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党干部选拔任用制的道德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干部选拔任用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6)04-0060-04 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能否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下去，中华民族能否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再造辉煌，关键看我们党能否培养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从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鉴于此，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政治伦理学的视角，就我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做一道德考量。 一、干部选拔任用中委任制与选举制的伦理冲突 在中外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委任制和选举制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干部任职模式，但由于这两种模式的使用主体、对象范围、具体条件，既存在实质性重要区别，又存在深层性相互关联，致使在党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管理工作中时常出现各种错位现象。本应以委任制方式任职的干部，却非要通过选举的形式去产生，而本应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干部，却偏要用委任制的形式去任命，从而引发了二者之间深刻的伦理冲突。深入分析委任制与选举制的形成历史，透析其伦理冲突的内在本质，进而觅得二者的求和之道，就显得尤为必要。 由执政党向政权机关和各级政府推荐干部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然而，如何推荐？亦即政党如何管理干部？不同的制度背景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设想国家公职人员要实行全面选举制和随时撤换制，但由于俄共是以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胜利，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必须迅速地把干部派到各地接管那里的政权，于是委任制就成为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之后，斯大林将干部委任制固定化、制度化，逐步形成了干部管理高度集中和政党国家化的政治体制。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深受苏联干部制度影响。1949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指出：“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每一个干部都要有一定的机关管理。”①这个机关就是党的组织部门，由之，基本确立了党管干部原则下的干部委任制，上下级干部之间形成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政府人事部门只是党管干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接受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指导。这种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干部委任制彻底改变了过去100多年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把整个国家有力地组织起来，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能力，为满足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同时，也为日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文革”悲剧的发生创造了组织条件。 面对“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人们痛定思痛，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党开始对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深刻变革。一是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通过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二是对干部管理体制不再进行越级管理，改变中央从基层直接提拔干部到高层的做法。同时，在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干部的分类管理。其中最为核心的改革重点是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和加强监督，尤其是通过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高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不断扩大民主推荐、民意测评和民主评议的范围，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制度，逐步建立起党内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优胜劣汰的选举择优机制，这对于党在不断地新陈代谢过程中永葆青春活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委任制和选举制作为干部任职的两种模式，二者之间既存在着深刻的伦理冲突，又存在着相得益彰的求合之道。就其伦理冲突而言，委任制本质上是“伯乐相马”。它是由党组织和领导者凭个人经验选干部，形式简便、高效而节约成本。但因其视野狭窄，人为因素大，缺乏民主监督，极易导致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吏治腐败等现象。而选举制的本质则是“赛场选马”。通过公平竞争，比出高低，选人视野宽广，客观公正，能够有效调动选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把优秀人才推到领导岗位，保证选民的监督力度，有效避免论资排辈、关系网、说情风等人为因素的消极影响。但其程序相对复杂，成本较高，极易出现违规操作、盲目投票、投机者当选等现象。就其求合之道而言，一方面，委任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必有其自身的道德合理性。如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和政令畅通，在地方分离势力或地方干部矛盾尖锐化的状态下，干部委任制仍不失为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和环节，同时，它也是党和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相互掣肘和彼此扯皮的组织保证；另一方面，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进步，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干部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仅仅理解为党组织直接任命干部，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的要求。必须在保证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制定干部工作大政方针、推荐和管理重要干部、做好宏观管理和检查监督的同时，逐步减少委任制的使用，充分发扬民主，相信群众对干部好坏自有公论，真正将党管干部原则与群众公认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将委任制与选举制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扩大其中的民主成分，健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责任追究和监督制度，从而大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价值理念创新和制度伦理创新。 二、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道德解析 为了逐步缩小干部委任制的使用范围，加大干部选举制或选任制的力度，近年来我党在基层党组织的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不断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任中的提名权、考察权、测评权等，使党员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环节和关键部位上发挥主导作用。其中，“公推直选”和“两推一选”的试点工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干部人事制度的创新首先从党的基层组织——乡镇领导干部入手，探讨党员群众或上级组织与党员群众共同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发表竞职演讲和个人陈述，最后实行差额选举。这一改革试点使得传统委任制中的“事先内定”“组织意图”大打折扣，迫使参选干部不断强化自身对人民群众的道德责任感、义务感和使命感，既要通过自己的才能和政绩赢得群众的信任，又要强化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其困难和压力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也迫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下移，更加关注党内外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储备大量优秀后备人才，供党员群众选择，并努力增加党员群众对选举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和认可度。尽管在“公推直选”和“两推一选”的试点过程中出现了党内矛盾公开化、个别候选人拉票行贿、善于表现型干部中心化和踏实肯干型干部边缘化等现象，但不可否认，这种改革强化了普通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党员群众的权利意识，只要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无疑将更大程度地激发出党组织的活力。 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另一创新点是党内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的改革。众所周知，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党的委员会人数较多，开会机会很少，党代会的权力行使往往由党的委员会选出的常委会代行，党委用干部、做决策的两项重要职能也演变成由常委会决定，进而由常委会中的一把手——书记决定，从而形成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内用人机制。为了改革这一体制的弊端，我党在部分地区试点，将干部的初始提名权从书记和常委会决定改为由全委会决定，全委会在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的基础上进行差额票决。尽管全委会存在人数多常委会数倍，许多委员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的干部人选无法进行科学把握，只能通过看材料、听述职、观察答辩来了解情况，但这种改革对防止少数人操控用人决策的做法有着重要意义，不失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渐进改革的有效环节。 如何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上述改革措施进行道德评价？笔者认为，首先，它极大地增强了基层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道德责任感，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应有的道德情感。我们党通过革命方式取得了执政地位，人民将权力授予了执政党。通过第一次授权，执政党成为了人民权利的代理人。但在执政党内，当其将人民授予的权力再次授予各行各业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时，不再重视人民的选择权，忘记了第一次授权的重要意义，人民选择干部变成了党选择干部，出现“办人民的事，权力产生不再与人民有关”的局面。这在干群关系紧张时，必然出现群众对党的干部不买账，乃至仇恨党的干部的现象。“公推直选”和“两推一选”的改革有效吸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感，推动了党的基层民主建设，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情感。其次，它有效地保证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权力与责任的公平分配。党委会的初始提名权和差额票决制，有效地克服了“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一言堂现象，为党员广泛参与党内事务提供了更多机会，确保了党员权利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在分解少数人过分集中的权力的过程中，也分担了常委会的决策风险，实现了权力来源与权力责任的公平分配。 三、探索党的领袖集团生成机制的伦理价值 在对我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道德考量的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党的领袖集团的生成机制，亦即如何保持党的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吐故纳新的过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更是我们党能否长期执政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自我党执掌国家政权伊始，这一问题就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鉴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在1956年前瞻性地提出了选择政治接班人的问题，并陆续把邓小平、陈云、林彪等人纳入政治局常委之中，准备让他们同刘少奇一起成为未来集体接班的重要人选。但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后，当个人核心一步步取代集体核心之后，毛泽东开始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陷入选择接班人的“政治悖论”之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邓小平等由他选定的接班人先后被他本人否定，直到去世前才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又陆续选定胡耀邦、赵紫阳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但因种种复杂原因，又先后将他们罢免；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后，才又选定江泽民为总书记。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我们党领袖集团的交接班过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国内外有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探索过中共领袖集团的生成机制问题。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大家普遍认为，中共领袖集团生成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中共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的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其中涉及以下三大问题：(1)对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成员的年龄结构、教育背景、从政履历、人员构成比例等问题，做出明确性制度规定。如进入政治局及常委会的年龄上限与下限，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要求，是否有担任省委书记、地市书记或交叉任职的从政经历，政治局成员中东部、中、西部或中央、地方、军队成员的构成比例等。(2)对党的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的提名程序、差额选举、任职年限、票决结果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如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的差额选举办法；在不惟票是举的前提下，将在中央委员中进行的民意测评结果向全体中央委员及时公布等。(3)对退休或离任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待遇、居住场所、生活和医疗保障等问题做出明确性制度规定。如退休领导人不再出席党和国家重要政治活动；中南海只供现任领导居住；退休国家领导及时搬离中南海择地居住；对退休后的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医疗等各种保障措施逐步进行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等。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简言之，中国稳定的核心是党的领袖集团的稳定，而党的领袖集团稳定的核心是领袖集团生成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华民族“铁打的营盘”，那么一届又一届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就是“流水的兵”，只有当每一个领导人进入营盘之时就明确预知其流出之时，只要党内外、国内外各界人士对党的领袖集团的生成过程具有清晰明确的预见和判断，拨去了其神秘性面纱，避免了少数人的暗箱操作，才意味着党的领袖集团的生成机制具有了深厚的制度伦理根基，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奠基在了天道人心这一坚实的道德磐石之上。 四、逐步确立我党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基本伦理原则 我党现行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将以下七条原则列为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1)党管干部原则；(2)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3)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4)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5)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6)民主集中制原则；(7)依法办事原则。但从政治伦理学的视角看，笔者认为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应为以下三点： 1.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我党之所以把这一原则视为选拔干部的根本性伦理原则，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做官必须先做人，一名干部在德才无法兼备时，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相比，后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其次，一个人在工作上成功与否，除了权力因素外，个人品行、人格魅力等非权力因素往往更加重要，古人讲“小胜靠术，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就是这个道理。再者，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对公民道德建设发挥着定向、推动、示范和凝聚作用。最后，普通百姓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评价，最能直接地反映出执政党的社会形象，并最终影响到其执政合法性。可见，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引领力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着十分迫切和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 2.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形式公开是干部选举和选任制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它涉及公布职位指数；报名办法和资格条件；面试和笔试等素质测试；公开考察结果和研究决定；人选公示等，只有将干部选拔过程全面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才能真正体现民主公开的伦理要求和阳光透明的政治指向。程序公正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核心性伦理原则，与传统干部任用制度相比，只有通过公平的竞争平台，严密的选拔程序，民主的选任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从而有效破解任人唯亲和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结果公平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终极性价值追求，在干部选任过程中，只要符合设定的资格条件就可以同其他人同台竞争，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特长，保证结果的公平合理，从而取信于民、取信于参选的各方。 3.权责正义分配原则。当前我国的干部体制之所以出现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和能上不能下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干部待遇特权化现象广泛存在，缺乏正义性制度设计。一个干部经过精密的成本收益核算之后，发现只要他不断地在科、处、局、部等干部等级链条上晋升，其最终的政治生活待遇将进入无忧无虑的保险箱中。如果不断推进干部工资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干部住房市场化，退休待遇社会化，即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各级干部除在职期间享受相应待遇，退职后仍是一介平民，要靠自己的综合素质去赚取生活费用，那么无数人将不会再在干部竞争这条小路上过关斩将，而是经过成本收益核算后，在年轻时代就会进入自己认为更加理想的职业领域。唯其如此，才会真正建构起能上能下的干部流入退出机制，并最终破除数千年来我国社会的官本位现象。 注释：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