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发展价值观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共识论文,价值观论文,新境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5)01-0015－05
所谓发展价值观，是关于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属性的根本观点，是人类对于发展的价值诉求和社会理想的系统表达。发展价值观通过对发展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为人类提供一种能充分表达发展的目的、意义的发展理念。它主要研究的不是发展的方针、政策等问题，而是回答依靠谁而发展、为谁而发展，也就是发展的基础、目的和根本动力等问题。不同的发展价值观决定着发展观的不同性质，构成各种发展观的本质区别，发展价值观构成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发展观，将“以人为本”的命题第一次纳入党的重要正式文件，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立论依据和根本理念，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价值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蕴涵着深刻而丰富的伦理精神。这一新的发展观，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2004年5月11日，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把中国的发展观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以对应“华盛顿共识”即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在分析和比较了两种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后，它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认为发展经济只需要资本主义的理念和资本自由流动，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使用于所有国家。……‘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精髓是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创造一种能够保障国家独立的增长模式。”概言之，“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发展价值观的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帮助少数人，后者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
一
“北京共识”所蕴含的发展价值观，吸取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合理的思想成果，也是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产物。
在历史上，最早从伦理价值的视角考虑经济发展问题的是近代英国经济学家穆勒。他在1848年提出，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须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穆勒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看到了成果分享的公平性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战以后，在西方兴起了以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发展学。发展学的先驱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应立足于本国人民的需要，“从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中刷新思想”，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学术创见”[1](P19)。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将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平等定义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一些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以物为本”发展观的缺陷，开始将人的各种需求和自身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然而，在整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观，即以新自由主义为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其发展价值观的特征是：以牺牲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既在全球范围掠夺全人类的共同资源，又在全球范围转嫁环境危机，从根本上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华盛顿共识”获得了话语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被广泛推行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幸的是，西方模式不仅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发展的希望，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苏联和东欧的巨大社会动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拉美地区更是“华盛顿共识”的重灾区。在近10年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模式破坏了十多个国家的经济。在这些国家，某些时期确实经济增长了，但却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平等、教育、文化、就业、劳动者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倒退、国家主权与民族优秀传统的削弱，成为阻碍发展的深层隐患。而从人类整体而言，在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之一的今天，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却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道德水平下降、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地球。正如邓小平所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2](P281-353)。西方有些正直的学者，包括缪尔达尔在内，也尖锐地指出，西方发展理论带来的是饮鸩止渴的“发展”，或者说是“反发展”。
“华盛顿共识”虽然是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却不断遭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西方学者们提出的“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资本主义在与英美自由市场型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挑战“华盛顿共识”的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正思考和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有不少国家提出，要由片面依赖外国转向注重地区联合和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把解决社会问题即国内贫困化问题摆在首要地位。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正在尝试新的发展道路；巴西近年来一反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强调发展的社会价值，其政策明显向广大普通人民的基本需求倾斜。
总之，“北京共识”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价值的认识成果，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产物，它以世界人民对发展问题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与其说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共识”，还不如说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价值理念，这就是：立足本国实际，尊重本国人民的选择，以实现本国人民的利益为目标，寻找和确定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
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新发展观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北京共识”的本质和核心。胡锦涛主席在阐述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内涵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3]。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人民为本。这一论断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它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深厚土壤，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和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历来把发展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人的自由解放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与人的思想的理论主要包括：
1.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物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物质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决于人的智慧和能力的进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民本经济。“全人类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4](P821)。历史的经验也说明，只有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做到“集民智、察民情、顺民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使最广大人民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和动力。
2.广大人民群众既然是生产力的创造者，也理应成为其成果的主要所有者和享用者。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观中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是发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发展的目的。因此，必须把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通过改革和发展，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求我们必须从以民为本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经济发展，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扩大开放，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既要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要充分考虑人民的承受力，只能把工作的目标定位在便民、利民和富民上，决不能劳民、损民和坑民。
三
“北京共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发展价值问题的新认识，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思想智慧，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方法论对21世纪中国发展问题的新回答，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原有的发展价值理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必须进行变革。以新发展观为内容的“北京共识”包含着发展价值理念的一系列深刻变革。
第一，从“以物为本”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发展。适应新阶段的新发展观，要从侧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变为侧重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即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物质财富是为满足人类需求服务的，不能为物质财富而生产物质财富。科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社会发展，以及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满足人类各种需求和实现人自身发展的主要手段，都是实现“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途径。早期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只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长，将物资资本积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典型的“以物为本”。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以物为本”、“重物轻人”的现象。长期以来，不少地方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尺度，忽视人文、资源、环境等指标。不能否认，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的重要指标，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就会导致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适应新阶段的发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必须从某些产业、区域和人群优先发展，转变为各产业、区域和人群均衡发展。优先发展也可以说是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在：发展主导部门或产业、实施“城市偏向”、培育“增长极”、发展特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均衡发展的表现有：各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各区域协调发展、各群体共同富裕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矛盾恰恰是发展的“不平衡”。这突出地表现在：城乡差别近十年来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造成了当今比较严重的“三农问题”。在强调公平竞争、国民待遇和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必须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
第三，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变革的终极因素，经济发展是政治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我们不能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能视为“以速度为中心”，发展不仅指“硬实力”即经济实力的增强，包括GDP增长、经济规模扩大、物质财富丰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还涵盖“软实力”的增强，这包括科技教育水平、文化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力量。“软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是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目前。我们发展中的“不全面”、“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从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上来，从片面重视“硬实力”的增强转向“硬实力”、“软实力”两手一起抓。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指所有的人都应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从可能性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使得我国从物质财富相对匮乏和短缺的社会走向相对丰裕的社会，为实现更多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和机遇创造了物质基础，已经有条件让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和成果，这就必然要求将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在此阶段，每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都有义务保证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遇。就权利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相应的生活质量权；就机遇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同时，应当拿出一部分经济发展的成果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和救助，以增强社会弱势群体利用和抓住机遇的能力。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各阶层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显然，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的发展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还包括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人不是机器，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需要关心、理解、爱护和尊重。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最重要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扩大人民民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为人们创造平等的多方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另外，要加速科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和健康素质，尽可能地提供满足人们各种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手段。我国步入小康社会，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越来越关注，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同时，人们获得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乐于参与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要高度重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防止和克服西方现代化模式产生的“重物轻人”、“重物欲轻精神”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出现，努力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选择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适用的固定模式，作为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概括，“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得到人们的“共识”。面对国际社会的盛誉和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过去和未来的深入思考。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国发展经验的结晶和升华，其发展价值观开创了发展理念的新境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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