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转轨模式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发生于本世纪末，波及全世界1／3人口的我国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引起了世界瞩目。向传统的经济学——无论是“东方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前者，为何它所标榜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地发挥，屡次改革也不见起色，被迫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什么阻碍了它内生制度创新的动力呢？对于传统西方经济学而言，它虽然一直鼓吹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但它却只是为目标模式的选择提供了不尽完善的理论依据。而对于这一过程如何具体实施，却无能为力。有人提出，它只是“关于成熟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而对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它则是不成熟的，它关于市场建立和发展的理论更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指导的俄罗斯等国“休克疗法”的失败及似乎与之相背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对其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是在此背景下，人们才逐渐将制度等因素整合到经济学传统理论中，应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分析，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得以拓展和深化。
应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是有着很多相似性的，也面临着大致相同的问题，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所有制基础；经济生活高度垄断，缺乏竞争等。由此，导致了效率低下，发展缓慢及经济结构扭曲等一系列弊病。但是，回首几年来的经济转轨历程，却发现他们的经济绩效相差很大，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尤其是1992年以来，已经连续四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进行的测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日。而另一方面，苏联及东欧各国在转轨过程中却无一例外的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衰退，就其总体而言，他们1992年下降了14.9%，1993年下降了12.7%，1994年下降了15.3%。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对照，使得中国改革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中国的制度变迁有哪些特色？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何在？这种变迁方法又有何内在矛盾？这些都是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将就中国制度变迁的特色作一些相关的讨论和粗浅的分析。
二、制度变迁理论的阐述及分析
经济改革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发生，其前提就是制度非均衡的存在。诺斯曾给制度均衡下过一个定义，指出“制度均衡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即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和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议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制度均衡意味着制度供求相等的状态。但一般来说，制度均衡只是偶然的现象，制度供求很难相等，制度非均衡由此出现，这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1）制度供给不足。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及人们嗜好的变化，对于制度的需求不断产生。但是，由于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目标不同，只有当一项制度安排于自己有利时，他才会赞成并推进这一制度，否则，他就会反对并阻挠它的实施。制度供给不足一般与“诱致性变迁”相联系，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很难制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因而使得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产生了外部性。从而导致制度供给主体缺乏有效的激励来实施制度创新。另外，经济技术相关的物质资源和自然禀赋也会对制度供给形成制约。（2）制度供给过剩。 这也是一种制度非均衡，它一般与“强制性变迁”相联系，由于国家的规模经济以及它在暴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得它能以较低的成本实施制度变迁，从而在制度供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国家由于受到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以及其目标的双重性，即：（1 ）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规则，使统治者剩余最大化；（2 ）在前者的基础上降低交易费用以增加产出，使税收最大化，使得国家可能倾向于维持无效的产权制度。例如各国实行的很多不必要的管制。与诱致性变迁可能的外部性相比，强制性变迁一般会违反“一致性原则（维克塞尔准则）”。这意味着它会损害某些集团的利益，对这些集团来说，出现了现有制度下不能获得的获利机会，从而就产生了变革现有制度的动力，即为了弥补诱致性变迁的制度供给不足而发动的强制性变迁，为进一步的诱致性变迁提供了动力。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实际上意味着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主体）和社会（作为诱致性变迁主体）在推进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但变迁发生还要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分析。
制度变迁中的成本不仅包含实施成本，而且包含摩擦成本，而将改革与日常的政策区分开来的正是因为第二类成本，即摩擦成本的存在。
任何一种已然的制度是一种利益格局的固化，而正式规则（尤其是产权制度）的调整必然会重新界定人们之间的既定利益格局，从而对原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习惯产生冲击，这种冲击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的。
从时间维度来看，成本是预付的属于先期投入，而收益的取得却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其间存在时滞，故在短期内可能会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导致社会总福利的下降。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进行准确的成本——收益分析。那些厌恶风险者宁可保持现状，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时滞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会等不到收益，所以，老年人对改革的态度一般要更保守一些，除非他是利他主义者。
从空间维度来看，变革成本和收益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分配可能是不对称的。总有一部分人的收益小于他们所承担的成本，同样，又有一部分人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承担的成本。这样，就会导致社会财富的转移和利益的冲突，从而构成了改革的阻力。正是这种阻力的存在阻碍了改革的发动和深化。此时，出台的改革措施或会因为阻力太大而不能推行，或者因为强制实施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震荡，两者都会使改革失败，这已不乏先例。因此，努力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对于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构成了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特色。下面我们将对此展开分析。
三、中国制度变迁特色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前言中所述，被认为是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主要代表。其实，渐进式改革并非中国改革之初便被冠予的称号，而是在苏联及东欧剧变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到了中国的改革方式与俄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或称“大爆炸”式的改革方式的区别，才称之以渐进式转轨，以与俄罗斯等国的激进转轨方式相区分。激进式转轨以全面迅速的打破旧体制为前提，试图从开始就重建新体制的框架，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则强调了有序性和可靠性，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制度创新首先是从旧制度结构的薄弱之处或从其制度以外进行的
中国改革对于市场机制的运用就是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及其所有制基础的国有企业以外入手的。首先着眼于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分。从而在原有体制的旁边生长出一块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的领域。
其实，改革的有序性就是指改革要从成本最小，最容易从改革中得益的领域入手。中国的农村改革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而成为这场大变革的开端。
自50年代以来，国家建立起集体经济以实现对农村的控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不是国家控制的强弱，而在于“国家支配和控制前者并不对其后果负直接财务责任”。控制后果是由集体承担的，这也是中国农村经济与苏联的差别所在。农民不但不能享受城市职工的各种福利和补贴，而且还被国家以低价收购形式收去了大量剩余。
另外，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造成边际生产率很低），而传统体制的弊端，即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不足更加剧恶化了这一情况，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连年下降的结果。农民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最为强烈，是因为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是贫困和约束，得到的是收入的提高及一定程度的自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得以在全国迅速普及。1981年到1985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13.65%，全要素生产率若以1952年为100，则1978 年降为77.6 ， 而1987年却达到132.6。同时，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生活过去太苦，他们的生活改善对城市也无不积极的影响，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式的改进。
2.制度变迁中强调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所谓过渡性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对新旧制度都兼容的制度，它具有制度创新能力，从而能在发展中否定自身，向新制度靠拢。它一方面照顾到了旧制度下的一些既得利益从而使变迁较容易发动和维持；另一方面又能逐步通过学习、示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使新体制因素不断积累。它有效地分解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使之以浸润的方式渗入社会，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改革成本及维度不对称所造成的巨大阻力，为改革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主张激进式变迁的代表人物萨克斯曾经以“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的比喻指出改革措施全面推进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使之产生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勉而为之，只能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苏联各国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我们应当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即过渡性制度安排。
诺斯指出：“影响经济效果的是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混合物，正式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规则只能逐步变化……由于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特点的不同，采纳了同一种正式规则的经济在效果方面也呈现不同特征。”麦克米伦和赖特也曾经指出：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惯例不仅要靠设计，更需要发育和成长。“大爆炸”可以迅速废除旧的规则和惯例，但由于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相对滞后，却无法一下子建立起新体制，从而会产生“制度真空”，这也是渐进式转轨伴随增长而激进式转轨导致衰退的原因。
3.中国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
当改革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深入时，面临的阻力必定会增加，此时，为了降低阻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首先在新增国民收入的部分起作用，暂时不对资产存量进行调整。从而市场机制在改革的部门和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部门发挥作用，比如，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的情况下，企业按照合同完成上缴的包干任务以后，就可以提取一定数量和比例的利润留成，这部分资源就可以由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进行配置，从而形成了边际意义上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增量改革对于矫正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起到一个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的作用。又因为开始时对于传统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触动较小，避免了改革过程中一部分人受益而一部分人受损的情况，有利于维持改革当中稳定与速度之间的平衡，达到改善激励机制和提高效益的目的，使改革沿着帕累托式的制度演进之路进行下去，即使随着改革深入帕累托式改进变为不完全的帕累托式改进时，由于增量的存在，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受损者适当补贴，使制度演进保持在卡尔多阶段。以便降低利益摩擦和化解改革的阻力。
4.中国改革采取了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它的含义是将市场化改革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积累经验，为更大范围内推行改革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以减少阻力，实现由点到面的展开
制度变迁根据推动者不同，可以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在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强制性变迁过程中，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差别很大，改革的面越宽则不确定性因素就越多，政府所拥有的改革知识的完全性就暴露得越明显，改革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故而政府趋向于在空间上对改革进行限制，向某地区或某行业赋予实行特定内容的制度创新的优先权，并且通过设置进入壁垒把试点地区与行业和非试点地区与行业分开，取得经验以后，合理的加以推广，不合理的则引以为戒，不会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而诱致性变迁的过程中，某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非均衡的获利机会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则一开始为政府所承认，因而属于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开始可能政府会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只有当证明该项制度安排是有效的（从政府角度看）或创新者有实力与政府进行交易后，才会被推广。这实际上是一项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化的过程。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部分措施具有这一特点。因为真正的制度创新并非都是由上层领导随便想出来的，而是下层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出来的，因而，这些创新必然要经历一个由非正式到正式的转化过程。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是始终围绕着如何降低变迁成本，并以之为中心来进行转轨的，强调了保持转轨中变迁的帕累托式改进特点的重要性，为此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构成了中国制度变迁的特色，即我们以上所探讨的四点，这些特色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双轨经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时候也被称为“双轨过渡（Dual—track —transition）”。与一些国家实行激进式“休克疗法”（造成了“体制真空”）不同，它不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而是一个边破边立的过程。因而，在转轨的初期，双轨制的存在较好地协调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使得国民经济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保持了持续地发展。
四、结束语
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是在曲折中进行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启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航船，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理论界引起了百家争鸣。希望通过本文对于中国经济转轨模式特色的分析，能够为学术界认识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变迁特色提供一线思路，并以推动中国经济转轨的进一步深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