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新闻教育史实考辩——以暨南大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暨南大学论文,史实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上海是近代中国新闻业的中心，更是近代中国新闻教育的重镇。1921年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创立，[1]此后南方大学新闻学系新闻专修科（1925年）、国民大学新闻学系（1926年）、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2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1929年）等陆续建立。虽然，上海近代新闻教育史研究较为深入，成果蔚然，但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上海近代新闻教育史还有许多值得细致研究的话题。在上述上海新闻教育机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学院校也尝试建立新闻学系，开展新闻教育，但被研究者忽略，如暨南大学。笔者在阅读《百年暨南史1906-2006）》和《甲子情怀——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之后，一个疑问让自己不解：暨南大学新闻教育究竟从何时开始？《百年暨南史1906-2006）》在介绍暨南学校改组为暨南大学的初期历史时写道：“新闻班的学生为了开拓实际见识，特地到《字林西报》馆和其他中西报馆参观学习，增强专业知识。”[2]而在《甲子情怀——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中记载说：“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真如创立，从此开始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曲折历程。”[3]该书扉页题词：弘扬暨南精神，培育传媒英才——祝贺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六十周年。两书相较，似乎有所矛盾。于是，笔者在民国书报和档案资料中爬梳史料，力求考证史实，梳理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建系前的新闻教育活动概况，还原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在兴起发展过程的艰辛历程。
一、考证暨南大学1928-1929年开设新闻学课程
《百年暨南史1906-2006）》关于“新闻班”的记载浅尝辄止，也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带着科学求真的精神，笔者开始艰辛的研究探索，希望史海钩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经过一年“新闻班”史料的搜集整理，充分证明确有其事。
第一，《暨南周刊》记载暨南大学准备开设“新闻学”课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暨南学校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出版课（科）负责创刊发行机关刊物《暨南周刊》。该刊分论著、译述、报告、文艺、校闻、特载、附录等栏目，主要刊登学校各种规章制度、教学管理、学生活动及文艺作品。它积极欢迎学校师生踊跃投稿，逐渐成为师生的精神文化阵地。《暨南周刊》出版后，三次刊登暨南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的信息。1928年1月14日，《暨南周刊》第2卷第2期出版寒假特刊，第一次刊登了黄振汉撰写的《改组后的国立暨南大学》一文，详细叙述了1927年暨南大学改组后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他在介绍暨南大学教务情况时，列出文哲学院外国文学系和商学院均准备开设“新闻学”课程（详情后叙）[4]。6月4日，《暨南周刊》第3卷第2期刊登了由外国文学系主任叶崇智（公超）持笔撰写的中文版《英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详细介绍了该系“初级科目，英150，新闻学”[5]情况。6月11日，《暨南周刊》第3卷第3期刊载英文版的《英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再次记载准备课开设的新闻学英文课程“E150，Journalism”（详情后叙）。[6]
第二，1928-1929年《申报》四次报道暨南大学报学班活动和教学情况。
上海《申报》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见证和记录了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内容包罗万象，是一座宝贵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库。1928-1929年，《申报》四次报道了暨南大学新闻学班（或称报学班）的活动情况。它们分别是《暨大报学班今日参观》（1928年11月24日）、《暨大报学班聚餐会概况》（1928年11月27日）、《暨大报学班之发达》（1929年3月10日）和《暨大新闻学班卖座甚满》（1929年5月18日）等，报道暨南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或称“报学课程”），开展新闻教育活动的情形（详情后叙）。
第三，暨南大学当年档案材料记载暨大新闻教育师资状况。
笔者到暨南大学档案馆查阅了相关档案材料，从馆中仅存的两本早期档案《暨南年鉴1929》和《暨南年鉴1930》中发现：它们在介绍全校教职工时，明确记载暨南大学新闻学教师情况。《暨南年鉴1929》记载到：“马崇淦，圣约翰大学文学士，报学及报学概要讲师，兼高中国民外交常识教员（S.K.Ma,B.A.St.John's Lecturer in Journalism Teacher of Diplomacy in Senior High School）”。[7]《暨南年鉴1930》记载说：“马崇淦，圣约翰大学文学士，新闻学讲师（S.K.Ma，B.A.St.John's Lecturer in Journalism）”。[8]
综合《暨南周刊》的三次记载、《申报》的四次报道和《暨南年鉴》的两次记载等三方面的报刊档案史料充分证明：1928年初，暨南大学文哲学院外国文学系在系主任叶崇智（公超）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筹划开设新闻学（报学）课程，并于1928-1929学年聘任马崇淦先生充任新闻学讲师开展了新闻教育活动。
二、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建系前的新闻教育活动
暨南大学1928-1929年开展新闻教育，正是上海新闻教育兴起之时。上海是近代中国的新闻中心，报刊云集，《申报》和《新闻报》两报引领全国，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国新闻学家来中国考察。尤其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先生曾先后于1914、1919、1921、1927、1928年五次访问中国，后四次均到上海考察新闻业情况，同新闻界密切交流，积极推广新闻教育。上海也逐渐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中心。1921年9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的报学专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该专业的创办者就是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生柏德逊（Don D.Patterson）。1924年，复旦大学国文部主任邵力子开设新闻学课程《新闻学及现代政治》。1925年，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生汪英宾在上海南方大学建立新闻学系。1926年，戈公振在上海国民大学设立新闻学系。同年9月，复旦大学以新闻系名义开始招生。1928年，顾执中在上海建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暨大新闻教育正是在上海新闻教育兴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暨南大学在1928-1929年开展的新闻教育活动，经历了筹备、实施和结束等三个阶段，受到了暨大学生的欢迎，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笔者结合史料和当时暨南大学及新闻教育现状勾勒出它的发展过程。
（一）新闻教育筹备阶段（1928年1月至8月）
暨南大学开展新闻教育，与暨南大学改组和叶崇智（公超）加盟密不可分。
1927年夏，郑洪年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后，鉴于政局稳定和南洋华侨对华侨高等教育的期盼，他制定《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大刀阔斧地推进暨南大学改组工作，积极扩充大学部，分设六个学学院，即文哲学院、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农学院、商学院、艺术学院。他延聘名师硕学，许多知名学者和专家纷纷加盟暨大，如李达、沈从文、周建人、洪深、许德珩、杨汝梅、夏丏尊、张君励等；也不乏留学国外著名大学归国的博士、硕士。其中，叶公超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
叶公超（George K.C.Yeh，1904.10.20.-1981.11.20.），原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中国著名学者、外交家。1918年，他求学于天津南开中学。1919年5月，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1920年8月，赴美国伊利诺州之尔宾纳中学留学。1921年卒业，考入缅因州之贝兹大学，后转入麻省赫斯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复转赴英国，研究西洋文学。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该年底，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夏，加盟暨南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9]
1928年1月，暨南大学公布的《职员一览表》中，叶公超的个人信息为：“叶崇智，外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大学训育委员及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委员。安姆士德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教授，英文《东方时报》副编辑、《波士顿记载日报》驻华通讯员。”[10]同时注明他在暨大教授三门课程，分别为：“基本英文、新闻学、小说”。但是，由他负责编写的《英文学系本学期进行计划》，刊登于1928年2卷第3期《暨南周刊》开学号（1928年2月18日），并没有出现新闻学课程，说明该学期暨南大学并没有开展新闻教育活动。3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他与徐志摩、胡适等积极参与编辑工作，成为《新月》月刊的核心人物。正是由于中外新闻工作实践经验的积累，他加深了对新闻工作的认识。6月4日，他持笔撰写的《英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列出“初级科目，英150”，“新闻学”课程，具体时间和学分为：“每周二小时，一年修完，四学分”；选修要求是：“修毕大学英文两年者得选修”；课程内容为：“包含近代新闻纸之组织、编辑之原理及方法、新闻纸之伦理问题、及英美新闻纸事业之发达。校对、装样、编辑，标题，及访事等均于第二学期实习。”[11]拟采用教材为：“Bleyer.Newspaper Writing and Editing”（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拉德·布莱耶的《报纸写作与编辑》，该书出版于1923年，全书390页，至今在美国不断再版，最新版本为2011年）。6月11日，《英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英文版发表于《暨南周刊》第3卷第3期上，“新闻学”课程具体详情为：“E150 Journalism.Two Hours.Years course Four credits.Open only to students who have had two years of college English.The Course will cover a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modern newspaper,principles of news editing and writing,ethics of journalism and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news value.Practical exercises in proof-reading,copy reading,headline writing,editing,reporting and making-up will be given in the second term.Bleyer:Newspaper Writing and Editing。”[12]
叶公超编写的《英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发表，标志着暨南大学新闻教育活动提上议事日程。暨大文哲学院外国文学系积极筹备。1928年8月，聘请申报编辑马崇淦出任新闻学讲师。8月23日《申报》上以《暨南大学教职员之全部组织》为题进行了公开报道。[13]
（二）新闻教育实施阶段（1928年9月-1929年7月）
暨南大学聘请申报馆编辑马崇淦出任新闻学讲师，与暨南大学和申报馆的密切合作有关。早在暨南学校成立学校董事会时，两者就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友谊。1921年2月，为了集思广益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学校确立了董事会制度，聘请国内外名声卓著、热心南洋华侨教育的社会人士担任校董，申报馆主史量才就是当时的校董之一。他和其他董事一道与校长及学校各科主任举行联合校务会议，重新修订了暨南学校章程。1922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给史量才等校董颁发了聘书，并于19日在上海“一品香”召开第一届校董会，讨论暨大发展的未来战略。史量才当选为暨南大学新校舍筹备委员会七委员之一。史量才任校董一直到1930年。正是暨大和申报的密切合作关系，文哲学院外国文学系聘请师资进行新闻教育时，申报馆编辑人员成为首选之人。当然，这与马崇淦先生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也有关联。
马崇淦（1886—1978），江苏苏州人。1916年，考入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学系。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19年5月7日，他曾作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代表之一出席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各地学生，拥护支持北京学生的主张，反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电请北京政府立刻释放被捕学生。同时，他经常在圣约翰大学校刊《约翰声》上发表评论撰写文章，为他在日后新闻界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20年，他获得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学位，顺利毕业。毕业后，他加盟申报馆，成为体育新闻记者，负责采写体育新闻，后任《申报·教育版》主编，主持《申报·教育版》的编务工作。1924年，马崇淦等倡议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于次年在申报馆成立，大力向全社会推广体育运动。他积极致力于社会教育活动。上海与宝山两县联合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马崇淦出任干事，将上海、宝山两县划分为11个区开展平民识字教育。同时，他兼职约翰大同持志大学教授。1928年8月底，富有新闻工作和教育经验的他，受聘为暨南大学教职员，出任“报学概要”讲师。
1928年9月15日，暨南大学1928-1929学年第一学期秋季开学，当时外国文学系教职员为：主任兼教授叶公超，教授梁实秋、余上沅、洪深、蒯叔平，讲师马崇淦、余楠秋、林语堂、顾乐全等。按照《英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修毕大学英文两年者得选修”的要求，根据现存暨大外国文学系1929和1930年两年毕业学生名单，选修学生可能有吕免棠、萧大伦、汪道章、彭银福、陈志标、陆钦墀、颜泽徵等人。[14]
课堂新闻教学的同时，马崇淦注意“理论与实际并重”，重视学生新闻业务能力的培养。为了开拓新闻视野，他利用自己在申报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在课余假日时间组织报学班（或称新闻学班）同学前往上海各大报馆，“练习采访与编辑”，定期同新闻界人士座谈交流。1928年11月24日，星期六下午1时，他组织学生到报馆参观学习。《申报》以“暨大报学班今日参观”为题，进行了特别报道，“真如国立暨南大学本学期添开报学班，各院系学生选习者极感兴味，兹为求理论与实际证验起见，特组织参观团，自今日下午一时起，至本埠各大报馆参观。”[15]并预告了第二天学生的新闻活动，“明日（星期日）午刻假座悦宾楼举行聚餐同乐会、业已邀报界名流多人。届时莅临讲演，闻此次团员约十余人，均有志于将来献身报界。”11月25日中午，暨大新闻学班同学邀请新闻业界名流齐集上海悦宾楼，举行聚餐会。受邀的新闻界人士除严独鹤、严慎予、吴灵园、朱翊新、郑元善等人因事未能参加外，潘竞民、钱沧硕、周孝庵、顾执中、陈宪谟、孙道胜等悉数到场与学生座谈交流。聚餐会首先由暨南大学南洋通讯社记者兼参观团总务李邦栋（政治经济学系大四学生）主持，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大致内容为：“为求报学班同学与报学界人士接近起见，特举行兹会。承报界诸位先进，惠然莅止，无任荣幸。晚近报纸事业，日渐发达，而报学领域，亦日形扩大，诸君皆报学界名造，流诣俱各有独到之处，故希望以积聚之学验，详为指导，俾报学班同学，待有丰富之知识，将来献身报界，可应付裕如。”随后，马崇淦发表演说。《新闻报》潘竞民应邀讲演。大意为：“上海各大学，亦多有设报学系或报学学程者，然暨南大事以所负之使命及所处之地位，此类学级尤切要，希望诸位不断努力，以达贵校发展华侨教育之至意。”出席者纷纷发表高见，“勉励备至”。[16]聚餐会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
马崇淦没有采纳系主任叶公超先生规划的英文教材《报纸写作与编辑》，而是积极吸纳各种新闻学研究成果编撰讲课讲义，并结合学生实际制订参考用书《最新实验新闻学》。该书作者周孝庵1928年3月完书后，经潘公弼合汪英宾校阅于11月由上海时事新报馆出版。周孝庵原为律师，1918年开始转入新闻界。1920年冬，在上海《商报》工作。1921年，协助潘公弼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是一位富有经验和资历的新闻编辑。他在工作之余，“浏览各国报学名著，融会之余十年体验之中，偶有心得，随笔剳记，复于所见可资例证之资料，尽量搜集，积久得巨帙，整理编次，……其理论与经验之总积也。”[17]周孝庵出版《最新实验新闻学》后，受到新闻业界好评，邹韬奋曾撰专文推荐说：“这本书有四百二十余页，共分三编：第一编为新闻采访法，第二编为新闻编辑法，第三编为新闻标题法。这本书不但是服务新闻界的人可资参考，凡有志于选择此业及负职业指导责任的人，都很可以看看。”[18]
马崇淦一个学期的新闻教学，受到学生好评，“学者极感兴味”。1929年春季开学时，原来仅外国文学系学生选修，扩大至“政治、经济、文学三系共选修”，一时“加入该班选习之人数激增，竞超过原额四倍以上。”[19]据现存暨南大学校友录名单推测，除前述外国文学系学生选修新闻学课程外，新选修该课程的政治经济学系大三、四学生可能包括1929年和1930年64名毕业生的部分学生。其中，1929年毕业生李邦栋选修过新闻学课程。因为1928年9月新闻学课程开设时，他就以南洋通讯社记者兼参观团总务的身份参加了新闻学班的活动，并且是新闻学班的活动组织者。1929年3月，他积极准备在暨大组织成立新闻学研究会，聘请报界名流莅校讲演，筹划出版新闻刊物。马崇淦当时授课受欢迎的程度，《申报》曾以“暨大新闻学班卖座甚满”为题进行报道，形容说：“授课有方，滑稽突奇，听者不倦，乐而忘饥。每逢上课时，广大之演讲厅，席无虚位，拥挤不堪，其卖座之为可以想见矣”。[20]
（三）新闻教育暂时结束（1929年7月）
暨南大学渐有起色的新闻教育活动，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原来计划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出版新闻刊物等计划也没有实施开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人事更迭。因为，该学年结束后，积极筹划和支持新闻教育活动的外国文学系主任叶公超先生离开暨大，北上加盟清华大学，出任外国文学系教授。具体负责新闻教育活动的马崇淦先生虽然仍被暨大聘任为新闻学讲师，但他分身乏术。一方面他继续担任着《申报·教育版》主编，要采访体育新闻，另一方面他于1929年9月被新成立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聘任为新闻学讲师，主讲新闻学。[21]繁忙的事务，让他无法专心于暨南大学的教学工作，严重影响了暨大新闻教育活动的开展。虽然在1929年和1930年《暨南年鉴》的教职员名录中，马崇淦登记在册，但并无课程信息。在1930年出版的《暨南大学一览》中，详细列出了文学院外国文学系的课程体系名单，也没有出现过新闻学（或报学）课程名称。因此，根据迄今掌握的史料，笔者认为：至1929年7月，随着1928-1929学年的结束，暨南大学的新闻教育探索实践活动戛然而止。
在富有新闻工作经验的外国文学系系主任叶公超先生的主持下，暨南大学新闻教育经历了筹备、实施和结束等三个阶段，在暨南大学师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社会新闻界的关注。暨南大学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筹备，于1928年8月聘请申报馆编辑马崇淦先生开设报学选修课程；1929年春季，暨大新闻教育受到文学院政治经济、文学系学生欢迎。但是，至1929年7月（暨南大学1928-1929学年结束），随着叶公超先生离校北上和马崇淦先生被复旦大学聘为新闻学讲师，暨南大学遗憾地停止了刚刚起步的新闻教育活动。
纵观暨南大学1928-1929学年的新闻教育活动，表现出三大鲜明特点：第一，顺应历史潮流，较早开展新闻教育。在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暨南大学抓住上海新闻教育兴起潮流，聘请富有外文新闻工作经验的叶公超先生筹备新闻教育；同时聘请富有丰富新闻采编经验和教育背景的申报编辑马崇淦先生开展新闻教育，积极为华侨培养新闻人才。第二，注重史论学习和业务训练。报学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了该特点。报学课程分两学期讲授，第一个学期以史论学习的课堂教授为主，第二学期以业务训练的实习实践为主。具体讲授的内容上，既有包括新闻组织结构、编辑原理、新闻伦理和英美新闻发展史等史论部分，也包括采访、编辑、校对、装样等具体的业务训练内容。第三，注重加强业界合作。如同申报馆密切合作，聘请申报馆主史量才先生出任校董，聘任申报馆编辑马崇淦先生为新闻学讲师，组织新闻学班同学前往新闻报馆参观学习，邀请新闻业界人士举行聚餐讨论会等。
虽然至1929年7月，暨南大学暂时中止了新闻教育活动，但暨大师生并没有停止新闻学探索。抗日战争爆发后，暨大真如校舍毁于炮火。1941年夏，暨南大学在福建建阳复校，新闻学火种薪火相传。暨大师生积极开展学生活动，学生团体纷纷涌现，如学林社、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经济学会、文艺研究会、求知会、教育学会、史地学会，太白文艺社、未明文艺社以及剧社、歌咏团等等。其中，以卢宗汉等为首的学生组织成立“新闻学会”，以研究新闻、阐扬三民主义为宗旨，积极开展新闻研究和新闻出版工作。“为宣扬校誉，联络校友及练习新闻工作起见”[22]，新闻学会出版《南风》周刊，“每天从当地美军电台和建阳县政府电台拿来国内外新闻的电讯稿件加以编辑，并且有评论，有副刊，有插图等，在校园中张贴时，常常围了一大堆观众，很受同学们欢迎。”[23]暨大的学术研究蔚然成风，社团林立，刊物众多，如《文史季刊》、《地理资料》、《中国戏剧》、《商学季刊》、《学林》、《一般》、《译丛》、《文艺》、《微茫》、《太白》、《未明》、《艺苑》、《南侨》、《暨大青年》、《新闻周报》、《女声》等等，新闻活动活跃。1945年12月26日，暨大25个学会联合组成壁报联合会，更是盛况空前。1946年6月，暨南大学迁回上海办学。同年8月，暨南大学文学院增设新闻学系，聘请资深报人冯列山出任系主任，正式开展新闻教育活动。总之，暨南大学1928至1929年新闻教育的探索实践虽仅为短短的一年，却掀开了暨南大学新闻教育的历史，点燃了暨大新闻学的火种。暨南大学由此成为在中国新闻教育初步发展阶段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国立大学之一。在风雨如晦的抗战期间，暨南大学被迫前往福建建阳办学，条件虽然简陋，但新闻学火种薪火相传，学生组建新闻学会，研究新闻学，积极开展新闻实践活动。1946年8月，暨南大学设立新闻学系，招生新闻主修学生，系统开展新闻教育，标志着暨南大学新闻教育正式进入正规发展的新时期。
暨南大学在1928-1929年开设新闻学课程，但是随着叶公超先生离校和马崇淦先生另有他聘，新闻教育活动停止；一直到1946年暨南大学聘请冯列山先生建立新闻学系正式开始系统地进行新闻教育，间隔中断了17年。这种事随人定、因人而毁的新闻教育现象，在中国新闻教育兴起过程不是个例，这恰好反映出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兴起的艰辛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