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动员：一种研究民粹主义的新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方法论文,动员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5)02-0012-07 DOI：10.3969/j.issn.1671-7155.2015.02.002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新民粹主义”作为描绘拉丁美洲一种新型政治家的术语，在学术讨论中首次亮相。伴随着20世纪拉美政治选举中的“向左”转型，这一术语开始广泛传播。近年来，这一术语也被用在西欧右翼政治家以及东欧和前苏联共和国等一系列广泛的政治运动上。最近几年，民粹主义已经开始被用于描述当代美国政治，如用它来描述诸如拉什·林博等右翼评论家的言行、民主党的草根动员及2008年以来的茶党运动等。 关于民粹主义的概念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难以清晰界定。但是，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一种政治动员工具，因此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其在概念上的模糊和分歧。民粹主义不应再被仅仅限定为一种运动或者政权类型，而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寻求政治支持的灵活方式。将民粹主义重新定义为民粹动员解决了原有概念上的困难，同时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一、原有的民粹主义研究方法 在过去50年中，各个学科的学者不仅在如何更好地解释民粹主义历史起源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对民粹主义的概念也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明确了研究者们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却又千差万别。关于拉美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有三个相对宽泛的“代际”(generations)划分，每一个代际中都存在一些大体上的相似之处。 1.第一代民粹主义研究：结构主义 第一代民粹主义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是被现代化理论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所推动的。这一代的学者通过关注民粹主义联盟的经济决定因素来试图理解支持诸如庇隆和瓦尔加斯等典型的民粹主义者的社会基础。早期绝大多数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利用了现代化理论①。一般来说，他们试图找出能够解释被社会动员起来但在政治上仍没有组织起来的大众和精英阶层中能胜任领袖角色的少数人之间结成民粹主义联盟的发展条件。民粹主义政党被认为是这种联盟的政治表现。 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或多或少都同意在社会意义上定义民粹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其根植于生产关系和市场状况。从这方面来讲，它们将民粹主义看作是基于20世纪中期外部发展环境的。尽管它们后来经常被嘲笑是实用主义的、物质还原主义的，或者否认民粹主义支持者能动性的，但这些理论仍有理由需被重视。首先，它们对于民粹现象严密的阐述与那些几乎没有分析效用的宽泛定义相比是一大进步。其次，它们指出民粹主义不是“大众”的一种特性，也不是可以简化成某一单一人格的特点，而是存在于领袖和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中。最后，它们强调和重视大规模社会变迁造成的系统崩塌，这一点甚至作为能动性和文化问题被放在了突出位置。 同时，结构主义阶段也有其不足。首先，它只关注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案例，而且也很难超越这些案例。其次，它倾向于将阶级和社会团体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假定团体的形成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过程。这一设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民粹动员本身可能就是它所依赖的大众支持的社会基础的构建者。再次，这一阶段直接从社会环境跳跃到了政治结果上，认为从一个转化到另一个转化是毫无争议的。意识、组织以及动员在这些政治结果产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几乎没有讨论到。这一跨越加深了这样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即“大众”是一种很容易被操纵的工具，也促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政治学是社会动力学的一个附带现象。最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倾向于将民粹主义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与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非常态现象(社会有机运行中的一种失灵)的功能主义相一致。 2.第二代民粹主义研究：话语和能动分析 20世纪70和80年代，修正第一阶段结构主义错误的第二代民粹主义研究兴起。它采用了一种解释性的方法，试图理解为什么支持者会跟随民粹主义领袖，它提出：民粹主义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操纵，同时也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一部分学者通过关注民粹主义者的语言来理解这一问题，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民粹主义追随者的作用。在这两者中，话语分析方法(discursive approach)是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②。它试图回答一个前一阶段大部分研究者都保持缄默的问题：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说，民粹主义话语的诱人之处是什么?该方法关注人格特性的产生和接受、宣传以及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演讲。毫不奇怪，它受到了文化转型同情者最热烈的欢迎。一小部分学者强调民粹主义获得支持的能动性基础③。这些从主观能动角度进行分析(agentic-interpretive)的学者不是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个阶级联盟或者话语方式，而是一种集体行动。尤其是作为对“民粹主义是对经济变化的非理性回应”命题的回应，这些学者试图找出民粹主义支持者的利益，评价他们对于政治行动有限的选择。这种方法将民粹运动描绘成是得到允许的、主观能动的、理性的，也是变革的动力，而不是非理性和保守的。 话语分析方法和主观能动分析方法尽管存在很大差异，但都是对前一阶段结构主义无法对如何从社会环境过渡到政治结果进行说明的回应。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话语分析方法通常关注民粹主义的理念、主观性和文化因素。主观能动分析方法认为民粹参与不能被解释为脱离传统社会控制的非理性大众情绪上的狂欢。这一点是正确的。 3.第三代民粹主义研究：政治分析 20世纪90年代，第三代民粹主义研究再次对该研究领域进行了调整④。这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新民粹主义案例，从政治视角对该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民粹主义是缺乏民主组织的一个症状，当个人无法通过强有力的政党被牢牢纳入到政治生活中时，他们就会追随民粹主义领导人。这一阶段产生了很多新鲜观点，为民粹主义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它最大的贡献是将民粹主义政治与经济政策相分离。 尽管政治分析有优点，但其方法也有不足：它们忽略了第一代学者所强调的社会因素。政党轮替虽然是一条通向“政治有效性”的可能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政党可能保持稳定，但人民自身的特点可能会由于移民或打破传统的政治关系而改变，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吸纳不同地区的能力也会有所不同。此外，当民粹主义恰好符合政党已经建立起来的获取政治支持的需要时，政党并不是没有能力进行操纵。 总之，现有的跨学科文献对民粹主义这一问题并没有提供一个完美的研究方法。每一代理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有明显不足。因此很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二、将民粹主义重构为一种政治实践模式 虽然过去研究民粹主义的方法加深了我们对民粹主义特殊案例及一般现象的理解，但是在避免其缺点的同时也有必要巩固其创新之处。这就需要一种能够突出民粹主义现象的特征，同时又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清晰的方向、连贯的理论方法。为做到这一点，应放弃“民粹主义”这一有争议的概念，转向研究民粹动员。 1.民粹动员的特点和发生机制 民粹主义三个代际的研究文献都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学者倾向将民粹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促使它们寻求民粹主义的真谛，如其领袖阶层的社会根源、获得支持的基础、意识形态内容、政策议程、制度特征等。但这种思考方式总会导致关于民粹主义本质的严重分歧。关于“民粹主义实质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平等主义的，是进步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怀旧的”的病态争论盛行了几十年。有人可能还会加上几条，是军人的还是平民的，独裁的还是民主的，农村的还是城市的等。 超越这些争论最好的方式是将关注的焦点从民粹主义的社会内容上移走，同时将目光转向其所赖以实现的手段上⑤。这就需要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模式来研究，将其视为政治家及其支持者采取的一系列特别行动，而非将其作为一种运动、政党、制度或者意识形态。对该术语进行修正，从“民粹主义”转向“民粹动员”，用意是抓住从抽象的概念到具体的实践这一重大转变。 这一概念重构的第一步是将民粹动员理解为一项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在这里，政治工程指的是一套一致的、持久的政治行动，这是一系列动员起来的行动和话语实践，无论其言论基础还是不断制定的法规，都有一定程度的持久连贯性。“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ties)指的是“那些可能会维护、改变或颠覆、阻碍或促进”政治权力关系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这种权力关系通常集中在单一民族国家领土中的组织机构内⑥。 那么，是什么可以让一项政治行动成为民粹主义?民粹动员工程可以被看作是任何一项持续的、大规模的政治工程，它通常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动员起来进入公众视野以及抗争性政治行动中，同时宣扬一种反精英和民族主义的论调。 这样，“民粹动员”指的就是任何持续的政治工程以及通过民粹主义话语发动的大众动员。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是一个复合概念，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阐述：动员性和煽动性。在分析中，区分大众动员和民粹主义煽动言论是很重要的，因为二者可以不依赖于对方而单独实现，“民粹动员”仅仅指的是这二者共存并相互促进的政治行动。 民粹动员可能被认为是政治动员的一个子类别，是指对通常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动员，使他们进入公众视野及抗争性政治行动。也就是说，是对那些穷人、体制外的及其他之前没有被动员起来的人的动员，使他们进入有组织的、通常是抗争性的政治活动中⑦。这可能会通过挑战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惯例、结构或统治者的游行、集会、示威等来实现。给定时间和地点的民粹动员的特定内容由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决定，与现有的社会结构关系、动员的目标、公共生活的模式以及现有的关于权利要求的决策有关。在这里阐述的定义是既允许具体实践中差异的存在，同时也要确定一个动员的统一形式。 这样，民粹动员并不一定伴随民粹主义的话语而产生。事实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拉美历史包含了大量的不是由民粹主义因素促成或为其辩护的大众动员⑧。为了符合上述的民粹主义动员的标准，大众动员必须充满民粹主义话语。 民粹主义话语，通常指的是一种引导普通民众反精英的和民族主义的论调。在这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话语”一词，用来表示一系列象征性行动，表达的风格，公开声明，对现状的解读，阐释明显带有诉诸或强调某种民粹主义原则的观点的方式，这种原则使政治行动合法化，推动了政治行动，并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⑨。这一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其他时候表达得更明确。 从某种层面讲，民粹主义的话语都假定社会是团结一致的，人民(民族共同体的大多数普通成员)的本性是善良和高尚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可能会做出这种论断：人民包括工人、城市贫民、有地和失地农民以及原著居民，还包括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甚至精英中的某些人。在这一过程中，民粹主义领导者采用了民族主义的演讲和造势形式，在拉丁美洲，它有时与原住民主义或混血族群主义的话语并存。在描述范围如此广泛的“大众”社会的特征时，民粹主义领导者往往忽视差异而强调一致(至少是通过功能的相互依赖而形成的统一)。在这一方面，民粹主义的言辞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利益集团或特定议题的论调。总的来说，民粹主义话语试图通过运用其豪言壮语来打造一个团结一致的“人民”⑩。 同时，民粹主义的话语将其团结一致的“人民”置于某种对抗反大众“精英”的纵向关系中。通常，这些精英不合理地掌握着与他们的数量不成比例的，影响到权利、福利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资源。严格来讲，带有精英色彩的社会团体之间有很大不同。但无论这些寄生于大众的敌人是如何形成的，民粹主义话语的最终目的是在国家层面上打造纵向对抗型的团结体。这种摩尼教的言论强调精英是不道德的，是提升人民道德价值和消解人民内部矛盾性差异的言论工具(11)。 民粹主义话语的特定内容随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以及由这些社会范畴所导致的差异，会促成完全不同的民粹主义言辞。同时，每个国家都有其在政治风格和政治象征主义、群体表达和叙事、利益诉求和问题构建上的独特历史，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内容的多样性。这里介绍的方法目的是既能够灵活适应这种多样性，同时又为民粹主义的正当性确立一个核心原则。正如大众动员不一定充满民粹主义话语，民粹主义话语也并不总是具体存在于动员中。拉美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虽有精心设计的民粹主义言辞却没促成大众动员的实例(12)。然而，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互结合。民粹动员将民粹主义话语灌输到大众动员中去。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推动了大众动员，阐述了其意义，并为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大众动员使大众政治行动中的民粹主义话语具体化。 2.民粹动员方法的优点和意义 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模式来对待，上述的概念构想与之前的方法相比有几个优点。第一，通过摒弃民粹主义必然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这一假设，超越了第一代研究的一些局限。民粹主义动员不是民粹主义者联盟的社交内容，也不必然与特定的经济状况或政策相联系。第二，与第二代过于宽泛的方法相比，这一概念构想更加集中和有针对性，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手段。正如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理念可以在政治话语中体现，而不一定具体存在于一项真实的动员行动中。第三，认为民粹政治不仅仅是结社的问题，超越了第三代把焦点放在政治制度上的研究。 此外，将民粹动员作为一项政治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促使我们详细阐述所涉及的行动者和组织。表明民粹政治实际是民粹主义领袖动员其支持者削弱有机体主义者的假设有：第一，民粹运动体现了前政治时代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的某种天然的融合，或者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13)。实际上，民粹动员可同时作为在位者和在野者的一种合理的策略。第二，将民粹动员视为一项工程强调了民粹政治空间上的局限性。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维持着各种程度的基础性权力，而且不同地域的社会形态也有很大不同。考虑到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民粹动员通常受空间条件的限制，只针对特定的地理区域(地区、省份、城市或社区)。第三，将民粹动员作为一项工程强调了其时间限度和多变性。民粹动员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刻，持续时间有限，并且随时间变化其特性和强度也会有变化。基于静态的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民粹政权或民粹运动随时间变化会有很大的不同(14)。 三、应用：拉美民粹主义的经典时代 20世纪中期拉美民粹主义的经典时代为评估这一新的理论方法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因为对于大多数民粹主义研究者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一个参照物。将民粹主义改为“民粹动员”阐明了这一时代的政治形势，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有前途的新方向。 1.备受关注的案例：理论提高了分析精确度 民粹动员在20世纪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治历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根据上述定义，11个拉美国家中有8个在1955年之前至少经历过一段民粹动员：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15)。但只有其中的三个国家不成比例地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对于这些备受关注的案例，这里提到的概念构想与过去的方法相比能提供更高的分析精确度。当前关于经典时代民粹主义的文献更多的是关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情况(16)。在阿根廷，关注的焦点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他动员工人加入到一个魅力人格型的政党来支持自己的政府。在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他的民粹主义论调广为人知，吸引了最多的学术关注。在墨西哥，墨西哥革命和革命后的时期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一时期，农民和工人被动员加入进一个社团主义的国家政党。但是庇隆在阿根廷担任总统职位是从1946年到1955年，又从1973年到1974年；瓦尔加斯在职的时间是从1930年到1945年，又从1951年到1954年；在墨西哥，民粹主义盛行的时间持续了大约23年，从1917年到1940年。 将民粹主义的概念重构为民粹动员划清了早期民粹主义的时空界限。对照上述标准，可以明确看出庇隆早在1943年，甚至在他当上总统之前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了他的民粹动员工程，直到1949年才结束。瓦尔加斯尽管1930年就执政，但直到1943年才发起了一个活跃的民粹动员项目(对战后民主发展的期待)，但仅持续了2年。在墨西哥，这一基于实践的理论可以明确划分以积极的民粹动员为特征的革命和革命联盟时期(特别是1934-1940年拉萨罗·卡德纳斯领导的民粹主义工程)。 由于制度和运动具有灵活性，它们可以进入到民粹政治中去，也可以与其脱离。因此从根本上讲，仅仅质疑它们有没有民粹色彩是远远不够的，还不如讨论在何时、何地是否进行了积极的民粹动员。对上述三个案例其中之一的详细探讨足以说明这一点。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庇隆毫无疑问的是拉美受到最广泛认可的民粹主义者。不过虽然其他人将“庇隆主义”作为一种没有分歧的现象，但是对庇隆事实上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严重依赖民粹动员做一个更好的说明是有意义的。庇隆的第一个动员阶段，也是民粹主义在阿根廷大规模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42年到1949年，即从庇隆当选为总统三年前的时候到他第一个任期卸任三年前的时候。1943年，陆军上校庇隆参加了一次政变，随后被任命为新的军政府的劳工部长。他发起了第一次民粹动员，与工会建立关系，通过鼓舞人心的罢工动员工人加入到他可以干预的劳工的一方。这一动员激起了政府其他成员的反对，并于1945年逮捕了庇隆并免去其职务，但此时木已成舟。庇隆已经在城市工人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当局将其从监狱中放出，并促成其在1946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受1943-1948年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支持，庇隆努力构建一个多级联盟，但工人总是成为其“主要的选举基础及其反对方支持者——军方、大工业者和中产阶级的一个巨大制衡”。阿根廷的第一个民粹主义阶段于1949年结束，那时战后经济危机摧毁了庇隆继续进行民粹动员的能力，使其越来越依赖于专制措施来维护政治控制。这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庇隆本身是不是民粹主义者，而是在1943-1949年之间他一直实行民粹动员这一事实。这个周期没有与庇隆的总统任期相重合，而且以前研究民粹主义的方法也将其模糊了，但是它抓住了与阿根廷历史上其他的民粹主义阶段相比更典型的时期。 2.备受冷落的案例：理论确认了被忽视的相似性 从民粹主义转向民粹动员得以对三个备受关注的案例进行更精准的阐述的同时，也为比较模型中其他被忽视的案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标准。如上所述，其他5个拉美国家(11个在考虑之列的)在经典时代至少有过一段民粹动员。也就是说，尽管当前文献强调的重点是上述的时间段，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时间段，有类似的民粹主义事件较早出现。这些被忽视的民粹主义事件可能存在时间较短或者不如庇隆、瓦尔加斯或者卡德纳斯重要，但民粹动员理论表明它们与那些备受关注的案例有很多有意义的相似之处。 目前有关玻利维亚政治历史的学术研究是极少的。在拉美历史上对其1952年革命的研究可能是最少的，而且对于该国的第一次民粹动员事件人们甚至都遗忘了(17)。这一事件出现在1944年初，瓜尔贝托·亚罗埃尔在一次政变上台之后，这一政变获得了一个相对较新的政党，即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Movimiento Nacionalista Revolucionaria)的支持。面对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反对以及美国的压力，亚罗埃尔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策划了一场民粹动员，寻求建立新的支持基础。该运动向矿工、城市劳动者、非正式部门工人(特别是市场女商贩)以及本土农民发出呼吁，声称要实现一个混血民族联合起来对抗反对本国矿业利益、大庄园主人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国内盟友的理想。 在1944年6月议会选举的准备阶段，亚罗埃尔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举行了大规模的动员和集会运动，建立了一个有力的矿工协会，把持了一个全国性的原住民议会，上演了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活动和纪念活动(18)。但第一次民粹主义运动于1946年7月20日仓促结束，那时一个名为反法西斯民主阵线(Frente Democrático Anti-Fascista)的旨在将反对力量团结起来的联盟组织，发动了一场暴力革命，在这一革命中，街头暴徒冲进总统府，亚罗埃尔的尸体被悬挂在穆里洛广场的一个灯柱上，这明显是墨索里尼死亡的一个翻版。 从其他任何一个被忽视的案例中都能找到类似的故事。例如，民粹动员理论承认1931年秘鲁总统选举准备阶段，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和路易斯·米格尔·桑切斯·塞罗的竞争性动员行动构成了该国第一次民粹主义事件。1939-1940年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的第二次总统竞选是厄瓜多尔的第一次民粹事件。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在1945-1948年对农民、农场主以及青年的动员，通过极其极端的演讲攻击寡头政治，作为委内瑞拉的第一次民粹事件进入比较研究的讨论。1944-1948年豪尔赫·盖坦发动的动员也会作为哥伦比亚第一次民粹事件的代表引起人们关注。虽然它们都曾至少是某些历史研究的对象，但几乎从来没被纳入到民粹政治的理论或比较研究中(19)。如果继续忽视它们，则会阻碍对拉美民粹主义的理解，因为所有这五个例子都与那些备受关注的案例有重要的现实相似性。 3.相反的案例：理论突显了曾被忽略的差异 在拉美政治上，较为流行的观点通常容易受“民粹主义在该地区盛行，它仅仅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这一印象的影响。但民粹动员只在特定时间和地方进行。这样，将民粹主义重新定义为民粹动员为备受关注的案例提供更精确分析的同时，也将被忽视的案例纳入了比较分析的视野。对这些案例进行归类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明确什么不是民粹动员，将那些随随便便被民间轻蔑地贴上“民粹”标签的案例排除在外。对于明确政治形势，确立新的研究路线来讲，辨别这些有意义的差别和发现被忽视的相似性同样重要。 民粹动员不是拉美政治历史的一贯特征，但却是20世纪的一个新鲜事物。在这之前，拉美政治是由以下特征来定义的：政治生活中军方幽灵般的存在，领袖强人争夺战利品的斗争，自由与保守、城市与乡村、地区之间的冲突，以及由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兴起导致的精英控制选举结果的多元和腐化的制度。在20世纪初，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开始为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家捍卫权力提供了新机会。此时，一些国家经历了所谓的“最初的民粹动员”的短暂插曲。但是直到1931年秘鲁大选，该地区才经历了第一次持续的、大规模的民粹风暴。虽然理解1931年之前有限的动员项目预示民粹动员的方式很重要，但基于实践的理论提供了将这些早先的政治行动排除在外的明确标准。 但即便在1931年之后，民粹动员也未能在拉美流行。虽然根据这里的定义，大部分拉美国家在1955年之前都有过民粹主义插曲，但是非民粹阶段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民粹动员集中发生的阶段。更有趣的是也有一些国家，如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在这一经典时代没有发生民粹事件。 四、结论 近年来民粹政治在拉美和其他地区重复提醒人们，民粹主义不是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遗物，而是现代公民和政治领域一个重要和持久的特征。通过研究拉美经典的民粹时代来论证了这一以实践为基础的方法的分析效用，该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当代拉美政治的分析。如果把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富有弹性的实践，那么当20世纪90年代新民粹主义者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却变得更为激进这一事实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同样的，当把手段和目的区分来看时，这种情况也就很容易理解：不是所有被认为代表了拉美政治向左转型的政治家都追求民粹动员。文中提到的理论阐明了这些差别，并促使对政治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这个分析框架是否适合拉美以外的国家仍然未知，但它为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基准。 无论是聚焦于拉美还是其他地区，是对过去还是对当前的政治进行解释，把民粹主义重构为民粹动员将把学者从旧的思维窠臼中解放出来，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第一，政治家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原因会将民粹动员作为一项政治策略?也即是说什么样的状况刺激和塑造了这一政治实践。第二，民粹动员的实践细节是怎样的，民粹动员的推动因素与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相比有何种不同或者相似。第三，在何种条件下，民粹动员能够成功获得其发起者所追求的政治支持、类型和持续的时间。第四，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其他领域来说，民粹动员会产生什么有意和无意的后果? 注释： ①对现代化和大众社会理论做了经典论述的有：多伊奇(Deutsch 1954,1963)，科恩豪泽(Kornhauser 1959)以及李普塞特(Lipset 1960)。民粹主义研究文献中现代化分支的例子：Di Telia(1965),Germani(1963,1978),Hennessy(1969),Ionescu and Gellner(1969a),Skidmore(1979),and van Niekerk(1974)。 ②参见Alexander(1973),Allahar(2001),Alvarez Junco(1987),de Ipola(1979),Green(1996),Hawkins(2009),Hurtado(1989),Laclau(1977,2005),Leaman(1999),Navarro(1982),Wolfe(1994),and Zabaleta(1997)。 ③参见Auyero(1999),Ianni(1973,1975),Murmis and Portantiero(1971),Spalding(1977),and Weffort(1998)。 ④这一代的学术研究包括：Castro Rea et al.(1992),Kenney(2004),de la Torre(2000),Ellner(2003),Huntington(1991),Roberts(1996),and Weyland(1996,1998,2000)。 ⑤对政治社会学来讲，手段和目的(或者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别不是一个新问题。它存在于韦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和熊彼特对民主理解的诸多方面。根据目的，社会运动动员和影响力的主要模型被设计成中立的，以便适用于所有意识形态下的各类运动。同时，抗争性政治的研究文献近来对“策略”的兴趣，强化了这种长期受到关注的手段。但是对于大多数民粹主义研究文献来讲，手段和目的是彻底混在一起的。 ⑥然而，以同样的逻辑，对在这些层面上实施的政治控制手段范围内的其他标准(本国的和跨国的)进行讨论也是有意义的。还要注意到，正如政治权威建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合法性基础上，一项政治行动也可能以巩固或动摇该国的合法性基础为目的，而不仅仅针对组织特征。 ⑦参见蒂利“社会运动”的定义对大众可见性的强调，以及加姆逊关于关注先前未被动员起来的支持者的理论阐述。 ⑧1872-1874年秘鲁的选举活动是一个例子。在这些竞选中，大众部门通过由选举俱乐部操纵的庇护主义关系被动员起来。穷人和文盲被动员参与到公众游行、集会和暴动中。但他们并没有作为选民动员起来——很多甚至没有选举权。相反，这些被剥夺公民权的秘鲁人被雇为街头部队去占领公共广场的投票点，通常也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支持者。他们被动员起来是他们所处弱势地位的一个显示。 ⑨作者显然不是在说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精心策划、结构清晰、内部一致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对民粹主义者首要的一个批评就是指责他们的观点是临时性的、矛盾的和模糊的。 ⑩团结问题是经典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最近几十年，关于阶级、民族和政治分裂的研究(重新)使得这一概念问题化，并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团结是不是由生产关系、市场地位、理性决策或是原始本能导致的一个自然结果。而实际上，团结的形成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具有偶然性和波动性的突发事件(Brubaker 1996：18-22)。 (11)认为民粹主义言论把横向上相一致和纵向上相排斥这两种逻辑结合起来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横向的排斥(比如排斥外来族群)和纵向的一致(与人民的事业同属一类的精英)。但可以肯定地说，“人民-精英”这种纵向上的对立是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一个敌对关系，以功能相互依赖为特征的社会除外。真正的美德和权威属于人民，而精英则是非法权威。 (12)秘鲁的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在其近十年的流放生涯中通过信件和公开写作形成了他的民粹主义言论，这是在他在投身于任何持续的和大规模大众动员之前实现的。 (13)虽然民粹主义领袖通常使用有机体主义者的言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运动是有机体。 (14)比如，李普塞特给庇隆主义贴上了“左翼-法西斯主义”的标签，这无意中就留下了这种印象：庇隆是终身任职的。而实际上是，庇隆仅在特定的时间点发起了民粹动员，这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15)这一讨论排除了中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圭亚那。为节省论述空间，文章也只讨论了每个国家的首次民粹动员，而且也不准备编录所有的经典民粹案例，但是要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选取的案例来论证本文所关注的这一研究民粹主义新理论方法的效用。 (16)前两代民粹主义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这些案例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的历史研究也以这些案例为关注对象。有关阿根廷的案例，参照Blanksten(1953),Di Telia(1990),Germani(1978),Horowitz(1999),James(1988),Spektorowski(1994),Tamarin(1982),and van Niekerk(1974:135-77)。有关巴西的案例，参照Conniff(1981,1982a,1999a),French(1989,1994),Levine(1970),and Wolfe(1994)。有关墨西哥的案例，参照Aguila M.and Enriquez Perea(1996),Basurto(1999),Cornelius(1973),Knight(1990,1994),Stevens(1977),and vom Hau(2007:165-227)。 (17)有关玻利维亚的案例，可参见Gotkowitz(2007)and Whitehead(1991)。 (18)对原住民议会的详细分析，参见Gotkowitz(2007:192-232)。有关亚罗埃尔纪念混血女商贩在玻利维亚独立战争中英勇行为的巨大努力，参见Gotkowitz(2000)。 (19)有关秘鲁的案例，参照Klarén(1973)and Stein(1980)。有关厄瓜多尔的案例，参照Arizaga Vega(1985),Cárdenas Reyes(1991),de la Torre(1993,2000:28-79)。有关委内瑞拉的案例，参照Davila(2000)and El? ner(1982,1999)。有关哥伦比亚的案例，参照Braun(1985),Dix(1978),and Green(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