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威慑与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战后论文,核威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核威慑理论或战略威慑理论是在核武器的出现以及东西方对峙的特定战略环境中形成和系统化的，在战后西欧防务和战略安全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核威慑在战后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冷战后面临的挑战入手，分析了北约和西方核国家核战略调整的内容及其对冷战后欧洲安全的影响。
核威慑及其在战后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核威慑既是战后西方的一种防务理论，又是一种战略选择。所谓核威慑，指的是对抗中的双方，一方以其实力和决心，明确地或暗示地将己方不惜以核打击为报复手段的意图传达给对方，从而使对方中止或放弃某个政策目标或攻击行为的过程和结果〔1〕。 核威慑是核时代的主要特征。但在战后美国独家掌握核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时期，“威慑”的概念和意义十分模糊〔2〕， 当然更谈不上系统的核威慑理论或战略威慑理论。核武器被认为不过是常规武器的又一次运用，尚未被赋予战争遏制的功能。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开始加工和深化核威慑理论。核威慑作为一种首要的战略选择和主要的防务理论，得以在西方的军事战略中占据显赫的位置。
核威慑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和北约的基本军事战略。50年代初，美国凭借其对苏联的核优势，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50年代后期，苏联拥有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核力量，从而动摇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迫使美调整其军事战略，以“灵活反应战略”代之。以后，随着美苏核武器的数量、结构和水平的变化，美国又相继提出了“相互确保摧毁”、“相互确保生存”等核威慑战略和理论，但“灵活反应”和“前沿防御”一直是冷战时期北约主要的军事战略。
核威慑战略是战后法国防务政策的基础。战后，特别是从戴高乐第二次执政以来的法国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核武器在法国不仅被奉为民族尊严的象征，而且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防御态势还被视为法国外交和防务的基石。虽然法国的军事战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屡经调整，但核威慑的战略思想始终未变。法国传统的核威慑战略和防务安全观，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自助”性质认识的基础之上〔3〕， 其要点是：基于现实核威慑理论基础上的“以弱慑强”的核威慑战略〔4〕； “民族庇护所”与“全向防御”的防务理论。法国的独立核威慑力量使其能够在东西方对抗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同法国一样，英国在战后也致力于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以维护其大国地位和最终自主确保本国的安全。但英国的独立核力量与法国相比又有显著的不同。首先，英国主要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着眼来看待独立核威慑力量。其次，英国的核威慑力量对美国的依赖较大：核武器研制依靠美国的技术；核力量拥有以北约为主；核决策不能自主，要受北约，实际上受美国节制。因此，冷战时期英国提出了“最低限度威慑”和“第二个决策中心”的核威慑战略和理论〔5〕， 拒绝将自己的独立核力量纳入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范畴，反对非核化。
北约和西方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对战后欧洲安全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核威慑维持了欧洲近半个世纪的战略均势与稳定。虽然美苏之间全球核力量的对比经常变化，但就欧洲战区而言，军事均衡大体以苏联和华约在常规上的优势、北约联盟在战术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得到保持，从而形成所谓“核威慑的稳定的安全结构”〔6〕。 有效地遏制了核大战的爆发，限制了欧洲局部冲突和战争的发生。其次，美国的延伸核威慑成为维系欧美防务联系的主要纽带。战后，西欧面对苏联和华约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则通过在西欧部署核武器，既保持美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又避免西欧在苏联威胁下可能产生的“绥靖”倾向，从而维持了大西洋联盟的内部团结。最后，英法的独立核威慑力量使其能够在战后欧洲安全和国际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冷战后西方核威慑战略和政策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战略安全环境大为改观，从而使西方的核威慑战略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一、随着华约的解散和前苏联在中欧力量的消失，北约和西方战后第一次不再面临一个在常规武器上占优势的对手。在可预见的未来，北约可能不再需要用核武器遏制来自东方的威胁。由于不存在明确、具体的威胁，这就使北约和西方的核力量产生了要威慑谁的战略上的困惑，从而使核准则的制定和核力量的部署显得不清晰，即产生了所谓的“核认同危机”〔7〕。
二、冷战后欧洲地区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大为下降，代之而起的是欧洲内外由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和宗教争端引起的地区性危机和冲突的增加。欧洲安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应付地区性冲突和维持稳定，而核武器在解决类似前南地区冲突问题上几乎不起作用。
三、由于不存在冷战期间美苏那样的明显的核对抗，核武器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为问题。
四、西方一些分析家还认为，北约和西方的核威慑战略将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北约东扩导致的对中东欧国家可能的延伸核威慑，以及俄罗斯政局未来走向等问题的挑战〔8〕。
上述挑战迫使北约和西方核国家重新确定其核威慑力量的对手，选择新的战略目标，调整核力量的部署和态势，以及制定新的核准则。
冷战后北约的军事战略首先强调继续保持美国核武器在欧洲的存在和北约的核威慑态势。1991年11月北约罗马首脑会议提出的“战略新概念”，再次肯定北约核力量传统的威慑作用，重申了美国延伸核威慑“对保持大西洋联盟内部欧美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是必要的”；其次，修改了60年代以来沿用的“灵活反应战略”，提出核武器由“先期使用”变为“最后手段”。1990年北约首脑会议发表的《伦敦宣言》提出“减少各国对核武器的依赖”，使之“真正成为最后诉诸的武器”。第三，根据冷战后威胁不确定和多样化的特点，将“前沿防御战略”调整为“削减的前沿存在”〔9〕， 突出北约在防区内外快速灵活的反应和实战能力。根据调整后的核战略，北约和美国对核力量重新作了部署，撤走了美国原来部署在西欧前沿的部分战术核武器，仅留少量机载核武器以平衡俄罗斯剩余的核能力〔10〕。
冷战时期，法国的民族独立和“世界作用”是建立在拥有核武器基础上的。冷战后，来自东方威胁的消失削弱了法国核力量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法国昔日在东西方对峙中得以施展其纵横捭阖的自主外交的余地大大缩小。冷战时期，美国在德国部署的大量核武器在法国前沿构筑了一道防务屏障，乃使法“以弱慑强”的战略得以奏效。冷战结束，两德统一，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大为改观，法原先针对苏联的核威慑理论显得过时。冷战时期法国核力量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中东欧国家，而这些国家均已发生变化。最后，战后核力量在法居优先发展地位，核武器研制占防务开支的三分之一。冷战后核武器的作用相对下降。海湾战争暴露出法在常规力量投放方面的相对不足。上述因素迫使法对核战略和政策作出调整：
一、重新回到戴高乐主义“全向防御”的战略。“全向防御”是法国传统防务理论的主要内容。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一度以“单向防御”代之。冷战后，法国针对其面临的安全威胁多样化和不确定的特点，重新确定“全向防御”的战略。1994年法国防务白皮书指出：“必须保持法国的核威慑态势，以保护我国的重大利益，不管威胁以何种方式，来自何方。〔11〕”
二、变“以弱慑强”为“严够足够”。由于核威慑的对象由确定向不确定转变，并且更多地是确保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以应遵循“严够足够”的原则。核打击目标也应由过去针对中东欧城市转为在不确定的范围内有选择地打击军事目标〔12〕。
三、提高法国核力量“欧洲化”的主张。根据“民族庇护所”的防务理论，法国核力量只用于维护法“生命攸关”的利益，特别是保卫法国的领土，拒绝对欧洲的防务承担责任。冷战结束后，法率先提出将法核力量纳入欧盟防务体系，建立关于核问题的多边协商机制，以此作为欧盟在更大范围内开展防务合作的一部分。1992年，密特朗总统提出在欧共体范围内为英法核力量建立“欧洲准则”的可能性问题〔13 〕。 1994年，法国防务白皮书也强调指出：“欧洲的核准则问题注定要成为欧洲共同防务建设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拥有核能力，欧洲的防务自主才有可能，否则只能是一句空话”〔14〕。希拉克当选总统后，又明确提出“协商核威慑”的概念，称“作为其防务政策的一部分，欧盟也许需要法国的核威慑在其安全中发挥作用”〔15〕。法认为，建立欧洲联合核威慑首要是加强英法核合作。为此，法英在核政策协调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1992年秋，两国成立由外交部和国防部高级官员组成的“法英核政策和核准则联合委员会”，于次年举行的法英首脑会晤宣布该委员会为常设机构。
四、在核准则上，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反对将核武器用于实战和有限的地区冲突；反对以常规威慑取代核威慑；反对作出“不首先使用”承诺，主张对无核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为保证法核武器的可靠性，希拉克上台后不顾盟国反对，坚持核试验。
冷战后，英国的核战略和政策调整幅度不大。英国认为，核威慑在维持冷战后欧洲和平与稳定方面仍将发挥作用，英应继续保持原有军事力量的结构和态势，“不应轻易放弃核威慑”〔16〕。另一方面，尽管英国继续认为其核力量是对北约的一个贡献，但是用针对原苏联的“第二个决策中心”的战略思想作为其坚持核威慑战略的理由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在已经调整的北约核战略和“第二个决策中心”之间产生了一个“可信性差距”〔17〕，它迫使英调整其核政策，在坚持其核力量以北约为中心、反对任何把美国排除在外的欧洲威慑的前提下，对法“协商核威慑”主张越来越感兴趣。1995年的英法首脑会晤声称，两国将在核武器问题等方面加强合作。1996年希拉克和梅杰会晤后发表的声明又称，“我们的目标是在尊重核力量独立性的基础上相互加强核威慑”。正是基于在核问题上的共同战略考虑，英对法恢复核试验采取了容忍和谅解的态度，甚至在联合国投票否决谴责核试验的决定。
北约和西方核国家核战略的调整，反映了冷战后西方核威慑思想的转变，即：由过去针对来自苏联和华约威胁的单一和具体的威慑向不确定的威慑转变；由过去遏制苏联入侵转为平衡俄罗斯军事力量、维持欧洲各大国间力量均势；随着昔日的对手成为友邦和伙伴，核威慑存在的理由变为保持欧洲稳定。
西方核战略和核政策调整对冷战后欧洲安全的影响
北约和西方核国家核战略和核政策的调整必将带动美俄、北大西洋联盟内部，以及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核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将对目前欧洲正在形成的以北约为主导，欧盟、西欧联盟、欧安组织及以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分别发挥作用的多重性安全架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核武器仍将是美俄战略对话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尽管核武器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下降，美俄战略对话的主要内容转向北约东扩和不扩散等新的领域，但核武器对稳定美俄和俄欧关系仍起着一定的作用。这是因为：
1、尽管START Ⅰ和Ⅱ的签署、 批准和实施将使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和结构大幅度调整，但双方整体核力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俄仍拥有改变欧洲现行政治结构和战略平衡的强大军事实力，仍是能对美构成军事威胁的唯一国家。在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核武器是俄目前所拥有的抗衡西方、维护其大国地位的少数几个手段之一。针对北约“东扩”计划，俄议会已多次表示要停止审议和批准START Ⅱ。俄还试图以停止实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START Ⅰ为筹码，迫使西方让步。这必然对西方的核战略和欧洲安全产生持续影响。
2、 俄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的调整加深了西方的疑虑和俄美关系的紧张，而俄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毫无疑问是西方在冷战后仍坚持核威慑战略的原因。1994年初以来，俄罗斯改变了冷战结束初期“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强调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其民族利益和大国地位。在此之前，1993年颁布的《俄罗斯军事准则》规定了俄核力量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前苏联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后退。虽然准则没有明确取消“不首先使用”的保证，但与核国家和北约成员国结盟的国家被明显地排除在“不首先使用”的范围之外。究其原因，从军事战略上看，俄军方拟保留运用核武器反击对俄常规攻击的能力；从政治上看，俄此举的目的在于阻止非核国家与北约结盟或发展自己的核能力。准则还重申了延伸核威慑概念，将其定义为遏制对俄、俄军和盟国的军事进攻，即将俄的核保护伞延伸到其他独联体国家。准则虽对俄罗斯核力量的结构未作规定，但俄军方一些人士主张，俄核力量的重组应基于改进的SS—25洲际弹道导弹（Topol—m），即俄仍应保留以陆基洲际弹道为其核力量的基础〔18〕。因此，从整体上看，冷战后核武器在俄军事战略中的作用不但没有降低，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强。
3、北约东扩触犯了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遭致俄的强烈反对。 俄反对北约在中东欧新成员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部署其他成员国部队和核武器；否则俄将在加里宁格勒州，白俄罗斯及靠近北约的其他前苏联国家部署核武器。俄原子能部长甚至称，将摧毁北约在中东欧地区可能部署的核武器〔19〕。俄总参谋部建议，一旦波、捷同北约的政治军事机构一体化，并在其领土部署北约核武器，俄核弹道将重新瞄准波、捷。俄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也撰文表示，如北约执意东扩，俄将被迫拒绝实施STARTⅠ，同时可能把自己的核武器瞄准加入北约的东欧国家。
二、美国延伸核威慑仍是维系美欧防务联系的纽带。冷战时期，美在西欧部署核武器的基本战略目的是威慑来自苏联和华约可能的入侵，在威慑失灵的情况下，为保卫北约防区做准备。此外，美还希望通过在西欧部署核武器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即：第一，增加美延伸核威慑义务的可信性；第二，通过与欧洲盟国平等地分担核风险和核义务，增强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凝聚力；第三，通过提供可靠的核保护使欧洲盟国中的无核国放弃谋求有核地位的意图，从而防止核武器在其盟国中扩散〔20〕。就此意义而言，美是西欧安全的屏障。美国延伸核威慑不仅是使西欧免遭苏联核打击的保护伞，而且被盟国视为美对西欧承担全面义务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一方面美希望西欧在防务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力促以北约为框架建立欧洲安全新体系；另一方面，西欧防务自主的倾向也进一步发展。但波黑战争表明，在解决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方面，西欧的力量仍然有限。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的安全仍离不开美国。正因为如此，北约“战略新概念”重申要继续保持美国核武器在欧洲的存在。美延伸核威慑在维护北约内欧美关系方面仍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英法核力量是欧盟防务建设中迟早要涉及的问题。冷战后欧盟面临如何深化和扩大的问题，建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是欧盟深化过程中与经济联盟并列的两大支柱之一。《马约》的防务条款对英法核武器问题未作任何规定。但欧盟要建立共同的防务政策，进而建立共同防务，必然要涉及英法的核武器问题。
对于法国提出的“威慑欧洲化”主张，欧盟各国反应不同。法国的目的是：平衡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日益增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加强法国在欧洲防务联合中的地位；长远的战略目标是推动西欧减少对美延伸核威慑义务的依赖，逐步摆脱美对欧洲防务的控制，削弱美俄核武器对欧洲安全的影响。法国的倡议是与其防务政策协调一致的。冷战后法国的防务政策有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积极推动西欧防务联合；其二，重新靠拢北约。但法国重新靠拢北约的意图是“从内部改造北约”，在北约内建立与“美国支柱”相平行的“欧洲支柱”，而且法要在“欧洲之柱”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法新北约政策实际上是其新欧洲政策的补充，是希拉克“一个强大的欧盟、一个更新后的北约和一个由俄参加的欧安会组织”的新欧洲防务思想的具体表现〔21〕。西方分析家认为，此举并不意味着法放弃了“威慑欧洲化”的主张，恰恰相反，是要在参与北约改造和欧盟深化过程中，把法核力量欧洲化作为一个中期目标〔22〕。
英对法“威慑欧洲化”主张反应复杂。尽管冷战后英国的核力量仍以北约为中心，但欧洲两个核国家在欧盟范围内的合作可能给英带来以下的战略好处：首先，英保守党内和政府内对欧洲联合历来分岐严重，欧洲怀疑派不断向梅杰内阁施加压力；与法核合作有助于加强现政府“回到欧洲核心”的主张，克服英国内在欧洲联合上的“孤岛心态”。其次，战后以来“法德轴心”始终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和发动机。英对“法德轴心”一直存有戒心，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出现由“巴黎—波恩”双架马车主导西欧对外政策的局面。德国统一后实力增强。英法在德无法发挥主导作用的核政策领域开展合作，可对法德在欧盟范围内更广泛的合作起牵制和抗衡作用。第三，英法核合作可给英带来技术上和财政上的好处，减轻两国面临的防务开支压力。最后，英核力量对美依赖颇深。英认为不排除美削减对欧核义务和英美核关系疏远的可能。因此，发展更密切的英法核关系可谓是一个“两头下注”的策略〔23〕。但英法核合作又可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核心——英美核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妨碍英美核技术交流与合作。审时度势，英一方面主张大西洋联盟内的“集体威慑”，其途径之一是“西欧两个核国家之间稳定和紧密地合作”〔24〕；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导致西欧联合核力量与美核力量“脱钩”的安排，认为多边核协商安排早已存在，这就是北约的“核计划小组”。英核力量是对现存的大西洋防务纽带的补充，而不是削弱这种联系。
德国和欧盟其他非核国家对法国的主张普遍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德国的立场与其传统核政策有关。冷战时期，西德地处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这使它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潜在核战场的地位，东西方之间发生任何重大冲突，西德都将成为核打击的首要目标。因而西德在核政策上，严重依赖美核保护，认为美延伸核威慑对西德安全至关重要，并主张先期和大规模使用核武器。西德还表示不反对美和北约在西德部署核武器，并坚持“核参与”，即广泛参与与德有关的核计划、核决策的讨论，以期对北约核政策施加影响〔25〕。冷战结束后，尽管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德仍将北约的核态势、美延伸核威慑和北大西洋联盟内的核磋商制度看成是欧洲安全至关重要的条件。对法的主张，德明确表示不感兴趣，认为“欧洲人取代美核保护的任何选择不仅会产生令人困扰的信任问题，而且会失去欧洲安全前景与超级大国挂钩的好处”，甚至认为“法英核武器在欧洲的未来作用问题会对欧洲一体化时间表产生干扰。〔26〕”近来，随着欧洲防务一体化被提上日程，德在此问题上有松动趋向。欧盟其他非核国家拒绝了法国的主张，认为北约已提供了足够的核保护。比利时对外关系大臣称：“目前我们的核威慑来自美国”。1995年11月，意大利等10个欧盟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谴责法国恢复核试验。
欧盟内部对法国“威慑欧洲化”主张的不同反应，暴露了欧盟在防务问题上的深刻分岐，这将对欧盟未来制定共同防务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就英法核合作而言，由于欧盟目前处理欧洲安全问题仍软弱无力，加上各成员国对欧洲建设的速度和深度分岐颇大，各国的利益冲突短期内难以协调，因而对将英法核武器纳入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尚无紧迫感。在可预见的未来，英法核合作仍将局限于两国之间核政策方面的探讨性对话。
注释：
〔1〕Paul Huth and Bruce Russett:"Testing Deterrence Theory",World Politics,Vol.XL II,No.4(July 1990); Glenn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c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0,P.9 等著作中关于“威慑”的定义。
〔2〕[美] 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3〕Anand Menon:"From Independence to Cooperation: France,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1,No.1 (Jan.1995) P.20.
〔4〕Stuart Croft:"European Integration,Nuclear Deterrenceand Franco—British Nuclear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2.No.4(Oct.1996) P.777.
〔5〕Nicholas K.J.Witney:"British Nuclear Policy Afterthe Cold War",Survival,Vol.36,No.4 (Winter,1994) P.103.
〔6〕1994年英国防务白皮书。
〔7〕David S. Yost:"Europe and Nuclear Deterrence",Survival,vol.35 No.3 (Autumn,1993) P.97.
〔8〕David S.Yost.Opo.cit.P.97.
〔9〕Paul Cornish:"European Security:The End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New NATO",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2,No.4.(Oct.1996),P.758.
〔10〕Alton Frye:"Banning Ballastic Missiles",Foreign Affairs,Vol.75,No.6.(Nov/Dec.1996) P.102.
〔11〕转引自David S.Yost:"Nuclear Debates in France",Survival,Vol.36,No.4 (1994—1995) P.119.
〔12〕张锡昌、周钊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9—199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335页。
〔13〕Nicholas K.J.Witney,Opo,cit,P.105.
〔14〕David S.Yost:"Nuclear Debates in France",Survival Vol.36,No.4.(Winter 1994—95) P.126.
〔15〕Stuart Croft,Opo,cit.P.781.
〔16〕Nicholas K.J.Witney,Opo.cit.P.97.
〔17〕Nicholas K.J.Witney,Opo.cit.P.105.
〔18〕John W.K.Lepingwell:"START Ⅱ and the Politics of Arms Control in Rus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2 (Fall 1995)P.72.
〔19〕《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8日。
〔20〕David S.Yost:"Europe and Nuclear Deterrence",Survival Vol.35,No.3 (Autumn 1993) P.98.
〔21〕《人民日报》，1996年6月11日。
〔22〕Stuart Croft,Opo.cit.P.78.
〔23〕Nicholas K.J.Witney,Opo.cit.P.106.
〔24〕Ibid.P.107.
〔25〕[德]卡尔—海因茨·坎普：《德国核政策与欧洲核合作》（译文），《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10期。
〔2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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