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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觅踪
在齐国恢宏的历史篇章中，闪射着科学技术的夺目光彩。齐国之所以能在春秋称霸、战国逞雄，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因素之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先秦时期，与其他诸侯国相比，齐国取得的若干科技成就曾达到领先的水平，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齐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笔者拟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是齐国科技发展的有利因素
太公封齐之始，面临的自然经济条件是地澙卤，少五谷，不宜耕种。然而，营丘滨海一带，有丰富的渔盐资源，这为发展渔盐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太公因地制宜，制定渔盐发展政策，很快收到了成效。
1、渔业发展
春秋时期，管仲任政于齐，继承太公的优良经济传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渔业生产的要求。在近海捕捞的基础上，远海捕捞发展起来，渔民深入到较远的海域中作业。因为远海捕捞量大，特别在渔汛季节，远非近海可比；另外海产也较近海丰富，这会使渔民更多获利。《管子·禁藏》记载：“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当时渔民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海中逗留数日不返，可知已能熟练地从事远海作业。
远海渔业的发展，又与造船技术密切关联。可以说，造船技术的提高，才使渔民深入较远的海域成为可能，而远海航行，对船只的实用性给予严格检验，反过来会推动造船技术的发展。这方面虽无直接的文献稽考，但也有间接的史料可证。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 说明齐国舟师比较强大，吴国不及，未入齐境就被挫败。由引可见齐的船舶制造水平和规模。齐国海上交通的开辟，远海捕捞的需要，无疑起到推动齐国造船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春秋末战国初，齐国的淡水养鱼业有飞跃性的发展。齐国内陆星布着众多的湖泊，纵横交错着如织的河道，这为齐国淡水养鱼业提供了良好条件。齐国淡水渔业的发展与范蠡来齐传播养鱼技术有很大关系。范蠡著《养鱼经》，书中记载了详细的淡水养殖技术资料。该《养鱼经》要求建立六亩地的大鱼池，鱼池中建立“九州”、“八谷”，造成类似于自然中的江湖环境，鱼池中有水的深浅层次，适应鲤鱼成鱼、幼鱼在不同季节的不同生活要求。书中还规定了雌雄鱼配种比例，放池时间等。由此可知，在范蠡的带动下，齐国从事淡水养鱼业者，也对野生鱼类的驯化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一整套淡水养鱼的生产技术。
先秦时期，齐国的渔业生产一直走在各诸侯国前边，渔业成为齐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可以说，海洋渔业与捕捞技术、船舶制造技术有关，淡水渔业与对野生鱼类驯化及相应的生产管理技术有关。
2、盐业发展
发展盐业也是齐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齐国大规模发展制盐业，技术的比重显然要增大。虽无直接史料可考，但对遗存文物的发展和分析可得到一些认识。在山东省北部近海的广大区域，许多县份内普遍地发现大量盔形陶器，器形大小不同，与中原地区多见的作炼铜工具的盔形陶器也不全同。就许多同坑出土的陶豆印文来看，盔形陶器是属于战国时期的。据认为，大型的盔形陶器绝对不是炼铜或炊饭用具，尤其是滨海县份，没有条件炼铜，倒是有条件远取海水煮盐。故它很可能就是煮盐工具（《山东省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
另外，战国时期冶铜、冶铁在齐国已相当普及，为了节柴、省时，用铜、铁作煮盐器，并较早地在制盐工艺上作出改进（如改煮为煎），这都是极有可能的。70年代初掖县朱由镇古盐场遗址出土有圆形铜盘，口径达1.22米，盘深0.17米，重101.5公斤。 据清嘉庆《掖县志》载“嘉庆初年，西由场官署灶房，旧有铜制盐锅三十余，今存其二。底平而色绿，口径四尺有奇，相传是管仲煮盐锅，疑即汉《食货志》所谓牢盆也。”路宿村西距海岸4.5公里，为古西由盐场的一部分， 所出铜盘在形制、色泽、口径尺寸诸方面都与志书所记相合。可见所谓“管仲煮盐锅”正是出土的这类铜盘。文物工作者鉴定铜盘为汉时器物（《山东半岛出土的几件古盐业用器》，《考古》1988年12期）。考虑到古时一种技术产生、发展一般都要历经较长时间，那么至迟在战国末期有相似此类铜盘的器物产生不是没有可能。“管仲煮盐锅”之说表明了某种技术的传承源流。《史记·齐太公世家·索隐》云管仲有煮盐法，很明显，有经验的总结，方法的指导，加上工艺的进步，才能大大提高盐的产量。
3、纺织业发展
齐地宜桑麻，有发展纺织业的优良条件。太公立国之初，便“劝其女工，极技巧”。春秋时期，纺织业已成为齐国的重要经济部门之一。从史书记载中，可知齐国生产的丝织品品种繁多、质地精美。如《战国策·齐策》说：“糅罗纨，曳绮縠”。“纨” 是细腻有光泽的素白丝织品，经过精练处理，光泽甚好，高级的纨称冰纨。“纨细密，坚如冰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绮”是以织文的变化，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縠”是平纹的熟丝织品，縠的表面有纱一样的方孔，并有细致均匀的鳞形绉纹。据分析，要产生绉纹的外观效果，经纬必须加强捻，而且捻向相反。织物形成后，纱线间保存一定的空隙，经过煮练加工，加捻的经、纬丝内部存在着应力，促使其退捻，从而引起收缩弯曲，使织物表面显示出绉纹（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4）。另据《管子·小匡》记载：“诸侯以缦帛鹿皮四介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进献的素绸，是未经练的生丝织品，而齐国回报的花锦，是以彩色丝线织成的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素绸当然不能和花锦相提并论，可见当时齐国的丝织技术是在一般诸侯国之上的。
建国以来齐地出土的丝织品和麻织品实物也为“齐冠带衣履天下”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反映了齐国高超的织作技术水平。如70年代初临淄郎家庄东周墓葬出土了不少丝织品和丝编物。其中的锦，标本为经二重组织，每平方厘米约经丝56×2根，纬丝32根， 是一件典型的两色织锦。它在织造工艺方面臻于成熟，是迄今出土文物所看到的我国最早织锦遗物之一。据分析，这种织物，从出土的公元前4—1世纪的同类遗物观察，它是由两组不同染色的经丝和一组纬丝重迭交织而成的。两组经丝各一根为一对，其一色作为表经，有三浮一沉的浮长线；另一色为里经，只有一个浮点，掩压在表经长浮线之下。起花时由提花装置控制，里经转到正面，表经同时转到背面，如此往复组成花纹。织成品的正反两面，花纹相同而颜色相反，一般以深地浅花为正面。通体织作小单位的小几何纹样，是为早期织锦的通式，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又流行六、七百年之久（《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 期）。齐国正是利用宜桑麻的优良条件，大力发展纺织技术，生产的丝织物行销很广，齐国纺织业在当时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先秦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自然环境还有着比较突出和重要的作用。齐国在渔业、盐业、纺织业方面的技术进步，与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是分不开的。
二、富国强兵，称霸争雄是齐国科技发展的动力因素
齐国绵延八百年历史中，有几个鼎盛阶段，如春秋桓管时期，战国威宣之世。这些阶段，君主有为，励精图治，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可以说，齐国有为君主为达富国强兵、称霸争雄之目的所采取的治国方略、手段，明显起到推动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
1、对国有资源和某些生产事业进行必要、合理地控制， 有利于科技进步。以冶铁为例，齐国有“官山海”禁榷政策，铁矿资源归属国有，国家严格控制。见《管子·地数》记载：“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苛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而就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齐国则方式灵活，采取国、民合营或承包民营的方式，三七分利，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然后政府运用轻重之术，操纵价格，亦可达专卖之目的。“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管子·轻重乙》）铁业经营，实获大利在国家，但合营或民营的作法有利于调动民间力量，发挥冶铁工匠的积极性，在经济利益的诱使下，有助于推动冶铁技术的进步。
2、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加速了科技进步。为满足大量的军品、 民品等需求，齐国官营手工业在春秋时期有迅速发展，进入战国以后，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按齐官书《考工记》记载，官府手工业的工种达三十个之多，“凡攻木之工七，改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殖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
、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慌；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殖之工：陶、旊。”这种明确的技术分工，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精湛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数量，特别是能满足军备之需。以制车为例，《考工记》制车内容中就反映出齐人已认识和总结了许多有关的科技知识，如《考工记·轮人》记载：“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故竑其辐广以为之弱”，提出了安装轮辐的经验公式，即“凿深＝辐广＝弱。书中阐明，如辐入毂太浅，则不牢固；如辐入毂太深，虽固而强度不足，容易折断。依上述公式则既固又强。这个公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梁的经验理论（王燮山：《〈考工记〉及其中的力学知识》，《物理通报》1959年5期）。
官营手工业对国家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由于官营手工业集中了众多的工匠，能生产出数量大、质量高、种类繁多的兵器、农具和日用生活品，从而也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3、称霸争雄，直接刺激兵器技术的发展。称霸争雄， 必须具备军事势力，为此，齐国非常重视兵器的发展与制造，强调坚甲利兵，实战效用。《管子·参患》说：“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伐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强调考评军队时，“必先论其器”。甚至认为，拥有一种先进武器，可使“天下无战心”；拥有两种先进武器，可让“天下无守城”；拥有三种先进武器，可致“天下无聚众”之兵。正是为达称霸争雄之目的，齐国极重视制造精良武器，重视兵器科学技术的研究。在《考工记》中，可看到对弓、箭、剑、戟等兵器制作都有细致的记述。如制弓，从选材、配料、制作、检验均定有严格的条件或标准。弓材分干、角、筋、胶、丝、漆六种，其选择条件：“相干，欲赤黑而阳声”；“相角，……欲青白而丰末”；“相胶，欲朱色而昔”；“相筋，欲小简而长，大结而泽”；“漆欲测”；“丝欲沈”。制弓有季节要求：“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具体加工工艺：“挢干欲孰于火而无赢，挢角欲孰于火而无燂，引筋欲尽而无伤其力，鬻胶欲孰而水火相得。”制弓中包含了材料力学，空气动力学等知识。《考工记》的兵器设计内容中还蕴含了最优化设计的思想。如“冶氏”节说：戈的“援”与“胡”之间的角度，太钝的话，战斗时不易啄人；太锐的话，实用时不易割断目标。戈的“内”太长的话，“援”容易折断；“内”太短的话，使用起来不够快捷；所以援应横出微斜向上。文中还规定了“内”、“胡”、“援”三者的长度应取一定的比例（闻人军：《考工记导读》）《考工记》中用最优化设计以追求最佳效果的例子还有很多，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
4、为富国富民所制订的人才奖励政策有利于科技进步。 为推动经济发展，富国富民，齐国明确提出奖励专能人才的政策。《管子·山权数》记载：“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奖励范围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医药、时令、蚕桑七个方面，奖金为黄金一斤或相当于黄金一斤的粮食八石。象这样全面而具体的奖励政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显然，它对齐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商品经济，贸易繁荣是齐国科技发展的激励因素
齐国冶铁的较早产生和迅速发展，使生产工具变革，劳动方式改变，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活跃、对外贸易的繁荣又成为激励齐国科技发展的因素。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铸印技术、实用数学和度量衡的进步。
1、铸币技术
桓管时期，齐币的铸造与流通已十分兴盛与广远，而田齐时期的刀币铸造业更见发达。齐国通行的主要是青铜刀币，齐刀币有六种不同的面文，其中以“齐法化”在刀币中最多，这是威宣时期的统一货币。齐刀币系以模范制作，大致经历了石范、砖范、铜范三个阶段。范中以铜范最著名。铜范约出现在威宣之世，它属于一种先进的叠铸技术，即用一件模具便可制作许多叠铸范片。齐都临淄故城曾出土两件齐刀币铜范，一件长20.5厘米，宽10.8厘米，另一件长20.5厘米，宽10.6厘米。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也曾著录过一件，形制基本相同。这些范盒均作长方形，四角略圆，盒的正面周围是边框，作为翻制泥范时的框架，盒的底部分列两枚阳文“齐法化”齐刀，一正一背。用这种铜范盒翻制的范片，每两件正好合成一付两面泥范，把多层泥范叠合组装在一起，用草秸泥加固，便成为成套的叠铸范。这种仅用一件模具即可制作所有叠铸范片的造型方法，工艺构造非常巧妙。四汉以至南北朝的叠铸范，凡是采用双面范，每范有两件或两件以上铸件的，几乎全部是采取这一型式，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叠铸技术的一大特色（华觉明：《中国古代的叠铸技术》，文物出版社，1986）。
必须指出，叠铸所用范盒要求范腔高度对称，范面平整光洁，以保证两个半片范腔正确配合，不致出现错位、跑火、多肉或少肉等缺陷，尤其使用金属范盒，需由模型和泥范翻铸，考虑到泥料干燥和金属凝固的多次收缩，而仍要保持一定尺寸精度和几何形状的准确，技术难度是相当大的（见华觉明文，同上）。
2、实用数学
齐国实用数学的发展与手工业生产有关，也与外贸有关。外贸在齐国发展很早，渔盐早有出口外销。桓管时期，渔盐更成为齐运销各国获利甚丰的大宗贸易。盐以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和数学产生密切联系。《管子》书中可看出，围绕着盐的数学内容十分丰富。如《海王》篇记载：“终日，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这里明确记载了三个带分数：
“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这里既是乘法运算，也有正比例概念。“各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齐国巧妙地利用盐的价格而于国内外获利。
齐国手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繁荣也推动了实用数学的普及。史载，齐桓公设庭燎召贤，“东野有鄙人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二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韩诗外传》）。可知，乘法口决“九九之术”在当时齐国已是不足为奇的常识，表明齐国实用运算方法的普及，这当于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发达有关。
3、度量衡
商品经济及征收赋税也促进了齐国度量衡的发展。据研究，春秋时期，齐国使用小尺系统，1齐尺约为19.7厘米（闻人军：《《考工记》齐尺考辩》，《考古》1983年第一期）。量制主要为四进制。《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釜到钟为十进制。
作为容积计量的一种标准量器“嘉量”，在《考工记》中有详细记载：“栗氏为量，量之以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可知，当时齐国已用合金铸成了标准量器。制作时铜锡反复煎炼，原料已比较精纯。标准量器的制作在国家的经济活动中重要的规范作用。
春秋末期，田氏为了收买人心，采用家量，《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陈氏（田氏）三量，皆登一，钟乃大矣”。田氏代齐后，齐国在量粟时已改用了百升为釜的制度，与量盐的釜取得一致。采用了十进位制，自此齐国量制与中原其他国家的量制趋于一致。齐战国时期的量器多有实物出土，著名者如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的三件铜量：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左关
。据实测，其容量依次为20,460毫升； 20,580毫升；2,070毫升。十等于一釜，升、、釜为十进位制。十进位量制的确立，使齐国与相邻其他国家的量制趋于一致，这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需要。
战国时期，齐国的衡制与中原其他国家趋于一致，衡的单位为两、斤、石等。由于使用量器简单方便，所以计算粟米轻重多少一般使用量器，只有计算黄金等贵重物品轻重时才用权衡。有的学者认为，姜齐每斤约合198.4克，田齐衡制与周、秦、晋，楚一样，每斤合今250克左右（引闻人军文，见上）。
四、兴建学宫，广研学术是齐国科技发展的促进因素
战国时田齐当权者在齐都稷门附近，亦即稷门之下，兴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学宫”，这便是稷下学宫。田齐政权以这所学宫为基地，招览天下贤士。齐国统治者给贤士以优厚的待遇，勉其著书立说，讲习议论。稷下学宫成为诸子荟萃的学术园地，也成为当时闻名列国的文化、学术中心。稷下学者们在优越的环境里广研学术，既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也探讨天文，历算、舆地、医药等自然科学问题，其结果，直接推动了齐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促进了齐国的科技发展。对于战国时代的学术大繁荣，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化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1、稷下的学术自由，争鸣辩难有利于提出自然科学问题， 有利于发展对自然科学问题的认识。
稷下学宫的一大特点就是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正是学术自由风气使稷下学者不受束缚，得以拓展思维空间，大胆提出问题、假设或疑难，从而产生创造性的成果。如邹衍基于齐国有海上交通之便，对外部世界较之中原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提出了世界地理的推论性假说——“大九州”说。邹衍认为，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这其中有九个州，也就是《禹贡》上说的“九州”。不过，这只是“小九州”。全世界类似中国这样地域广阔的大州共有九个，这叫“大九州”，每个大州都有小海（裨海）环绕着，人类和其他动物都不能自由地踏上别的大州。而在大九州之外，还有更大的海域（大瀛海）环绕着，因此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是用“以小推大”的方法得出“大九州”世界模式的。这种类推方法，虽非向壁杜撰，但在当时却是无法验证的大胆假设，稷下学术的宽松和自由能容纳这种学说，后世对邹衍“闳大不经”的言论却多不解和贬低。直到近代，西方的地理学说输入中国，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出洋考察学习，了解到世界之大，决非中央王国加上四海蛮夷所能包括得了的。于是抚今追惜，又找出沉寂了近2000年的邹衍“大九州”说，认识到其合理价值。（参见宋正海等：《中国古代海洋学史》，第84页）。在充分肯定邹衍“大九州”说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倍感学术自由对提出问题、探讨问题是何等的重要！
学术上的争鸣辩难，交流融合有利于深化和发展对自然科学问题的认识。在宇宙本原问题上，稷下诸子自引一端，申述其说，彼此辩难。“水地说”论道：“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又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管子·水地》）。“水地说”明确地把水看作是万物、诸生（生物）的本原，这和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勒斯“水为万物之母”的说法不谋而合，但时间上却早出泰勒斯约一个世纪。“气原说”则用物质性的“气”作为宇宙本原的解释：“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管子·内业》）。“气原说”有其进步意义，但是悬留一个问题：同样的精气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作用？荀子对这一学说进一步作了发展，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即在荀子看来，水火、植物、动物和人都是由气组成的，不过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荀子采取分层次加以规定的方法，以天地、万物（物）、气综合说明世界的物质性。
天地为什么不坠不陷？稷下学者也有不同说法。“水浮说”认为，“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管子·地数》）认为地是一个长方形的有限实体，它一半没入水中，一半露出水面，载水而浮，于是不陷。“运动说”则认为“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管子·侈靡》）。这是说由于天地都处在不停顿的运动中，就使得天不致崩塌。即把运动本身作为维系天地不坠不陷的直接原因。
以今天的科学眼光看，稷下学者对自然界的认识未免显得幼稚浅陋，但就当时能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借助经验、唯物地探讨问题来说，其认识对科学发展的促进是有重要意义的。
2、稷下学者著书立说，有利于对科技知识进行总结、 提高和传播。
稷下自由、安适的学术环境，优越的物质条件，使稷下学者可尽展才华，著书立说。就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录，稷下学者著述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表现的思想内容复杂而丰富。据考证，《管子》、《考工记》、《晏子春秋》都极可能产生于稷下。正是由于稷下学者们的著述，使得由齐国劳动者（当然不仅限于齐国）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得到总结和整理，使得先秦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被保留下来。兹择举几例述下。
土壤学知识。齐国较早地使用铁制农具，使得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土壤学知识很快积累起来。《管子·地员》篇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各方面的性质，并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和“下土”三大等级，每一等级又分为六类各五种，共计十八类九十种。如被列为“群土之长”的“粟土”，它“淖而不肕，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确是适于耕种的优良土壤。被列为“下土”之一的“殖土”是一种重黏土，充水才可解散，干后易裂，即所谓“甚泽以疏，离坼以
”，这种土壤是贫瘠的。《管子·地员》的记述反映了当时农业土壤知识的丰富和提高。
水利学知识。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过程中，齐人掌握了测量、选线、规划、施工等技术知识，增进了对水流规律的了解。《管子·度地》中，总结了齐人水利施工的经验，并对有关的水利学知识作了理论概括。如认识水流规律，“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文中对水流在行进中遇到阻碍时产生的一连串水文现象以及引起的破坏性水力现象都作了细致描述。文中还特别指出渠道工程位置的选择与建设的重要性，要“高其上，领瓴之”，就是要抬高上游水位，以便高屋建瓴地让水流进干渠。并指出“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提出在三里的距离内，底降落四十九寸，约相当于千分之一的坡降，以保证渠水流畅无阻的设计方案。这是齐人在长期的水利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总结。
青铜冶铸技术知识。我国的青铜冶铸在商末周初处于鼎盛时代。在冶铸实践中，冶铸工匠积累起丰富经验。稷下学者将工匠的技术经验加以归纳和理论化，终于形成了“金有六齐”这段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合金工艺著录。《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目前，随着古青铜器物不断发现，对“六齐”的研究还在深入进行。总的来看，当时能总结出这样基本正确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合金规则，确是难能可贵。
另外，《考工记·栗氏》中有对青铜冶铸火候的描述：“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段记述被冶金史学者认为是近世光测高温术的滥觞。
正是由于稷下学者著书立说，使得古代劳动者的许多技术经验被收录，并得到总结和整理，某些知识还实现了理论化。同时，由于稷下学者有条件收集资料、进行总结提高，也有条件进行传播，显然有利于推动齐国科技的发展。
以上是对齐国科学技术发展原因的初步探讨。总起来说，先秦时期的科学技术，其大多内容还属初级知识形态。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多数还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科技对国家、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导致国家兴盛衰亡常涉及其他重要因素，这是需要客观分析的。