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新阶段与产业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新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走工业化道路则是近代的事情，把握工业化道路阶段性特点与近阶段新特征，对于正确制定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目标，尽快建成新兴工业国至关重要。
一、中国工业化过程的阶段性特点
按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前期，轻型结构为主要特征，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轻纺工业的发展对能源、机械等基础工业、重工业等产生大量需求，于是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就是工业化中期。中期特征是钢铁、机械、电力等资金密集型行业起主导作用。这一时期有发达的基础工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到工业化后期，工业以高加工度化为特征，汽车工业、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行业和新兴产业获得高度发展。
要搞清目前中国工业化处于哪一阶段，就必须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于1953年提出“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一化”就是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至今为止中国工业化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中国工业化结构重型化时期（1953—1979年）。这一时期的工业结构特征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工业比重下降，结构重型化趋势有不断加强趋势。
（1）1953—1957年 以前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工程为中心，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全面展开，重工业行业涉及电力、煤炭、石油、现代化钢铁工业、冶金设备、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业等。其中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8.8%，制造生活资料的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11.2%。这种重型化结构客观上填补了我国重工业的空白部门，建立起中国工业骨干体系，重工业比重从1953年的37.3%上升到1957年的45%，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但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因而排挤了其他部门，如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
（2）1958—1960年 大跃进强化了工业重型结构。此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重工业增长24倍，轻工业增长0.4倍，农业下降15%。这一时期结构重型化使轻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极度匮乏，以致于不得不依靠票证实施计划供应，致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3）1965—1979年 以三线建设国防建设为中心的产业政策使重型化继续得到加强。由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失误，整个经济向备战型转化，以国防为中心的重工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向西南发展，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向湘西、鄂西、豫西发展。这一时期的重型化的负作用是主要的，它牺牲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优势，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的技术设备改造，损害了轻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所谓三线、小三线建设因地址选择不当等原因，设备利用率低下、经济效益几乎为零。
针对这一阶段特征和工业演变规律，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跳越了早期轻型化时期，首先进入重型结构阶段[①]。笔者以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它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前30年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的原因，在于违背了工业结构历史演变规律。由于越过轻型化时期，重工业发展失去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量的规定，出现过度发展盲目发展。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列宁关于两大部类生产以及生产资料优先发展原理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们揭示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化的逻辑过程，不能等同于历史过程。马克思从来就把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严格区分开来，这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实践中如何使二者尽可能地一致起来，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的重大课题。
2.工业结构向轻化方向发展（1979—1984年）。经济改革开始后，结构重型化倾向逐步得到纠正，轻工业有了迅速发展，重工业比重开始下降。自1979—1984年轻工业比重从43.7%上升到47.7%，重工业比重从56.3%下降到52.6%。这一时期国家产业政策开始转变，政府投资、银行贷款、进口用汇等货币财政政策倾斜，优先安排轻纺工业所需要的资金、能源、原材料、运输等，使轻纺工业、食品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同时调整机械、化工等行业结构和服务方向，使重工业为轻工业服务，促进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一时期工业结构轻型化被认为是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补课”。轻纺工业、加工工业的大力发展，带动重工业朝合理化方向发展，并推动了国民经济全面增长[②]。
3.中国工业化高加工工业发展时期（1985—至今）。笔者认为，中国工业进入80年代中期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高加工度工业化时期。
（1）高加工度工业设备被大批引进国内，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到来。中国自经济改革以来，首先对特区、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下放外贸自主权。1984年9月国务院提出全国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后，一个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家用电器流水生产线的热潮在全国掀起，彩电、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生产线，食品工业方面罐装饮料生产线，服装业方面西服生产线等被大量引进。据统计，这一时期共引起彩电流水线114条，其中绝大部分是地方企业引进的。此外，以合资形式引进先进设备的汽车工业，新兴产业电子计算机行业等纷纷建立。这些引进产业不同于传统轻型化工业，却有国际工业化后期高加工工业的明显特征。
（2）高加工工业品产量先大幅上升后稳步增长，传统加工工业产品持平并开始下降。主要是轻纺工业呈下降趋势，而高附加值加工业基本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不是一般的对轻工业的补课而是进入了新的工业化第三时期，即高加工工业阶段。
（3）制造业总附加值比重明显上升。
根据另一种工业化划分方法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按制造业附加价值占商品附加价值比重为划分的标准，占20%以下为非工业国，占20%—40%的为正在工业化国家，40%—60%为半工业国，60%以上为工业国。据此可进一步规定[③]，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20%—40%时为工业初兴时期，占40%以上为工业中兴时期，60%以上为建成工业国。中国在1984年工业净产值已占国民收入的48.2%，说明已进入中兴工业阶段，相当于前面所指的工业化第三阶段——高加工工业时期。
1985—1995年传统轻工业品和高加工工业品增长率（%）
资料来源：1984—1995年历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986—1990年”数据为《七·五》计划期与《六·五》计划期相比数，见国家统计局《1990年七·五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彩电”栏1991年之前为全部电视机台数增长率。
二、现阶段工业结构特征与矛盾
虽然中国已进入加工业阶段，但出现了与其他国不同的特征。
1.高加工工业发展与重化工业“补课”并存。
根据工业化一般规律，轻纺工业的发展，推动重化工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全面增长，在经过一个重化工业发展时期后，再进入高加工工业阶段。而中国80年代中期高加工工业的发展，主要不是在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国际化浪潮推动下，加强了国际贸易的结果。因此中国工业化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跳跃”，即跳过了重化工业时期，在引进产业的基础上发展高加工工业。于是引进的高加工工业与国内重工业、基础设施脱节，中国在继续发展高加工工业同时，又对工业结构重型部分进行“补课”。具体体现在，自1992年开始，我国重工业比重从1991年的51.1%重新上升到1995年的54.7%。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目前处于高加工工业开始发展和重工业“补课”同时并存阶段，这就是中国现阶段工业化过程的特殊性。把握这一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工业结构新矛盾，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
2.工业结构矛盾的特殊性。
一方面高加工工业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产生了大量需求，实际上归结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曾有过重工业发展阶段，并建立了一定基础，但因历史原因就其现状无法满足加工工业的发展要求，急待“补课”，而目前因资金不足处于发展缓慢状态。
（1）高加工工业呈现出旺盛的不可抑制的发展势头。第一，重加工工业大量为耐用消费品。经济改革以来，人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消费总量急剧扩大，对耐用消费品表现出极大的需求。旧一轮家用电器消费浪潮刚刚在城市平息，在向农村、边缘地区发展的同时，新一轮消费浪潮又在城市掀起，家庭电脑、空调、大屏幕彩电、高级音响、高级家庭装璜等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且价值更为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如家庭轿车等的消费已在少数高收入者中开始。所有这些表明，新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成为中国高加工工业发展的巨大动力，使这一工业有着极大的市场、极为充足的资金来源和极大的发展潜力。第二，高加工工业中不少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同电子工业。发展高加工工业有利于各级政府开辟众多新的就业岗位，减轻中国沉重的就业压力。因此这一新兴工业是吸引地方财政投资的重要领域，地方投资是高加工工业的重要推动力。第三，高加工工业虽大多为引进产业，但目前正出现“本土化”国产化活动，由此拓宽和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了这一工业规模增加的发展势头。
以上说明高附加值加工工业正以极大规模和速度在中国发展，与此同时重化工业却无法满足它对能源、原材料以及相关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需求，成为中国工业化的绊脚石。
（2）重化工业资金严重不足，处于停止或缓慢发展状态。重化工业在继续前几年低速增长之后，进入90年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如发电量从1992年的10.9%下降到1995年的7.8%，钢材从5.9%下降到—5.1%，纯碱从14.5%下降到0.1%，10种有色金属从13.1%下降到7.9%等。
重化工业资金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作为高强度投资的重化工业，政府财政是主要投资者。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投资能力已明显下降，仅占总投资的约30%。第二，大量外资流入，成为我国投资的重要来源。但外资投资结构比例失调，据资料反映，1996年基础产业和制造业比例为1：9，尤其是电力、交通、通讯不到3%，宾馆、房产、旅游业占78%。第三，我国金融以间接融资为主，其中居民储蓄占70%，且以短期为主。因此间接融资未能成为筹集长期投资资金的渠道。第四，作为直接融资的中国证券市场，近几年来发展迅猛，本应具有灵活调节资金，调整投资结构的功能。但据资料反映，1996年6月前上市的36个新股中，列入国家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仅16家，其中能源1家，交通3家。其余20家中还有国家限制的行业。
三、工业化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与工具
高加工工业发展时期，正确处理上述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高附加值加工工业代表工业化发展方向和主流，是重化工业的生产目的，应使其获得充分发展，没有必要人为限制它；另一方面，迅速完成重化工业的补课，才能使高加工工业有足够能源、原料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得以加速发展。二者重要性程度可从与目标的关系中得到证明。
1.继续发展高加工工业与基本目标的相关性。
首先，工业化在目标体系中是中间目标。中间目标不是一国的最终目标，而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条件和手段[④]。与工业化相关性较高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实现工业化，表明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而机器设备武装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增长。
只有继续发展家电工业、汽车工业等高附加值加工工业，发展光纤、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才可能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才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只有继续发展这些与消费品相关的工业，保持旺盛的消费需求，才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正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没有高加工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起飞。
其次，从理论上讲，工业化因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会减少就业量，从而与充分就业目标相矛盾。但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加速现代工业部门发展，能迅速吸收传统部门中隐蔽性剩余劳动力，使隐蔽性失业逐步减少[⑤]。因此，中国现阶段也只有继续发展高加工工业，才可能开辟无数新的就业岗位，容纳成千上万传统产业调整中下岗的工人，保持产业结构调整中最低的失业率，同时使大批农村中隐蔽性失业人员转移到制造业中来。
为发展高加工业，可继续发展引进产业规模。可选择的政策工具是，放宽用汇条件，充分利用现有的雄厚的外汇储备基础，继续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当然，必须防止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现象，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引进高加工工业同类产品中新技术含量高、代表时代新潮流的先进设备，尤其是那些能迅速转化为本国生产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储备量，如不充分利用会造成浪费。为此，应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扩大引进产业规模，加快工业化步伐。
2.尽快完成重化工业补课与基本目标的相关性。
经济增长有赖于工业化，有赖于机器设备的武装，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重工业发展快的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复杂。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根据本国的资源优势，对不同工业部门采用有差别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结果无法获得预期的增长率。
中国的国情是矿产水力资源丰富，如水力资源居世界首位，但现在的水电站仅占开发资源的20%不到。这说明重化工业有很多有着资源优势的部门，增加这些部门的投资，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就能极大提高增长率，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加工工业部门的发展。目前必须多渠道投资，加速完成重化工业补课。可以采取的政策工具有：
（1）政府财政投资和长期国债。应充分发挥财政在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主体作用。重要工业投资量大、周期长，一般投资者不愿介入。且若投资过于分散，容易造成竞争激烈而引起价格波动，使整个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在目前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主要可以通过发行剪息形式的长期国债的方法筹集资金，避免因国债发行过大造成潜在的财政信用危机。
（2）鼓励发展投资银行。在中国间接融资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间接融资作用发展重化工业，将居民储蓄转为长期投资资金至关重要。学者们认为，有必要重视长期投资银行作用，通过向普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可以把储蓄转为长期投资[⑥]。中央银行有必要在利率、准备率等工具方面给予优惠。
（3）鼓励发展共同基金。中国直接融资虽占比重很小，但其地位会越来越高则是发展趋势。应逐步扩大证券市场对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提高投资性。证券投资者一般不愿意把资金投向基础工业，原因是获利少，风险大。通过共同基金，可以解决重化工业投资和证券投资者利益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此外，共同基金还具有引导外资流向长期稳定性项目，操作难度比股票筹资低等多方面优点[⑦]。应制定发展共同基金的有关政策，引导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
总之，继续保持高加工业的发展势头，使重化工业与其协调发展，应是中国工业化新阶段产业政策的出发点和中心。
注释：
① ②张立群：《中国产业结构矛盾的再认识》，《经济研究》1992年4期。
③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④参见周炼石：《现代经济政策学原理》，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
⑤参见[美]威廉·刘易斯：《发展计划》，何宝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版。
⑥ ⑦邱全宁：《论建立我国重点产业投融资机制》，《经济研究》199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