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中国农民就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论是短期影响还是中长期影响，现在国内外都在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讨论。尽管当前大多数政府部门和经济界都持比较乐观的看法，普遍认为非典不会影响经济大局，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认识。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非典对中国农民就业的影响现在已经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一、劳动力流动性障碍和农民工的就业增长
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决定了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增长，对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性依赖度很大。在这里，有三种机制的作用使近年来中国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流动度越来越高。一是收入示范效应的影响，主要是农业收入和进城打工收入的比较示范效应，使越来越多地区的富余农民进入了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这个范围在10年前主要集中在中部农业地区和少数西部地区，现在已经扩展到全国几乎所有的穷乡僻壤。二是成本竞争的作用，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企业、厂商为了保持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在追求市场效益的较高增长和工资成本的增长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必然不断吸引更广泛和更贫穷地区的农民工加入打工行列。三是地区和行业收入水平的影响，使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更加多样化，从而使更多的流动性选择成为提高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增长，由于非典对社会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性障碍而受到明显影响。
首先，地区间民工流动的严格限制，必然出现相当规模的强制性失业。
中国农村劳动力移动性就业的特点十分突出。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目前全国有流动人口（即迁移人口）1.25亿以上，其中，省内流动人口9146万人，跨省流动3314万人，在省内流动人口中，52％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跨省迁移人口中，78％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根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北京外地务工人员的流动量在高值期约为每天17万人，全年流动性外地务工人员约为300万人。上海外地务工人员的流动量在高值期约为每天20万人，全年流动性外地务工人员在387万人以上。2002年深圳市的暂住人口为512万，广州市的外来流动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8％。在许多东部中心城市，外地务工人员流动量超过百万人的也逐年增加。这种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就业方式，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富余农民进入城市经济进行重新就业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非典流行的过程中，各地政府都采取了严格限制地区间民工流动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有效控制非典大面积扩散确有成效。但与此同时，对地区间民工流动的严格限制，又造成了民工流动性就业的阻断。在这里，一方面是新增加的农民工后备劳动力，因为劳动力流动性障碍而无法进城寻找就业机会。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近年来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年底年初的高度集中性流动有所减缓，全年稳定流动的人数大量增加。由于非典而导致的劳动力流动性障碍，显然对后者的就业影响最大。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已经就业的农民工，有一部分因就业周期的结束（例如建筑工程项目完工），需要重新寻找就业岗位。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在同一城市内部找到新的工作，同时也总有一部分人由于在本地区难以找到满意的新工作而需要跨地区流动就业，这种情况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城镇里十分常见。这些人也会因劳动力流动性障碍而只能成为城市和城镇的失业者。
其次，农民工的非正常流动返乡，又造成了大量的自愿性失业。
非典的流行，还出现了大量农民工的非正常返乡。根据农业部权威人士的公开资料，5月份全国返乡的农民工约800万人左右，其中有400万左右是季节性返回，400多万人是因恐惧非典的非正常返乡。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是我国的民工大省，4月以来，安徽有147万民工返乡，河南有118万，四川有80万、湖南估计有60万。据北京市建委统计，全市建筑业外来民工有20万人，非典爆发以来有10多万人逃离，还有至少8万零散的装修工停工返乡。农民工的社会就业情况非常复杂，准确统计的难度很大，实际非正常流动返乡的人数要比已经公开公布的数量大得多。同时，由于非典对商贸、餐饮、交通运输、旅游乃至金融保险等部门的严重影响，普遍出现停业、半停业和裁员现象，也迫使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因工作无着落而离城返乡。这种农民工的非正常流动返乡，又造成了大量的自愿性失业。
再次，非典造成的心理影响和非典后更加严格的劳动力流动控制，势必影响未来一个时期农民工的就业规模。
即使非典流行得到基本控制，民工跨地区流动的禁令出现松动，也要考虑到非典在农民心理因素上造成的滞后性影响。现在已有材料表明，返乡后的部分民工对是否重新回城返工采取观望态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统计，安徽民工从疫区返乡的第一位原因是“怕在外感染非典”。大多数来自疫区的返乡人员表示近期不再外出的比例为83％，来自非疫区的农民近期不再外出的比例也较高，达77％。疫情一旦结束，河南有13.7％的家庭将会有人外出打工。在打算外出的人员中，有35.6％的人打算疫情一结束就出去，33.6％的人将在疫情过后半年内外出，另有30.8％的人尚不能确定时间。许多农民将非典看成一种城市病，恐惧心理难以完全消除。这种情况势必对明年跨地区的民工就业规模产生影响，使农民工的社会就业总量出现下降，自愿性失业的富余农民可能进一步增加。
非典基本结束后，非常时期的劳动力流动性障碍会逐步减弱、消除。但是，为了防范非典反弹和改造城市公共卫生条件的需要，各地政府对外地务工人员的管理，都已出台了更为严格的措施，例如健康状况的检测与证明、暂住证重新登记等。这些管理措施一方面应该说很有必要，但另一方面却形同增加了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增加了对农民工就业资格更为严格的行政筛选。这就必然使农民工的流动性就业总量受到影响（尽管是合理的影响）。如果有的地方把这种劳动力的市场准入门槛搞得过严，民工流动性就业的影响就会更大。
二、就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的影响
非典对社会各行业的就业影响是有差别的。一类是大量增加失业人数的领域，例如旅游、航空、铁路、客运、餐饮、文化娱乐、会展、部分商业等。这些部门大多数是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和能够大量容纳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航空除外）。另一类是可能增加就业人员的领域，例如同抗非典相关的一般性药品、物品、器械，新药品的研制和高级医疗用品，部分需求增加的产品如家庭轿车等。但是，这些领域可能新增就业人数的弹性是比较小的。一个原因是其中的部分领域属于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劳动力的容纳度本来就比较低，新就业人员准入的门槛又比较高。另一个原因是其中许多部门尽管在抗非典过程中增加了大量新的需求，但这些部门（如家庭轿车）的现实生产能力和潜在生产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增加新的供给完全可以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必依靠劳动力人数的大量增加。
我国农民工的就业领域，大量集中于那些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密集的部门。其中，建筑业、商贸餐饮业、服务业和低技术要求的制造业工种，是农民工大量集中就业的地方。2002年底，我国商贸餐饮业就业的人员为4970万，农民工1997万，占就业总人数的40％。建筑业就业总人数3893万，农民工2959万，占就业总数的76％。制造业中的乡村劳动力4506万人，占全部制造业从业人数的54％。1993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稳中有降，1992年为34037万人，1993年以后一直是在32260—32911万之间徘徊，2002年降到31991万。（《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9月版；《2003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与此同时，从事工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从1990年的5443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9462万人，增长了73.84％。（同上）工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已经成为中国乡村劳动力就业增长和继续大量容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见下图）
1997-2002年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建筑业和餐饮中就业人数的增长
由于非典对社会就业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那些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密集的部门、行业，失业的威胁、不稳定就业和新增就业的下降，将首先涉及在这些部门、行业就业的农民工。非典期间，商业、餐饮、酒店出现停业和基本停业状况，理发、歌厅、洗浴、网吧等行业甚至完全关门。全国劳动力就业在这些行业中人数约5000万，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业务量也要下降40％，实际失业人数的减少约在1500—2000万人左右。按照农民工在这些行业中的比例计算，失业人数应在1000万左右。在这个时期，尽管政府明令规定不允许随意停发和减发工资，但在企业营业收入大量减少甚至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让所有的企业主都给打工者发放原有水平的工资，是很难做到的。实际情况是，在企业经营受到非典严重冲击的时候，一些相关企业放假轮休，社会服务业的放假人员比例高达20％-30％，商贸业中的一些大型零售企业裁减临时工，许多个体私营为主的小型零售业完全关闭。现在已有许多材料表明，在这里大量辞退和变相辞退的佣工，首当其冲的是长期聘用和短期聘用的民工。
在非典得到全面稳定控制之后，由于滞后性的作用，有些受到冲击的部门、行业可能很快恢复增长，例如商业、餐饮。有些部门、行业由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增长，恢复增长可能比较缓慢，例如航空、旅游、酒店等。还有些部门，例如理发、歌厅、洗浴、网吧等服务性行业，政府在非典之后要进行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其整体的营业增长可能更缓慢一些。由此，在这些大量使用民工的领域里，营业增长和就业增长恢复缓慢的情况，也将直接影响到民工就业增长的总体水平。
非典的出现使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受到明显影响，其扩散作用又会在今后一个时间里（半年到一年），对农村劳动力新增就业的增长带来更大压力。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人数约为1亿人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5亿。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后者的就业出路只能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中被大量吸纳，从不断扩大的进城务工人数总量规模中得到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否能够通过进城务工人数的有效扩大逐步减少，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城镇就业总量的增长，二是城镇新增就业总量中可以大量容纳农村劳动力部门的增长。今年全国的新增就业目标为8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根据现在国内外比较保守的预测分析，以非典影响中国经济增长1—1.5个百分点计算，全年新增就业将减少300—400万人，也就是说，原来预期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人数可能约有一半以上因为这场危机而丧失。在这种新增社会就业总量面临很大压力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新增就业的压力就会更大。再考虑到非典对不同部门、行业的就业影响，原来能够大量容纳农村劳动力的部门中，农民工就业增长就更加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