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颜其松
（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
[摘 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采用Ologit回归分析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人群其幸福感越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整体上对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影响有限；主观阶层和对未来阶层流动的期许对青年群体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而青年群体对自身过去阶层流动的感知对其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更大，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婚姻非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 幸福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阶层流动感知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了人们生活体验，一些研究证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个人收入的增长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1][2]但“伊斯特林悖论”则提醒人们，社会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会持续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幸福的评价受到人们对环境适应性的影响，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减。这是因为幸福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生活好坏的评价，其既具有情感意义又具有认知意义的评价[3]，也就是说，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情感和认知状态，其并不全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外在的客观环境和内在的主观感受共同影响幸福感的形成。
基于“一体化监管”和“突出事中监控”的基本认识，为切实有效落实 《意见》精神，浙江专员办党组研究提出，专员办应从拓展监管内容、健全监管链条和改进工作方式“三个维度”不断强化事中绩效运行跟踪监控。
青年正处于学习阶段和家庭、事业的初创期，青年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同时也承受着现代社会高竞争、快节奏带来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有实证研究按年龄统计幸福感发现，30岁以下的青年人群幸福感最低。[4]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年的幸福感还是主观阶层影响青年的幸福感？青年的幸福感是来自外界丰盛物质的刺激，还是更多来自内在的自我认同？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分析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以此来回答所提之问。
竖井二次衬砌在初期支护完成后进行，采用自下而上翻模施工。为减少竖井基础的受力，沿竖井方向每隔20 m设置一道壁座，见图1。
二、研究假设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
社会经济地位是以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等维度来综合评判人们综合社会地位。[5]国内外的学者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维度对其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研究表明收入的提高与幸福感呈正向关系[6][7][8][9]。这些研究认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增长还是个体的实际收入增长，都会对个体的快乐水平有显著提升，进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但也有研究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一定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10][11]，客观的家庭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可能呈倒U形关系[12]，对此类“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认为，随着人们的需求从物质型需求向发展享受型转变，以经济收入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被削弱[13]。其次，个体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关系，一些研究认为，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呈正向关系[14]，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幸福感就越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其幸福感越低[15]；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社会经济整体向上发展，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会被经济收入的影响所取代而逐渐降低[16]，个体受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整体呈倒U字形关系[17]。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大致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呈正向相关关系。[18]
青年群体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正处于人生发展的探索期和确立期，经济条件是人生发展的基础，青年群体更是如此。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往往源于外在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因此，结合以上文献，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人其幸福感越高。
小学阶段，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工具性、应用性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语文，使学生掌握语文知识，运用语文知识，掌握听、说、读、写技能，从而熟练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里的“读”，即阅读，通过阅读教学，使学生掌握有效阅读的技巧，掌握汉语言使用的方法，领悟汉语言运用的魅力，以至于学会熟练运用汉语言。那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基本策略有哪些呢？
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分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两个方面，根据假设1得出如下两个子假设：
假设1a：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人其幸福感越高，反之则低。
伊斯特林的跨国研究表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减弱；反之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则在增强。[25]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全方位的快速发展时期，城乡逐渐走向统筹协调发展，但城乡二元格局仍未完全消失，现有研究表明，影响居民的幸福感的因素呈现城乡差异。[26]我国城市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地区，城市青年需求由物质型转向发展享受型趋势快于农村青年。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二）主观阶层与幸福感
一般认为，主观阶层源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等级感知的心理现象[19]，按照涂尔干对集体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区分，社会群体层面的主观阶层认同属于社会事实，有其独自的表象[20]。国内外研究表明，人们的主观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并不完全一致，人们的主观阶层呈“向下偏移”特征[21]，尤其是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向下偏移”现象高于农村居民[22]。有关主观阶层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较高的人群对自身的认可度越高，因而其幸福感更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23]同时，主观阶层流动对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主观阶层向上流动人群的幸福感更高。[2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青年群体的主观阶层等级越高，其幸福感就越强；反之幸福感越低。
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选择了个人年收入、个人受教育年限和个人政治面貌，本文试对3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但因子分析效果较差，仍采用3个独立的变量作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其中个人年收入取其对数值，以降低该变量的量纲影响[30]，同时保证收入这一变量的分布正态化；将被访者最高学历的教育年限作为个人教育水平，为连续变量；个人政治面貌分为党员与非党员，为二分变量。
(1)极化曲线。在60℃、常压下进行电化学测试，添加4种缓蚀剂(质量浓度均为200 mg/L)和不添加缓蚀剂的空白组极化曲线如图2所示，拟合参数(见表4)。
（三）影响幸福感的差异性因素
假设1b：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人其幸福感越高，反之则低。
假设3：相较于农村青年，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较低，主观阶层和主观阶层流动感知对城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较高。
有研究表明，结婚有助于提升青年的幸福感[27]，不同婚姻状态下影响青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相对于主观的内在精神需求和自我认同来说，结婚之后的青年人需要面对生存和养家等方面的经济压力，因此其对外在的客观的物质条件的需求更强，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处于婚姻状态中的青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更大。相反，相对于结婚的青年人群，未婚、离异和丧偶等处于婚姻非续存状态的青年人更需要得到认同，主观阶层认同对这类人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相对于婚姻非续存青年人群，外在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续存状态下青年人群的幸福感影响更大；反之，相对于婚姻续存状态下青年人群，内在的主观阶层对婚姻非续存青年人群的幸福感影响更大。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201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项目，该项目2015年的调查抽样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478个村/居委会，总共抽取10968份有效问卷。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青年群体，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年的年龄界定为14—44岁，结合CGSS2015调查对象为18岁及以上人群，因此本文从CGSS2015的数据库中选取了18—44岁年龄段的个案组成分析样本。该青年群体的样本容量为4303，部分变量值存在缺失，本文采用多重插补（MI）方法对缺失值进行插补。
（二）变量测量
针对假设1和假设2，本文将因变量幸福感视为定序层次变量，采用Ologit回归分析方法，其中健康自评、社会信任度、社会公平感和工作控制感等为本文非重点关注的变量，将其视为定序变量或定距变量对统计分析结果影响不大[31]，为便于解释统计结果，本文将其视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针对假设3和假设4，由于非线性模型交互项系数本身不能直接进行显著差异的解释[32]，因此本文采用分组Ologit回归进行分析。
主观阶层变量采用了问卷里被访者对自身阶层的自评数据，将社会阶层由低往高分为10等级，1代表最低层，10代表最高层，被访者分别对自己当前、10年前和10年后所处的社会阶层感知进行选择。根据研究需要，对主观阶层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处理方法为：第一，对当前主观阶层采用原始问卷调查所得的阶层；第二，将被调查者在原始问卷里的当前主观阶层减去被调查者对10年前的主观阶层，所得差值为“过去10年主观阶层流动感知”；第三，将被调查者在原始问卷里的10年后阶层等级减去被调查者当前主观阶层等级，所得差值为“未来10年阶层流动感知”。数据显示，认为自己当前所处的阶层均值为4.39，标准差为1.61，处于4—6三个中间等级的人数占比达到66.8%，说明青年群体对自身所处的主观阶层存在一定的“趋中性”，且“趋同性”也较强；根据过去10年主观阶层流动感知的数据显示，数据的均值在0.85，标准差则为1.45，说明青年群体普遍认为自身阶层地位在过去10年是有一定提高。在调查对象对未来10年阶层流动感知的数据显示，其变化均值为1.36，标准差为1.38，说明调查对象对未来自身的阶层提升有所期许。比较过去10年阶层流动感知与未来10年阶层流动感知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发现被访者过去10年阶层流动感知的变化幅度小于未来10年阶层流动感知。
假设2b：青年群体主观阶层的向上流动，会促进其幸福感增高；反之幸福感降低。
模型2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因子对青年人的幸福感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家庭物质财富因子的影响度大于家庭教育和政治地位。这说明客观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青年人幸福感的因素，父母的社会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地位较高，青年人的幸福感就越高；家庭物质财富多的青年人其幸福感越高。家庭是青年人成长的主要环境，较好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为青年人成长成才提供更多的资源，青年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对提高其生活体验有正向作用，进而提高其幸福感。反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青年人，其发展所依靠的资源和机会较少，生活体验差，将对其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1a的判断。
家庭和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主观阶层是本文关注的3个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用收入、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来测量，本文所用CGSS2015数据库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缺失值比例大，且分析效果不佳，本文放弃使用该指数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本文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选择了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政治面貌、家庭年收入、家庭房产数和家庭是否有小汽车等变量，本文对这些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避免共线性问题。[29]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在因子分析中被归为一类，命名为“家庭教育与政治地位”因子，后3个变量归为一类，命名为“家庭物质财富”因子，因子分析KMO值为0.651，因子分析效果较好。
根据前人针对幸福感的研究结论，本文选取部分对幸福感有影响的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城乡划分、健康自评、社会信任度、社会公平感和工作控制感等。其中性别为二分变量，婚姻状况合并为“婚姻续存”与“婚姻非续存”两类状态，城乡划分为二分变量。年龄、健康自评、社会信任度、社会公平感和工作控制感等变量为连续变量。
（三）分析方法
幸福感是本文的因变量，CGSS2015问卷采用“总的来说，你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个问题对幸福感进行测量，选项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为5等级，分别用“1—5”表示。该变量原始数据呈左偏状，借鉴宋健等人对该变量的处理方法，将“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合并为“不太幸福”[28]，合并后该定序变量的3个值分别为：不太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样本中，21.1%的青年认为“不太幸福”，61.4%的青年认为“比较幸福”，17.5%的青年认为“非常幸福”。这说明青年群体幸福感更多处于比较幸福层次。
四、结果与分析
（一）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1呈现了Ologit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是只纳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该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控制变量均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譬如青年人中女性比男性幸福感更高；婚姻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人比未婚、离异、丧偶等婚姻非续存的青年人幸福感更高；农村青年人比城市青年人幸福感更高等。
其四，陈玄祐的《离魂记》。小说写张倩娘与表兄王宙被迫分离后，相思成疾。倩娘亡魂跋山涉水，追上王生，与他同居五年。后因思念父母之情难释，返回家中，灵魂遂与躯体合而为一。元人郑光祖杂剧《倩女离魂》即本于此。《牡丹亭》中杜丽娘灵魂寻访柳梦梅，还魂后魂躯合一，与小说、杂剧相通。第36出《婚走》中柳生唱“似倩女返魂到来，采芙蓉回生并载”；第48出《遇母》中春香唱“论魂离倩女是有，知他三年外灵骸怎全”，用的都是《离魂记》的典故。
2.通过各种渠道提高自身学历层次。学校应该为教师提供到其他高校或者到国外进修的机会。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商务英语教师学历多为本科学历，无论从专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提升自身能力的角度，教师都应继续考取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扩大自己的视野，不仅要掌握扎实的语言知识，还应掌握较强的商务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教学质量，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商务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可以根据本学校实际，选拔优秀青年教师到全国一流特色大学进行进修；利用假期为教师提供短期的商务培训；为教师创造出国进修以及出国提高学历的机会，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和理念。
模型3再加入了受访者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数据显示个人受教育水平对幸福感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正向影响，但在模型4加入了主观阶层等变量后，个人教育水平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呈负向影响，这说明相较于低收入的青年群体，个人收入越高的青年人幸福感反而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是基于青年群体的子样本，其与用家庭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的结论截然相反，譬如刘同山等人依据CGSS2010数据针对全样本的分析显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正向影响[33]。个人政治面貌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综合来看，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假设1b的判断并未得到证实。
前面模型2和3加入的都是属于客观方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4加入了属于主观方面的主观阶层及其阶层流动感知等变量。模型4的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主观阶层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假设2a的判断得到完全证实。阶层流动感知两个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不同状态，一是对未来10年阶层流动感知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二是过去10年阶层流动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假设2b的判断只得到部分证实。
观察模型4，综合比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可发现，相对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青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且是正向影响，Pseudo R2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变化也是最小。
3) 当政策模糊性高、冲突程度低的情况下，选用试验性实行。 依照Matland的观点，该模式的支配要素是“情境”，情境是由政策对象中资源和参与者的数量决定的，不同的情境决定了政策的实行效果不同。 这里特别强调了政策实行中的“试验性”。
在实践中，到访的张主任及李主任都对本次在居然之家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肯定，鼓励同学们更加积极主动。
表2呈现的是城乡划分和婚姻状态分组下青年幸福感影响因素的Ologit回归分析结果。分析结果显示，在城乡划分的分组中，家庭教育与政治地位因子对城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比对农村青年影响稍大，而家庭物质财富因子对农村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比对城市青年影响稍大；个人社会经济地位3个指标对城乡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无明显差异；现阶段主观阶层对农村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比城市青年稍大，未来10年阶层流动感知对城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比对农村青年的影响稍大。基于此，可以认为假设3的并未得到明显证实。
（二）城乡划分和婚姻状态差异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在婚姻状态的分组中，家庭教育与政治地位因子对两种婚姻状态下青年的幸福感影响并无较大差异；相对于婚姻非续存状态的青年人来说，家庭物质财富因子对婚姻续存状态下青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更大；个人受教育程度对婚姻非续存阶段的青年人群的幸福感影响为显著，个人年收入对婚姻非续存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影响也稍微大。整体来看，个人社会经济地位3个变量对婚姻非续存类青年人群的幸福感影响稍大。相对于婚姻续存青年人群来说，现阶段主观阶层和未来10年主观阶层流动感知两个变量对婚姻非续存青年人群的影响更大。基于此，假设4的判断得到部分证实。
表1 青年幸福感影响因素的Ologit模型
表2 城乡划分和婚姻状态分组下青年幸福感影响因素的Ologit模型
五、结论与讨论
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既有客观现实基础，又受到主观感知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青年群体幸福感的重要客观因素，青年人群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幸福感越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青年人群，其幸福感越低，假设1a得到验证。（2）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有限，且青年人的收入与其幸福感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人收入越高，其幸福感反而越低，假设1b未得到验证。（3）主观阶层和对未来阶层流动的感知与期许是影响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内在主观因素，即主观阶层等级越高，对未来阶层流动感知是上升的青年人群的幸福感则高；反之，主观阶层等级越低，对未来阶层流动感知是下降的青年人群的幸福感则低；青年人群对自身过去阶层流动的感知对其幸福感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假设2a得到完全验证，假设2b得到部分验证。（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假设3未得到验证。（5）处于不同婚姻状态下的青年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更大，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婚姻非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假设4得到部分验证。
游记散文仅记游踪，就显得浅。柳宗元在游记散文方面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平实的叙述中蕴含深厚的哲理，通过小丘的遭遇展示自己的怀才不遇。小丘尽管被弃置，可最终被“我”和深源、克己发现并以之为宝，是小丘之“大幸”；自己才能“秉异”，却没有像“我”、深源、克己这样的人来“欣赏”，实在是可悲！
中国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家庭依然是青年人学业和事业所需资源的提供者，青年人尚处于事业探索和起步阶段，青年人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趋同性较强，因此相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年人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稍弱。数据分析显示，主观阶层认同对青年人幸福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外在的以物质财富为代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内在的以主观阶层为代表的自我认同都同时对青年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我国社会整体上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带来两方面效应：一是经济条件仍是个人成长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支撑，青年的幸福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青年群体的个人认同等发展型需求提供了基础，青年的幸福感自然也受到主观阶层认同等自我认同度的影响。青年人现阶段主观阶层认知和未来主观阶层流动感知对其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需要重视青年人现实性的获得感，同时需要关注青年人对未来的期许，创造条件让青年人对未来感到有希望，这样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城乡划分因素对青年群体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和城乡人口流动的增加，城乡二元结构性要素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减。我国城乡统筹朝着资源与机会的均等化方向迈进，外在客观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内在主观阶层认同都同样显著影响城乡青年的幸福感，说明这两方面因素对城乡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走向趋同。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和社会针对城乡青年创造越来越均等化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加全方位实现城乡结构性要素的均等，促进城乡青年幸福感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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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Class on Young People’s Happiness
Yan Qis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aper used the survey data of CGSS2015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young peopl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class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means of Ologit regres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family, the higher the happiness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s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young people’s happiness is limited. The subjective class and the expectation of future class mobilit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youth group’s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le the youth group’s perception of their past class mobilit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happines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class on youth group’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famil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young people in the state of continued marriage,while the pers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clas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happiness of young people in the state of non-continued marriage.
Key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erso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Subjective Class; Subjective Sense of Class Flow
[中图分类号] D4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5-0055-07
[收稿日期] 2019-01-14
[作者简介] 颜其松，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责任编辑：李友权
标签：幸福感论文;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论文; 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论文; 主观阶层论文; 阶层流动感知论文; 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