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视域下的甲午战争再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视域论文,体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3；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4)04-0051-09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诸多国家的殖民侵略，其中唯日本最甚。在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与外敌对抗频次最多、时间最长的也莫过于日本，因而承受之灾难程度也最为深重。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时人的想象，它不仅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而且确认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体—用”关系认知指导思想的破产，也对战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为此，国际国内学者对甲午战争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拓宽与深化的阶段”，“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也斐然可观，规模空前”。①然而，纵览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战争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实力、外交手段、人员素质、政府体制等方面。概言之，对于中国战败之原因，学界已经进行了十分充分的探讨，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问题是，当我们把目光注视于战争本身时，战争以外的东西往往会被忽略。或者说，当我们在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同样也应该思考——甚至更应该思考——战争爆发的起源。唯此，我们才有可能遏制——至少更主动地去应对——下一场潜在的战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史鉴的功能也正在于此。习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在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从更宽广的视野探讨甲午战争，对于理解这一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意义尤殊。 一、日本国内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 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爆发的历次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貌似是与各国的战争，但归结起来，都不是孤立的，其实质是与资本(扩张)的对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②也就是说，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等要素缺一不可。而在商品生产高度发达之后，市场的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攫取落后国家的财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概括：“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③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与前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掠夺相比，在后期则显著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进而上演为欧美列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殖民浪潮，一方面获取原料，一方面开拓市场。在某些特殊时期，市场要素更为关键。这是因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④因此，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⑤ 资本扩张的这个逻辑激发着先发工业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浪潮，传说中遥远富庶的东方国家也未能幸免。作为长期以来东亚体系的核心，中国既是列强争夺的首要目标，又是征服整个东亚的障碍。这是理解鸦片战争及其后历次侵华战争的根本历史前提。⑥与中国隔洋相望的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也遭遇了相似的处境。在坚持闭关政策约3个世纪之后，日本的大门终于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随之而来的王政复古，消灭了幕府的割据局面，至19世纪60年代，皇权在全国各地渐渐地安定下来。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沦为欧美资本主义的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政策是得到完全的胜利了”。⑦ 血与火的教训使新的统治者明确表达了脱亚入欧的抉择：“欲重振帝国的衰运，使万国共仰皇帝的威仪，则必须痛下决心，廓清历来偏狭之见。……放弃历来称外国为犬羊夷狄的愚论；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依据万国通例所规定的仪节，召见各国代表。”⑧正是鉴于中国的处境，明治政府很快认识到，要想避免落得与中国同样的下场，必须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本国的军事和工业。质言之，“维新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和发展日本资本主义”。⑨ 当然，明治政府的诞生，并非纯粹由外力引发。⑩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内虽因三百年的闭关自守而欲与外部世界隔绝，“但内部的矛盾逐渐酿成，商品经济已在强有力的封建的限制下，以城市为中心，在全国逐渐发展。当时货币流通的范围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业经有所发展”。(11)尽管这种商品经济仍从属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但由此造成的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冲击和动摇，已经预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到来。尤其是新的生产方式对全国性市场的需求，以及对幕府割据统治的基础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也是理解日本王政复古运动发生内在因素的前提。商业资本的发展，作为流动手段的货币量也随之增大，这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原始积累的基础。然而，商品经济越发展，来自封建体制的压力就越大，与之对抗的资本主义因素也越强大。及至1853年，来自外界开港贸易的压力自然会对经济形成张力，产业资本的发展似乎有破茧之势。与此同时，来自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也自然因之成为相辅相成的力量。表面上看，天皇绝对权威的形成似乎加强着封建的统治方式，而在实质上却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天皇制建立在半封建的基础上，却强力地培养资本主义，使之发展，并起了补充和代替的作用，因而在不到半世纪的期间就建立起垄断资本主义。只是由于天皇制的支持，资产阶级才能积累巨资。”(12)这也印证了亨廷顿的那句名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3) 如果说，进入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的话，日本的资本主义则刚刚开始。前者资本扩张的目的和手段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占有市场，而后者则表现为领土(及其资源)和市场的双重要求。(14)由于开港贸易，商品输入对日本国内的生产必然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原材料的采用和产品的输出方面，也体现于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由于日本沦为半殖民地，成为欧美资本主义输出廉价商品与原材料的掠夺对象，这就对其国内的手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868年到1881年，日本贸易入超额共达77，644，000日元。从1872年起，入超使金银不断外流，到1881年止，共达70，999，000日元。(15)长期的巨额入超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当时国内普遍认为：“自我国进行对外贸易以来，输出入就发生差别，其利大多归于外国，我国只好运出现金来补偿。于是现金外流之势逐年加甚。官民均引以为患，力谋挽救。”(16) “政府对现金流出最感痛苦，因为纸币价格由此下落，使财政更为艰困。因此政府想尽方法来奖励输出和防止输入。所以采用殖产兴业政策，不仅有军事意义，在经济上也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17)与此同时，不管是看到昔日学习的榜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挫败，还是切身体验到欧美的坚船利炮，都警醒着日本一定不能重蹈中国覆辙，而要采取西方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运输通讯工业。1873年后，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有了更大的进展，新的生产方式也加速了新式资本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循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自由竞争的路径，而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主导之下兴起的。“政府只留下军事上重要的产业，其余都交给特权政商，这样一方面以军事产业为主轴，另方面又使这些政商资本家在生产上也同政府勾结起来，建立更加灵活的经济体制”，“因而造成这一重要事实，即产业资本的成长，不是通过自由竞争，而自始就是经由给与特定政商以超额利润的途径实现的”。(18)因此，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具有这样的特征，即“抑制从下面自力成长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专制主义的主导下，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以特权的财阀为中心，从上面迅速建立军事的、半封建的资本主义”。(19)显然，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必然造成一些阶层对另一些阶层的敌视，因此明治政府的种种维新举措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国内普遍的赞成，反而遭致更多的来自中下层的不满。但明治政府的统治者们“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20)所以，尽管“新生的明治政府的这些重大改革是不得人心的”，(21)但正是这般“不得人心”的改革，迅速将日本推上了半封建的、军事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具体表现为日本的铁路、海运、军工制造业的相对迅速发展。 维新时期，由于现代工业技术的运用，日本的棉纺织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产能同步的，是局部的生产过剩以及中下层民众普遍的贫穷。日本19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爆发的。这次危机凸显了拓展海外市场的紧迫性。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的狭小，作为其资本主义根本基础的棉纺织业长期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因此，就常理而言，日本应该是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冲突的。这是因为，一旦发生战事，“两国贸易则将转入沉寂，棉纱之类的出口可能完全停滞”。(22)表面上看，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似乎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中日战争的爆发。然而，恰恰相反！维新政府对此是如何认识的呢？尽管这种可能面临的不利因素是确凿无疑的，在短期内一定会造成经济的低迷，但从长远来看，“我国商工人民勿忘，稍委屈于今日，是为了他日的更大发展。若欲有更大的发展，则须不辞今日稍有委屈。若欲获得更大的利益，则须不辞今日稍有损失。……若乘战胜之势，得以获取清国的最惠国条款，我国岂不从而获得了四亿新顾客吗？”(23)在中国业已成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现状下，在试图跻身列强行列的日本国眼中，中国并非同病相怜的友邦，而是殖民的对象。因此，日本在国内物产资源、市场规模均受限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就是使中国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进而攫取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所需的各种资源。如，日本铁矿资源贫乏，那么若“邻邦清国富铁，则日本必然要求通过确保殖民地而拥有铁矿”，(24)为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充分理解，为建立劳动手段的生产而获得殖民地，通过确保殖民地而确保铁矿”。(25)再如“现在我日本国在厘金税问题上受到歧视，被排斥于欧美各国享受的特别优惠之外……若取得最惠国条款，得于在清国内地开设新的贸易场所，其利益将不可胜数。这只是战胜获利之一部而已。一部尚且如此，其全部实不可卜。”(26)由此，无论是棉纺织业还是劳动手段生产的建立和发展，其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国外市场问题。 就国外市场而言，朝鲜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亦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1884年甲申事变以前，日本几乎已经形成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地位。甲申事变严重挫伤了日本的这一优势，使得日商在和清商的竞争中几乎没有利润可言。(27)这更生动地启发着日本：无军事暴力的手段不足以维持对外贸易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而这实际上也是欧美所谓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定律，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也不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了。1889年，朝鲜颁布禁止输出谷物的防谷令，但日本横加干涉，还要求赔偿14万日元的损失，以暴力维持市场已经显而易见了。“到了这个时期，又加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朝鲜市场问题，更因世界帝国主义的侵入，东亚风云告急，使日本早就有了帝国主义性质的分割市场要求，因此为了扫清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资本主义政权的专制主义就成为必要的了。”(28)甲申事变后，日本之所以失去优势，在于中国重申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自然，日本要重新维持对朝鲜的支配地位，首要的障碍并不在朝鲜本身，而在于中国。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交涉中，日本千方百计想要获得的便是清政府承认朝鲜的独立国家地位。如此，资本扩张的逻辑障碍便可得以清除。 归根到底，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是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也不简单地出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是日本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拿信夫清三郎的话来说，“日清战争是日本在朝鲜的政治败退与日本在朝鲜、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的必然结果”。(29)从战争的结果来说，无论是赔款还是割地，都满足了日本资本主义扩张中原始积累阶段对领土(及其资源)和市场的双重需求。 二、朝贡体系的式微与日本的崛起 无论是从中国(亚洲)中心史观出发，还是从西方(欧洲)中心史观出发，鸦片战争以后朝贡体系逐步被条约体系所替代已成为共识，尽管学界在替代的时间、方式、过程和原因等方面还有不同意见。(30)然而，就这个体系的崩溃而言，直接涉及中日朝三国的甲午战争，可以被视为促成朝贡体系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甲午战后，日本取代了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因此，在结合外力作用的前提下，考察朝贡体系内部尤其是中日朝三国的力量变迁对东亚格局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说，“将日本近代化放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角度考察……日本的近代化是努力将朝贡贸易结构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日本”。(31) 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朝贡体系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新政权初立时，往往突出其政治功能；在政权稳固时，往往突出其经济功能；在政权即将瓦解时，往往突出其外交功能。在朝贡体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侧重点也各异。在朝贡体系形成时期，以政治与文化认同功能为主；在朝贡体系趋于成熟时，以贸易与互利功能为主。然而，这几种功能并存的情况往往是常态。(32)由于地缘关系和历史文化渊源，中日朝三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史。因而，朝贡体系的各个时期、各种形态、各种功能在三国交往史中都得到了细致的呈现。(33)在一定意义上说，东亚三国在清代的朝贡关系就是整个朝贡体系的一个缩影。 有清一代，尤其是清初，中国始终为边患所困扰，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扰更是延续了明清两代。在清军入关前夕，沙俄侵略者率先入侵黑龙江流域，并趁清军角逐中原无力北顾之时，深入松花江下游地区，此后几乎连年侵扰，建堡安民，烧杀劫掠，无恶不作。至顺治朝，虽然清政府与蒙古族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朝贡关系，但不稳定因素尚存，部落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并最终引致军事冲突；西南、西北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民族关系相对复杂。作为一个新生政权，清政府面临着国内反抗势力的军事威胁、重建经济社会秩序的政治威胁，如果边患不清，势必危机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朝贡关系的地缘战略意义非同寻常。以关系最近的朝鲜为例，由于历史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明朝政府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在对抗后金时一度唇齿相依。清军入关前，就恩威并济，与朝鲜最早建立了宗藩体制，尽管朝鲜最初仅仅是表面服从，(34)但这一体制的建立，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顺治元年正月初一(1644年2月8日)，朝鲜国王就遣使致书祝贺元旦。为此，清政府尤加赞赏：“朝鲜国王常以礼来馈，较诸王独厚，向曾奏闻先帝。今我等辅理国事，谊无私交，此等馈送，永行禁止如何？遂定议今后禁止诸王、贝勒收受外国馈送礼物。”(35)顺治四年(1647年)，琉球国遣使进贡。朝鲜和琉球遂成为新生的清政权最早的朝贡国，为此，这两国在清朝的朝贡典目中也居于要位。清廷多次减其岁贡、回赠优礼，严惩清朝官员在朝贡往来中的不端行为，并专门兴建馆驿，以住来贡使臣。此后，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陆续成为朝贡国。朝贡贸易也成为清政府实行羁縻政策的重要凭借。康熙二年(1663年)，明确“凡外国进贡之人所带贸易货物……只登记报部，不必收税”，(36)康熙七年(1667年)，规定“非贡期……概不准其贸易”。(37)可以看出，清政府一方面给予朝贡国优厚的贸易特权，另一方面对非朝贡国进行严格的贸易限制。 中国与日本并不存在稳固的朝贡关系。(38)在历史上，由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中日两国自唐朝“白江口海战”(39)始，友好交往与矛盾冲突几乎并存。而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染指，则从公元4世纪在朝鲜南部建立殖民据点(“任那日本府”)就开始了。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了入侵朝鲜进而试图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朝鲜史称“壬辰卫国战争”，该战争以中朝联军获胜而告终。(40)明亡清兴之后，清政府试图通过朝鲜与日本建立宗藩关系，但由于朝鲜的抵制和日本的反对而失败。由此，纵观清代的对日政策，是以不直接联系和接触为主，始终对日保持防范和警惕之心，当然，这其中部分源于台湾郑氏政权与日本始终保持密切关系，以及日本的锁国政策。(41)清统一台湾之后，不久就开放了海禁，中外贸易的限制大为减少。尽管如此，中日贸易仍以单向贸易为主，“只许中国商人前往，不许日本商人来华”。(42)如前所述，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朝鲜、琉球的转口贸易。 从中日朝三国的情势互变角度看清代的东亚朝贡体系，在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内部，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次体系，或者说，还存在着日本以自我为中心所构建的一套体系格局。如果说，前者是礼仪秩序，那么后者便是利益秩序。尽管“日本的外交制度和对外态度自古以来一直模仿中国；不过，基本上是想实行对中国保持对等关系，对朝鲜则高出一格”。(43)历史地看，日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适何重组日本、中国、朝鲜、琉球的关系，以将日本置于中心位3置”。(44)因而，“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三者就有着三种意图，很难找到共同合适的接合点”。(45) 再看琉球，自1609年为岛津氏击败后，琉球向清政府朝贡的同时，还被迫向日本朝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事件侵台，清政府尽管坚称日本“借口他国积年旧案，违约称兵”，谕令沈葆桢“务当与之极力理论……不得稍涉迁就”，(46)但最终仍“以制备未齐之故”与日本签署“北京专条”，承认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给“遇害难民”抚恤费并修道、建房之费七十五万元折合白银五十万两。这等于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实际控制。光绪元年(1875年)3月，琉球使臣最后一次来华朝贡，此后为日本所阻。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以来，琉球国五百年来的来华朝贡史结束。“这项解决(日本1874年侵台)对中国来说殊属可悲。‘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地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是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尤为重要的是，它轻易地就放弃了纳贡五个世纪之久的琉球群岛——这是安南、朝鲜、缅甸、满洲、蒙古和西藏等藩属或全部或局部地相继被蚕食的前奏。”(47)1879年，日本正式使用武力吞并琉球，置为冲绳县。与此同时，日本也加快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步伐。 日本在唐朝、明朝时多次征伐朝鲜未果，但其染指朝鲜之心从未泯灭。德川幕府时期，朝鲜同琉球一样，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还向日本朝贡。进入清代，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征朝逐渐频繁，取得了逐步累积的进展。1869年，日本对马藩主宗义达致书朝鲜，“告以王政维新及愿与修好，朝鲜不答”。(48)在这份外交文书中，日本在措辞和语气上均凌驾于朝鲜。为此，朝鲜十分震惊，感到这不仅可能引起清国的不满，而且认为是日本有使其臣属的图谋。(49)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朝鲜外交的基本原则历来是“事大交邻”，“事大”意味着奉中国为宗主国，“交邻”则意味着与中国之外的邻国是抗礼的对等关系。因而，日本要想取得对朝鲜的实质上的支配关系，不得不首先谋得与中国的平等关系，《中日修好条约》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签订的。清政府总理衙门起初并不同意签约，以为“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仍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谓之不信不约也”。(50)但在日本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的劝说利诱下，李鸿章误认为中日一衣带水，可以通过条约形成同盟以共御西方；更何况在李鸿章看来，这也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平等条约。因而，李鸿章力主签约。在取得与中国的平等地位之后，征韩的下一个准备便是使清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而日本侵台事件，既是日本国内主张征韩与侵台势力较量的结果，更是日本为侵略朝鲜而试探清国底线的一次“投石问路”，其结果就是更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征韩的野心与信心。1875年，日本为制造征韩的“正当理由”，策动了“江华岛事件”。日本参议木户孝允建议应首先使中国清朝放弃与朝鲜之间的宗属名义，然后以武力为后盾遣使朝鲜，与之谈判。为此，日本政府派森有礼为信任驻华公使，来华与总署商谈朝鲜问题，而其核心就是辩称朝鲜为独立国家。与此同时，日本于1876年2月26日逼迫朝鲜与之签订《江华条约》，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云云，随后又于3月12日将条约照会清国总署。然而，由于清政府在所谓条约时代情境下对朝贡体系的模糊认识，使得名义上作为属国的朝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尽管清政府声称朝鲜是属国，但又认为朝鲜事实上“地固不隶中国，中国曾无干预其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51)于是日本便以此为据，坚称朝鲜为独立国，主观上为其侵略朝鲜排除了障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朝贡体系在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与尴尬，然其实质也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衰落，已经无力维系这个朝贡体系了。面对种种寻衅，清政府亦“不过笔墨口舌支吾而已”。(52) 面对日本意欲侵占朝鲜的举动，李鸿章无奈提出了制衡的策略，即“劝该国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意图通过西洋各国牵制日本，清政府试图将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运用于朝鲜。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签字，继而英、德、法、俄等国亦纷纷援例，与朝鲜建交。既如此，清政府也准变通旧制，许中朝两国商民自由贸易。同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七名日本人被杀。随后，日本派兵入朝，最终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使得日本得以派兵驻扎汉城以警备使馆。1884年，中法战事之际，在日本与朝鲜国内亲日派的策动下，“甲申事变”爆发。尽管在清朝军队与朝鲜军民的配合下，日本暂不得志，但在美国的帮助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汉城条约》，规定朝鲜修书谢罪，抚恤赔款。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经过多次谈判，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其中第三条“将来朝鲜遇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53)实际上标志着清政府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默认日本对于朝鲜拥有与清国同等的权利。然而，日本并未达到要求清廷“惩办武弁”及“赔偿恤款”两项目的，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侵华呼声高涨。其军界元老黑田清隆即向日皇奏称，请“在一二年中即速夺朝鲜而与中国开战”，否则三年后中国必强，到时更难办理。而伊藤博文则认为，由于日本国内的经济限制，与中国开战时机并不成熟，并断言中国“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井上馨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之不足惧”，与中国开战还需充分的战争准备。(54)1886年，日本发行海军公债一千七百万元，决定建造包括“三景舰”(55)在内之兵船五十四艘。1888年，日本完成陆军军制改革，将原有旧式镇台制陆军改编为西式野战师团制，以适应大规模征战之需。日本经过了约20年的战争准备，1894年甲午战争终于爆发。1895年4月，李鸿章在经历了数次屈辱的讨价还价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情形令人扼腕。(56)从此，日本取得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获得赔款割地通商之多项权利，列强也依仗利益均沾原则，进一步深入了对华的侵略。 甲午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彻底崩溃，日本通过武力迅速崛起为东亚地区的强国。上述主要为体系内部权利格局的变动，而在体系外围，随着清国本身以及各朝贡国的先后殖民化，(57)朝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了。甲午战争不过是发挥了“最后一根稻草”的功能。 三、列强争夺远东与殖民中国的进一步演进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东亚局势，具有不言自明的功能。毋庸置疑，甲午战争是日本为争夺东亚霸主而发动的，但日本和朝鲜在列强瓜分中国、染指东亚进程中又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58)在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的爆发又是列强争夺远东与殖民中国的进一步演进，也是“两次鸦片战争的继续”。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把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发动的甲午战争，孤立地看作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就不可能把握这次战争的全部历史意义”。(59) 由于日本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美国要想深入东亚，必须以日本为跳板。在蒸汽机时代，美国要想让东方各国成为潜在消费者，就必须在泛太平洋航线上找到中转站以便能源补给，因而使美国人“注意到了日本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日本蕴煤量甚丰，又是去中国的必经之路”。(60)1853年佩里舰队叩开日本大门，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上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无论是从经济的还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美日同盟几乎是天然形成的：美国依靠日本的战略位置，日本依仗美国的军事实力。而朝鲜和中国毗邻，紧靠北方的“龙兴之地”，又是列强控制清政府的咽喉。因而，朝鲜又是列强争夺中国的天然要道。由于“利益均沾”原则，列强虽内部矛盾重重，但都坚守着获取最大的殖民利益这一信条，以致无论哪国列强在取得清政府的不平等和约时都能和其他诸国握手言和。这既是日本敢于在列强已然瓜分中国的现状下，发动一场意在通过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原因，也是清政府自以为高明的“以夷制夷”策略频频失效的原由。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分别与英使、俄使面商，试图通过英国与俄国的干涉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在得到两国使者的承诺后，李鸿章不无自负地电告总署“素稔日忌英不如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61)尽管英俄两国都通过外交途径督促日本从朝鲜撤兵，但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英俄两国是不可能冒卷入战争的风险援助清政府的。俄国外交大臣电示俄国使臣，俄廷要求日本撤兵仅是“友谊的劝告”，俄国不宜“卷入朝鲜纠纷”；明确告知李鸿章，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62)英国的调停也“均无果”。显然，对于列强而言，与其充当清国的同盟，不如充当调停者。因此，战争爆发不久，在中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英国、俄国、美国便开始争相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正如英国使者在试图调停时针对李鸿章“与其赔兵费，不如留此费用兵”的论调时，坦率指出“两国战久，于各国商务亦有碍”。(63)在列强的既得利益面前，被殖民国的民族利益根本微不足道。 以今人的眼光看待历史，总是难免有后见之明之嫌。然客观而言，纵观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华史，其武器无非有二：一为枪炮，一为条约。先是通过枪炮订立城下之盟，而后修约不成，又付诸枪炮，再订条约，如此循环。而如果不用通过亲自征伐坐收渔利，对列强而言又何乐而不为。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美国表面中立，而暗中纵容甚至支持日本，英俄等国则乐享其成。事实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试图扩大在华利益的尝试并不总是随着一次战争的胜利而全盘取得，何况发动战争在列强环嗣之下总是要承担风险的。而在甲午战争之后，根据各国“最惠国待遇”中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多年以来试图进入中国腹地的愿望终于借助日本的枪炮和《马关条约》得以实现。而在战后，也正是由于列强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与相互间的微妙博弈，上演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幕。从此，中国彻底门户洞开，英国控制了长江中上游，日本侵占台湾，山东半岛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控制云南、广西，美国、日本登陆福建，英国通过印度和中亚深入西藏、新疆，沙俄进一步将东北和辽东半岛攫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加强了对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势力。除了领土的侵略外，工商掠夺、金融控制无孔不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又将中国推向更深的泥潭。可以说，1904年的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甲午之战不无密切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的影响的确超出了时人的想象，对今人理解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应该更具启发意义，值得大家深思。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265、283、166页。 ⑥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贸易形态的变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⑦(11)(12)(15)(16)(17)(18)(19)(28)[日]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26、2、41、60、61、61、79、81、121页。 ⑧(47)(60)[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19、282页。 ⑨(22)(23)(24)(25)(26)(29)[日]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9、60、61、63、61、31页。 ⑩那种认为日本在锁国时期的“停滞状态说”是不准确的，否则，就难以理解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之后日本的骤然“开放”，以及1868年明治维新与德川幕府时期传统之间的突然决裂。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13)[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14)概览晚清史籍，时人对“欧美列强无觊觎中国领土之心，而在通商”的论调比比皆是，这部分源于殖民者自我形象的虚伪包装，部分源于当朝者的误判。相对于领土占有，市场控制的收益比更高，殖民者对侵略方式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其对收益的考量。 (20)(2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5、54页。 (27)关于中、日、朝三国在1885-1893年之间的三角贸易情况，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第九章《上海的海外金融网络——19世纪末的朝鲜、中国与日本》(第212-230页)中作了细致的考察。文中所提供的资料与结论可以作为支撑本文观点的有力材料。 (30)如更强调外因冲击因素的“冲击一回应”模式(代表人物为费正清等人)，更强调条约关系体制楔入东亚传统朝贡关系体制并最终取而代之的“中国中心史观”(代表人物为柯文、费兰克、滨下武志等人)；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关的讨论，对这两种研究取向各有回应，目前总的趋向是既不夸大也不忽略外因(西方冲击)的作用，而保持客观冷静的分析。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页；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55-657页。此外，近年来的相关论文也都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31)(44)[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0页。 (32)简军波指出，朝贡体系的功能分为三个层面：提供政治合法性；获取经济利益；维持地区稳定和安全。见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33)朝鲜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朝贡国，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朝鲜在德川幕府时期(1600-1868年)也向日本派遣朝贡使团。日本的崛起与帝国主义侵略，又是造成朝贡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34)康熙朝时，朝鲜国内反清势力仍十分猖獗，其国内试图联络郑经、吴三桂等势力反清言论常有，对此，时国王李焞曰：“予岂无雪耻愤惋之心哉！为其势之不敌，尤为叹恨！”但在暗中，朝鲜常常帮助反清势力。见《清史编年》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第243页。 (35)《清史编年》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6)(37)《清史编年》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8页。 (38)在足利义满受明朝册封(1404年5月)之前，日本一直保持独立的立场。1547年日本派出了最后的遣明使。有关足利义满受明朝册封的原由，更合理的解释来自于日本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日本更看重朝贡制度而带来的“勘合贸易”，而非明朝对日本国的承认。参见[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37页。 (39)白江口海战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由于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而发生的战争，此役，唐军打击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至明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期间日本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兵。 (40)田中健夫认为，在丰臣秀吉看来，对朝鲜的战争不外乎是国内统一战争的延续，秀吉外交政策(外交和对外征伐)的根本，在政治上是要把各外国看作同日本的各大名一样，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在经济上，贯彻始终的态度是借贸易利益以巩固其政权基础。参见田中健夫：《关于朝鲜之役的分析看法》，《九州史学》1966年第33期、第34期合刊。也有学者认为，秀吉对外征服的目的“不外乎企图改变东亚国际秩序，改变其通商圈体制”，是一场“体制改变战争”。参见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第55页。前述两处文献均转引自[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41)田中健夫认为，日本的锁国政策几乎是明清政策的原样移植，与其说是消极的政策，毋宁说是积极外交政策的表现，亦即以中国为中心构成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日本式表现，是一种幕府贸易独占政策的锁国。从贸易方面看，锁国只不过是贸易方法的统制强化。事实上，在锁国时代，中日朝之间的贸易颇为“隆盛”。因此，在田中健夫看来，“锁国并不是东亚国际交往格局的演变断绝，而是跛行地继承了这种格局”。参见[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 (42)《清史编年》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43)(45)[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35页。 (46)(48)《清史编年》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7、461页。 (49)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七十七卷，第37页。 (51)(53)(54)(56)(61)(62)(63)《清史编年》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375、409-410、816-817、666-667、674-675、724页。 (52)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忒随员杨越自日本致函李鸿章，提到在琉球交涉中“据日本人认为，不但琉球可保，即台湾及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笔墨口舌支吾而已”。可见，清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军事实力为日本一览无余。见《清史编年》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49页。 (55)“三景舰”，即日本为打沉“定远”“镇远”而专门设计的三艘军舰，分别名为“松岛”“岩岛”“桥立”。参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57)1842年，英占香港；1858年，俄占黑龙江以北；1860年，俄占乌苏里；1860年，英占九龙；1862年，英占下缅甸；1874，法占越南；1879年，日占琉球；1881年，俄占伊犁；1886年，英占上缅甸；1887年，葡占澳门。 (58)马士、宓亨利对东亚的地缘政治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当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由海道渐渐进至远东的时候，俄国人则由陆路而来。日本和朝鲜正位于俄国赴东方的通路上，一如前者为美国的必经之路。”参见[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59)卿汝楫：《甲午战争期间美国的侵华政策》，《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关于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角色，上个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有过许多论述，但受当时的学术环境和资料所限，于史实重建方面仍有缺憾。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回顾以及最新的学术成果，参见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标签：日本军事论文; 朝贡体系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朝贡贸易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清代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中日开战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军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