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界》与民国初期教科书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界论文,中华论文,教科书论文,民国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刚刚成立，陆费逵等人未雨绸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创办了中华书局，并抢在春季开学前出版了“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是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之后的第一套教科书，开创了我国近代教科书的新纪元。此后，中华书局应时而动，不断推陈出新，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在竞争中共生共存，引领了民国时期教科书的根本性变革。
中华书局成立不到一个月，陆费逵又创办了《中华教育界》，这是我国近代史上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之一。该刊“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以中华书局教科书的编写队伍为骨干成员，发民初教科书变革之先声，成为当时教科书革新的重要的传播媒介和交流平台。它不仅推动了中华书局教科书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而且见证、记载和推动了整个近代中国教科书的编写、发行、革新的流程，促进了民国教科书编写的科学化、规范化以及教科书的现代转型。
一、倡导新的共和国教科书编写理念
编写理念是教科书的灵魂和生命。中华民国成立后，清朝的统治被推翻，清末的宗旨和理念自当彻底废止。1月19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规定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为尽快将这一理念传播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中华教育界》一方面及时刊布了有关教科书的最新法令，另一方面组织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呼吁全面革新教科书的编写理念。
1912年元月，《中华教育界》创刊号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敬告民国办学诸君》、《敬告民国教育总长》等文章，大力宣传共和国教育新思想。在《敬告民国办学诸君》一文中，作者何振武对清末教科书予以无情批判，对共和国教科书的编写进行了展望。他说：“近年学部及民间编辑之教科书，表满虏之武功，隐满虏之虐政，提倡忠君，则称其深仁厚泽，颂扬立宪，则谓尧舜无其隆，甚至指民权为邪说，称革命为莠言……不过欲令吾人永奴隶于异族而已”；“民国教育所以养成共和国之国民，决非养成忠虏之奴隶，而下手之方法，首在改用教科书。民国有出版者，固可不劳而获益。即使无之，亦当自编讲义，断不可袭用清代养成奴隶之教科书也”。[1]
刊发在这一期附录栏内的《中华书局宣言书》更是有力宣示了共和时代的编写理念。文章慷慨激昂地写道： “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文章列出了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四大宗旨：一是“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是“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是“注重实际教育”；四是“融和国粹欧化”。[2]
每次教科书大改版， 《中华教育界》都会将新的教育理念刊发出来。这些对于教科书编写理念的论述及宣传，加速了民主、共和理念在近代中国的渗透，加深了人们对于新版教科书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助推了不同出版机构在教科书的编写上达成共识，紧跟潮流、锐意革新。
二、热议教科书的功能和价值
早在新式中小学堂创立之初，有识之士就看到了教科书的独特作用。陆费逵就曾把学校选用“不良之教科书”比作“军队用窳朽之军器”，“始基一误，殆害终身”。[3]民国建立，百业待兴，教科书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刚刚创刊的《中华教育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宣言书：“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2]
1915年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传统文化受到猛烈的批判，儿童中心的地位在教育界逐步得到认可。然而，当时教科书暴露出来的一些弊端却妨碍了儿童的自然发展。于是，有些学者与教育一线工作者开始怀疑教科书存在的意义，有些人甚至提出取消教科书。针对这一问题，《中华教育界》及时组织文章进行讨论，澄清认识误区，推动教科书的革新。
三、探讨教科书的编写思路和策略
民国成立，政体更换，教科书该怎样应对？课程嬗变，理念一新，教科书该如何适应？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教科书编写的基本思路和策略，自然也就成了《中华教育界》关注的重点。
（一）探讨教科书编写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在《中华教育界》关于教科书的论述中，绝大部分篇目都论及了编写教科书的思路和策略。有的文章讨论了教科书编辑的程序，有的文章讨论了教材选择和组织的标准。如恽代英经过两年多的酝酿，撰写了《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当时教科书的四大问题：一是“现有教科书是为教授的非为自学的”；二是“现在教科书是为演绎法的非用归纳法的”；三是“现在教科书是彼此独立的不是相互联系的”；四是“现在教科书是合学理的非合实效的”。他认为，教科书变革有赖于正确的教育宗旨：“我的意见，以为中学教育，是养成一般中等国民应有的品格、知识、能力的教育。”[4]按照这个思路，他分学年度对中学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不同的学段与不同的科目的教科书在编撰上自然有独特的方法和注意之处。谬文功的《国文教科书之批评及其改良方法》，深入地讨论了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他针对十几年来国文教科书的编写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前国文教科书编写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以文字之长短配合年级，其道不适也”；二是“以作者年代先后配合年级，其道不适也”；三是“以文体配置，其道不适也”；四是“以文品为次，如清雅、雄直之类，其道不适也”。他认为应该按由浅至深的原则编排国文知识的序列， “再合以心理发达之程序”，从“文之形”、“文之音”、“文之义”、“文之法”几个方面着手，科学编写各级国文教科书。[5]1920年秋季起，根据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改成语体文，“国语教科书究竟应该怎么样”成了一件很紧要的事。《中华教育界》第9卷第2－3号刊发了沈颐的《国民学校国语教科问题》，从“声音”、“词类”、“语法”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国语教科书的编写方法。[6] 《编辑初级小学国文教科书之几个注意点》一文，则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读本》为例，从“每课生字之支配”、“生字难易之标准”、“每字复见之次数”等方面，指出现有初小国文教科书编写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改进意见。[7] 《对于编辑新制小学算术教科书的意见》一文认为，选择教材“须注意教学的目的”、“须适合儿童的心理”、“须注重生活的材料”、“须有提起兴味的材料”、“须有陶冶公民道德的材料”、“须删除重复的材料”，紧接着作者结合算术科目的内容，举例阐述了具体的编辑方法。[8]这些论述指向性强，分析透辟，且结合了当时教科书使用的实际情况，让教育研究者耳目一新，让教科书编写者备受启发。
（二）主张从儿童心理出发
民国成立以后，儿童个性得到重视，特别是西方儿童中心理论传入中国后，以“儿童为中心”一度成为教育界的时尚话题，也成为教育期刊助推教科书编写创新的一个着力点。
恽代英在《中华教育界》上撰文，批评了当时教科书“是依据论理学编辑的，而非依据心理学编辑的”。在他眼里， “教育便是心理学的应用。所以我们教材的传习，心理学的关系，最为重要”，因此作者认为我们如果真要改编教科书，“应该一是都以学生心理为主，打破论理的次序，建设心理的次序”。[5]
唐珏的文章专门讨论编辑小学教科书的程序，在谈到教材排列时，他特别强调了心理学原理的运用。他说，“（教材）排列的方法大都是根据心理学”，“不要以成人之眼光为根据”，“须向心理学上及实验上求帮助”，总之，要使“教材之排列合于儿童之经验及便于儿童的学习”。[9]
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杨逸群，在谈到为新制小学算术教科书“选择教材”时，也明确提出“须适合儿童的心理”。他说， “我以为编辑算术教科书，当以儿童做主体，教材性质，问题选择。第一，要儿童的知识能了解；第二，要儿童的兴趣能提高；第三，要儿童的能力能运用；第四，要儿童的思考力能养成；第五，要儿童的办事能力能造就。”[8]
《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6期刊发了由陈鹤琴主讲、周邦道记录的《编译儿童用书与儿童心理》一文。文章指出：“现在我们中国要言教育儿童第一困难的，就是没有儿童用的书。各处书坊，虽不乏此项出版物，而求适合儿童需要者寥寥无几。但编译儿童用书，并不是随随便便所能成功，必根据儿童的心理而后可。”文章从想象、记忆、注意、言语、知觉、字汇六个方面阐述了儿童用书的编译方法。[10]
（三）主张用语体文编写
1916年前后，随着袁世凯复辟的失败，国语运动的回暖，改用语体文教科书的呼声日渐高涨。《中华教育界》一方面及时报道了各地倡导语体文教科书的动态，对于新近出版的语体文教材予以热情推介；另一方面精心谋划、组织刊发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文章，助推国语运动，催生语体文教科书。
1916年8月，《中华教育界》推出了吴县陈懋治的文章，提出“宜改初小国文科为国语科，取今日通行之语，所谓官话者择其尤近于文者，而编定之为国语……其各种教科书，亦用此种国语编辑之”。[11]这一主张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大胆的。
1919年7月，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了《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一文，建议编辑国语教科书先要定标准语，其选材也应当注重实用的、美的、国粹的，由口语文渐进为文章，切不可全用白话，更不可将古典教科书硬翻译成白话文。陆费逵的这些论述已经触及语体文教科书的编写问题——语言和选材。
语体文教科书的编写问题，自1920年以后日渐成为国语运动的重要着力点。《中华教育界》刊发了沈颐的《国民学校国语教科问题》（第9卷第2-3期）、黎锦熙的《国语法编辑与教授的纲要》（第10卷第8期）、黎锦熙的《国语教科书的革新计划》（第11卷第2期）等文章，都围绕语体文教科书的编写提出比较独到的见解。
四、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教材和编写意见
《中华教育界》的编者认为，教科书的改进须自教材始。为此，他们一方面开设“教授资料”、“教材”等专栏，大量刊发可供教学和教科书编写参考的资料；另一方面面向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教材征集活动，先后刊登了《中华书局大征文》（第3卷第23期）、《中华书局征集高等小学国语读本材料》（第9卷第3期）、《中华书局新中小学教科书征求意见及教材》（第11卷第11期）、《实验小学爱国教材号征文启事》（第15卷第8期）等征文启事，以“谋编辑之进步，奖学者之研究”，不断扩充教科书编写资料的来源渠道。
教材征文活动无疑拓展了教科书选材的来源渠道，而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则进一步开阔了教科书的编写思路，刷新了编写者的文化视野。中华书局在民国元年编写了中华小学教科书，供春季始业学校使用，第二年又编写新制小学教科书，供秋季始业学校使用。为了解新版教科书的编写质量，中华书局决定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征求编写意见： “程度必如何始为适当”，“编制法必如何始为完备”，“各科联络之方究当如何”，“整体大小、图画繁简是否和宜”，“课文内容如照小学课程表时间分配是否足敷应用，抑尚有余”。[12]这则征求意见稿就刊发在《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7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