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关系及其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限度论文,记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0)01-0031-05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公众关于新国家建政事件的记忆构成了政党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影响着新国家建立后的政党认同结构和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建国记忆作为一种政治心理映像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历时推移而变化，从而使其对政党认同的影响在长时段的考察中呈现不确定性。深入考察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关系及其限度，对于深刻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特点，特别是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历史方位等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建国记忆：一种政治叙事的呈现形式及其特点
记忆是主体心理机制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完成的对生活经验的心理映像。“集体记忆”是透过心理机制得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考察记忆时所形成的分析单元。“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哈氏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或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虽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非群体或机构，但这些根植于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一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1](P40)根据哈氏的理论，集体记忆是由个体间的交互行为型塑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集体记忆与不同社会团体或世代成员的身份有着特别的联系。[2](P25)巴特莱特(Bartlett)等学者则发展出了“心理构图”等概念，并将集体记忆理解为群体成员对过去经验与印象的累积。[3](P199)
建国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具体形式，是新国家建政事件在群体社会心理中的一种映像。它作为国民或国民集群对重大政治变迁事件的见闻、感受、经验和印象的累积，构成了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取向的重要基础。从本质上说，建国记忆是公众群体意识和群体想象深处遗留的或被构建的关于旧政权覆亡与新政权建立的历史图景和政治叙事的一种呈现形式。
建国记忆作为一种重大政治事件的公众心理映像，其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旧政权是如何覆亡的；新政权又是如何建立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新政权的建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与旧政权相比，新政权的建立是利好还是利差？前两个问题是关于基本历史事件的事实再现，后一个问题则是基本历史事件影响下的个人或群体体验的再现。总体而言，作为一种心理映像，建国记忆以公众个体作为建国事件亲历者的见闻、感受、经验和印象的累积为基础，但同时又受到群体态度和观念的深刻影响，并以一定的方式延续、嵌入至非亲历者关于相关政治事件的构想中。
建国记忆是客观的政治事件的主观映像，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建国记忆的素材来源具有客观性。建国记忆的素材来源于客观的政治事件。新国家建政事件从肇始至完结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变迁过程。在这一政治变迁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推动旧政权覆亡和新政权建立的具体细节可能无法被公众完全感知；但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变必然会对每一个亲历者构成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其客观性，连同事件本身构成了相关社会记忆图景的主要素材。
其二，建国记忆的心理映像过程具有主观性。记忆作为一种心理机制，依赖于个体的心智结构，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心智结构，因此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感受、体验和印象必然存在着差异，它体现出心理映像过程的主观性特点。建国记忆作为一种心理映像过程，同样具有主观性。不同的记忆主体对旧政权覆亡和新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会有不同的心理映像，并将相应的映像图景延续到个体记忆剧烈调整或丧失时为止。与此同时，个体由于心智结构的差异，其在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心理映像形成过程中也可能程度不同地受到政治宣导机制的影响。
其三，建国记忆在延续和传导的过程中具有递减性。任何个体关于任何素材的记忆本身都有其发生和消亡的过程，也会在延续和传导的过程中表现出递次减弱乃至逐渐消亡的趋势，关于建国事件的记忆过程也不例外。在新国家建政事件发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个体和群体对相关事件的记忆会逐渐衰退，相关历史图景在亲历者心理世界中的遗留痕迹会日益淡化，终至消弭；而在非亲历者的心理世界中，由于抽离了情感和场景的同一性，这种趋势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四，建国记忆具有能动性。主体对一定素材的记忆并非被动的映像和印刻，而是通过特殊的心理加工机制转化为主体的态度和情感，并外显于其政治活动中。公众关于新国家建政事件的记忆图景亦能外化为公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并给主体的政治行动打上深刻的烙印，从而为相关政治势力在新政权架构下获得与其在建政过程中的表现相称的政治回报（这多少类似于企业创始股东所追求的“红利”）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二、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基本关系
政党认同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政治学界，有关政党认同的“教科书式的定义”强调，“政党认同是一种在个体和群体层面上的较为稳定的党派偏好。”[4](P1077)当然，党派偏好的这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坎贝尔(Campbell)等早期从事选举行为研究的学者将个人和公众的党派倾向视为是相当稳固的，但嗣后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如布罗德(Brody)和罗森博格(Rothenberg)在1988年的一份研究就表明人们党派倾向的改变与各自在关键议题中的立场有关。[4](P1077)后来的学者更倾向于将政党认同理解为一种情感认知上的一致与协调，如埃塞克斯大学的伊恩·巴奇(Budge I.)即指出，政党认同“被公认为是一种社会心理依恋，它可以定义为一种心理认同，即对于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依恋之情。”[5](P566)中国学者则更多地将政党认同理解为一种建立于情感亲善基础上的理性化的态度和行为取向，如有学者指出，“政党是为捍卫阶级利益而自觉奋斗的团体，一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因而，对政党的认同多属较高层次的认同。”[6](P501)综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笔者认为政党认同是公众基于一定的情感体验和理性审度而形成的针对某一政党或政党集团的、能激发与该政党或政党集团的目标相同一的感受、认知和行为的心理偏好。由此可见，政党认同的发生包含了情感和理性两方面的诱因，而建国记忆则可从多个方面影响和塑造公众的政治认同，政党认同也可反过来对具体时期、具体群体的建国记忆施加影响。
第一，建国记忆的指向性影响和塑造着各政党在公众政治认同中的方位。政党的认同方位即各政党或政党集团在公众政治认同体系中的方向及所处的地位。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政党或政党集团与公众在心理世界和记忆图景中的联系则是重要诱因之一。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1](P82)由政党力量参与的建国事件及其在公众心理中形成的记忆映像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相关政党力量的情感和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对政党及其在新国家政权结构中的政治地位的认知。可以说，关于新国家建政事件的集体记忆是新政权架构内公众政治情感发生和发展的最初情愫，奠定了公众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的心理基础。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为推动旧政权的覆亡和新政权的建立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政党或政党集团（其领袖人物有时甚至被尊称为“国父”）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凝聚初始政治认同的核心，其他参与这一过程的政治势力也会在人们的认同体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种认知源自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酬报心理，即当公众在一种变迁事件中获得收益或遭到损害时，便会将这种收益或损害归因于该变迁的推动者，并由此决定政治报偿（核心是政治权力）分配的方向和多寡，这种政治报偿结构无疑会深刻地影响其后的政党政治格局。一般来说，后组建政党要想在政党认同上获得优势则必须在与公众的心理联系上付出更大的努力。事实上，建国记忆的这种指向性也是导致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新国家建政后执政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高度同一化、甚至形成所谓的“党—国家”现象的一个社会心理根源。由此可见，建国记忆不仅影响和塑造了新国家建政后的政党认同格局，也深刻地影响到这种政党认同格局在其后的发展，构成了政党制度沿革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建国记忆的深度影响和塑造着公众对各政党的认同强度。建国记忆的深度是指有关新国家建政事件的记忆整体或片段之于公众心理体验的层次和水平，是一种从纵向上衡量建国记忆在公众心灵和情感体验中的强度的指标。如前文所述，建国记忆构成公众与政党或政党集团之间在公共生活中维持特定政治关系的情感纽带。一般来说，建国记忆在公众心理中的印刻越深切（尤其是能引发公众的心灵波动或震动），其在公众情感和行为取向上的能动作用就越强，就越能激发与其认知相一致的政治忠诚感或疏离感，进而越能影响和塑造政党认同的现实格局；建国记忆在公众心理中的印刻越淡薄，其在公众情感和行为取向上的能动作用就越弱，就越不易激发与之相一致的政治忠诚感或疏离感，进而越不易对政党认同的现实格局产生影响。因是之故，各种政治势力在获取政治权力分配的优势后总是会通过各种渠道有选择地再现建国往事，引发公众深层次的心灵体验，以达到强化相应的建国记忆进而巩固较高强度的政党认同的目的。
第三，建国记忆的持久度影响着公众对各政党的认同时限。罗德利(Alan Radley)和英格斯托姆(Y.Engestrom)指出，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7](P51)如果缺乏这种保存、强化或重温的媒介、图像或集体活动，则这种集体记忆便会逐渐消亡。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既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建国记忆作为一种变化时空中的社会政治事件的再现形式，本身也受制于特定的时空条件而呈现出历史性的变化，并有其特定的发展和延续周期。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记忆中有关新国家建政事件的记忆持续的时间越长久，既有的政党认同格局维持和延续的时间也就越长久。这意味着，在新国家建政过程中占据优势的政党或政党集团普遍具有通过干预机制延长公众建国记忆周期和稳定记忆内容的政治诉求；而作为其挑战者的政党或政党集团则普遍具有通过干预机制缩短公众建国记忆周期和变更记忆内容的政治诉求。这种由政党基于维持或变更公众建国记忆的努力，体现了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在时间维度上的强相关关系。
在上述探讨中，也可窥见政党认同之于公众建国记忆的反作用。可以说，具体时期、具体形式的政党认同是具体世代、具体群体的建国记忆形成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并在建国记忆的维持和延续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我们的印象具有了社会生活加诸的形式，但却以丧失部分实质作为代价。……我相信，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的。”[1](P86-89)政党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压力主要从如下两方面对建国记忆施加影响。
一方面，政党认同的主体基于合理化其政治倾向的需要而有选择地建构自身的建国记忆。美国学者维格特斯基(L.S.Vygotsky)指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7](P50)巴特莱特也指出，就历史事实而言，记忆常是扭曲或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通过对历史图景的建构而使现有经验合理化的手段。[3](P296)政党认同即是这样一种“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而建国记忆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使现有经验合理化的历史建构”。这意味着，尽管建国记忆的素材来源是客观的，但从素材到记忆的加工过程则要受到社会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影响，从而呈现出选择性的特点，即主体为了维护其认同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新国家建政事件的具体细节和片段进行筛选、存储和重温，从而造成建国记忆与建国事实之间的非同一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政党认同主体的阶级或集团属性表现得十分突出。一般来说，每一阶级或集团成员总是对与本阶级或集团成员有着切身利好或利差的记忆素材十分敏感，而对其他阶级或集团成员的类似细节则缺乏足够的敏感，从而导致记忆素材选择上的阶级或集团特征——而阶级或集团特征在同时又是维系政党认同的社会基础。正如巴特莱特所指出，每个团体所具有的特别的心理倾向影响着该团体成员对社会情景的观察，还影响着该成员如何结合自己的记忆去验证外在世界的内心构像。[3](P200-202)
另一方面，政党认同的客体基于维系和扩大其合法性基础的需要而干预建国记忆的形塑过程。合法性的基础是对统治的同意。作为政党认同的客体，各政党或政党集团为维持和扩大其合法性基础，总会设法干预建国记忆的内容及相关记忆图景的塑造。康纳顿说，“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8](P1)就一个社会的建国记忆来说，各政党或政党集团对其加以干预的形式不一而足。其中，积极的方式如通过政治宣传、建政纪念、学校教育、销毁、更改相关历史档案等形式构造、强化或变更建国记忆内容；消极的方式如通过放任建政纪念物、相关历史文物或档案材料的自然消亡，以达到隐匿相应的历史真相的目的——从而在公众记忆深处有选择性地激发、强化某些片段，而淡化另外一些片段，进而更广泛地占有对公众遂行统治的心理权力。美国学者弗朗西斯·布劳因在阐述档案问题时就指出，“档案涉及权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设档案是与社会记忆同一的。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更糟糕的是，它是有目的的记忆。”[9]由此可见，政党认同与建国记忆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政党认同的客体则在获取这种权力后进一步促进权力资源的拓展和增值。
三、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演生限度
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治生活的总格局。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相互影响在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中也有其确定的限度，由此决定了二者之间在演生过程中的非完全协调性。这在同时也意味着，有关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方面的任何建构努力必须以二者的演生限度为前提，而不能试图超越甚或背离之。
一方面，建国记忆对政党认同的影响有其确定的限度。政党认同的诱因多种多样，建国记忆仅是诸因素中的一种；而且由于社会记忆自身的历时递减性特点，建国记忆之于政党认同的影响也会逐渐变弱。尤其是，随着建国记忆的主体由亲历者到非亲历者的世代转变，政党认同的基础也会从情感诱因向理性诱因转移。
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代问题是重要的，也值得对其进行严肃的研究，该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的结构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向导。”[10](P76)在建国记忆的演生中即存在着这种“代问题”。建国记忆的主体首先是“亲历者”世代，他们是建国事件的见证人，同时也是有关新国家建政事件的集体记忆发生、发展的最初载体。作为亲历者，他们对建国时期的历史图景有着最直接的印象、感触和体验，对相关事件之于个人及公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有着最深切的感受，因此由他们作为主体所形成的建国记忆除包含着理性的评判外，更多的则表现为情感形式的爱、憎或漠视——甚至这种爱、憎或漠视本身也有可能脱离相关事件的真实面貌而存在，即易导致所谓“当局者迷”效应。对他们来说，同一社会政治事件可以塑造类似的认知。卡尔·曼海姆就曾指出，“只要一代的成员受到群体过程的同一阶段的影响，那么就具有‘相似的位置’，但这只是相似位置现象的机械的和外在的标准，……只有当他们经历同一事件或事实时才有相似的意识，尤其当这些经验形成了相似的‘层化的’意识时。”[10](P86)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肯特·詹尼斯(M.Kent Jennings)和张宁(Nlng Zhang)在一项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也指出，政治生活中的“世代效应已经通过人们在过去的事件、历史人物、议题等方面提出有事实根据的问题上呈现出来。总体而言，那些在生活中经历过共同事件的人相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能更准确地认出并描述上述问题。”[11](p1165)显然，这种相似的位置和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促使他们在政治取向上保持一定的共通性。与之相对应，非亲历者尤其是新生世代虽然可以通过自然的或政治力量干预下的社会记忆传递机制建构有关建国历程的心理图景，从而成为建国记忆的衍生主体，并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间接地获得类似亲历者的情感体验；但这种体验由于场景和情感发生机制的非同一性而呈现出渐次递减的趋势。这就意味着，非亲历者特别是新生世代在传承建国记忆的过程中，情感因素会渐次淡化。这种趋势表现在政党认同上，就会使公众对在建国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党或政党集团的认同基础发生深层次的位移，其情感诱因会愈益淡薄，而来自政党行动绩效的理性评判则愈益成为核心诱因。这种转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新国家的建立与摆脱民族压迫以及终止战争、饥馑和灾难等直接危及主体生存的记忆相联系时，建国过程的亲历者们便会在形成相关事件的记忆时，一并产生对特定政党或政党集团的深厚情谊和酬报情怀。这种强烈的情感通常可以抹平一定时期内政党执政绩效不佳给社会带来的损害，确保该政党在一定时段内较高的认同度。当建国事件的非亲历者特别是新生世代的成员们开始占据公共生活的主流，且有关摆脱民族压迫及终止战争、饥馑和灾难等直接危及主体生存的体验和记忆对他们而言日渐遥远时，公众对相关政党的认同基础也会越来越理性化、客观化，同时也越来越脆弱，以至于政党执政绩效的小幅波动便会深刻地影响到公众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政党认同对建国记忆的影响也有其确定的限度。事实上，无论政党认同的主体还是客体对建国记忆的选择性建构都有其既定的限度，这种建构本身受制于建国记忆素材客观性的约束而不能过于背离真实的历史图景。与此同时，建国记忆作为社会心理映射的产物来源于社会成员共同的经历和知识传承；而社会却非铁板一块，不同利益结构的存在和相互制约使任何一种旨在影响和改变建国记忆的努力，都要经受不同历史认知模式的考验，因此公众关于历史事实的一元化、统合性认知也极难建立。这意味着建国记忆虽然包含了较多的建构色彩，但由于各种政治势力在建构相关记忆时竞争关系的存在，则使建国记忆的内容最终不能过度偏离事实本身。英国社会学家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指出，“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Social imagery)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和决定的、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不同。”[12](P6-7)
总之，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关系是社会政治心理考察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分析、把握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态成为政党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当然，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力量缔造新中国的集体记忆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党的政党认同格局也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关于建国事件的社会记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历时推移，尤其是随着新生世代的成长，公众关于新国家建政事件的记忆和认知也在发生着深层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保持和巩固其在公众政党认同中的先进性和既定地位，就必须更加注重提高现实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13]
［收稿日期］2009-10-22
标签：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