书店都能买到。⑧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不仅鲁迅从内山书店购买大量书籍，内山书店还代售、代办了鲁迅的书籍。⑨鲁迅曾以“三闲书屋印行”的名义出版书籍，其中四种由内山书店代售，还有的书籍则托内山送到日本东京去印刷。⑩
内山书店对于鲁迅来说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已经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承担着其他书店无法承担的功能。对于缺乏体制内交往空间的鲁迅来说，内山书店成为他跟外界交流的重要媒介。不管许广平还是内山完造或店员王宝良，都特别提到内山书店的一个细节，即专门辟有茶座，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供客人联络感情、交接朋友之用。特别是在1929年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 （今山阴路）11号后：总体布置和原来一样，中间的书架靠后面一点有两把椅子，鲁迅把内山书店当作约会朋友的地点，每次来都坐在这里。(11)内山完造把这称作“漫谈席”，它也相当于鲁迅的“沙龙”。内山书店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空间，一方面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认识了大量日本人士；另一方面鲁迅可以在此约见朋友，文学青年也会慕名前来结识、拜访。内山书店不仅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中也流传着请内山完造帮忙就可以见到鲁迅的说法。在《鲁迅日记》中，他在这一段时间认识的日本人，或者是在内山书店，或者是在内山完造举办的酒宴上。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给王宝良去信，列举了上海时期《鲁迅日记》中记载的55个日本人姓名以及与鲁迅会面的日期，同时说明：“以上五十五人中大多数是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或在内山先生举行的宴会上与鲁迅认识的……。”王宝良将这份名单转给内山完造，内山完造表示这并不能完全涵盖他介绍给鲁迅的日本人，由此可见内山书店在鲁迅和日本文化界之间起到如何重要的作用。(12)而鲁迅要见朋友，也通常约在内山书店或内山先生位于千爱里的家里（就在书店的后门口）。(13)内山书店，成为当时上海的一个文化坐标。
内山书店不仅兼具“书店”和“沙龙”这两种文化空间的特色，还逐渐成为鲁迅特有的媒介。特别是在1930年鲁迅参加自由大同盟和“左联”之后，内山完造的国籍使得他有条件让鲁迅获得一定的安全保证。在日常生活上，鲁迅后来的住处由内山完造以中国店员宿舍的名义租赁，连房租、水电、煤气都是由内山代办。(14)鲁迅往外发出的文章由书店代转，寄过来的书信和稿费也由书店代理。在非常时期，内山完造还为鲁迅提供避难场所：一次在花园庄旅舍，一次在内山书店楼上，一次在四川路四马路口内山书店分店里。(15)可以看出，内山书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给鲁迅提供了各种书籍、期刊等新型文字媒介，还在于它本身便起到了媒介作用，鲁迅通过这个空间逐渐建立自己的共同体，并与外界进行交流。
如果说内山书店是鲁迅与外界来往的中转站，借此可以看出他的人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电影院则是鲁迅经常出入的另一处场所，与他同行的往往是一些交往比较密切的朋友，具有一定的内部循环性。据不完全统计，鲁迅曾在上海27家影剧院看过大约140场电影。(16)我们可以看一下1927至1930年间他在上海出入电影院的基本情况：(17)
从地理位置来看，百星戏院、奥迪安大戏院、明星戏院、爱普卢电影院、东海电影院等几乎都在虹口一带，离鲁迅住宅的距离都不是很遥远。内山书店是鲁迅与朋友甚至陌生人交流的空间，电影院则主要是鲁迅与密友在一起的空间。在1927至1930年间，与鲁迅结伴而行、同去电影院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鲁迅的家属和亲戚，比如许广平、周建人、王蕴如（周建人夫人）、周晔（周建人女儿）；另一部分是鲁迅的学生，以朝花社成员为主，比如柔石、崔真吾、王方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住在景云里。他们之间最初的交往促成他们居住在相邻的空间里，比如鲁迅的住所便是周建人介绍，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等人的住所则是鲁迅介绍；相邻的生活空间又促使他们之间交往逐渐密切，比如鲁迅与居住在景云里的年轻人组成朝花社。但是，知识分子和空间的关系不是决定论所能涵盖，共同的生活空间仅仅起到媒介作用，使得他们之间的密切交流成为可能，却不是必然如此。比如同样是居住在景云里的朝花社成员，柔石成为鲁迅的“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崔真吾、王方仁却渐行渐远。而廖立峨虽然曾寄居在鲁迅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最终破裂。(18)
对鲁迅来说，内山书店和影剧院不仅成为他与外界或朋友交往的重要媒介，还分别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影像媒介。在1927年“清党”之后，中国书店里很少能找到马列书籍，但在内山书店里却可以找到这些被查禁的书籍。(19)从前面的表格也能看出，当时上海各个电影院播放的影片，除了卓别林等，多是一些通俗影片。鲁迅与影像的关系，是近年来学者比较注重的问题，比如围绕促成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研究者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20)许广平曾指出鲁迅闲时看电影是上海旅居以来的事情，“算是唯一的娱乐”，(21)不过她又在其他地方指出鲁迅看电影“不是单纯为了消遣”。(22)鲁迅的影像观与文字观有相近之处，比较强调它们的“宣传”作用，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23)1930年他曾翻译日本电影评论家岩崎·昶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原题《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文章开篇即说：“电影的发明，是新的印刷术的起源”，同时指出有产阶级利用电影进行宣传，小市民和无产阶级已经觉察这种诡计，可是随之又产生了小市民的影片。虽然这是一篇译作，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的态度，他在译者附记中对这篇文章称赞有加。(24)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这篇文章原载于日本《新兴艺术》第一、二号，该杂志创刊于1929年11月，而鲁迅在 1930年1月中旬便将该文翻译出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从哪里得到这份杂志呢？从鲁迅日记中可以查到，1930年1月6日他在内山书店杂志部购买了四本《新兴艺术》。(25)内山书店杂志部与内山书店并不是同一家书店，前者征得内山完造的同意借用了“内山书店”的名字，当时的经营者是长谷川三郎，店址位于北四川路余庆坊。鲁迅不仅与内山完造关系甚笃，从1930年起还与长谷川三郎交往渐增。(26)内山书店和内山书店杂志部源源不断的文字媒介（书籍和杂志），恰恰被鲁迅用来解剖电影院提供的各种影像媒介（影片）。鲁迅对电影这种新型影像媒介的看法，一方面与他能从书店便捷地购买到带有马列倾向的杂志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影院里播放的影片有关。鲁迅对电影的态度，既受到杂志上文章的影响，也受到他所观看的电影的影响。
本文以鲁迅为例，说明现代知识分子与新型媒介的关系。不仅杂志、电影等现代媒介对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作用，书店、电影院等空间也起到媒介作用，知识分子通过它们建立共同体，并与外界进行交流。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27)从这个意义上说，起着新型媒介作用的文化空间也是知识分子的延伸。
收稿日期：2006-04-26
注释：
①王宝良述、荣生记：《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载《文艺月报》，1956年9月号，第12页。
②[日]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86页。《鲁迅年谱》误将内山完造见到鲁迅的日期定为10月5日，其实鲁迅第一次去内山书店尚未居住在景云里，10月8日他才从共和旅店移至景云里。《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午，第3页；鲁迅：《日记十六》，载《鲁迅全集》第 14卷，第673页；王宝良述、荣生记：《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载《文艺月报》1956年9月号，第12页。
③鲁迅：《日记十六》，载《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72-676、690-691页。
④［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年。
⑤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载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第271页。
⑥参见史蟬：《怀内山书店》，载《文友》第3卷第7期，1944年8月，第28页。
⑦薛绥之：《鲁迅与内山完造》，载《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29页。
⑧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32-133页。
⑨《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卞立强译，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503页。
⑩薛绥之：《鲁迅与内山完造》，载《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30-31页。
(11)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55页；（日）内山完造：《鲁迅先生》，雨田译，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485页；王宝良述、荣生记：《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载《文艺月报》， 1956年9月号，第13页。
(12)［日］小泽正元：《内山完造传》，赵宝智、吴德烈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6页。
(13)王宝良述、荣生记：《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载《文艺月报》，1956年9月号，第13页。
(1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157页。
(15)王宝良述、荣生记：《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载《文艺月报》，1956年9月号，第13页。
(16)周国伟、柳尚彭：《子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第207页。
(17)刘思平、邢祖文选编：《鲁迅与电影（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70-79页。鲁迅：《日记十六》，载《鲁迅全集》第14卷，第673-850页。
(18)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三卷，第36页；许广平：《欣慰的纪念》，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351-355页；鲁迅：《日记十七》，载《鲁迅全集》第14卷，第698页。
(19)周晔：《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27-193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页；周朴农口述、冯继烈整理：《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载《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第23页。
(20)关于“幻灯片事件”的晚近研究，参见周蕾：《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张历君：《时间的政治——论鲁迅杂文中的“技术化观视”及其“教导姿态”》，载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
(21)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693页。
(22)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载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9页。
(23)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页。
(24)［日］岩崎·昶作，鲁迅译：《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389-413页。
(25)鲁迅：《日记十九》，载《鲁迅全集》第14卷，第805页。
(26)《鲁迅全集》的注释称内山书店杂志部“即内山书店分设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附近的杂志部”，不仅地点不确，而且把杂志部作为内山书店的分支机构，与事实有出入。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第138-140页。
(2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