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点评——当代新儒学发展的若干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当代论文,儒学论文,难题论文,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2-0005-14
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动向和前景，（注：本文所谈的“当代新儒学”，实际上就是国内所谈的“现代新儒学”，两者没有本质区别。那种认为港台使用“当代新儒学”而大陆使用“现代新儒学”概念，是因为大陆学术界“别具深意”的说法，是不了解情况的一种误解。为了避免误解，故本文使用“当代新儒学”的概念。参见李宗桂《“现代新儒家”辨义》，载李宗桂著《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7年8月版，第347-355页；李宗桂《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人民日报》（北京）1989年3月6日第6版。）不仅是港台和海外新儒学人士关注的重心，也是国内学术界的关注重点之一。在迈入21世纪之初，把当代新儒学发展的难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不无帮助；同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也应当有所帮助。
在我看来，当代新儒学发展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以下六点。1.兼容天下的开放意识和守道护统观念的纠结；2.复兴儒学的宏图大志与儒门淡泊的落寞现实的差距；3.“返本”的传统价值准则与“开新”的现代意识的矛盾；4.批评精神与自我反省意识的脱节；5.儒学现代化意图与边缘化现实的悖反；6.儒学价值理想载体的整体性缺失。限于篇幅，现简略论说如下：
（一）兼容天下的开放意识和守道护统观念的纠结。
传统儒学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具有兼容天下的意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与”，等等，都反映出传统儒家兼容天下的开放意识。当代新儒家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开放意识。早在上世纪50年代，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共同署名发表了著名的“文化宣言”。（注：该文全名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1958年元旦在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同时发表。）在该文中，这些当代新儒学的重镇在充分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生命的同时，明确提出中西文化应当真诚地相互学习。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值得一切民族学习；中国文化应当吸纳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以充实自身“圆而神”的智慧。西方人应当学习中国文化“当下即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的襟抱，“圆而神”的智慧，天下一家之情怀，等等。应当说，当代新儒学这些思想，有其时代的合理性，有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襟怀。传统儒学“以夏变夷”的自大心态，在这里转化成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壮大自身的文化自觉的精神。
“当代新儒学”指摄的范围甚宽，它包括台湾、香港、美国以至大陆的认同并实践当代新儒学价值理想的学者，而以台湾的当代新儒学阵营为核心。近年来，当代新儒学人物都在为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奋斗。继承传统，面向世界，面向现实，奋力拓展，是其思想主流。台湾当代新儒学的学术阵地《鹅湖》月刊，创刊于1975年，迄今已经出版330期，发表了大量的“以宋明儒学上溯孔孟老庄为诠释的立足点”的文章，此外，还创办了《鹅湖学志》。每两年举办一次“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办六届），每两年举办一次台湾地区的学术会议（已办八届），每月举办一次公开讲座，每星期举行一次读书会，每年不定期举行三至四次时论、座谈会。鹅湖出版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以及学生书局、文津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的当代新儒学的学术论著。这些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以及出版的数量甚丰的论著，吸纳了包括大陆地区学者在内的不同地区、国度、人种、学术观念的学者的参与，在总体上反映了其兼容意识。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当代新儒学要固守“返本开新”的文化价值理念，要坚持“统绪”意识，因而在其组织、参与的海内外诸多学术活动中，过分强调其“道”的至上性和惟一正当性，导致对于非当代新儒学阵营学者的不够兼容，特别是对大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的学者的“同情性的理解”的误解。甚至在当代新儒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所谓“护教的新儒学”与“批判的新儒学”之争。而所谓“护教的新儒学”，不外就是坚守当代新儒学的价值理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固守其道，维护其统。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明辉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的批评，（注：李明辉：《中国大陆有关当代新儒学的研究：背景、成果与评价》，载李明辉著《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北）1994年6月版，第175-192页。另请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载方克立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11月版，第192-209页。）中央大学杨祖汉对余英时的批评，对复旦大学杨泽波的回应以及对香港科技大学冯耀明的批评等，（注：杨祖汉：《论余英时对新儒家的批评》、《牟宗三先生对儒学的诠释——回应杨泽波的评议》、《儒家形上学与意志自由——与冯耀明先生商榷》，载杨祖汉著《当代儒学思辨录》，（台湾）鹅湖出版社（台北）1998年11月版，第1-32、33-62、81-106页。）蔡仁厚对其师牟宗三思想的谨守，等等，都反映出“护教的新儒学”的某些特征。而所谓“批判的新儒学”，诸如林安梧、邱黄海、谢大宁、郑志明等人，（注：林安梧：《牟宗三先生之后：“护教的新儒学”与“批判的新儒学”》，载林安梧著《儒学革命论》第2章，（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98年11月版。第29-38页。读者还可参见该书“序言”。）不过是要想在思维空间和学术理路方面在既有的基础上有所拓展而已。他们自称为“后新儒学”，提出了自认的与“新儒学”的诸多不同之处，但其基本学术价值观和社会理念，与“新儒学”并无二致。真正明显的区别，恐怕是其提出的对于当代新儒学思想纲领的“返本开新”的诠释。例如林安梧认为，当代新儒学的问题，不是“返本开新”，不是如何从传统开出现代化（新外王）的问题，而是“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中如何调理人的实存问题”，亦即由“外王”而“内圣”。尽管如此，林安梧还是没有超越“内圣”“外王”的儒家思维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后新儒学”（“批判的新儒学”——姑且借用这一名词）也属于守道护统的范畴。此外，蔡仁厚、周博裕宣称的“天下不归于儒，天理何在？”的愤慨，（注：1998年9月上旬在山东济南参加“第五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时的发言。）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独断”，但我们说他们属于守道护统的比较极端的典型，恐怕不为过。由此，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学既要保持兼容开放的意识，又要守道护统，二者相互纠结，“剪不断，理还乱”，从而造成了其发展的难题之一。
（二）复兴儒学的宏图大志与儒门淡泊的落寞现实的差距。
当代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职志。尽管有“儒学第三期发展”之类比较委婉的阐述，但返回传统儒学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局（亦即所谓“返本开新”）的宗旨，其复兴儒学的主题自然包含在内。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代新儒学的努力没有白费。当代新儒学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受到的关注远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都要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新儒学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知音”也比以前要多，被认同的范围也比以前要广。从当年的“花果飘零”、“孤魂野鬼”，到如今的声势煊赫、广受关注，确是今非昔比。但是，就全球视野考察，视中国文化和儒学为无物的西方自大狂姑且不论，就是在海外华人社区，儒学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是否真能依靠儒学指导其人生、安顿其在海外的精神生命，恐怕还是问题。就是在台湾和香港，儒学价值观的魅力也远不如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力、蛊惑力。特别是在当今民进党当局的宰制下，台湾当代新儒学如何生气勃勃地开展活动，儒学价值理想如何在台湾社会落到实处，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斋问题。至于在大陆，儒学在中国文化的“文本”中，不仅早已不是“语法”，而只是“词汇”，甚至是不常用的“词汇”。“儒学复兴”谈何容易！积极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乐观看待其“前景”的杜维明，也曾多次感慨“儒门淡泊”，批评中国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笑贫儿”。你可看作是杜维明对儒学复兴、对挖掘传统资源的呼吁，也可看作是对儒门淡泊的严峻现实的承认。2001年11月，“第六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地点在比较偏僻的“台北市立美术馆”，与会人员寥寥（四五十人），香港、大陆和海外的学者自始至终参与，反倒是台湾本地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是临到要发言或者主持的时候，才开车来，发言或者主持任务—结束，马上走人。想当年，“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台北繁华地段的“中央图书馆”举行，数百人参加，旁听者要收费。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是落寞惆怅，什么是“寂寞的新儒家”？这就是！如何缩小复兴儒学的宏愿与儒门淡泊的现实的巨大差距，值得当代新儒学的师友们深思！
（三）“返本”的传统价值准则与“开新”的现代意识的矛盾。
“返本开新”是当代新儒学的价值诉求。“返本”，是返回宋明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新”，是在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局。问题在于，心性之学的传统价值准则与科学民主的现代意识，二者属于截然不同的两套价值系统。二者之间的结合点何在？换言之，现代科学民主与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如何接榫？直到今天，当代新儒学仍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证。“身”在现代社会，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追求着传统中国没有的民主政治；“心”却要在传统社会，要依靠心性之学支撑精神世界，甚至笼罩社会价值系统，以传统之“心”，驾驭现代之“身”，其理想固然美好，但其现实性和操作性何在？究竟是从现代去观照传统，改铸传统，利用传统，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身心”服务；还是从传统出发，以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身心”去适应传统，这个“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当代新儒学应当开解的“结”。
（四）批评精神与自我反省意识的脱节。
当代新儒学素有批评精神。无论是我们所称的当代新儒学第二代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还是第三代的刘述先、蔡仁厚、杜维明（包括余英时），以及现正当年的李明辉、林安梧、杨祖汉的论著中，都可看到精彩的思想火花，看到他们对社会、人生、政治的批评，甚至他们内部的相互批评（例如余英时为钱穆的辩护以及由此招致的杨祖汉的批评，林安梧和李明辉之间的相互批评等）。可以说，儒家的批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发扬光大。但是，从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考察，不难发现，当代新儒学的学者们的自我反省意识远远比不上其批评精神。对于外界对当代新儒学的批评，对于当代新儒学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当代新儒学的学者们固然有所反思，但远远不够。相反，他们的反批评精神十分强烈。近年来，海峡两岸三地都有对当代新儒学的批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方克立、（注：详见方克立：《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第三代新儒家掠影》、《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现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评大陆新儒家“复学儒学”的纲领》，载方克立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11月版，第46-53、54-63、192-209、210-222、401-419、420-422页。）郑家栋，[1](P121-133)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注：李宗桂：A.《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第5章第3节（“复兴儒学的悲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59-299页；B.《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人民日报》1989年3月第6版；C.《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载李宗桂著《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63-375页。）湘潭大学的刘启良，[2]香港科技大学的冯耀明，[3]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翟志成，[4]等等。当代新儒学的学者们对于这些批评，本可以平常心看待，既可正面争辩，也可置之不理，完全不必反应过度。反应过度的结果，就会导致人们对当代新儒学的襟怀的认识偏差，导致对当代新儒学的文化意识的误解。总之，自我反省意识弱于批评精神，这是当代新儒学在新的发展途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五）儒学现代化意图与边缘化现实的悖反。
无论承认与否，儒学在当今世界（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处于边缘地位是客观事实。按照当代新儒学学者的设想，要起衰振颓，要复兴儒学，就必须使其逐渐由“边缘”成为“中心”。要成为“中心”，就不能固守旧统，而要与时偕行，使儒学具有现代化的特质。平心而论，当代新儒学是主张现代化并积极实践现代化的。因此，对于儒学的现代化，他们也是竭尽其能的。麻烦在于，当代新儒学越是要使儒学现代化，使期融入现代化社会之中，并使儒学本身具有现代品格，就越是疏离传统儒学。一个具有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精神、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契约观念等现代品位的儒学，还是它自身吗？而且，越是要去适应现代化，越是要把自身现代化，儒学的传统特质和独特品位就越会减少以致丧失。而要保持其特色，既有的做法，是坚持“返本”，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为根本。但如以心性之学为根本，儒学就很难现代化，很难在现代社会成为中心；而要现代化，要成为中心，就必然边缘化。结果，就不是如同杜维明等人所希望的，“以边缘为中心”，而是想进入中心、想成为中心、想现代化，结果化掉了自身。总之，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边缘化这对矛盾，是当代新儒学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5](P85-92)
（六）儒学价值理想载体的整体性缺失。
当代新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使其价值理想有一个整体性的载体。任何一种价值理想，要想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承载它的整体性的载体。在传统中国，承载传统儒学价值理想的，是整个官僚行政系统，是各级官吏、士大夫，质言之，是类似今天的公务员系统的人们，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在民间，是包括山野村夫、市井小民在内的以三纲五常的道德为生活准则的庶民百姓。甚至对烈士、节妇的旌表，也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标准的。总之，在传统中国，儒学价值理想有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为整体性的载体。反观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国”意义上的中国——亦即海内外认同中华文化的华人社会），没有一个地区有作为一个整体（群体）的公务员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自觉承载儒学价值理想。尤为可叹的是，当代新儒学阵营中的一些学者，说他们从事的是儒学研究工作，或者说他们属于当代新儒学范畴的人物，他们承认。但如果说他们是“当代新儒家”，他们未必承认。甚至他们说，不参加当代新儒学的圈子也罢，但我愿意做儒学的工作。可见，儒学价值理想载体的整体性缺失，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重大难题。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恐怕不是当代新儒学自身力所能及的。
综上而言，当代新儒学的发展面临若干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有待于当代新儒学师友们的努力，有待于“文化中国”理想的落实，也有待于当代新儒学的自我反思和现代感的自我提升。作为当代新儒学的学术朋友，我愿意以诚交友，做他们的诤友，故不揣冒昧，提出上述问题，供海内外同好讨论、批评。
收稿日期：2002-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