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青年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随后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人们开始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奴化思想文化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来，接受并建构以科学、民主为基本价值体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并逐渐由这种“五四”新文化取代了封建旧文化。这一文化的转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走向现代的开端。所以，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长期以来，总是有人或明或暗地攻击或诟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20世纪30年代，“新国粹派”就站出来否定“五四”白话文而主张“复兴”文言文。一些左翼作家也把“五四”白话文与“大众语”对立起来，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把“五四”白话文说成是官僚买办的语言，认为“大众语”才是无产阶级的语言。40年代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坚持用旧文艺形式创造民族形式的人指责新文艺形式“是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所以只是适用于“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形式。新时期之后，“后现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受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否定“五四”启蒙的意义，提出“五四”启蒙实际是“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表现。新儒家则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奉行“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进入21世纪，又有人在晚清小说和翻译文学中挖掘现代性因素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压抑了这种世俗文学的现代性。今天，我们回顾100年前发生的那场警醒世人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捍卫“五四”新文化传统，回击和批判那些攻击和诟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观点或言论，抵制和揭露穿着各种外套的封建的思想文化意识。 一、封建礼教文化是维护等级专制秩序的思想理论工具 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还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一家。西汉的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钦定独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儒家的经典也成为国家制定政治制度的依据。当然，儒学也开始按照封建统治者们的意愿来解释并为维护封建秩序服务，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理论工具。董仲舒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归纳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原来儒家思想中蕴含的等级观念及保守思想加以强化和绝对化；强调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有生杀予夺之权，而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则只能依附和服从，即所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天下无不是底君”，甚至绝对化到“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而“夫为妻纲”更是桎梏和虐杀妇女的枷锁和利剑。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残毒妇女的荒唐野蛮的伦理道德，诸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要求妇女做“节妇”“烈妇”，只要女人的丈夫或未婚夫死了，就要求其无条件地“守节”或“殉夫”。而且认为“守节”守得时间愈长，日子过得愈苦，便“节”得愈好；“殉夫”死得愈惨，便“烈”得愈妙。只要翻开过去各地的县志府志，都可以发现其中记载着许多“节妇”“烈妇”，所谓的表彰，实际上记载的是过去女性被纲常礼教生吞活剥的血泪账。《儒林外史》中有“徽州府烈女殉夫”一章，生动地描写了老秀才王玉辉的三女儿在父亲的怂恿下殉夫而死的情节，让人们了解了纲常礼教把人们的精神戕害到了何种地步。按这种纲常礼教的律条，臣、子、妇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依附于君、父、夫的奴隶，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谁若想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就是不安分。儿子不服从父母便是“忤逆不孝”；妻子触犯丈夫的权威便是“泼妇”“悍妇”，是离经叛道的“牝鸡司晨”；臣子给君王提意见，民告官都是犯上作乱。无论所提意见正确与否、所告案情是否属实，先施以杖责的惩罚。传统剧目《宋世杰》中即有民告官按律处以死刑减轻为流放的情节。可以说，“三纲”是专为统御弱者而规划的一套极不合理的封建伦理道德，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专制制度的实行。为了缓和“三纲”所带来的尖锐矛盾，掩盖其极端不合理的本质，维护和保证其能够实施，封建统治者又提倡儒家的所谓“五常”，即儒家的五项基本的道德原则“仁、义、礼、智、信”。这里所谓的“仁”即孔子所讲的“仁者爱人”，即爱。所谓的“义”即正义、道义，也就是行为必须遵循道德原则。所谓的“礼”有两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指遵守儒家的典章制度，如君臣上下的等级制度，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人伦关系以及政事刑罚等礼法制度；另一方面的内容是讲礼节、礼貌。所谓的“智”即明辨是非，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所谓的“信”即诚实，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五常”的作用就是缓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它与“三纲”共同组成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它在要求被压迫者自觉地做到忠、孝、从的同时，也提醒压迫者不要激化矛盾，即君对臣要“仁”，父对子要“慈”，夫对妻要“爱”，就是要求压迫者在拥有特权的前提下不要滥用自己的特权。这就为冰冷残酷的封建专制伦理道德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过，从本质上看，“三纲”“五常”这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是毫无民主可言的，它根本不讲人的平等权利和独立人格。所以这是一套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扼杀人的独立性、创造性而培养人的奴隶性的反动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把“三纲”“五常”这一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的奴性的伦理道德体系说成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所以，要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就必须摧毁这一套荒谬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 为什么陈独秀要掀起新文化运动呢？这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一活生生的残酷现实，给中国人的最直接最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无论如何也打不过洋人机械化的长枪和大炮了。于是士大夫阶层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郑观应、林则徐等人开始醒悟，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种思想发展的高潮就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掀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高潮就是建立起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庞大的北洋水师。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布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北洋舰队在船数和兵力都优于日军的情势下，由于高层决策指挥的失误而全军覆没，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一震惊国人的残酷事实促使人们的认识从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认识到是中国制度的落后，只改变武器不改变政治制度还是于事无补。于是又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以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来改革封建专制制度，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则是要以武力推翻专制帝制而建立民主共和制。然而，戊戌变法以“百日维新”而宣告结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了民主共和制，但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样的事实又促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改变政治制度还是不行，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的文化思想。旧的封建文化思想和新的共和制度格格不入，它会阻碍共和制度的真正实行并最终导致共和制度的失败。所以，政治革命的成功还必须有思想文化的革命作保证。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任务就是进行文化思想革命。 陈独秀1915年从日本回国时，正值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和愚昧人们思想的儒学也自然被袁世凯当成了保证他独裁复辟的思想理论工具。他就任总统即大搞尊孔祭天，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倡导尊孔读经；发布《大总统祭圣告令》，提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与此相应，保皇党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推康有为任总会会长，出版《孔教会杂志》作为机关刊物。康有为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清朝的封建遗老遗少们也组织了“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尊孔复古团体。作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认识到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 就是以摧毁封建专制政治的根基为旨归，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与迷信，批判封建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掀起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称赞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把社会的健康发展比喻为人体之新陈代谢，认为青年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鲜活泼的细胞，而陈腐朽败者则是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濒于死亡的社会细胞。所以社会也应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淘汰那些陈腐朽败者而让青年担负起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责任。陈独秀以民主自由与平等人权为理论基点，认为青年人应该抛弃传统的奴隶道德观而树立独立平等之人格观，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权利，任何人都“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他主张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思想，而“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他以尼采在《道德谱系学》和《善恶的彼岸》中所提出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伦理观来批判封建传统的奴隶道德观，把历来人们标榜的所谓“忠孝节义”看作奴隶之道德，把历代人们称颂和希冀的“轻刑薄赋”批为“奴隶之幸福也”，把称功颂德的文章称为“奴隶之文章也”，把过去人们出将入相的最高追求目标指斥为“奴隶之光荣也”，把君王赐予的所谓“丰碑高墓”看成“奴隶之纪念物也”。人要以自身为本位，其是非荣辱不能听命于他人，否则，就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他明确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这里，陈独秀以民主自由人格独立为价值评判标准，批判封建忠孝节义的奴隶道德，规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走向。 此后，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中更是明确提出民主与科学，并把民主与科学比喻为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后称德先生(德谟克拉西Democrocy)和赛先生(赛因斯Scicnce)，使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的旗帜和评判事物的价值标准。可以说，陈独秀是把摧毁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推倒封建思想文化的突破口。他认为人的觉悟有深浅不同的两个层次，政治觉悟是浅层次的觉悟，而伦理觉悟才是深层次的觉悟，共和的失败就是因为人们只是有了政治觉悟而没有伦理觉悟，旧的伦理思想不适于新的共和政治而导致共和失败。所以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他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3]维护等级专制制度，主张人治，反对民权的一整套“三纲五常”之旧伦理道德和旧文化思想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4]。 在陈独秀的倡导下，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陈大齐、胡适、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响应新文化运动。吴虞发表《吃人的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唤醒人们：“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5]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持其学说以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者，势也。”[6]他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被胡适称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李大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指出“道德既然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7]。“孔子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8]他明确表示：“故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9]钱玄同当时也非常激进，被认为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人。他发表于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的《致陈独秀信》中明确表示白话体文学“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批评国粹派说：“若说科学是墨老爹(按：指墨子)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之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后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败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他与陈大齐在《新青年》的通信中形象地把旧文化比为臭粪，说要编一部《粪谱》帮人们识别，并戏谑地把维护旧文化的人比喻成眼珠被医生偷换成狗眼的人，把臭粪当美食。所以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他说：“《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10]当时“五四”先驱们认定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旧的伦理道德与思想文化是制约社会革新进步的根本恶因。它摧残人性，桎梏了人的思想，培养人的奴性，从而也使整个民族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所以，不打破这一笼罩在中国人思想和精神上的旧封建道德文化的大网，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就无从谈起。当时“五四”思想先驱们高呼“打倒孔家店”，是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用民主与科学的武器来彻底摧毁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旧封建道德文化。他们就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和重新建构。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姿态虽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四平八稳的改革是无法颠覆和动摇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旧封建文化的根基的。要使中国人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下挣脱出来，一些激进的矫枉过正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必要的无奈之举。因为在当时他们感到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11] 三、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中国人从数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进而推动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这是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启蒙的意义上大大超越了以往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搞维新变法还要打着孔子的旗号，从孔子那里去寻找历史依据和理论支点。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被梁启超称为引起清末思想界“火山大喷火”的《孔子改制考》，该书的中心关键词就是“托古改制”。康有为认为孔子是假托以前的先贤来作“六经”，其目的是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他认为只有秦汉以来的历史是有据可查的，而“六经”则是孔子假托古人的议论而创作的。孔子“托古”就是为了“改制”，即用他规划的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政教礼法来改变当时现行的社会制度，把孔子打扮成维新变法的先师。自称“革命军马前卒”的激进革命党人邹容，在他的被时人赞誉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的《革命军》中，也是借孔子来攻击清朝的腐败统治。“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曲阜孔子庙，又人人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乃贼满人割胶州于德，而请德人侮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欤？夫耶稣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我中国几何如？”看，无论是晚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提出反孔的口号，都没有深挖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根源。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才真正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文化根基。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破除了封建礼教的陈规，推倒了封建圣贤的偶像，民主科学深入人心且成为重估一切的价值标准。从此，人们开始接受并建构以科学民主为基本价值体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并逐渐由这种“五四”新文化取代了封建旧文化。这一文化的转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走向现代的开端。所以，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标签：新青年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陈独秀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康有为论文; 伦理道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